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人文社會學科v.理工科」雜談(20171215)

人文社會學科從來也沒有「罔顧真實」的特權；而這些學科中、不管是教科書或是教學手冊，也沒有這樣教導過學生乃至於未來的教師。

臺灣有很多“宣稱是人文社會”的學生，其實真的沒有吸收到（甚至沒有接受過）那些人文社會學科所設定為核心信條的價值觀與倫理標準。之所以會有這種荒謬的事情發生，其實恰恰不是這些學科本身的問題（因為歐美的相同學科，以及包括史學在內的過去的人，其實都一直強調這些價值與倫理的重要性），而偏偏正好是臺灣的學界與知識界被所謂的理工人長期把持的結果。

這些是什麼理工人？其實就是李某哲、翁某惠這種人。

這種所謂的理工人真的信仰什麼邏輯或真理嗎？假的。「知識」只是她們用來換取自己地位與利益的工具及手段而已。

那，為什麼臺灣教養出來的這種理工人、居然沒有把邏輯、經驗主義或對學術知識的真理奉為核心信條呢？這又是因為這些人、在自己當年被教育成所謂的「理工人」之前、最初就已經沒有人文素養的緣故。

相比之下：她們這些人的歐美同行，有很多、在童年時代、就已經接受了很豐富的人文素養的薰陶。

所以，拿臺灣社會的現狀、去戰「人文社會學科 v. 理工科」這個議題，本身就是一種「對『知識史』無知」的結果。而何以“對這類議題熱衷發言”的人、居然會對「知識史」很無知呢？因為「 知識史」幾乎不是大部分所謂理工科人、在求學階段所曾經花力氣研讀過的東西；更遑論是科學方法論或科學哲學了。

「把朱某安之流的所謂公知、當作『人文社會學科』的樣板」這種事情，本身就是極端荒謬且無知的行為。但，在臺灣，不僅眾多的「朱某安」很荒謬，就連眾多的「朱某安批評者」也很荒謬。

何以故？因為一個“不僅沒有唾棄不齒、甚至反過來吹捧崇拜朱某安之流”的社會，本身就已經病入膏肓至極。因此，即便這樣的社會真的還存在著某種自以為是的所謂的微弱的良知，這種東西、無論在質或在量上都也已經接近到「不值一顧」的程度。

一個不曾認真學習過「科學方法論」或「科學哲學」的人，不管自我是否標籤為「理工人」，其實其所知都沒有什麼好值得說嘴的；因為她自以為所學過所知道的一切、其究竟到底有多少比例是值得參考的、這個問題本身就很值得討論。

臺灣很多所謂的理工人，其實在知識的世界中，跟所謂的國術推拿師或命理師沒什麼兩樣：她們自以為自己從先祖那邊繼承當了某套“知識”、而且她們也用一輩子的時間來使用這套“知識”混飯吃；但她們其實根本不具備真實意義上的「知識」，而其實只是背誦了一堆“天曉得有沒有道理”的祖傳秘笈與口訣而已。

差別只在於：過去那些口訣經常寫在半文半白的線裝書中，而今天這些口訣卻以統計軟體或燒瓶試管裝載著。如此而已。

這也是何以「臺灣很多所謂理工科的學者、一到了自己專業學科領域之外發言、就很容易被外人觀察到有各種及其荒腔走板與幼稚可笑言論」的原因；祖傳秘笈在自己老家、因為老鄉們大家都靠同一套秘笈混飯吃、所以在相互幫腔吹捧的氛圍中、營造出了「原來自己這套真的有用」的幻覺。但跑去別人的場子瞎鬧就會露餡了；因為別人家有別人家的幻覺，而不同作業系統的幻覺其實並不相容的緣故。

然後，這些人的徒子徒孫，現在不斷嘲笑所謂「人文社會學科學生」不懂科學。果真是「九十九步笑百步」

這就是臺灣。歡迎來到這個沒有希望也沒有未來的廢土鬼島。

JK羅琳古典系畢業與中文古文教育存廢雜談(20170828)

這篇是《哈利波特》系列小說作者羅琳去哈佛大學給畢業生的演講稿。

其實羅琳是Exeter大學古典系畢業的。她父母希望她學現代語文，所以她學過一點法文與德文，但她後來還是瞞著父母轉而專注於希臘文與拉丁文等古代經典上。

在這篇演講中，她提到了這點。她說她不會怪父母一直試圖指導她自己的人生選擇，但她相信：當人長大到一定年紀後，選擇權始終都在自己手上。

整體來說，她這篇演講只談了兩個重點：「從失敗中學習」與「維持想像力」的重要性。（這當然是很適合用於給畢業生的演講上）

但，如果沒有自己扎實的努力，則人根本不可能從失敗中學習到什麼；也不可能擁有實踐想像力的能力。

我個人從來都沒有喜歡過《哈利波特》。因為它始終是童書，永遠都有「把複雜的真實世界不斷簡化與平板化」的這種內在動機與需要。與此同時，我尤其不喜歡羅琳那種“其實只是繞彎模仿歐美古典”的敘事風格。

對我來說，奇幻文學固然大多都有參考古典文學或神話的成份，但關鍵在於如何用自己的想像力去創造出新的世界（或甚至宇宙觀）；然後才用這樣的背景、去創造人物，再用人物之間的關係去鋪陳出各種圍繞著「人性本質」（human nature）討論的主題。

在這點上，羅琳的作品不僅不算成功，它甚至很失敗。

但，她寫的到底是一個商業性質的童書，而不是一個試圖挑戰經典的文學作品。她終究只是羅琳，而不是托爾金。所以我也知道沒必要苛責或過度期待她。

只不過，羅琳的作品確實大量從歐美的古典文學中吸取了養分。所以羅琳從來都不是如一些愚蠢臺灣人所以為般地「不懂古典」。

很多人喜歡批評「文言文」或「古文教育」。她們以為，這種教育只會教一大堆今人不常會用到的字詞語彙，以及一些八股的思想。甚至有人認為：這種教育只是包裝過的「精英」思想作祟而已。

很巧，所有這類批評，其實都存在於歐美社會對於大學內的「古典系」的經常性質疑中。

但，一兩百年過去了，歐美大學的古典系、至今仍然是「大學」用以定位自己「有文化」的座標。

誠如眾知：美國的高中教育將各種課程用「選課」的方式進行。雖然學校有規定各種必修與必選的條件，但也確實給予學生一定程度的選擇空間。

於是乎，就有高中生會問「我該不該修拉丁文？」這種問題。

正如這個美國人自己的討論串中有人提到的：「學了拉丁文之後，英文會進步很多」。

學英文就知道：會的字彙越多，越能在「差不多字數」的條件下、表達出更細緻與更複雜的語意。

光是會用「同義詞」是不夠的；因為有很多英文字、雖然字義上可能差不多，但字源卻有差異；所以，懂得拉丁文字根的人，就能刻意在字根的變化上、在兩個同義字之間、作出微妙的區隔。

（沒走過GRE或GMAT地獄的人，就不太可能懂這個道理。）

英文如此，中文更是如此。中文常用字不過三千，但熟悉古文的人，卻有可能將中文字使用的字庫擴充到七千或一萬。

字音、破音、部首、成語、典故、對聯、藏頭文、回字文、...中文能在文章中玩花樣的東西多著。

倘若教育的目的是要提昇學生的思考能力，則語文的訓練是不可或缺的。因為語言與文字的使用能力，直接連結到思考能力。

那麼，又有怎樣的教育材料、會比古典文學更適合作為“還沒有多少生命經驗與生活體驗”的學生們、去擴大、增厚、深化、自己可用於思考的材料呢？

畢竟，每個年代都有很多很多的人從事書寫；但最後，真的只有極為少數的作品、能夠被不同年代的讀者們不約而同地選擇流傳與保存下來。所以，能夠通過「歷史」篩選的作品，本身一定具備了起碼的價值。

能被流傳並反覆閱讀的古文，本身一定承載著當時人的生命經驗與思想。更何況，它的表現形式還可能用上了高度細緻的文學變化。

所以，協助學生理解古文，甚至是用「古文能力」來認識古文（而非通過「今人改寫」或「白話翻譯」），都是強化下一代思考能力的必要工作。

反過來說，「在教育中排除古文」的這種想法，本身就很智障；因為它完全不在乎「提昇學生文字使用能力與思辨能力」這點。

然而，彷彿「想要讓今天的人理解這點」這件事情本身、都已經變成一個緣木求魚的妄想了。

有趣的是：今天倡議「削減或甚至廢除古文教育」的公知們中，頗有不少人整天吹噓自己「經常閱讀或引用古文」者。

她們的邏輯很簡單：既然她們本身就是經常閱讀或經常在文字中引用古文的人，則她們就擁有比旁人更多的評論「該不該廢除古文教育」此一議題的正當性。

然而，她們忘記了一點：倘若她們在幾十年前從來不曾受過「古文教育」的訓練與薰陶，則她們今天很可能根本沒有能力、也沒有意願在日常生活中閱讀古文；更遑論是在自己的寫作中引用古文。當然今天也就更沒有什麼可用以吹噓的優越的正當性。

正好比：我很少從這些人的文字中、看到她們使用或引用拉丁文、希臘文或阿拉伯文的情形；而造成此一「現象」的最可能原因，恰恰就是由於「拉丁文、希臘文、阿拉伯文從來都不是我們中學教育的制式教材」。

所以，她們用她們自己的生命，證明了「學習古文」的重要性；因為倘若她們不是當年有被學校強迫學習過古文，今天也沒有資格大放「我很懂古文喔！我很有資格主張廢除古文教育」之類的厥詞了。

當然，另一種也很合理的解釋是：其實她們只是單純的中二與自以為是，所以把「自己只略懂一點皮毛」放大想像成「自己有資格對此議題說三道四」的程度。這種可能性也是有的。

無論這些公知到底程度高低，總之，她們真的就是騎在「學過古文」的這匹馬上、來主張「馬匹無用」論。如此而已。

另一個「廢除古文教育」派經常主張的論點是：學習古文很花時間、而可預期的效益又不大，所以不務實。

這話當然也是蠢到不行。

姑且不論「由於中文古文與整個東亞世界的文化都有相通、所以了解中文古文、可以縮減學習日韓越等社會與文化的時間」這點。（這對於想去日韓越等地作生意的人而言，應該很務實吧？）

也姑且不論「由於漢傳佛教已經是佛教經典保存的最大宗、所以了解中文古文、可以縮減學習佛教經典的時間」這點。（這對於想認真學習佛學的學者與佛教徒而言，也應該很務實吧？）

這些人左一句「務實」、右一句「效益」，則到底她們期待學生把時間節省下來幹些什麼呢？學英文嗎？學數學嗎？學理則學嗎？或是學習體育鍛鍊？

倘若她們確實作過這類主張，則今天我們討論此議題的爭點，就不應該在於「學古文有沒有用」上，而應該在於「學古文有沒有比學英文數學理則學體操武術更有用」上。但她們大多不曾談論過這點。

所以，說到底，這些人表面上好像談的是「廢除古文教育」這個議題，但實際上其實想的是「廢除或減少學習」，或至少是「減少義務教育的學習份量」。

假設這些「學習」被從「義務教育」中排除了，則剩下的就必然是「不學習」或「改由私人營利的教育來學習」的結果。

回到羅琳。羅琳的父親是飛機工程師，母親是科研的技術人員，所以她從小家境不錯；不僅能讓她在中學就學法語與德語，也能讓她有空間去報考牛津大學（雖然她未獲得錄取），更能資助她在大學念了七年的古典系。

正如主張「廢除古文教育」者所想像的：在歐美，古典系也好，拉丁文或希臘文也好，其實幾乎都是「精英教育」的一部分。這些教育通常不直接通過一般的義務教育來提供給國民，但卻在各種貴族等級的寄宿學校或私立學校、以及昂貴的大學古典系中、提供給家世與智能都不差的少數國民。

但，正與那些主張「廢除古文教育」者所想像的相反：偏偏就是因為這種「古典教育去義務教育化」，才加深了歐美社會“本來就已經很嚴重”的「精英 v. 俗民」落差。

美國大多數高中都會把英文與一部分古典英文放在必修的核心課程中。但，其實只有好學區的公立學校、教會學校、私營的特許學校與昂貴的私立學校，才有能力開設包括希臘文、拉丁文或中文等外語作為選修課程。

在大都會區內貧民社區的中學裡，外語大多只有法語、德語與西班牙語；有些窮一點的學區，甚至只有開設一門西班牙語的外語選修課；有時候，過去曾在低年級修過法語或德語的學生、不得不在高年級去上線上課程來補進階的進度（因為學校沒有錢僱用相關外語的師資）。

由於美國地方稅制的關係，所以美國學區的好壞（以及學校的資源多寡）幾乎完全與當地的房價呈高度正相關。說得更直接點：美國很多住宅區之所以貴、就是貴在那個學區的價值上。

因此，美國一直都沒有在「義務教育」放太多比例的「古典教育」；而這種教育哲學或方針的直接結果，不是「沒人學習古典」，而是「窮人無法學習古典」。

由此可知：倘若我們把「中文古文教育」逐漸排除於「義務教育」之外，則最後的結果，有可能是我們的社會在思想能力上逐漸單薄脆弱（因為沒人學習古文）、但更可能是我們的精英與俗民之間的落差逐漸增大（因為只有有錢人才有餘裕學習古文）。

撇開我對《哈利波特》的不予偏好不談。羅琳的例子，說明了「古典教育」其實永遠會以某種方式、成為人在思想與文化上的珍貴資產；如果中學生不趁年輕的時候、在「義務教育」階段學習累積這種資產，則她們日後不是競爭力會變得相對低落、就是得額外花父母或自己的錢來補課。

或者更應該這樣說：如果今天中學生確實能好好在義務教育中學習了一點古文，則未來她們還有機會可以當公知、到處鼓吹「我們的中學應該廢除古文教育」這種論點來騙稿費討飯吃。

可見：古文教育還是很務實的。

黃少甫〈自學，教育的開源行動〉雜談(20161104)

這篇是臺灣覺醒知識分子、對「自學」二字的井蛙窺天見解。

說實話，撇開教育學者自己“想當然耳”的各種教育理論不談，「自學」終究不過是小資階級的幻想而已；會把「自學」跟「開放」、「開源」、「主動積極」等字眼扯在一起，更是台式知識分子望文生義的撒尿牛丸想像罷了。

想要作到理想的自學，家長至少得要有一位必須捨棄「全職就業」的選項；而在家庭照顧制度沒有很好的地球上的絕大多數地方來說，必須得作這種犧牲的，大多是女性。所以，這種自學，從一開始就已經把刻板的性別分工觀念灌輸給小孩。

其次，美國算是自學教育的大國，因為美國大約有200萬的中小學生選擇接受自學教育，大約佔學齡人口的20%。

但美國的學校教育很黨國、很威權、很不開放嗎？剛好相反：美國對於「興學」這種事情，幾乎採取了全世界最開放的態度。

首先，美國從北美殖民地時代開始、就因為「政府財政能力孱弱」而必須得由各地的社區與教會來提供教育資源。所以，美國從建國開始、就有非常強大的「民間興學」的傳統。

其次，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諸多與「言論自由」及「宗教自由」有關的判決中，幾乎絕大多數都與「學校」有關。

換句話說，美國的學校教育系統、一天到晚都在衝撞社會對於「言論自由」、「講學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國家對特定宗教的支持或打壓」等重要憲政理論的界線。

如果美國的各級學校、因為執行自己的日常業務、就會一天到晚得去逼著最高法院回頭檢視各種憲政法學原則，則「美國的學校教育到底有多開放」就可想而知了。

當然，與很多台式知青的想像相反：一個“開放”的學校教育、不等於「校園生活自由自在」。正好相反，美國絕大多數的私立學校、都對學生的學習內容、學習習慣、服裝儀容、甚至作息風格等，都有著相當嚴格的校規與規訓管理；而且，通常是資源越多的學校、管得越嚴格。

所以，美國學校教育的開放與多元，是以「鉅觀」、「集體」層次而表現的；在「微觀」或「個人」層次上，美國的學校教育一點也不寬鬆自由。

再來談台式知識分子每次教育議題都愛談到的「課綱」。

在美國，幾乎所有的公立學校的課綱都是由各個學區的理事會決定的；甚至，在幾個美國的大型都會區中、公立學校學區還會聯合起來組成「學區系統」、從而組成“比一般學區理事會更高階”的學區系統理事會。

因此，對於美國一般的公立學校而言，其課綱、教科書、教師甄選鑑別標準、到校園生活管理規範準則，幾乎無一不是由各種理事會所強制決定。

除此之外，各州教育管理當局通常還會針對學區、學校、校園生活等細節、另行頒布各種規範。除了州級的監管之外，郡與都會區的教育當局，甚至是“僅有十幾萬人口”的建制化市鎮，都有著自己對於教育業務的管理與補助等規定。

看到這邊，台式知識分子大概會慣性地以為「美國教育既然政府管得那麼多，則學生在學習上必然很被動，而且思想上必然很封閉」。

Well，「美國一般學生的思想到底封不封閉」是個比較難回答的問題，因為事實上美國一般學生的思想其實很封閉；但它基本上與「教育管理當局有著各種各樣的監管手段」無關，反而比較跟美國社會的保守派文化及宗教風氣有關。

不過，美國的學校教育從來都不會「不主動」；恰恰相反，美國的公立學校通常都很講究「主動學習」。在這點上，美國公立學校最典型的特徵之一，就是「美國校園基本上不分班」這點：美國的學生從初中開始，就得自己根據興趣去規劃課表並自己選課。

所以美國大部分的學校都沒有「幫學生分班」的這種概念：每個學生都是自己根據自選的課表、到指定的教室去上課。授課教師原則上把那間教室當作是自己的辦公室，然後迎接著一批又一批的學生走進走出。

此外，雖然美國大部分的學區都有統一的課綱，甚至還會幫學區內的學校集體採購教科書，但這不代表授課教師完全沒有教學彈性。恰恰相反，美國公立學校的第一線教師通常可以自己規劃上課進度與各種補充用的教材。

由於沒有「分班」的概念，所以也沒有「導師」這種東西。因此，每個教師對於學生的管控能力通常不強；學生不僅下課鈴響就可以馬上站起來走出教室，甚至還可以隨時針對教師的言論作投訴。

所以，基本上，美國的教師可以教她想教的內容，而學生則可以自己決定要學習什麼。這就形成了美國校園電影中常見的「學生從小就搶著舉手發言」與「學生從小學開始就很習慣自己擬報告主題、並自己上圖書館查資料」的光景。甚至，在很多小鎮或人口沒那麼密集的行政區中，學生還可以自己去說服教師或校長而主辦各種各樣的校外活動或公益活動。

偶爾，美國會有一些小學生因為自己在閱讀課外書籍的過程中、有了某些發想、於是主動發起善款或物資的跨州勸募活動，甚至是遊說當地議員的立法活動。之前美國也有小學教師為了教導學生「理財」的概念、而讓學生自己集資後集體開戶申購股票。

如果“經常有著這類事情發生”的美國校園、尚且不能該當台式知識份子對「開放教育」與「自主學習」的想像的話，則我都不知道她們還繼續談這類術語的意義在哪裡；因為她們所想像的那種「開放」、「自由」與「自主」、根本不可能存在於地球上的任何一個角落。

然而，這代表美國的學校教育很符合台式知識份子對「積極主動的自由學習」的想像嗎？剛好相反。偏偏就是「美國對教育最前線給予相當大的教學彈性」這點、才會使美國社會幾乎不約而同地呼喚著ETS這種“專門搞學力與知識能力標準化評量測驗”的權威機構的出現。

如果台式知識份子整天嫌棄臺灣今日的教育「太過封閉」或「太過黨國威權」的話，則美國“圍繞著ETS這類機構為中心”的教育文化就只能用「邪教洗腦」這種強度的字眼來形容了。

誠如眾知，ETS包辦了SAT、TOEFL、GRE、GMAT等大型標準化考試。除此之外，ETS還有針對理工科開有單科考試、針對商學院開有主要領域考試、針對法學院有LSAT考試。除了ETS之外，美國還有各種專業領域的公會或學會自己搞的各種入學學力考試與證照考試。

由於這些標準化考試的成績經常決定了學生未來的出路，所以大部分資源比較豐富的學校都會針對相關的標準化考試開補習課程。很多高端私立學校的正規課程與補習課程的時數加起來、幾乎沒有讓學生休閒玩樂的時間；而公立學校雖然不一定都有資源可以開補習課程，但學校的「辦學績效」卻也經常與「學生參加標準化考試的成績表現」綁在一起；不僅捐款人與贊助者可能會用「SAT及相關模擬考的平均得分」來當作「是否捐款」或「要捐多少錢」的判斷參考標準，甚至連教育當局及學區理事會也會用類似的參考指標、來考核學校的辦學績效與教師的教學績效。

恰恰與很多台式知識份子的想像相反：這類在美國公立學校中“針對標準化考試而開設”的課外補習課程，雖然對於學生的智育學力表現有著關鍵的影響，但它其實不是因為「提昇了學生的應考能力」，而是因為它「彌補了許多移民或有色人種家庭資源不足」的缺點。

已經有許多研究發現：同樣是就讀於公立學校，許多移民與有色人種家庭的小孩、平均的學力就是比較差。何以故？因為中產階級上層的家庭，即便是寒暑假、也會幫小孩安排各種各樣的學習活動或課外教育；而窮人、移民與有色人種的家庭，遇到寒暑假就得煩惱「如何讓得打兩份甚至三份工的家長請假在家顧小孩」的問題。這就是何以很多都會區的貧窮家庭、小孩多半都是在寒暑假或平常下課時間（美國學校大多四點就下課了）跑去社區跟大一點的孩子鬼混，甚至被吸收進入黑幫。

剛好與台式知識份子的想像相反：公立學校所開辦的補習教育，雖然宗旨是為了強化學生的標準化考試成績表現，但實際上反而幫許多家長解決了「資源不足」的問題。

試想：如果美國有這麼多家庭的家長、連寒暑假都沒辦法抽出人力專責看管，甚至還沒辦法每天去接送小孩上下學，則這些家庭如何有可能談「自學」呢？

所以，美國絕大多數選擇自學的家庭，都是中產階級。勞動階級、移民與底層有色人種的家庭，真的很少有讓孩子在家自學的。

所以，台式知識份子對「自學」的想像，不僅是一廂情願地美化而已，甚至反而是盲目抓著若干教育學者的著作與說帖、就開始望文生義地腦補起來。

然後，偏偏就有例如這篇作者的台式知識份子，把一堆根本不相關的詞藻“撒尿牛丸式”地（或者該說是“鳳梨蘋果原子筆”式地？）攪在一起。

「開源」是什麼？它指涉的是「開放原始碼」與「開放對軟體的自由使用」這兩點。但我看不出來這個詞與自學教育有何關聯。

何以我看不出來？因為即便是自學風氣如此興盛的美國，大多數家長也不是自己寫教科書或編講義；亞馬遜上有完整的「自學教科書」專區，至少有七千多種書；而且亞馬遜還會很好心地標記該教科書對應到的學力年級，以利家長規劃自學進度。

除此之外，由於美國在「自學」這個領域的圖書出版市場市場很大，所以很多機構或出版社、專門出版各種手冊、指南與小冊子。

這些大部分都是專業作家或全職教育者的作品，而非什麼“由自學家長自己編纂”的講義。

既然這些都是專業出版的著作，而且幾乎全部都受到美國出版業既有的智慧財產權的保障，則我真的看不出來「自學」與「開源」的關聯性在哪裡。

至於這篇作者最後面“近乎傳教”的想想流造夢幻想、就更不用提了。

我的意思是說：就算「自學」可能有著百般千般種好處，但如果「自學」的概念居然得靠這篇作者這種等級的知識分子、寫這篇文章來宣傳推廣，則我寧願讓我的小孩去念軍校──而且還是史達林統治下的紅軍軍校。

有這種台式知識份子存在的一天，臺灣不要說「自學」不容易成功了，我看就連「正規教育」也很難有什麼生機。

但事實就是：這種等級的台式知識份子充斥著臺灣社會，而且以家長與師長的身份持續毒害著我們的下一代。

所以臺灣是沒救的──至少不可能在“還有公知與學者鼓吹這種推廣「自學」文”的可預見未來內有救。

臺灣高教勞動者只有死路雜談(20141231)

有學友談到臺灣高教產業對於勞動者而言的處境很惡劣。

臺灣高教勞動者的惡劣環境，一部分固然來自於少子化，但更大部分來自於高教服務的去市場化。去市場化，使得高教商品的價格失去彈性，連帶使得勞動者的薪資水平也失去彈性。

最重要的是：由於沒有市場機制可以讓買賣雙方能真正針對「勞動品質」去找到一個資訊發現的平台，所以幾乎所有用以評鑑勞動品質的機制，都是由高教裡頭的大老們的主觀好惡，包裝成表面上的客觀規則，然後強加於一代又一代的新進人員頭上。

在這種假科學主義的背後，其實是學閥黑幫大老們濃厚的尋租動機。而在我以為，饒是市場機制萬般邪惡，其實邪惡不過這些扈從主義。

市場機制的殘酷，還可能帶給社會一些高價值（或至少是滿足社會需求）的高教商品（研究、教學或服務）；但學閥黑幫不僅殘酷，更會扼殺整個社會在知識與優質高教商品的可能性。

臺灣高教界目前還僅存的優質研究者、教育者、興學者，幾乎都是“不斷燃燒自己、好在「政治干預」與「學閥黑幫」兩面夾殺下求生存”的異域孤軍。

這些孤軍不是沒有戰果。但無奈「點」連不成線，更不成「面」。這些零星的人一旦自己戰死，又或是凋零了，那個戰線領域就淪陷失守了。

少子化的威脅當然很嚴重，但那只是催化劑而已。真正優質的研究者、教育者、興學者，並不會因此就被打倒或放棄的。

但政治干預與學閥尋租不僅會打倒優質的高教從業者，更會同化、馴化新進的高教從業者；最終使得整個高教不再有未來。

沒有未來的高教，面對少子化，其實就連「大開門戶迎接全球市場競爭」這條“也許會有些許後遺症”的解方都沒有可能。

少子化的危機不會消失，它才剛開始而已。這個危機，至少要伴隨三成的臺灣高教機構倒閉或關門，才算過了頂點。

臺灣從2001-2010年，幼稚園入學人口少了35%，而大學錄取率早就超過八成，所以隨便亂算起來，三成的倒閉率，應該不至於太誇張；畢竟，不是每間學校的財務狀況都很穩定的。只要現金流不足，母集團估算不再有合理獲利空間，就有可能放手讓學校倒閉，而不必非等到學校真的完全經營不下去。

當然，關掉三成高教機構，不等於真有三成的高教勞動者失業。但即便把非志願退休的人數算進去，粗估起來，少掉一到兩成的缺，是合理的推想。

威權或極權國家在轉型化的過程中，經常充斥著大量的官倒尋租現象。東歐如此，俄羅斯如此，就連走資最徹底的大陸也是如此。

臺灣的高教界，學閥黑幫的大老們打著各種假科學的招牌，再利用政治關係形成交叉火網掩護尋租，使得這一切根本幾乎無解。

許多年輕高教勞動者明明是這種惡劣結構的受害者，但卻不斷以「求生存」為理由，迎合甚至主動協助學閥黑幫大老炮製出各種魚肉同儕的假科學剝削機制，更或自知或不自知地參與政治獵巫或充當政治打手。這更使得臺灣的高教失去由新血自清扭轉結構的可能。

臺灣的高教剩下什麼？等死而已。

不甘心又怎地？面對一家老小，能不低頭嗎？面對「順昌逆亡」的威脅，能不自我馴化嗎？看著同行或前輩荒腔走板、踐踏專業而自甘為政治打手的舉措，能冒著自身安危的不顯而當出頭鳥地去發聲檢討或質疑嗎？

如果都作不到，那還有什麼立場反駁「臺灣高教只能等死」這個結論？

是的，我們不該失去希望。但我真的沒天真鄉愿到以為我們可以不抵抗、不除賊、不必花力氣撥亂反正，然後就能等到一切好轉。

從太陽花期間許多高教從業者的表現來看，我不相信臺灣高教還有生路。

這不是悲觀，而只是不盲目而已。

以宗教理由堅持在家自學的Romeike案雜談(20140405)

這篇經濟學人的文章談到了一個「公民不服從」的好例子：Romeike案。

Romeike是個德裔小鎮，家長們為了堅持自己的宗教觀，於是拒絕讓子女去任何公私立學校就學，而是把子女留在家中自學。

德國法律為了保障兒童的受教權，禁止家長根據自己的宗教觀而阻止兒童到正式的教育機構就學。德國法律可以因此反覆對家長罰款、監禁，甚至剝奪監護權。

面對如此德國法律，Romeike的家長們最後選擇用非法移民的方式把子女帶往美國。不料，她們最後被美國這邊的移民官員發現，決定加以遣返。而Romeike的家長則是訴諸「宗教自由」與「公民不服從」等理由，要求美國法院應該中止移民局的遣返行動。

這個案子最後幾乎鬧到最高法院，但最高法院不願受理所以駁回。於是Romeike只得接受被遣返回德國的命運。

不過事件發展最後急轉直下：國土安全部最後以人道理由，決定發給這些家庭「無期限的難民簽證」，終於使這些家庭得以留在美國。

這整個案子有三個可以討論的點：

1.德國法院顯然不認為宗教理由或公民不服從等理由可以凌駕於憲政體制的法律之上。

2.美國法院顯然也不認為宗教理由或公民不服從等理由可以凌駕於憲政體制的法律之上。

3.美國最後屈服於政治力，用行政手段解決了Romeike問題。但這不是毫無來由的：美國國內有將近3%的兒童是接受在家自學的方案。除此之外，美國從建國以來，就一直飽受民間宗教團體與教會不斷針對「教育」議題而攻擊國家，因此長期而言，國家其實經常放手給民間宗教團體主導教育事務，而聯邦政府在遇到與宗教相關的教育議題時，也會比較小心謹慎一點，而是盡量把球丟給各州去處理（所以才會有那麼多案例是教會與親教會的民間團體用盡各種辦法，甚至包括直接影響州政府教育政策，來企圖阻止學校教導演化論）。

「公民不服從」從來都不是當代民主憲政所認為得以逾越憲法的理由。德國沒有，加拿大沒有，美國也沒有。

用以支持公民不服從主張的價值或信念到底合不合理？這點，要由憲政體制內部的機制來作判斷。

抗議者可以寫書，可以集會遊行，可以出馬參選，可以出錢遊說議會；這是走行政與立法途徑。

抗議者更可以以身試法，通過違法行為，讓自己有機會在法庭上進行申辯，然後看法官或陪審團是否認同這類主張；這是走司法途徑。

當然，公民不服從也可以直接佔領國會，然後逼著總統道歉，要求行政院長下台，而且還拒絕接受法官審判；這是走全球唯一的臺灣途徑。

在這點上，臺灣果然創造了世界第一，更是世界唯一。真是可喜可賀。

葉丙成〈別逼孩子吃喉糖！-- 台灣「學期太長！」、「學分太多！」〉雜談(20140316)

葉丙成的〈別逼孩子吃喉糖！-- 台灣「學期太長！」、「學分太多！」〉一文

認為：臺灣大學法要求的修課學期週數太長，要求的畢業學分太多，因此扼殺了學生自主學習的自由空間與彈性，所以主張應該修法。

我認為這個議題有三個點值得討論：一是「教育部是否管太多？」二是「大學教育到底是一種薰陶？還是一種訓練？」三是「何為自主學習？」

到底應該採用二學期制？三學期制？四學期制（學季制）？這或許可以由各個大學自己來決定。但一旦交給各大學決定，則必然面臨「學分承認」的問題。

美國學季制的課程，其實課程壓縮得非常緊。開學沒多久就期中考，期中考完沒多久就期末考。一整個學期上課的次數少了，指定教材的份量自然就得減輕；否則學生與老師等於就得加倍用於準備上課的時間與精力。

雖然說，學季制的學期，一整個學期的總授課時數，與學期制相差不多；但學季制的一週上課次數比較多，也就等於是教師與學生投注於「上課」的時間與精力被切割得比較零碎。試想：如果路上開車，每個路口都得等一次紅綠燈，我們車速能夠開多快？

就我所知，學季制的最主要的代表者是加州大學系統，而加州大學系統其實最近十幾年來一直都在檢討學季制的設計；有些八零年代才成立的新分校，則乾脆放棄學季制，而改回學期制。理由不外乎教與學的時間太短（品質不足）與行政成本過高（學校得承擔較多次的固定行政成本）。最重要的是：學季制造成自校學生（轉學生或畢業生）進入她校時的學分轉軌認證困擾。

所以到最後，整個社會一定會面對「到底學季制的學分，在品質上，等不等於學期制的學分？」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如果也交給各大學自己通過合組聯盟、相互承認的方式來處理的話，則一般家長與企業主必然會面臨「到底大學畢業生的品質夠不夠？」與「到底大學學歷的招牌值不值？」的問題。到最後，在我國民情來看，這個問題最終還是得由教育部出來管理。所以在這個議題上，我國很難真正放手給大學自己去決定。

至於第二個「大學教育到底是一種薰陶？還是一種訓練？」的問題，我想歐陸乃至英倫大學，與美式大學有著完全不同的教育哲學。把高等教育視為是一種「訓練」，這完全是從職業導向的思維出發：大學教育作為一種學科專業，所以理論上是任何中等程度的人，都能夠經過一定水平的訓練之後，擁有某種足以讓社會各界信服的「專業」。當然，這種「專業」必然是可以讓畢業生離開校園後找到足以餬口養家的一份「事業」。

所以，美式的大學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專業」學院或科系（醫學、法律、社工、護理、諮商、刑事鑑定、觀光休旅博奕經營等）。這些科系雖然名為大學，但實際上從師資、教材到方法論，多是由民間自主的專業團體或公會進行管理與認證。

而這種教育哲學尤其重視教育的「時數」；因為存在於這種教育哲學的背後的「訓練」思維，假定了「任何人都可以通過訓練而達到相同的知識品質」這點，所以只重視一個人是否累積了足夠的教育「時數」。

這種訓練主義不是沒有好處。事實上，它提供了一種相對而言公允的關於人才的評判基準：只要能夠監督好教育過程中每個「時數」的品質，則我們就可以快速且大量地複製出前一代人所普遍認可的新一代知識中堅。

只不過，這種訓練主義難免就把學生看成是教育工廠流水線上的半成品，學生必須適應進整個教育生產線（尤其是在方法論與問題意識上），不然學生就得被踢出這個龐大的專業訓練流程之外，而自己去想辦法求生餬口。

所以，訓練主義儘管可以快速且大量地複製出人才，但它複製出的人才永遠都長得很像（因為那些outliner們早就在過程中被踢出去了）。所以一旦原本整個社群所視為「常」的知識遇上外部環境的大變革時，整代人所賴以為生的「訓練」就派不上用場了。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美國存在著多元且高度自主的大學。大學可以各憑需要地結合不同學科設置新的學程，甚至設置新的學位。當全美各個大學都有著多少與別人不同的重點與堅持時，人才間的多樣性可以確保整代的集體知識不至於毀於一旦。更別說美國可以從全世界吸納人才，所以可以在各種「專業」的本位主義中，添加些許碰撞與火花。

美國高等教育之所以可以一邊堅持專業性，一邊又強調多元性，這是因為美國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國家，而且聯邦政府從立國以來一直都很孱弱（直到二戰之前）。各州地理與文化上的差異，加上民間不同宗教法人各自興辦不同的大學，加上後來州政府主導的公立大學與具有公共性質的私立大學，以及戰後由聯邦政府主導的各種高等教育研究經費補助，結合來自全球的龐大人才庫，才終於造就了美式大學教育的璀璨地位。

但美式高等教育的成功是可以複製的嗎？說實話，誰也不能真正知道。但由於戰後美國國力的強大，以及美式價值的全球傳播，終於使得美式教育哲學逐步滲透進各個國家。

相比之下，歐系重視人文薰陶的教育哲學，雖然可能培養出較多的天才或鬼才，但也同樣可能培養出較多的訓練不足者。導師制與高度自由的彈性課程制，或許給了自主學習意願高的學生很多空間，但也確實無法順利淘汰掉南郭濫竽。

說實話，我認為歐系的高等教育，背後需要有豐厚的人文社會作為基礎。倘若整個社會本身就不是一個好學、向上、自動自發的環境，給予學生偌大的自由學習空間，給予教師偌大的主觀評斷空間，其實未必能得出好的教育成果。

坦白說，我個人其實應該比較適合（而我個人也一向醉心於）歐陸系的教育文化。但憑良心說，我不認為臺灣絕大多數學生真的適合歐系教育風格。講得難聽一點，如果連美式那種講究訓練的教育方式，臺灣學生照樣蹺課打混還能順利拿到學位，改走歐陸風則臺灣只會死得更慘。

「自主學習」是個很值得追求的精神。這點我完全同意。但我真的不認為隨隨便便誰都能管理好自己。「自主」與「自治」不能與「自由」劃上等號，不是擁有自由就必然就懂得自主與自治的。

美式自由主義雖然強調「自由」，但那幾乎都是針對「國家」而發言；換句話說，自由主義通常是用「自由」來要求國家退後，好讓民間的各種公民結社團體來自我管理。

必須注意的是：這邊強調的「自我管理」的主體，不是「個人」，而是公民團體等法人，是教會與各種職業公會。事實上，美式的教育哲學，並不完全鼓勵個人自己去自由思考，而更強調由各種社群自己發展出一套意識形態，並半強迫式地灌輸給自己人的子弟。「自由」是用來對抗國家的，不是給個人用來對抗教會社群的。這點必須要認知清楚。

把美式自由主義談的自由，理解成是個人主義，這百分之百是個一點也不美麗的錯誤。美國境內，多的是想要跟教育當局爭奪教科書主導權（尤其是諸如演化論這種會去挑戰她們神學信仰的內容）的宗教團體，多的是想要自己制定專業養成與執業倫理的職業公會組織。

對於這些團體而言，教育與學習的進度與內容，不應該由學生個人決定，而應該由她們這些團體來決定；一旦她們制定出了方針之後，不願意配合的學生只有選擇離開另謀出路的自由，如此而已。所謂的「自由」，是用來對抗國家的，不用用來對抗這些民間團體的。

相比之下，「學期是否太長？」或「畢業學分是否太多？」這種問題其實根本只是支微末節而已。真正的問題還是：我們到底期待怎樣的「自主學習」？

倘若我們期待的是學生能自由發揮好學求知的精神，然後自己去找答案，甚至去找問題，而學校與教師都只是提供工具與經驗分享而已；則或許現行大學法設計的學期週數不僅不算長，甚至還太短了。畢竟，很多歐陸學生為了探索自我，甚至會自我放逐式地自由進行背包旅行長達半年、一年。倘若學生要思索足以影響其一生的種種「大」問題，則要求全神貫注半年一年的時間，顯然不算過份。

但倘若我們期待的是由專業團體來把關訓練的品質，則無論是由大學自己、專業公會團體，甚至是考選部或教育部來主導，則結果都是一樣的：被我們認為有責任與有權威資格制定規則者，終究會制定出某種關於學期長短與畢業學分多寡的遊戲規則。這些遊戲規則代表的，終究是目前居於主流的意見想法與觀點，而且終究不是學生的觀點。

所以，在這種思維背後，如果要檢討學期長短或畢業學分多寡，談的重點就絕對不是什麼「學生的自主學習空間」，而是教育作為一種訓練的「品質良窳」與「成本效益」等問題。

前面談了三個問題點，其實每個問題點都很大。所以我不敢說我絕對都有答案。但我知道一點：一個社會的高等教育制度，不可能不去思考並回應這些問題點。所以，我認為，在反思「我國大學法設計的學期是否太長？」或「畢業學分是否太多？」等問題前，也許應該先反思到底我們的家長與社會以為的「高等教育」到底是什麼。

如果到最後，高等教育終究只是一種制定職業專業的資源分配體制，則無論我們怎麼設計，總是有人適應有人不適應，也總是有人受惠有人受損，所以拿那些在此遊戲規則中失勢的人來說嘴當批判，好像沒有太大意義。

我個人一向認為，教育的目的在於陶冶人的思維方式與薰養人的作息習慣。所以沒有任何一種教育，是可以完全放任學生自主的；也沒有任何一種教育，可以避開紀律規訓等手段的；更沒有任何一種教育，是可以豁免灌輸既定價值的。

而我承認：一個社會如果把教育資源大量集中在單一面向上，則教育的成本效益比自然最漂亮，也最能在短時間內訓練出大量可用的人力資源。（正如同許多亞洲國家培養出一批又一批可為歐美大公司所用的高素質數理人才一般）

但我仍然必須提醒：一個社會所面對的環境，其實經常是在變動的。今天我們以為「必要」的人力資源，明天可能變得完全雞肋無用了。反之亦然。所以，或許比較良性的教育方針，是寧願浪費一點效率，浪費一點專業主導，去交換一點多樣性與多元性，好增加整體社會在未來外部結構環境劇烈變革時的最大生存可能。

但至於這種交換的比率應該設定在哪裡？一個社會究竟應該為了人力資源的多樣性而犧牲多少教育的效率？這些問題我真的沒辦法有簡單的答案。但我想，這種問題本來就不應該有簡單的答案；會去期待有簡單標準答案的我們，才是一開始就應該被再教育的那方。

教育，向來承擔著「承先」（傳遞既存知識與價值）與「啟後」（開創全新可能性）的兩種功能。對於一個良性的社會而言，這兩種功能是不該也不可能偏廢的；所以終究都只存在「比重為何？」的問題。

有鑑於不同時代的社會，對於這個「比重為何？」的問題可能會有不同的答案，所以很可能，其實就連這個問題本身，也應該被放在一個動態的理路與脈絡中去不斷地思考與再思考。

如果一個社會存在著這種不斷思考與再思考的習慣，則無論「高等教育的主導者是國家、教會或公會團體？」，也無論「授課學期有多長？」、「畢業學分有多少？」、「授課有沒有固定教科書？」、「訓練有沒有既成的方法論？」，只要社會確實存在著不斷反思並且鼓勵反思種種既定體制的文化與風氣，則縱使該社會未必真的能找到答案，但至少不太會一失足而千古恨。我是這樣相信的。

教學評鑑與標準化評量雜談(20140215)

臺灣高教界喜歡抄美國的制度。教學評鑑即是一例。然而，正如其它臺灣畫虎不成的例子一般，臺灣人抄東西，老是只抄一半。

在教學評鑑的這個例子上，臺灣幾乎各個大學都把教學評鑑當作用以鑑別授課教師表現績效的標準。就算不是只看教學評鑑，多少也會把教學評鑑視為有一定比例的參考性。

然而，臺灣的教學評鑑從來都沒有真正落實問卷題目的標準化。不同學門乃至於不同科目，學生對課程的需求，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對教師表現良窳的判斷標準，其實都有不同；所以幾乎不可能拿文學院評鑑教師的問卷，去測量實驗課學生對教師的表現評價。反之亦然
。

另一個沒有標準化的地方在於：儘管教育部對於各大學有所謂共同科目的要求，但在授課內容上幾乎沒有共通標準可言。同樣是大一普通物理學，有的教師選擇一學期交很多份報告，有的教師選擇只交一次期末報告；有的教師重視學生的上課討論表現，有的教師強調學生的考試成績。凡此種種，在在都說明了標準化測量工具沒有適合的環境，得到的資料只是垃圾。沒有別的。

如果真要迷信標準化測驗工具，至少得在授課型態，甚至是授課大綱上先完成標準化；並且把這些統一標準化後的課程匯在一起弄成母群，然後才評鑑個別教師的授課表現。

比方說，妻子授課的大學某系，總共有七八個校區。同一門必修課，所有校區統統使用同一個課程代碼，而所有校區授課教師所使用的課程大綱，也都必須統一先由跨校區共同的系級委員會鑑定過，檢查教材、課程進度安排、授課形式等是否符合此一必修課的基本要求。

最重要的是：這一門必修課，學期結束都會使用同一份教學評鑑的問卷，然後所有校區的問卷會統一收集起來建成資料組並進行統計分析。通過這種跨校區的比較，個別課堂上的學生意見固然有好有壞，但對比不同校區，甚至不同學期的統計結果之後，很容易就能判斷一個授課教師到底有沒有盡到最起碼的表現。

如果真要拿教學評鑑這種標準化問卷作為決定教師去留的工具，何以教育部不主導全國國立大學統一使用一致的課綱與評鑑問卷呢？

理由無它：因為我們的高教界關注的，到底不是教師的授課是否達到水平，而只是想要找一個貌似科學客觀的工具來達成分配資源的目標。再說，若是教育部有權力主導國立大學共通的課綱，則有心人自然會希望趁此偷渡自己的意識形態或學閥偏見，再不然也會拿「政治掛帥」這點當藉口來抗議自己分配到的資源不夠多。

美國的大學開張是為了賺錢，所以自然關心學生對於教育品質是否滿意。臺灣的大學開張是為了卡政府預算，所以只要官員、議員與選民滿意就好了；如此當然誰都不在乎這個標準化評鑑工具是否真的有信度或效度。

不改變國立大學「凡事仰賴由政治人物與選民好惡決定資源多寡」的根本生態，就不可能真正提昇我們高教水平。但高教決策既然把持在教育部手上，教育部又怎麼可能沒事自廢武功呢？所以這永遠是個沒有辦法化解的死結。

也罷。或許等到臺灣高教界開始吹起大學倒閉風後，教育部終於會放手退居幕後；屆時，或許就會有些為了提供優質教育來賺錢的大學，會認真思考關於教學評鑑這回事。但到底會不會這麼順利呢？實在只有天曉得了。

博雅教育雜談(20120702)

博雅教育的理想喊了很多年了，但一直沒有辦法真正落實。問題可能出在兩個方面上：

1.我國的教育政策有問題（又或者是我國的民主政治無法容忍能真正推廣博雅教育的教育部長？）；

2.博雅教育根本不是我國傳統，且不合乎我國民情；因此推動博雅教育只是盲目追求西方價值，其結果只是緣木求魚。

必須說明的是：我本人並不是文化相對主義者，我也不是很贊成動不動就用「東方／西方」的二元邏輯來看事情。

然而，我確實不認為，世界上只有一種絕對標準的價值觀＝西方中心的標準（在當代則以科學主義為主要特徵）。

前述方面1.的可能性當然很大，我想這也是絕大多數我國鼓吹博雅教育的學者所認為的病因所在。

但前述方面2.的可能性大不大呢？我認為也很大。

我國自從漢代獨尊儒術、唐代行科舉取仕以來，讀書人雖說讀的是聖賢書、學習聖人之道，但圖的終究還是國家給的俸祿，以及高於平民的地位。

一千多年來，我國的讀書人，念書都是為了前途著想，怎麼可能因為一票接受西方思想影響的學者的主張，馬上就欣然改投入“非前途導向”的「博雅教育」的懷抱中？

更何況，科學主義當道的今天，大學教育，甚至碩士、博士教育，都還是為了學生的生涯與職業訓練在鋪路。這點，即便在歐美也是如此。

博雅教育的學科，多半都是一些沒有產業支撐的領域。雖然歐美的博雅學科並沒有那麼直接朝職業訓練的方向在走，但名校的博雅學科，幾乎都是為了名門世家的子弟用以“陶冶性情”（混兄弟會搞人脈）與“增加思想深度”（修一些看起來很深的課，好認識一些氣質好的美眉）而提供教育服務。

這些名門子弟在接受完博雅教育後，思想深度與氣質到底提升多少，不得而知；但名門之間的社會資本倒是累積了不少。

倘若博雅教育的目的，只是為了提供一個可讓學生累積社會資本的場域，那不如直接開辦鄉村俱樂部還快一點。


說到底，博雅教育的目的，原意是要讓人能夠變得視野更豐富、思想更深刻。然而，這種教育目標，與西方（美式）科學主義越來越強調的「專業訓練」路線相牴觸。

左手搞博雅通識教育（講究思考廣度與深度），右手卻搞專才訓練教育（講究標準化的知識生產流程）。說得好聽點，是要讓兩者互補其短處；但實際上呢？原本作為知識菁英殿堂的大學，變成平庸之流為了得到學歷與證照的專業養成所。這種博雅教育，怎麼可能會達成其原有目標？

只要科學主義與專業主義的路線不改，博雅教育的目標就永遠不可能達成。但話說回來，博雅教育這個名詞之所以變得這麼重要，引起這麼多西化學者為文論述，不就是因為社會很欠缺它嗎？

於是乎，真正研究博雅知識的人，會越來越變得沒有飯吃；但研究「怎樣搞好博雅教育」的人，卻可以因此變成一方領域的專家。這倒也不可說不是奇觀。


說實話，我不是反對科學教育，也不是反對專業技能的訓練。但我反對把這兩者從「手段」拉抬變成「目的」。

但問題是：科學主義與專業主義，已經是當代不可逆的潮流，而且有無數個專家、學者靠著這塊招牌提供一畝混飯吃的田地；但憑我這隻不入流的烏鴉亂喊幾聲，又怎能螳臂擋車呢？

關於「國立大學教授退休轉私校領雙薪現象」雜談(20101005)

雖然我也不喜歡「國立大學教授退休後轉去私校任教領雙薪」的現象，
但退休金本來就是他們幾十年來自己提撥＋雇主提撥的錢，
屬於他們應享的利益，實在不應該由政府這個雇主來罵人。

試想：
如果這些退休教授，不是去私校任教，而是去開店做生意，
那到底違反了什麼法規？侵犯了誰的利益呢？

即便現在的多數百姓認為這種現象不可接受，
但也不能立刻就拿這些退休教授開刀，
因為這樣的作法，有違反「信賴保護」原則。

當初政府設計的退休制度，並沒有限制退休公務員去開展事業第二春的條款，
現在若臨時加入這種限制，是違反了退休公務員長年來對政府行政的信任。

政府行政若無法讓人信任，其損失比節省下來的這些人事經費要大得多。

再者，「禁止退休後轉任私校教授」的作法，沒有任何道理可言。
一個人要如何規劃他的退休生活，這是個人自由的範圍；
豈有「政府提撥退休金，就可以任意干預個人規劃自由」的道理？

就連中共也沒這麼幹。
（北韓搞不好會這麼幹.............但臺灣要跟北韓比嗎？）

「由雇主提撥退休金」的設計，
是希望能保證勞工的退休生活，藉此能減少勞工任職時的不安全感。

某種程度而言，這也是雇主吸引優秀勞工的福利手段。

現在因為不景氣，所以大家看公務員可以爽爽退休，心裡很吃味；
但是在臺灣景氣超好的那些年代，
很多人寧願去上市公司當工友，也不願意去考公務員呢。

所以，若要討論公部門的退休制度，最好能把時間軸拉長地看問題。

再另外，「終身俸」看起來似乎很爽，
但這是政府不得不為的手段；

因為，如果大家退休時都選擇一次領足退休金，
則退輔支出很快就會把政府的財政壓垮了。

現在有些縣市政府，連正常在職的公務員月薪，都快發不出來了，
哪裡還有能力支付每年退休人員一次性的退休金呢？

發給終身俸，是政府用時間換取空間的手段。
但這裡的前提是：政府必須讓公務員信任。

假設大家覺得這個政府五年後就會破產，
誰會選擇領終身俸？（看得到，吃不到！！）
都會選擇一次領現金比較務實！（cash is king！！）

正因為公務員退休的問題，不可能「今天改，明天就適用全體，甚至溯及既往」，
所以，去計較區區「若干國立大學退休教授，轉任私校兩雙薪」的問題，
是很沒有太大意義的！！

因為，倘若現在政府真的針對這些人制定了限制措施，
馬上就會有違憲與違反行政法原則的爭議；

所以很可能半年後，政府還是得乖乖地取消或廢除這些限制措施，
甚至還得賠償相關退休人員的損失。
（核四停建，就是一個政府違法施政的例子）

此外，一旦政府施政，無法取信於人民，
以後就不會有多少優秀人才，願意進入國立大學任教了。
難道政府寧願所有的國立大學，都變成社區大學嗎？
（雖說現狀其實已經有這種趨勢了....）

再說，就算政府真制定了類似限制措施，
也不見得能省得了多少錢。

因為這些退休轉任的學者，去私校任教的時間不可能太長。最多三五年罷了。
就算真把這些人這三五年的月退俸扣除不發，
所能節省的經費，了不起三四億（假設影響所及的人數約三百人）。

三四億看起來很多，但其實很多縣市蓋蚊子館、
遊民文化中心、鴿子國際機場的費用，
就是這筆經費的數百倍之多。

無良政客＋無腦選民，可以合法地浪費數百億經費，
然後現在居然要來計較國立大學退休教師的幾億經費，
這個道理，我實在不能理解。

如果政府真的那麼介意這三四億的支出，
那為甚麼不直接取消對私校的補助就好了？

畢竟政府對於退休公務員有給退休金的義務，
但卻沒有義務要撥款補助私立大學啊！！

喔....這樣也不成！
因為教育部就是靠左手給私校補助款，來交換右手對私校學費的限制；
倘若教育部不給補助了，教育部就沒辦法干預私校學費啦！！

但話說回來，教育部到底為甚麼要去干預私校學費呢？

說到底，還是「高教受教權」這個假議題作祟啊！！


想要去剝奪這些退休教授利益的主張，
在我看來，多少都有點倒果為因：

真正的關鍵，是政府自認偉大又全能，什麼都要管，
才會一邊禁止私校自訂學費，另一邊再來用政府預算補助私校。

在臺灣，私校根本沒有什麼辦校的自主空間。
一切構想，都得先經過教育部這個太上老闆的同意。

既然如此，那就由教育部買回所有的私校，
變成共產國家的高等教育就好啦？何必搞那麼麻煩？

哈佛、MIT，這些學校多少都有向國家科學研究院等單位要補助；
但這些學校絕對不會容許政府部門來干預學校運作。

憑甚麼？憑的就是這些學校有自己的財源。

無論是募款、捐款還是學費，
這些都是私校拿自己的品牌，在高教市場上換來的。

學校辦得好，自然學生絡繹不絕，
也自然能教出收入高、捐款意願高的畢業生；
富豪要捐款，也比較願意捐錢給名校。

教育部每每舉著「維護受教權」的大旗，恣意干預私校經營，
除了把臺灣的私校，都搞成二等的國立大學外，還真沒有別的結果。

臺灣的高等教育，奉行共產主義多年，
居然還沒垮台，也不可不謂是個奇蹟啊！

潘震澤〈從大學入學指考放榜談起〉雜談(20090819)

「把國立大學都改名台大」，這招並不新鮮，
因為很多年前就已經有人想到過了。

何以這個“玩笑”無法成真？
因為改革的成本太大，而且成效難料。

另外的一種解決方案，潘文也提到了，
就是「台大法人化、私校化」。

但這個方案的改革成本同樣也很大，
而且誰都擔不起“賤賣國產”這個罪名。
所以也就不了了之。

台大，作為臺灣最耀眼的大學，
一直都是很多家長盲目迷信的神主牌。

自從張振聲事件後，
張父積極從事「去台大化」的運動，至今已有多年。

有類似想法的學者，並不在少數。
然而，台大的龍頭地位，始終屹立不搖。

之所以積弊難改，最主要的理由有二：

一是教育部高教司本身的問題，
二是台大師生、校友的抵制問題。

台大自身的師生，好不容易進了這個窄門，
當然不希望自己身上的光環褪色。

台大人會有這種反應，實屬人之常情，不難理解。
但問題還是存在著，而且一年拖過一年，始終沒有改變的跡象。

我個人倒是設想了一個改革成本很小的解套方案，
在此提出，供大家參考參考，也隨時歡迎指教。

我的想法是：

與其去動台大學校的組織或位階，
不如讓台大的地位直接攤開給考生及家長檢驗。

怎麼檢驗？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台大退出大學聯招，改成獨立招生；

或者，台大不退出聯招，但不參與統一分發作業，
而是讓考生獨立憑學測成績自行申請。

無論是獨立招生，或是獨立申請，
台大的放榜日期，都必須設定在其它大學確定分發日之後。

也就是說：
「台大」跟「其它大學」，考生只能二選一，不能兼顧。

這種作法的好處是：
那些只想選台大，寧願放棄清交成等校好科系的家長，
這下就得面對「不進台大就落榜」的抉擇。

因此，我相信會有很多家長與考生，
會很務實地乖乖去念其它不錯的學校與科系。

反言之，倘若台大真那麼優秀，
則我相信一定還是會有很多最優秀的學生，
寧願冒著落榜的風險，也非台大不可。

因此，到頭來，台大退出聯招（或獨立申請）的作法，
只會提昇台大的學生素質！

因為那些只貪圖名校光環的考生，
多半不願意作此犧牲。

這種作法，只需要台大片面提出即可，
或是由教育部高教司提出規劃即可。

既不需要動到台大的編制、預算與組織，
也不需要動到其它學校。

這個改革方案，成本小，效果大。
而且也為了「國內大學擺脫教育部掌控」打下初步的基礎，
真可謂一舉數得啊！

然而，萬一台大人其實並沒有那麼優秀，
那這個方案就破功了！

因為只要退出聯招（或獨立申請），
台大就無法靠光環吸引優秀學生，
於是台大自此淪落成為中字輩大學。

哎呀！
那麼提出此方案的我，
豈不成了八十台大的千古罪人？

慚愧！慚愧！

郭位〈台大為什麼排名落後？〉雜談(20090626)

郭院士的文章，正好呼應了我幾個月前在一次會議上的見聞。
當時會議中有諸如金耀基院士與楊國樞院士等學界前輩在場，
而幾位前輩也諸多發言批評臺灣荒謬的「CI化傾向」與「迷信排名」等問題。

就我所知，
目前國內學界，幾乎不分領域，都有相當高比例的學者，
認為今天國科會與教育部所主導的各種「“勵”學政策」，
其實不僅沒有效果，反而會有反效果。

更有不少中研院院士，直接批評這些遊戲規則的無理與荒謬。

有趣的是：
發言批評者，多半都是已經不需要靠這套規則爭取升等的學者。

大部分我認識的年輕學者，雖然也對此苦不堪言，
但幾乎都只能認命地承認現實、咬牙忍耐。

看來，臺灣學界病得不輕。
然而，到底問題出在哪裡呢？

在我以為，臺灣教育問題最重要的元兇，
恰恰就是主管教育的教育部，以及主管科研的國科會。

這或許不是郭院士文中所指「政治干預」的原意，
但它確實是一種政治干預──政府無所不管、卻又無力去管。

妻子現在身處政府部門裡頭服務，
可以說是第一線直接目擊了政府部門運作的實況。

很多人經常以為：
政府部門的問題，主要是「低效率的行政」，
而「低效率的行政」，元兇是「推諉敷衍的公務員心態」；

嗯....這種說法固然不能說錯，但其實也不能說對。
爛的公務員固然不少，但比例上而言，其實那絕對不能算高。

近年來，政府赤字嚴重，因此幾乎大部分的機關單位都已經大量縮編。
工作人員減少了，但業務量反而增加了，
於是乎，第一線的公務員，幾乎都得常態性的加班。
我有時候晚間八九點去接妻子下班，卻見辦公大樓裡仍然燈火通明。

所以，「行政低效率」的問題，顯然已經不是「公務員不努力」了。
那麼，問題出在哪裡？

我想，關鍵還是在於我國「整個政府的角色定位與功能構想」。

「一個政府的存在，應該扮演何種角色？應該發揮哪些功能？」
這個問題，我想就連政治系的學生，可能都不常思考過。

然而，這樣的問題，恰恰就是一切政治問題的起點。

「到底臺灣需要怎樣的一個政府？需要政府發揮哪些功能？」
追問這個問題，遠比「高喊臺獨建國」，要來得更急迫且更要緊。

但現實是：獨派對此一問題，幾乎漠不關心；
事實上，臺灣幾乎沒有什麼人對此問題有所關心。

回到高等教育與科研的問題。

今天，臺灣學界八成（甚至九成）的科研經費來自國科會與教育部。
因此，這兩個部會──上至部長，下至科員──的意志與想法，
幾乎決定了整個臺灣學界的走向。

但根本的問題是：
教育部與國科會，究竟是否應該扮演如此吃重的角色？

理論上，政府部門如此主導科研，
就難免使得政治上的意識形態影響學界走向。

但臺灣的狀況，遠比這種情形更糟。

也許出自於「虛偽的中立」，又也許出自於「思想上的虛無」，
無論是部長、局處首長、科員，
又或是學門召集人、顧問、評鑑委員等，
幾乎都不敢提出或捍衛某一「理念」及「立場」，
而只是不斷設計出各種“看似客觀、公正”辦法、標準與規則，
但實際上只是用來箝制、排擠學敵與異己罷了。

除了「拼世界排名」與「拼CI點數」等荒謬的口號外，
臺灣的高等教育與科研，從來就沒有什麼明確的方向。

充其量，整個高教學界，
只不過是“煩惱著如何爭取預算，並把預算消化掉”的共犯結構罷了。

我承認，這很悲觀。
但實情如此，叫人如何樂觀起來？

學界不是沒有想要力圖改變、力求振作的學者。
但這些個別學者，窮其一生努力，終究沒能改變些什麼。

中國大陸的學界，雖然現在也正在走臺灣失敗的「CI化、點數化」老路，
但大陸畢竟人才多，加上學校方面敢砸重資禮遇一流人才，
大陸學界的未來，不一定就如臺灣如此悲觀。

曾經是全球華人學術重心的臺灣，
未來，似乎已註定只能被邊陲化，甚至泡沫化了。

生為臺灣人，既睹此情此景，能不悲夫？

朱敬一〈高中「社區化」，必先「在地化」〉雜談(20071217)

朱院士對破除明星高中迷思的觀點很清楚，
也確實是一般論的正解；
然而，高中社區化真的就能破除明星高中的迷思嗎？

在資源稀缺的前提下，社會上永遠都存在著明星高中（大學）。
有問題的不是「存在明星高中」，而是「只要明星高中」。

在十二年國教的前提下，高中社區化是必然的結果。

然而，臺灣的中學教育目前存在著兩個最直接的問題：

1.臺灣目前尚未實施十二年國教，
　也未必已完成實施十二年國教的基礎；

2.臺灣目前的中學教育嚴重歧視技職體系的學校與學生；

在此條件之下，尚不論是否真能落實高中社區化，
即便高中真能社區化，其結果還不是家長拼命找路子遷戶口到明星學區？

聯考的問題，在於制式、單一解、中央壟斷式的「考題－解答」模式，
而非在於其“一翻兩瞪眼”式的「高度競爭」。

競爭，存在於任何資源稀缺的環境。
既然人類社會不可能徹底消滅「競爭」這回事，
那麼教導學子們“正確”認識「競爭」，才是上策。

越早正視「競爭」，便越早開始思考出路與去留等問題，
自然也就越早觀照、反省自己的性向與能力。

因此，正確的教育政策，不在於消弭「競爭」（辦不到！），
更不在於張大布幕掩飾「競爭」裝沒看見；

而是應該利用「競爭」的事實，引導學子反思自身能力與性向，
進而協助學子以自己的方式確認自己在社會的位置。

幾乎人人都想進常春藤名校，
但不是每個人都會花大筆的報名費去買個失望。

何以故？因為人在「作」之前得先「想」！
若自己評量實力（能力、家世與運氣）遠不如人，
當然沒有必要白花時間與金錢。

難道沒有進入常春藤名校的人，從此就跌落地獄嗎？
當然不是！
沒能從常春藤名校畢業，並不代表什麼天大的事，
舞照跳，馬照跑，日子照樣過下去。

何以大家在面對常春藤名校時，能夠平常心地接受自己的“失敗”，
但沒上建中、北一女，沒考進臺大，人生馬上就從彩色變黑白？

此中最重要的關鍵在於：
進明星高中（大學），是人努力就有可能達成的。

尤其在教改致力於教材庸俗化後的今天，這點更是明顯。

如果連鄰居的阿貓阿狗都能考進台大，
那沒念台大的我，不就變成了豬頭三？

過去大學錄取率只有一成時，
絕大多數沒念大學的人，會自動去尋找生命的其它出路；

但當大學錄取率變成九成時，
沒念大學，就啥也不是。

當教改把大學窄門放大到公民廣場那麼寬時，
「考進大學」已經不再是目標，「考進好大學」才是。

於是原本會去尋找其它出路的人，
現在被迫努力去念自己不見得適合、而且原本也不需要的高等教育。

其結果，不是大家的知識水平往上提昇，
而是把大學的平均水平往下拉齊。

這還不打緊，更要命的是一半以上的大學生四年後照樣失業。

教改想打倒明星高中，用的藥方卻是廉價的庸俗主義。
其結果，比起高競爭的聯考還慘。

由此可知，問題從來都不是出在什麼「明星高中迷思」。

在我以為，要解決「迷思」的唯一方法，
反而是強化「入學篩選工具」的評量水平。

無論是聯考還是基測，
唯有當「真正擁有實（潛）力者才能勝出」時，
才會讓絕大多數不適合、也不需要接受高等教育者覺醒，
並且盡早通過觀照自我的性向與能力，來規劃自己人生“真實”的出路。

再者，若是整個社會能將投注於那些水準不及格大學的資源抽回，
改投入發展社會真正需要的技職教育，
則社會才能有穩定且足夠的勞動水平；

任何高等教育，都必須靠其它非高等教育者的勞動成果來支撐。
如果後者空洞化，前者也必然無法穩固。

當「沒念過大學」再也不足以為恥時，
明星高中（大學）的迷思自然就會逐漸淡薄。

學術成就CI化只會刺激學者多作炒短線的研究(20071207)

國外念哲學或純理論領域的大師，
很多人作學問一輩子就是那兩三本書，
十年蹲一本，寫完後二十年內大家都還在讀那本。

那種大師，若是活在今天臺灣的學界，
早就因為沒有每年達到足夠的論文生產量而被鬥走了。

學術成就CI化，使得年輕學者每天都得為了論文(點)數而奮鬥，
自然就沒辦法把時間與精力投資在一些需要久磨的主題上。

就我所知，現在大部分還算有熱忱的老師，
多半都指望自己等拿到正教授以後，再來談學術自由....

如果要批評年輕學者短視，
不如批評以國科會為首的「學術成就CI化」風氣。

評鑑一個學者的學術成就，固然要看其著作或成果，
但難道不能開放給相同領域或學門裡的同行作評鑑嗎？

一個學者有沒有足夠資格可以升等，
為甚麼非要看論文篇（點）數的年產量不可？
為甚麼不是比照論文審查一樣，由同領域的專家來評斷？

如果今天把審查的權力，開放給數十個國內同領域的學者來投票決定，
難道通過審查的學者，其學術貢獻就一定會比較差嗎？

其實學界學門越走越專，
同行哪個學者學術水準如何，圈內人其實都心照不宣。

學術成就CI化，只是便利那些迷信統計數字的官僚玩耍權力遊戲罷了。

大考改良雜談_2(20070707)

既然有大考，就必然會有出題單位。

（由於高中大考與大學大考有本質上的差異，
加上十二年國教已是可預見的既定政策，
所以在此僅就大學大考而談。）

在我國傳統的作法上，往往是成立一個(準)法人的機構，
雖然裡頭的運作主角其實根本上還是官僚，
但卻可以把所有的責任統統推到這個機構身上。

然而，在我的構想裡，
固然類似大考中心之類的機構一定會存在，
但其角色與任務可以單純化，不再是最高性的權威單位。

在理想的狀態下，這個大考中心應該是由入學單位所主管，
而非是由教育部（或委託一些不見得有實權的學者）主管；

這個大考單位，基本上只是一個舉行考試的行政機構，
最重要的出題作業，完全仰賴考題資料庫；
而資料庫的建立與維護，則完全靠大考的招生委員會管理。

可能的話，大學大考應按學(科)系分為「大考類組」，
其組成或許以學院為單位，甚至是以學(科)系為單位；
例如：外語類組、中(臺)文史哲類組、
理學類組、工學類組、農學暨生命科學類組、
醫學、公衛暨護理類組、商學暨管理學類組等。

「大考類組」可以依需求加考「大專預科」，
由參與聯招的各學(科)系專任教師聯合擇題。

除了「大專預科」之外的，就是「普通學科」。
「普通學科」依照高中分科，由全國各科專任教師聯合擇題。

「普通學科」基本上考的範圍不超出高中教科書，
而「大專預科」則不限制範圍，完全由各學(科)系專任教師決定。

「普通學科」分為：
國文、英文、數學、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生物等八個科目；

「大專預科」則以此八科作變化，
例如：「工科數學」、「醫科生物」、「外語英文」等；
可取代原有的「普通學科」，並加重計分。

「普通學科」主要測驗考生在高中所學的程度，
「大專預科」主要測驗考生對於相關學術領域的自學能力。

簡言之：
「普通學科」以教科書範圍為限，適合死讀書的乖乖牌；
「大專預科」以學術的基礎知識為主，適合對專門領域有興趣者。

無論是「普通學科」或「大專預科」何者，
一律均採分科報名，考生可自行決定選考哪些科目。

基本上，由於「大專預科」的若干科目，可直接取代「普通學科」，
因此考生若是自學能力強，不一定非要考「普通學科」；

反之，若考生是只會死讀書的乖乖牌，
也可以努力拼「普通學科」，而不考「大專預科」。

命題是大考最關鍵的部份。
傳統擇題，非得搞個命題委員會、搭個闈場，
弄得所有人都緊張兮兮的不可。

在我的想法裡，大考擇題完全依賴題庫。
除了目前既有的題庫之外，
也讓線上的專任教師，每次大考便上傳若干新題目；

如此一來，考題資料庫不僅龐大，
而且也能呼應不同時代的不同問題意識。

誠如前述，「普通學科」由高中專任教師聯合擇題，
「大專預科」則大專學(科)系的專任教師聯合擇題。

全國屬於大專預科性質（普通科或綜合高中）的高中職約有三百所，
專任教師共約有二萬二千名左右。

假設高中專任教師出題的重複率、錯誤率達八成，
（因為是固定範圍，所以重複率會比較高）
若一人新創十題，每次大考便至少可新增四萬題。

全國大專院校約有四千六百個科系，
專任教師共約有四萬八千名左右。

假設大專院校專任教師出題的重複率、錯誤率達五成，
（因為不限定範圍，所以重複率會比較低）
若一人新創五題，每次大考便至少可新增八萬題。

每次大考新出的題目，或多或少都會與既有題庫有所重複；
然而，即便是用最高的重複率去計算，
不管是「普通學科」或「大專預科」，
其資料庫每次大考至少仍可新增一至二萬題。

當資料庫裡頭的題目數以十萬、百萬計時，
一張試卷五百題，根本不算什麼。

此外，由於大考完全靠題庫擇題，
透過自然人憑證與網路登入，
便可將命題、擇題的作業分散至所有教師身上。

若將高中三年的教科書統分為一百個課程單元，
高中專任教師每人可新創單元不重複的十題，
並可在既有題庫中選擇單元不重複的四十題；

假設重複率為九成，則線上教師仍至少會挑選出十萬題；
另外再從線上教師所未挑選的部份，亂數取出十萬題。

如此一來，該次大考可從此二十萬題中，
若根據線上教師們擇題的頻次高低，
且考量減少與歷年考題重複，
最後再加上多次的亂數變因，
便可依每課程單元至少二題，至多八題的比例，
（多寡可依課程單元的重要程度而定）
挑選出一張五百題的試卷。

其中，該年度教師們擇題的頻次越高，
表示線上教師們認為這些題目的重要度越高，
則這些題目所屬的課程單元，出題比重就越重；

然而，為了避免每年出題過份雷同，
因此也要考慮歷年頻次的因素，
或許可設定單一題目五次大考只能重複一次，
又或許可參考統計學理另作安排。

這種擇題方式，可以確保一百個課程單元都會出到題目，
單一考題重複率低，每次大考都有線上教師新出的考題，
可以說是兼顧成本與效益的最佳安排。

以現在的資訊管理能力而言，管理成本並不會太高；
多設十幾台鏡射主機，加上定時資料相互比對備份，
並使用高位元的加碼技術，安全性可說無虞。

至於「大學預科」的部份，比照處理即可。

大考改良雜談_1(20070706)

在此先不就整個升學的制度進行討論，
而單就「考試」的形式而談。

除非臺灣採取全面的申請（甄試）制，
不然，任何的升學設計，都不可能迴避「考試」。

無論是美國、中國大陸或是日本，
其實均存在著與我國傳統「聯考」類似的大考。

之所以如此，理由無它，
因為「一次性大考」是最能兼顧公平、品質與成本三者考量的作法。

既然各國研究高教的入學方案，終究難避免使用大考的作法，
其實我國的校改根本也不用避諱使用大考。

眾所周知，傳統聯考最大的問題，在於「考試領導教學」。
因此對於聯考制度下的學生而言，
讀書的目的在於通過聯考，聯考不考就不念。

另一個傳統聯考的問題，在於「填鴨式教學」。
由於為求減少爭議，聯考往往採標準答案的計分方式；
也正緣於此，學生為了得到高分，個個努力不懈地背誦標準答案。

因為在教育的過程中，缺乏訓練學生收集資料、思考與找出解答的能力。
一旦遇到沒有標準答案的試題（事件、處境），往往便失能或不知所措。

嚴格來說，整個教改的目標，
與其說是要「廢除聯考」，
不如更精準地說是要「破除以通過聯考為唯一價值的學習風氣」。

然而，教改弄出了那麼多的新辦法，
改來改去卻始終沒有什麼成效；
因為只要存在著大考（指考），必然會有「考試領導教學」的情形。

破除「考試」與「教學」間的那種緊密關係，
最常見的辦法，就是讓考題與教科書完全脫勾，
甚至完全讓教科書完全消失。

但在我國行政的經驗裡，如此作法所帶來的後果，
必然強烈地質疑大考的公平性。

若學生及家中對大考的公平性不再信任，
它便喪失用以妥善分配教育資源的功能，
這就讓大考失去了存在的意義與價值。

但問題真那麼無解嗎？其實不然。
另一個解決之道，就是讓大考的考題無法預測。

當大考考題完全無法預測，學生就無法只念「考試會考的部份」。
其結果必然就是破除「考試領導教學」、「背標準答案導致填鴨」的情形。

然而，如果考題完全超出教科書（無論幾綱幾本）的範圍，
則學生與家長不僅會覺得無所適從，
甚至還會對於「大考考題是否能真正測驗出學生程度」失去信心。
這也會讓大考失去其存在意義與價值。

那麼究竟該怎麼辦才好呢？
其實，只要採取折衷的精神，
一個低成本的解決之道便呼之欲出了！

要想考題不超出教科書範圍，
但又能讓大考不至於指導學生學習的方針，
最好的解決方式，就是「題數極大化的標準考題」方針。

這個方針包含了兩個主張：1.考題標準化；2.題數極大化。

所謂「考題標準化」，
就是讓考題緊扣著教科書的內容，
既不難，也不易，而且都有標準答案。

活潑或死板都無所謂，
只要考題完全出自教科書的內容，
學生與家長便有所依循，不至於完全茫然失措。

此外，一旦所有考題都有標準答案，
自然在給分標準上不容易發生爭議，
對於舉行大考的單位而言，不必要的成本降低，
舉行全國性的大考，變得相當容易且順暢，
因此要舉行兩次，甚至是多次大考都是可能的；

甚至，可以將大考分科拆開，
完全轉化為「能力檢定」的形式。

這些都符合國內教改所希望達成的目標。

所謂「題數極大化」，
就是讓前述這種標準考題的題數極大化。

在「考題標準化」的方針下，
大考考題，除了國英文作文之外，應該都只剩下選擇題一種形式。

既然出題單位再出選擇題時，必然會建立題庫，
為何不乾脆通過「題數極大化」，完全活化題庫的功能呢？

假設：
每科考五百題，
一題得 0.5 分，答錯倒扣 0.25 分，
滿分為一百分，作答時間為五十分鐘。

在此大考模式下，正常的人類不太可能於指定時間內完全作答完畢。
因此，考生必須在十六秒內答對一題，
才有可能得到九十分以上的成績。

如此一來，考生想得高分，不能靠考前猜題或死背答案，
而必須要知道自己到底懂哪些，
同時要有能力判斷出此題是否為自己能力所及。

既然出題範圍都在教科書，而且只在教科書，
因此，拿高分的唯一方式，就是熟讀教科書；
而且還要知道自己哪些範圍熟，哪些範圍弱。

當然，考前反覆練習題庫，或許也可以加快作答速度。
但若對於出題範圍不熟，考前練題庫也無法拿高分。
若私人題庫都能拿高分，表示出題範圍的教科書都已經讀熟了；
既然書都讀熟了，那大考拿高分，又有何罪？

此外，大考為維持公平性，如何防弊一向是個必要的考量。
而「題數極大化」正是能徹底解決作弊的解決辦法。

由於大考是利用題庫出題，
因此，其實大可將一科考題（五百題），
利用變換題號拆成五十、一百、五百種不同的試卷。

假設考場每間教室裡頭的試卷份份不同，
甚至考場內的試卷都份份不同，
考生之間如何作弊？

如果十六秒內要答對一題，才能得到高分，
就算讓考生夾帶小抄，甚至開放翻書，
對於出題範圍不熟的考生而言，那只會拖慢作答速度而已。

一旦作弊的效益極低，
大家自然會乖乖靠勤快念書來拿分。

當然，「考題標準化」＋「題數極大化」並非萬能，
它終究無法避免考生只願意從教科書中吸收知識；

然而，只要教科書能多元開放，甚至多綱多本，
要想避免學生由於填鴨、死腦筋，確實還是可能的。

更何況，在此大考模式下，考生除了把書念熟之外，
更重要的是要能瞭解自己到底懂多少，
而且還要能在極短的時間內作出反應。

能作到這些，考生也不可能死腦筋了，不是？

關於「臺大撓場論文疑遭指導者李校長施壓禁止公開閱覽風波」雜談(20070509-15)

我對於李校長沒什麼成見，也不熟他到底作些什麼研究。

這個事件，我最關注的部份，
其實是「校長是否有施壓」這點。

為甚麼我會關注這點？

因為，在我的認識裡，
碩士論文會交到圖書館的時候，
往往都是畢業生已經通過考試、得到成績、完成修改，
並準備要辦理離校手續時。

甚至很多學校直接將「送論文至圖書館」（包括上傳電子檔）
列為離校手續之一。

固然確實沒有明文規定，
論文紙本一定非要內附授權書影本不可。

碩班學生，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寫學位論文吧。
既然口試都過了，成績也拿到了，
剩下的多半都是把論文交一交、書還一還，辦完離校手續走人。

這才是常態！

既然如此，一個本來就一定得簽名的授權書，
附在論文上裡，並不會特別奇怪，
而且很多所上直接拿這類學長姊的論文當範本，
我直接參考著作，不疑有它，這也不足為奇。

雖然不一定有明文的法規，
但有可能是慣例或不成文的內規。

就好像大家指導教授都習慣寫「ＸＸＸ博士」，
我也沒看到有規定一定這樣寫，
但大家習慣都會這樣寫。這就是慣例。

作為研究生，當然可以覺得這樣不合理；
但那畢竟是自己的學位論文，
為了「博士」那兩個字去吵，也不見得有意義。

再說，大家都寫「博士」，
那李鴻禧、曾志朗怎麼辦？

沒規定，可能只是沒有明文規定，
但不成文的慣例，卻可能是存在的。
正如英國根本不存在一部「憲法」一樣。

一般而言，圖書館會不會開放這本論文，
完全根據學生自己的授權書內容而定。

通常，在論文送到圖書館前，
授權書必須要先由學生自己簽名，並勾選授權方式。

由於這份授權書要放在論文的前幾頁一起影印，
因此一定是學生先填寫完授權書，之後才會送到圖書館手中。

也就是說，圖書館拿到論文時，
基本上就是根據授權書的選項來處理這份論文。

如果不是這樣，館員會直接跟讀者說明「該論文並未開放閱覽」。

這個事件，很可能是圖書館一開始的疏失：
誤將未開放授權的論文，當作是有開放授權之論文處理。

如果是這樣，則這完全是圖書館的作業疏失，
鬧出風波，由圖書館長道歉，就可以解決了。
（雖然丟臉，但並不是真有大問題）

然而，根據批評者某楊姓教授的說法：
不僅該論文在圖書館的紀錄上原本就是授權公開閱覽，
而且圖書館方面也如此回應楊教授的調閱申請；

一直到某人發現是楊教授其人要調閱該論文，
圖書館才回應說「該論文原本就未授權閱覽」。

正是這點，讓楊教授等人大作文章。

「究竟李校長有沒有在得知他的敵人(楊教授)要調閱該論文後，
才利用校長的權力，改變該論文的授權方式，並溯及既往？」

這點，才是今天應該要搞清楚的。

單就圖書館主任出面講幾句話，是難以服眾的。
畢竟，國立大學裡頭的職員，經常有濃厚的公家機關心態。
更何況這次事件，最可能背黑鍋的，就是圖書館，
因此要靠圖書館自己釐清責任，其實不太容易。

其實，要釐清這個問題，根本很簡單：

只要把該論文調出來，翻開授權書那一頁，
讓記者拍照，或影印（掃描）放上網，
便可證明該論文確實一開始就未授權閱覽。

（拍攝或影印授權書該頁，並無涉該論文的內容，亦無侵犯著作權的問題）

由於該頁有學生的簽名，因此屬於正式文書。

如果竄改內容，故意將「有授權」改成「未授權」，
則經手者（館長或館員）就得面對「偽造文書」的訴罪責任。

（在此之前，圖書館方面則還只是行政疏失的責任，
而且由於並未造成實際損失，因此情節並不大。）

圖書館只要調出該研究生親字簽名的授權書影本，
就可以證明她們現在把論文鎖起來完全沒有瑕疵；
更可以一舉洗刷李校長干涉行政的嫌疑。

那為什麼不呢？

李校長為愛護學校名譽，
主動用校長身份，發公文要求圖書館出示授權書影本「以釋眾疑」，
這完全合情合理也合法。

那為什麼不呢？


再者，論文一定得要經過口試，
成績表上一定會有口試委員的親筆簽名。
（在此我們暫且忽略連口試委員都配合造假的可能性）

請電機所把口試成績表拿出來，
了不起為保障學生隱私，把分數欄塗黑或遮住，
就可以釐清口試時是否真有口試委員不在場的傳言。

最後，該論文現在還是可以在全國碩博士論文網找到摘要與書目，
如果該論文所引用的俄國研究，當時以確知係未能通過合理的學術檢驗，
那麼，那些口試委員是否明知如此，還放水此論文通過，就是個大問題了。

口試委員的姓名是公開的，因此只要去訪問這些口試委員，
請她們重申願意以自己的學術聲譽擔保該學生的論文，
這樣就足以釐清公眾疑慮了！不是嗎？

這麼多解決方案，李校長採取了哪一個？
臺大圖書館又採取了哪一個？
國內的新聞媒體，又採取了哪一個？


只能說：
學界媒體打混戰，口水滿天飛，喊完就算。

關於「學術成就審查制度」的一些想法_3(20030529)

> 做科學研究，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 當然也會有努力的，不過那種追逐真相的感覺，
> 只是給自己爽的，別人真的不懂。

所以最後還是回到一個個人倫理學的問題。

如果，所謂的科學學術社群，
從一開始就不是以科學的「中立性」、「客觀性」作為吸引新人的理由，
同時也不是以此用以訓練這個領域中的研究者，
那麼，每一個人在面對學術研究時，
都只能以自己的生命經驗來回應。

最後，不誠實面對學術，
就會變成不誠實面對自己。

也許學術審查不再講究客觀、中立、可量化的標準程序，
但我不認為作品的優劣好壞便無法比較；

文學、音樂固然經常流於各有所好，
但技巧、意境等深刻程度，
就算不能找到絕對的標準，
但還是可以作比較的。

為什麼？
因為文學與音樂當是以人作為判斷的標準。

這些標準看起來很主觀，
但「以人為標準」不等於「這些人全都隨便亂評」；
評判總會有給分的理由，
這些理由能不能說服得了被審查者，這可以談。

今天在我們的社會裡，
有很多經常面臨要作評判的場合（法院就是一例）；

這些人雖然經常要作評判，
但她們不求一個統一、絕對、客觀、中立的標準，
而是訴諸人的經驗、智慧、良知與合理討論。

如果科學派認為：知識非得要有一個客觀、絕對、中立的標準不可，
那麼，社會上各種不存在客觀、絕對、中立的標準的場合，
難道就不用作判斷了嗎？

刑法決定了哪些行為屬於犯罪，
問題是，制訂刑法有所謂的客觀、絕對、中立的標準可參考嗎？
其實法理學不斷地根據法哲學修訂、調整許多法律的觀點，
而法條也隨著時間而經常作變動。

這足以說明了：
人類的知識未必非得靠一個客觀、絕對、中立的標準不可。

關於「學術成就審查制度」的一些想法_2(20030518)

> 挑戰了審查程序的正當性，
> 無視學術資源的有限，同樣具有毛病的。
> 畢竟審查程序是可以改變的，但學術資源有限是事實。

我並沒有無視於學術資源的有限性。

任何的資源都有其有限性，
要做資源分配，自然會出現關於分配資源的標準與程序。

問題是，這套程序是否就只有一種模式？
今天是誰認定只有一套標準，而且就是科學？

> 問題不在調查方法，問題在研究者自己的錯誤假設與推論！
> 許多研究者搞錯了自己的分析標的與錯誤的解釋數據，
> 卻怪罪都是「量化」的錯，顯然是將食指指著別人而忘了自己。

問題在於：
研究者自己的研究動機、假設與推論等心智過程，
這些東西就算用認知心理學來探究，
能探究的也很有限。

而且，這些材料沒有一樣
是可以用外部共通的標準程序來完整分析的。

換句話說，
我們永遠不知道一個學者之所以搞這個題目，
是因為這個題目吸引他？
還是因為他認定搞這個題目有利可圖？

當然，我們可以作諮商、訪談、心理衡鑑，
問題是，這些東西能代表的意義很有限，
人類的思維當中永遠有那麼一大塊躲在未知之霧的後面。

正因為今天所謂的科學方法，
沒有一樣可以真的洞入人心，
因此，要評量一個人的文章是否有意義，
不是單就操作定義符不符合學術規範來判斷，
要不就是由評審委員的自由心證。

不要說學術審查確實有一套客觀無誤的標準。
標準是人用的，分數也是人給的。
莫忘了，在墨跡試驗裡，
你看到顝顱，我看到美女，
每個人看到的都是他自認為【是】的。

表面上，科學標準好像可以避免人為操作，
問題是：
假設今天我收到一份審查結果，
上面可能會洋洋灑灑地交代了一些為什麼我沒過的理由；
我如何判斷，這裡面不是主事者跟我有仇而從中作梗呢？

當然，如果我的文章本身水準夠高，
那麼除非全體評審都與我為難，
不然我的文章應該還是可以克服有心人的惡意；

問題是：如果我的學術表現恰恰平平呢？
如果今天是Ａ以外的其他人任評審，
我的文章都會低空飛過；
偏偏是Ａ任評審我就不過。

由於我的文章就算會過也只是勉強過關，
因此，我根本沒有太多證據可以證明Ａ的惡意。

我有沒有證據，那是一回事；

但Ａ有那種可能性從中作梗，
這也是很有可能的事實。

如果科學方法真的那麼棒，
理論上，就算我所有的敵人都來當評審，
只要我照著嚴謹的科學方法作研究，
應該也可以高分過關的才是啊！

顯然，我們居住的真實世界並沒有這麼樂觀。

那麼，究竟是科學主義把科學想得太崇高？
還是我對科學看得太悲觀？

> 提出數據或數學符號的作品與完全不具任何數字的作品，
> 在使用邏輯一致的情況下，是可以對話的。

事實上，今天的學術界，
只要我文章裡用的術語不是學界常用的，
只要我文章裡用的方法不是學界常用的，
只要我文章裡註的格式不是學界常用的，
那我的文章很可能直接就被退稿，

哪怕我只是用不同術語來談相同的東西，
哪怕我只是用不同的方法來找其他可能性，
哪怕我只是因為不熟稔學術文章的寫作格式。
誰來跟我對話？

換個角度想。

如果我是一個壓根就不相信科學方法的人，
我有沒有可能使用“看起來就像是科學方法”的手法，
來寫一篇其實從頭到尾都不是科學的東西呢？

或許有人會批評說：
嘿！那種手法因為不是真正的科學方法，
所以一定會被揭穿！

問題是，確實存在過好幾篇這種惡搞的文章，
而且還通過專業學術期刊的審查，並且還刊登出來；
當事人在該文章刊登出來後，
還在其他期刊另外寫文章承認自己是惡搞。

其中索可事件自是一例：
http://www.sinica.edu.tw/misc/speech/7.html

當然，或許有會有人回應說：
索可事件只代表那些評審的素質不夠，
或者是他們一時疏忽。

問題是，如果連專業期刊的評審，
依據著所謂科學方法來做判斷，
都還可能被「偽科學」給騙了，
那麼那些被他們評【否】的文章，
難道連一點“看走眼了”的可能都沒有嗎？

再說，這難道不也證明了：
就算有一套完美的、客觀的科學標準作為程序，
使用它的終究還是人類，
終究還是有可能犯下任何人類都可能會犯的錯。
不是嗎？

>
> 個人覺得與其說「積點制」不如說「分級制」，
> 這項制度的主要核心價值不是在那「積點」，
> 而是在學術刊物的審查，間接影響到學術研究作品的審查，
> 目的是在有限的學術資源下提升學術研究的進步。

我不敢否認「學術審查」希望能提升學術研究這點。
問題是，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
誰能保證不會有人懷著別種惡意的目的來操這套制度？

事實上，國內有許多學校的昇等不太看重學者的其他努力：
上課認不認真，那不重要；
有沒有與其他的學者進行智力思辯，那不重要；
是不是每天只睡兩小時忙著作實驗，那不重要；

重要的只有一個：你有多少點數。

換句話說，就算我是個舉世不出的天才，
而且我每天花上十六個小時忙於研究，
只要我沒有寫出文章，
或者我的文章沒有能夠刊登在期刊上，
或者刊登我文章的期刊被TSSCI認定【不夠格】，
那麼，我的天才就不會受到肯定；
於是，我就拿不到研究經費，
甚至我會因為沒有辦法昇等而失去教職。

偏偏我的專業研究又必須靠實驗室不可，
因此，一旦我失去教職，
無論我多天才，我勢必沒有進行研究的可能。

如此一來，我就更沒有機會將研究結果寫成文章，
也就更沒有機會得回教職與研究室。

所以，所有的博士生，
在踏進學界這個領域之初，
便不斷地規訓自己，務求能夠符合這個場域的遊戲規則；
幾十年後，這群循規蹈矩的學者，
自然會因為受著遊戲規則而紛紛卡到好位置，
而且還會拿他們那一代傳一代的遊戲規則，
繼續來規訓日後新進的博士生與年輕學者。

至於那些自始就不遵守規則的人，
他們不是最後選擇屈從，
就是被永遠地趕出這個殿堂，
而且再也沒有機會翻身。

> 至於其他牽涉到「量化」與「非量化」的辯論反而只是瑣碎，
> 也偏離檢討此項制度的良窳。

說實在的，我會認為上面這兩句話，
充斥著一種「偽善」：

事實上，今天就連評量學術期刊是否【夠格】都採用量化的標準了，
居然還可以說量化與否不是重點。

事實上，量化的東西好評量，
因為它自始就被設定了有可評量的根據。
（無論其根據有沒有道理）

我當然不否認「學術審查」不必然就等於「量化審查」，
問題是，只要搞「學術審查」的人，
心中以「客觀性」、「科學性」為尺，
而且無時無刻都想著「通則」、「模型」，
那麼，不管「學術審查」的制度為何，
其實踐最後還是會變成「量化審查」。

一群身高兩百的人與一群身高一百五的人打籃球，
高的那群人當然也可以宣稱這場比賽很公平，
因為他們既非裁判，也非制定規則的人；

問題是，是不是公平，
能夠由佔優勢的一方來宣稱嗎？

完全無視「今天量化派佔上風」這點，
又豈不偽善？

許多人心中都有各自所相信的真理，
為了貫徹自己的信仰而與他人起衝突，
只要能持反省、審思之心行事
固然結果未必就如人意，但總還可能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硬要認為自己的信仰放諸四海皆準，
不但不准許別人有不同意見，
而且還卡住有權力的位置積極地阻止別人發言，
如果自己是被迫害的一方，
我想都很難會接受吧。

一套規則或程序，其是否正當，
一則，可由「是否能促成其目的」來判斷，
另一，則端賴另一個外部價值作為判斷；

任何將「判斷價值的標準」至於其自身的程序，
終究不可能是永遠正當的。

閣下一開始認為，
如果某學者不甘心被審查，
他自可寫專書以求留名後世，
學術界並沒有逼迫他非寫文章不可。

閣下這種邏輯其實相當有趣，
因為，如果我們把前面所講的「學術審查」置換為「政治正確審查」，
顯然，閣下的邏輯仍然適用；

也就是說，閣下似乎作了以下的建議：

「在白色恐怖期間，
蔣光頭有其御用文人的標準，
合之，則有錢有地位，
不合，則沒錢沒工作。

而一個學者就算不甘心位蔣光頭作嫁，
似乎，他也絲毫不受任何壓迫：
因為他還有機會寫書，
至少他還可以寫手稿埋在地下以傳世。」

顯然，閣下不會同意我把閣下的話這樣延伸。

問題是：如果邏輯類似，
為什麼我的擬似建議是【錯】的，
而閣下卻會認為自己的建議是【對】的呢？

如果我們絲毫不借助其他的外部標準，
我們有辦法對一套程序進行評價嗎？

顯然，今天科學方法出現了方法論上的誤用，
而這種方法論上的誤用，直接導致一堆實踐者的錯誤。

關於「學術成就審查制度」的一些想法_1(20030512)

我想，任何企圖為「學術成就審查制度」辯護的人，
最終都可以回歸的一個立場上：現代性。

易言之，
這些人希望能夠建立一套或多套標準，
以確定所謂的「學術成就」高低，
進而評價一個學者的工作表現。

一個以「研究」作為職業的人，
其工作表現“可不可以”被評量，
或者“應不應該”被評量，
其實都是一個很可以討論的問題；

只是對於擁護「審查制度」者而言，
“應不應該”的問題根本不值得討論，
至於理由是什麼？沒什麼....
反正學者總也是勞動者，
反正行政單位總要有套程序來進行資源的分配，
那麼，為什麼非得要有什麼該死的「理由」不可？

為什麼不該有「理由」呢？

如果「審查制度」是套程序，
那這套程序難道沒有任何企圖主張的價值或目的嗎？
如果吾人設計一套程序，
但心中卻絲毫不存任何的目的，
那麼這套程序的意義何在？

如果吾人承認「任何的程序都有其預設的目的與意欲主張的價值」，
那麼，一套程序是否合理，
其評價的標準勢必在於「該『程序』與『其內含之目的與價值』之間的關係是否緊密」！

假設吾人意欲評斷受測者的視力，
結果吾人使用耳溫槍作為評價工具，
顯然這是一個信度、效度都缺乏的評價標準；

既然如此，
如果「審查制度」的目的在於鼓勵人類開拓知識的空間，
那麼，五百篇「發表之後除了審查人外根本沒有其他人閱讀過的論文」，
與一本「出版後三百年內都還有許多思想家不斷閱讀的專書」，
究竟何者才夠資格比較能開拓人類在知識方面的空間？

另外，如果「審查制度」作為一套程序，固有其預設的目的與價值，
那麼，顯然該「審查制度」不可能對那些「目的」與「價值」進行評價，
因為這樣一來就會成了套套邏輯；

果如此，則顯然一套程序（例如「審查制度」）的存在，
終究還是得面對另外一套後設程序（例如「公道人心」、「學術良知」）的評價；
意即以「後設程序」來評價「程序」自身。

因此，「審查制度」是否合理，
除了就其效度外（當然也會就信度而評價），
更重要的，還是在於效度的「效」是否合理！

倘若：蔣介石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
因此設計出了一套關於學術論文的評價程序，
而該程序的標準是「只要有助於鞏固蔣政權的文章就是好文章」，
也因而這些“好”文章終於也能得到各種補助、職位與獎勵。

可是各位能接受這樣的一套“程序”存在嗎？
我想答案應該會是「不」吧！

如果各位的答案是「不」，
那麼就意味著各位不是隨便什麼程序都可以接受的。

既然如此，一套程序的優劣，
終究得面對後設程序或其他價值的檢驗....

前面在談到專書與論文何者較有價值時
用到了一個量化的標準，
可是量化的標準是不是就是好標準呢？

周杰倫的一張專輯在臺灣可以賣出三四十萬張，
可是披頭四的專輯今天在臺灣可能賣不到五萬張，
這能代表周杰倫的音樂成就大過於披頭四嗎？

台北街頭一天魯肉飯賣出的碗數多過於牛肉麵的碗數，
這代表了魯肉飯比牛肉麵更好吃嗎？

許多麵包店靠菠蘿麵包賺得的錢比賣起士蛋糕要來得多，
但這意味著菠蘿麵包一定比起士蛋糕好吃嗎？

臺灣打籃球的人數一向比打美式足球的人數來得多，
這難道又意味著打籃球
一定比打美式足球
對於人類的身體要更有幫助嗎？

顯然，量化絕非萬能。

當然，搞量化的人也不是個個都認為量化萬能的。

問題是：量化的「不能」到底在哪裡？

如果我站在這裡，想要知道五十公里外的某條街上發生了什麼事情，
當然，我可以使用望遠鏡....
只是望遠鏡能提供多大的幫助？

我難道不知道「望遠鏡絕非萬能」嗎？

可是，面對五十公里的距離，
又有什麼光學工具有比較大的能耐了？

如果吾人今天要研究的對象，
居然是無論吾人使用什麼工具都無法研究透徹的，
那麼，吾人應不應該繼續研究？

如果繼續研究下去，而該研究所得出的任何結論都無法完美，
那麼這份研究有沒有意義？

如果吾人承認這份研究儘管不完美，
但吾人還是接受了這份研究的某些結論，
那麼，吾人捨彼就此的標準何在？該標準難道又確定無誤嗎？

如果吾人從一開始就不作“大”研究，
而是只專就小規模小範圍小題目來作，
那麼，最後人類的研究通通都只剩下瑣碎的題目：

比方《萬華區男性居民的政治偏好調查
──以國興里一巷五號十樓之三住戶為例》；

或者
《台北市年輕男性購買飛利浦電鬍刀之消費習慣研究
──以滿二十一歲三個月又六天的兩百個樣本為例》；

這類題目顯然除了瑣碎之外，
對於人類的知識又貢獻了什麼呢？

如果量化不是萬能，
那麼，有多少搞量化的人承認了自己的無能？

事實上，今天擁護「審查制度」的人，
有多少會寫以下的信：

「親愛的某某某助理教授：
　　基於我們委員會的成員都不是上帝，我們只能憑著我們有限的智慧，勉強地在這許多昇等候選人中進行評價；很抱歉我們沒有讓閣下過關，不過這絕非意味著閣下的學術成就不足，充其量意味著學術界的資源不足以分配給每一位有志研究的學者。希望我們的評價沒有傷害了閣下的學術熱情，歡迎閣下明年再接再厲，我們期待閣下能有更亮眼的表現。」

顯然很少....

有許多擁護「審查制度」的人，
都深信自己所認知到的學術價值才是唯一，
除此之外並沒有其他的學術價值的可能。

這種自大與傲慢，
絕對基於他們所深信的科學價值；

然而這些科學價值是否真的無庸置疑呢？
其實近年科學哲學界對此已有許多自我批判，
絕非國內幾個國科會學門召集人所以為的那般。

在他們身上，
我看到了人類對於信念的傲慢、排他與自大，
卻很少看到面對「絕非萬能」的謙虛與反省....

就算TSSCI之類的審查標準都完美無缺，
這種反省與謙虛還是必要的，
更何況TSSCI根本不可能完美無缺....

現代性讓學者失去了謙虛的可能，
尤其是部份搞量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