若說「社會」是一種有機體，一種自然形成的聚合，
則「政治」便是一個系統，一部機器，一種人工造物。
表面上看起來，
「政治」既然是人工造物，
其適用範圍及影響，照理說應該會小於「社會」才是；
然而事實上卻完全相反：
儘管政治制度、憲政慣例、政治文化、政治認同，
這些無一不是後來“人工”而加諸於「社會」之上的造物；
但「政治」的領域，不僅涵蓋了整個「社會」，
並且「政治」甚至可以獨立於「社會」而單獨存在。
豈不見：
政權可以流亡海外，遠離人民；
政府決策可以單憑主政者的意志而定，無視社會現狀；
政治動員下的群眾，夫妻可以鬧翻，父子可以視彼此為讎寇；
其次，「政治」也經常影響「社會」。
根據一般人最直覺的想法，照理說應該是「社會」影響「政治」才是；
然而事實上卻完全相反：
「政治」經常決定了我們用以認知世事的尺標，
（例如：黑五類／紅小將、外省眷村子弟／本省三級貧戶）
並且經常形成我們判斷優劣的價值體系。
（例如：本土優先／中國豬、支那奴）
「社會」可能要花上數代人的時間才會逐漸形成的「階層」或「族群」，
「政治」上經常隨便一個決策，就創造（或摧毀）出新的階層／族群。
再說，正由於「政治」領域的影響力大，
隨便一個政治上的錯誤，就足以抵銷十個、百個社會運動的努力。
想想：毛澤東或希特勒掌權期間多者不過二十年，
但在政治上所造成的傷害，
很可能要整個社會用一百年，甚至兩百年的時間才有可能復原。
「政治」對於「社會」的影響，經常可見於政治權力更替之間；
但「社會」對於「政治」的影響，卻經常要花上數十、乃至數百年的演進。
「政治」影響「社會」，而反之不常。
除了前述兩點之外，
「政治」經常代替「社會」而發聲，
而「社會」的發聲，卻往往被視為是「政治」的發聲。
王建民投身大聯盟，是因為大聯盟提供球員美好的前(錢)途，
臺灣球壇既養不起、也未必有過栽培之勞，
何以王建民便成了「臺灣之光」？
林義傑跋涉極地與沙漠，是為了突破自己，
臺灣的教育既未強調刻苦與自勵，（不然怎麼會有教改？）
何以林義傑便成了「臺灣的驕傲」？
周俊勳九段名人奪得LG棋王寶座，固然是臺灣棋壇的苦勞，
但若不是當年他們家沒錢赴日發展，不然現在一定也入了日本籍；
更何況，周俊勳靠的是大陸高手栽培，臺灣又出了什麼力？
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而「社會運動」之所以不敵「政治運動」，
除了前述三點之外，更重要的因素，在於「運動」二字：
「運動」，意味著要促成某種「改變」，
則「運動」自身必然帶有濃厚的“人工”意味。
也因此，任何社會運動，都可以被簡化地說成是：
「某些人(半)有意識地以(半)人工的手段，企圖影響『社會』，並期待產生改變」。
這句陳述，無論是性別議題、環保議題、教改議題、醫療議題，統統都適用。
正由於社會運動本質上就帶有這種“人工”味，
因此，也往往只有當社會運動與政治運動作了某種結合，
社會運動才有某些可被觀察到的成果可言。
試想：
如果一種社會運動，不影響法案，不影響政府決策，
單單只從「社會」著手，而且堅持不超出「社會」的範圍，
那這種社會運動，最後的成效能有多大？
因此，任何的「運動」或「改革」，
如果完全不從「政治」領域下手，必然難有成效。
（當然，葛拉敏銀行微利貸款的主張，或許是一個反例。
葛拉敏銀行一直非常排斥公部門與官僚的介入，
以免傳統“主流”觀點扭曲了葛拉敏銀行實際運行的宗旨與精神。
然而，我們也必須承認一點：
葛拉敏銀行當年如果沒有得到國營銀行支援試辦，
今天很可能還走不出最初實驗據點的那個村落。
即便是葛拉敏，在實踐過程中，仍難免會借用到「政治」的力量。
可見若是完全自限於「政治」之外，社會運動能有多大成效，絕對是個大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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