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20日

關於「民主能否當飯吃」及相關學界研究雜談(20190420)

大概因為郭台銘宣佈參選總統、而他之前又說過「民主不能當飯吃」這種話,所以臺灣最近好多人開始吹捧「誰說民主不能當飯吃?民主確實有助『經濟發展』」之類的論調。

我多年前曾經為了寫一篇東西而讀過大概五六十篇這方面的論文,所以稍微簡單談一下。

學界很早就開始對「民主發展」與「經濟發展」兩者的關係作研究。

大部分目前的學界研究認為,「民主發展」與「經濟發展」可能呈現一種「倒U」型(或類似反轉)的關係;但這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並不是直接形成的,而更可能是通過「收入不平等」這個中介變項而形成的。

最早提出倒U曲線說的應該是60年代的Kuznets;不過他主要談的是「收入不平等」與「經濟發展」的關係;這個倒U曲線的概念後來被很多學者拿去研究「收入不平等」與「民主發展」的關係;再之後則被一些學者把兩者聯立然後逆向分析「民主發展」與「經濟發展」的關係。

基本上,有不少學者觀察到「民主發展」與「經濟發展」也呈現倒U曲線;而且這兩個變項也可以顛倒順序來解釋。

一方面,「民主發展」超過一定程度後,「經濟發展」的動能就有可能出現反轉;

另一方面,「經濟發展」超過一定程度後,因為「收入不平等」開始擴大,所以「民主發展」的趨勢也有可能出現反轉。

無論如何,這兩階段各自的研究,可以分別參考下面這些論文。

2004, "Inequality, Democracy, and Persistence: Is There a Political Kuznets Curve?"

2003, "Economic Openness, Democracy, and Income Inequal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2000, "Why Did the West Extend the Franchise? Growth, Inequality and Democrac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997, "Comparative Democracy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Shape and Direction of the Causal Arrow"

1996, "Democracy and Growth"

1995,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Democracy"

不過,誠如前述,由於「民主發展」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並非純粹的直接因果關係,而更可能是通過「收入不平等」這個中介變項所作用的,所以也有研究發現,「民主發展」與「經濟發展」所經常呈現的倒U型關係,只會在某些條件下才比較能被顯著地觀察到。

200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Kuznets Curve"

2002, "Democracy,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

與此同時,有些研究的發現則認為「民主發展」與「經濟發展」真的很難說有關係。

2008, "Democracy and Economic Growth: A Meta‐Analysis"

2001, "Democracy and Economic Growth: A Causal Analysis"


黃國昌引用的是 "Democracy Does Cause Growth" 這篇論文。這篇雖然是新論文,但它使用的測量工具是「人均GDP」(而不是人均收入);而用這個當指標有一些問題。

比方說,美國、英國、加拿大、瑞士的人均GDP,每一個都比新加坡低,而且低不少;但我們不太可能認為前面那些國家的民主化程度、都比新加坡差。

另外,對於一些“人口少、但天然資源豐富”的獨裁國家而言,它的人均GDP不一定低,但民主化程度卻絕對不高。比方說,2010年(阿拉伯之春還沒開始前)的利比亞,其人均GDP跟同年的泰國差不多;但泰國雖然不算高度民主化國家,但至少不是英美眼中的「民主之敵」。

由此可知,由於GDP強調的是「生產」面向、而未必是「收入」面向,所以在高GDP的社會,一般公民未必一定能親身體驗到高水平的經濟生活。

這點何以關鍵?因為在「民主發展」與「經濟發展」之間關係的理論中,前半段是基於「公民形成中產階級,然後開始爭取民主化」此假設,後半段則是基於「保障私有財產、重視民生政策」此假設。而不管根據的是哪一種假設,整個理論中的「經濟發展」永遠都被理解成是與「生活品質」高度正相關的東西;所以,任何會暗示「社會集體看起來貌似經濟發展得不錯、但個別公民的生活品質卻不高」此一可能性的測量工具,都不必然適合用於分析這個「民主發展」與「經濟發展」之間關係的研究上。

有一個關於小兒科醫學的公共衛生領域的研究呼應了這種批判("Relation of per Capita Income and Gross Domestic Product to the Supply and Distribution of Pediatric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基本上,「小兒科醫師」可以被理解成為是一種現代文明生活中的“奢侈品”;因為一個小兒科醫師的養成成本高,但它所提供的服務卻只針對一定年齡以下的消費人口(雖然付錢者是家長,而非病童)。

所以,「小兒科醫師」的人數,邏輯上應該與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程度有關,因為貧窮的社會沒有錢負擔「小兒科醫師」的養成成本;它甚至不一定能消費得起「小兒科醫師」的服務。

確實,正如這篇研究發現:如果我們以全美國作為一個單一的社會來觀察時,則「小兒科醫師」的人數,確實與美國的人均GDP呈現高度的線性相關性(R2 = .98);事實上,「醫師」的總人數,也與人均GDP呈現高度的線性相關性(R2 = .97)。

然而,當我們進一步以「州」或「地區」去作細部分析時,我們就會發現:「小兒科醫師」高度集中於那些經濟狀況好的州(或地區)。亦即:「小兒科醫師人數」其實呈現一種高度不平等的分配模式。

另外,假設我們更進一步地拿各州「人均『小兒科醫師』人數」,與各州的「人均GDP」作比較【按:這種比較是這篇公衛論文本身沒談到的;這是我另外拿數據來對比的】,則我們會發現:同樣是「top 25%」與「last 25%」的比值,「GDP」上的比值是1.336,但「小兒科醫師人數」上的比值卻是1.498。

換句話說,「小兒科醫師人數」上的各州分配不平等程度,遠比「GDP」上的各州分配不平等程度、還要大上不少。

誠如前述:「小兒科醫師人數」在邏輯上可以被我們想像成為是一種”測量社會真實經濟生活品質”的潛在度量衡(latent measurement),因為它反映的不只是「收入狀況」,更是一種關於「高單價生活必需品」的「支出狀況」。

雖然說,這種「用『小兒科醫師人數』來充當『經濟發展程度』之度量衡」的作法,有可能在那些“廣泛存在醫療方面社會保險”的社會中被低估,但即便如此,「小兒科醫師人數」這種度量衡,其所間接反映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可能比「GDP」所能反映者還要大上不少。

這就說明了一點:使用「人均GDP」當作測量工具的研究,其對於「收入不平等」的相關討論,是有可能失真的。

而,誠如前述,整個「民主發展」與「經濟發展」因果關係的理論、其實幾乎都是通過「收入不平等」這個中介變項而起作用的;這就使得黃國昌所引用的 "Democracy Does Cause Growth" 這篇論文的結論、有很大的商榷空間。

無論如何,「民主能不能當飯吃」這個問題的相關研究,其實在經濟學與政治學等領域中,已經存在幾十年了。相關研究的論文很多,而且研究者使用了各種各樣的經驗數據與分析工具。饒是如此,這幾十年下來,學界仍然不能很有底氣地給出「民主一定可以當飯吃」(即否證「『民主發展』絕對不可能促進『經濟發展』」此一假設)這點。

另外,在社會科學的世界中,不同學者或不同研究計畫之間,即便使用了類似或甚至完全相同的經驗資料,仍然有可能得出完全相反、或至少彼此未必能吻合的結論。所以,光是拿一篇論文的發現來說嘴,是沒有太大意義的──尤其是到處都存在著持異議立場的相關研究的時候。

不過,黃國昌何許人也?臺灣法律人嘛。所以,跟他計較研究方法,甚至計較起學術二字,就沒意思了。大部分的臺灣法律人,是不好談「學術研究」四個字的。

又或者,把「臺灣法律人」五個字去掉後面三個字,也會成立?

2019年4月19日

司法部公佈刪節過之穆勒報告雜談(20190419)

司法部公佈了刪節過的穆勒報告。雖然相關細節還有待調查記者與歷史學者去研究,但我不認為穆勒的報告“洗刷”了川普的污名。但我相信川普與川粉不會這樣想;畢竟穆勒的確沒有找到犯案用的冒煙的槍。

儘管用以指控罪名的證據當然是必要的,但在一般真實的刑事案件中,由「動機」、「反複出現的行為模式」、「情狀證據」與「缺乏不在場證明」四者,其實經常已經可以構成「逾越合理懷疑」的程度。

當然,這種程度的證據力,對於指控“無法僱用大牌律師”的窮人與黑人來說,已經完全夠用了;但想要指控“一次僱用三四個時薪800美金的律師”的強勢被告,則還是不太足夠。

穆勒在正式的報告中說:

「經過針對事實的徹底調查後,倘若我們確實有信心能說總統的確沒有妨礙司法公正,則我們就會這樣說。 ... 然而,基於我們發現的事實,以及相關可適用的法律標準,我們真的沒辦法作成『說總統沒有妨礙司法公正』的判斷」。("If we had confidence after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of the facts that the president clearly did not commit obstruction of justice, we would so state ... Based on the facts and the applicable legal standards, however, we are unable to reach that judgment.")

然而,「我們承認一個針對現任總統的刑事指控,確實會削弱總統治理國家的能力,而且這類指控可能會冒犯了目前憲法宣告『總統確有不當行為』的法定程序。」("We recognized that a federal criminal accusation against a sitting President would place burdens on the President's capacity to govern and potentially preempt constitutional processes for addressing presidential misconduct.")

看起來,這是何以穆勒沒有在報告中建議「起訴川普」、但卻明文說「川普並不清白」的原因。

另外,穆勒似乎更寧願將這個案子交給國會用政治力去發動彈劾、而非由司法部提出起訴;最重要的理由是:司法部多年來的立場一直都是「不起訴現任總統」。

何以故?因為「起訴」從來都被美國憲法視為是行政權力的一部分;而「由總統的下屬起訴總統自己」這種事情,無論如何都會造成「政府之行政分支」的嚴重傷害。

當然,總統可能確實有犯罪。但理論上來說,總統即便作為被告,在被法官宣判定罪之前,都應該被視為是清白的;然而,「被起訴」一事,本身就會造成總統威信的嚴重傷害。倘若總統真的被定罪,那倒也罷;但倘若總統最後被洗刷污名,則她因為「被起訴」而損失的權威與政治資本,到底該由誰來還她公道呢?

更重要的是:倘若總統在「被起訴」的期間、國家處於戰爭或遭逢大災難等緊急狀態,又或者是面臨國安與外交等決策上的重要關頭,則一個“因為「被起訴」而失去威信與政治資本、以至於沒有心思專注於國政、更無法指揮官僚體制運作”的總統,又該如何避免國家不至於因此受到重大損失呢?

這就是何以「儘管美國憲法一直沒有說明清楚、而且兩百年來正反意見一直爭論不休、但實務上卻傾向『不起訴現任總統,而是由國會發動彈劾』此一作法」的緣故。

這也是何以美國現任司法部長Barr、在“快要第一次當司法部長”的「當年」、以及“尚未第二次當現在這個司法部長”的「前陣子」、數度公開主張「現任總統完全不可能被起訴,因為總統有絕對的行政特權可以開除任何“正在調查或起訴總統本人及其親友”的檢察官」的原因。

Barr當年可是「聯邦黨人俱樂部」長期資助的保守派法律人中的佼佼者;他不僅努力拆解當年的「特別檢察官」的制度(於是後來改成「特別檢察官沒有起訴權,而只有以機密文件向司法部長報告」的現狀),更是在司法部長任內、多次用「備忘錄」與「指南」、要求白宮職員與各部會文官、要留意並隨時通報任何由國會成立的“企圖侵害行政權”的委員會或類似組織。

不過,儘管穆勒可能確實有前述各種憲政法學上的考量,但我想最後真正導致他「不在報告中明文建議『起訴』總統」的關鍵,還是因為「沒有找到犯案用的冒煙的槍」這點;然而,之所以穆勒沒能找到這點的原因,卻很可能是基於某種歷史的荒謬性。

其中一個荒謬性在於:儘管根據已知的事實來看,川普確實曾經多次(甚至很可能一直如此)下令從事各種各樣干預司法調查的行動(其中一次,川普甚至要求手下去接觸Manafort案的陪審員),但或許是有鑑於水門案的教訓(水門案使得許多白宮顧問與助理入獄),許多川普的命令都被助理或部會官員當面勸阻,甚至故意從中阻撓(例如之前「官員故意走入橢圓室把放在川普桌上的備忘錄給拿走,好讓川普無從看到、進而無法下達會傷害國家利益的命令」的行動;又例如川普的助理故意不執行川普親自交待她的命令等)。

各種各樣的這類「反對」與「不合作」,荒謬地在實際上牽制了川普關於「妨礙司法公正」的「行為」;從而讓穆勒無法真正找到犯案用的冒煙的槍,因為“預備要用來犯案用”的槍,在下令之初就被移走或藏起來了。

正如穆勒在報告中所言:「總統試圖干預調查的努力,大多都沒能成功;但這主要是因為包圍在總統身邊的人們拒絕接受這些命令,或拒絕將這些命令付諸行動。」("The President's efforts to influence the investigation were mostly unsuccessful, but that is largely because the persons who surrounded the President declined to carry out orders or accede to his requests")

但這也不是說川普真的“在行為上”很清白;因為許多川普“確實下達成功”的命令,其實已經構成了“逾越合理懷疑”的犯罪行為(或至少是壓線的擦邊球),而且這類行為不是只發生一次,而是多到構成了某種穩定的「模式」。

另一個荒謬性是:川普的很多言論與行為,儘管客觀上──尤其是在「常識」層次上──已經不折不扣地構成了犯罪,但由於川普本人真的不是“一個可以用「常識」來理解”的“正常”人(在此,「正常」二字絕對是褒義),所以川普在從事這些“犯罪”行為時的「動機」,卻荒謬地不一定該當許多法律制定時所想像的「犯意」標準。

簡單說:川普之所以「幹了很多妨礙司法公正的事情、但卻未必構成『妨礙司法公正』的罪名」的原因,恰恰是因為川普不知道那樣是「妨礙司法公正」、而且沒有「想要妨礙司法公正」的念頭。

何以故?因為川普真誠地相信:任何在法律上、道德上、邏輯上勸阻他行動的努力,背後都是針對川普本人而發的「陰謀」。

所以,川普固然因為「聯邦調查局正在調查國安顧問的犯罪行為」這點而開除了聯邦調查局長,但那是因為川普本人相信「調查犯罪」云云都是政敵羅織出來的藉口,而「開除聯邦調查局長」不過只是「清除家賊叛徒」的“正當”舉措。

又例如:儘管川普本人下令、而且他競選總部的最高層人馬都參與了與俄國方面聯繫合作「抹黑希拉蕊」的計畫(不只是川普競選總部單方面地被俄國人馬告知其駭客行動,而是後續多次的雙向進度報告與策略討論),但川普本人卻真誠地以為「搞政治難道不就是『用盡一切手段打倒對手』嗎?」,而且似乎真誠地不知道「接受外國資助的情報人員與駭客團體的協助」是種違法、或至少不應該的舉動。

(當然,穆勒自己也承認:「接受外國情報單位使用駭客與造謠手段來抹黑自己的敵人」這種行為,到底算不算是法條上明確規定的「接受禮物或饋贈」?這部份確實有法學見解上的爭議。)

凡此種種的荒謬“諒解”,在現任司法部長Barr為川普開的“名為「解釋穆勒報告」,實為「幫川普搞公關活動」”的記者會上,完全一覽無遺。

然而,川普也好,Barr也好,儘管現在一直強調的都是「沒有勾結」這四個字,但川普當年一開始在面對「通俄門」調查時,說的卻是「俄國沒有干預」六個字;但川普的這個結論,卻直接與當時國家情報總監總結多個情報單位的結論相衝突。

誠如我們現在確知的那樣:俄國不僅確實干預了美國的大選,而且早在選舉期間、或至少在選舉結束後不久,美國的多個情報單位就已經確認了這點。而有鑑於「國家情報總監每天都會固定將全國各情報單位的情資報告、彙整成一份『每日情資彙報』摘要、呈給總統過目」此一事實,我們沒有理由相信「川普不知道『情報單位的結論是俄國確實干預了美國大選』」這點。但川普當時仍然多次公開說「沒有干預」(而非「沒有勾結」)。

事實上,川普當時甚至說出「就算真的川普因為俄國的干預而得到了什麼好處,那也不是犯罪」之類的話。

換句話說,Barr現在說的「川普當年因為媒體的不實報導、而感到極度挫折與憤怒、從而認定『一切都是政敵的陰謀』、進而用“看起來無論如何都會被正常人理解成是『妨礙司法公正』”的行動、來剷除企圖“不利”於川普的叛徒」說詞,倘若要想成立,則我們真的必須接受下面這個前提,即「川普不僅不是一個正常人,他甚至是一個極度扭曲而且病態的人」這點。

雖然我個人很相信這個陳述為真,但「必須靠提出這類陳述、才有辦法幫川普辯護」這點,實在讓我為美國所謂的“保守派”感到極度的悲哀。

儘管川普的這類說詞極其荒謬,但由於川普本人始終被白宮律師團阻止作證(與取證)、而「對媒體放話」之類的行為又不足以構成「證詞」,所以穆勒完全不可能親自詰問川普關於前述荒謬的關於「動機」的陳述的真偽性。

既然穆勒完全無法詰問川普這個證人,則穆勒也只能姑且接受川普多次公開說過的、關於「不是想要妨礙司法公正,而只是極度缺乏常識且太過偏執地相信陰謀論」的荒謬「動機」。

何以穆勒只能如此?因為「妨礙司法公正」在聯邦法上屬於「重罪」,而任何人在被起訴聯邦重罪之前,聯邦檢察官都必須先召開聯邦大陪審團,由大陪審團來作成「起訴」的決定。

既然川普不肯接受(畢竟川普律師團可是拼死命勸阻川普不要犯蠢)穆勒小組的約談,而穆勒小組又沒有足夠的政治資本來拘提川普到大陪審團上作證(畢竟,白宮兩百多年來的傳統都是「不對國會作證」【歷史上只破例過一次。小布希一開始拒絕,但後來迫於九一一罹難者家屬的壓力,所以同意在「不能形成前例」的前提下讓國安顧問萊斯去作證;而且作證的內容也不涉及白宮內部運作或總統本人,而是作證為小布希政府辯護何以美國沒能避免九一一攻擊】,而遑論是以「潛在被告」的身份被帶到大陪審團前、在「不能有律師陪同」的條件下、正式接受檢察官的取證與詰問),所以穆勒小組也只能放棄繼續在這條道路上多作嘗試。

事實上,穆勒在報告中明白指出:有鑑於川普律師團的極力反抗,而穆勒又不能動用拘提證人或強制取證的手段,所以再堅持「要想從川普那邊得到任何證據」只會無限期地讓穆勒小組無法結案完成調查而已。(共和黨在過去的兩年中,以及在「穆勒報告正式公佈前的一個星期間」,一直反覆高分貝地主張「花稅金養穆勒小組是純粹的浪費公帑」這點。)

依法論法:倘若行為人在行為時的動機不存在「實害」的惡意(故意),而該行為又沒有被立法者設定為「抽象危險」,則該行為就很難被入罪。

所以,由於川普部屬的「不合作」與川普自己的「缺乏常識且無知」及「是歇斯底里的偏執、而非故意犯罪」等因素,使得穆勒很難在現有的法學標準中、直接找到川普犯案用的冒煙的槍。

但,對於任何一個有常識能力的人而言,川普不可能清白,也從來不清白。

無論如何,穆勒在報告中說:「彈劾並不在於是否真的存在刑事方面的違法行為,而在於一個總統的行為模式違背其曾經的「將會真誠地捍衛法律」的誓言,而在於一個總統是否試圖運用其權威來削弱司法系統的體制與規範好圖利自己。」("The issue for impeachment is not whether a criminal statute was violated but whether a president engaged in a pattern of activity inconsistent with his obligation to take care that the law be faithfully executed and instead sought to use his authority to undercut the institutions and norms of the justice system to benefit himself")

所以,很顯然地,穆勒認為川普已經構成了可被彈劾的標準──雖然川普的行為未必該當現有的刑事犯罪標準。

然而,倘若川粉繼續支持這樣的川普,使得國會就是不可能發動彈劾,則我們這一輩人能做的、也只有留下各種各樣的證據、讓後人與歷史可以清楚地評價並學到教訓。

所以穆勒花了極大的篇幅,來傳達一個很明確的五點立場:

1. 川普從來都不清白。事實上,川普的行為就算不構成現行犯、也絕對該當未遂犯。

2. 問題是:由於我們沒辦法直接詰問川普這個證人,所以我們不應該預設「川普有罪」這點,直到我們確認「川普本人的證詞證明其有罪」或「川普做了不實證詞」為止。

3. 由於考慮到其所可能引發的憲政爭議,所以我們不宜起訴現任總統。但這並不是說這些罪名不適用於現任總統身上(這是Barr的長期主張);我們只是應該謹慎地將「起訴現任總統」的權柄,交給國會去判斷是否應該發動彈劾。

4. 儘管如此,我們仍然不應該放棄調查現任總統的犯罪行為,因為憲法與法律從來都沒有禁止過司法機關追訴卸任總統過去的犯罪行為。因此,我們現在應該先專注於保全證據,以及先追訴那些“沒有行政特權光環保護”的川普親信與家人的犯罪行為;並期待這些案子中的證詞與法官的有罪判決、可以作為未來追訴「前總統川普」的案子之用。

5. 為了增加未來的檢察官追訴川普罪行的勝算,我們花了很大的力氣親自調查並保全各種相關的證據。這就是這份報告之所以會變得這麼厚(數百倍於「四頁」)的緣故。

然後,在閱讀完整份穆勒報告之後,司法部長Barr只強調了「穆勒說他沒有建議起訴川普」以及「沒有勾結」這兩點。

川粉當然會繼續喜孜孜地吹噓「穆勒報告洗刷了川普被潑的髒水」。而我仍然會繼續懷疑這些川粉的智能有沒有高於我家的貓。

2019年4月13日

上野千鶴子平成最後東大開學典禮祝詞雜談(20190413)

這篇據說是上野千鶴子在今年東大開學典禮上的祝詞。我對日本不熟,所以暫時不質疑出處。但它很值得一讀。

上野千鶴子在這篇演說中談了很多,尤其是從「性別不平等」這點出發、告誡東大新生們「這個世界上有努力就能得到相應回報的事情,也有努力卻得不到相應回報的事情,更有想努力也沒有可努力的條件的悲慘處境」這點。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自認為信仰「自由主義」的人、成天都把「自由」兩個字掛在嘴邊,甚至認為各種為了追求社會公平或人性尊嚴的集體努力、都是對個人自由的傷害甚至踐踏。

有些這類人,為了追求所謂的個人自由,因此主張極端的小政府以及迷信各種市場萬能論,甚至大言不慚地宣稱自己追求某種無政府主義。

其實這些人不僅不懂自由主義,她們甚至不懂自由為何。

自由從來都不是「不受外力拘束」的狀態,而是「在自身的客觀侷限性上追求發展極致」的狀態。

因此,要想成就真正的自由,我們首先必須要能深刻地、用力地檢視我們自己。我們必須先勇敢承認自己的各種缺點與局限性;然後咬牙直面地向著那些“被我們以為是界線”的彼端賣力衝刺;最後我們才能在「窮盡一切努力仍無法跨越那些高牆」後、安心地擁抱著我們自己。

這是康德式的對人類「主體性」的推導過程,也是自由主義在哲學上最根本、最極致的關於「自由」的定義。

何以故?因為這種定義不需要假設「人的存有具有某種先驗的目的或使命」這點;畢竟,倘若人被想像成是一種“在自己還完全無法思考之前、就已經被某種外力(神或自然)賦予了某種自己不曾要求或主張過的目的或使命”的存有物,則這樣的人觀所導引出的「自由」觀、無論其內容為何、它都很難真正被定義成是「究竟的自由」。

(話說,佛教有另外一套自由觀與理論;但在此姑且不論。)

誠如前述:康德在探詢「究竟的自由」時,確立了所謂的「主體性」的立場。但康德從來沒有停止在這點上;相反,康德由「主體性」的概念推演出了「目的王國」以及某些被後來的人們稱為「互為主體性」的概念。康德甚至以此發展出他在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永久和平」理論。

誠如康德最重要的信徒羅爾斯的思想努力那般:一個從「追求人的個體自由」這點出發的思想家,其實不必然會走上反對「追求社會公平」的立場。

剛好與很多“動不動就愛譏諷別人是「左膠」”的一些蠢蛋所以為的相反:真正的「公平」(不必然是平等)只可能以「個體的自由」作為基點;因為任何通過外力所施加的關於“公平”的想像或論述,本身都必須通過某種「意識形態機器」而產製、傳播、社會化、且固著於人們身上。

換句話說,只有通過自由主義「主體性」論述而形成的「公平」,才是真正的公平;因為它不是任何歷史上某個特定國家、文化、族裔、團體、通過各種語言學心理學傳播學手段、所能達成「施加於許多人身上」此一結果的東西。

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認知到:真正的自由(或究竟的自由主義式的自由),從來都不可能與「公平」一詞無關或脫勾的。

或有以為:社會對於「公平」的講究,只會形成對個體自由的拘束與妨礙。但這種論調,不僅是對「自由」的誤解,更可能是對「自由」的無知。

對於康德與羅爾斯而言,邏輯很清楚:如果一個社會不存在起碼的「公平」,則沒有任何人可以擁有真正的「自由」。

我們可以這樣理解:

那些把「公平」視為是「對『自由』的阻礙」的人,幾乎每一個都存有類似「只要人努力、就能得到相對應的回報」或甚至「那些高喊『公平』多重要的人,不過是一些不肯努力卻只想搭便車的魯蛇」的想法。

但懷有這種想法的人,其實終究都只是些“從來都不肯正眼面對社會現實”的中二而已;所差別者在於:這些自認在追求個人自由的人,幾乎沒有幾個是出身於賤民或極度貧困的悲慘處境。

即便其中少數人確實曾經出身貧寒,但她們幾乎必然現在都已經是成功人士。或者更應該這樣說:正因為她們出身貧寒、而現在又已經獲得了成功,所以她們才會如此理直氣壯地認為「我的成功完全是因為我的努力所致!這一切都是我應得的!」

但問題在於:這些所謂成功人士所主張的「不在乎公平的自由」觀,幾乎都是通過「從少數人的個人經驗、跳躍式地馬上概化成普世通則」這樣的思路來自我合理化;而這種思路的最直接問題就是:它完全忽略了生存者偏差的可能性。

確實,這個世界上總有一些成長於戰亂或飢荒時期、但最後獲得成功的人。同樣地,這個世界上也總有一些出身貧寒、甚至破產多次、但卻總能東山再起的人。但這些人的「倖存」乃至於「成功」,除了可歸因於個人的才幹及努力之外,無論如何,都必然與「運氣」或「環境」有關。

一個才幹遠高於前述成功人士的人,倘若出身於某個“從過去迄今都一直持續處於戰亂或貧困狀態”的社會環境中,則即便其才幹事實上遠遠優於前述眾等,但這個人最可能的下場、不僅不見得是「勉強苟活」,甚至可能三歲五歲就死於某種“已開發國家根本無從想像會有人因此而死”的小病。

巴菲特將這種現象稱為「人生樂透」。他承認:他因為投胎出生在當代美國這樣的環境,所以他的才幹才有可讓他努力運用的空間。

很多從貧困中發家的成功人士,其實都是搭上某些特定時空環境的便車、才有可能認識從而得以努力運用其才幹、終於達成自己後來的成功。

我不是說努力不重要;我更不是說才能沒有高低之別。

我說的是:當人無法生活在一個好的環境中,則很多時候、就算我們的才幹與努力都是別人的數倍、數十倍,我們最後仍然只可能勉強苟活而已;更遑論達成什麼成就。

當然,看在那些“犯了倖存者偏差而不自知”的井蛙眼中,這一切都只是魯蛇們的自艾抱怨而已。

但事實是:那些自認“基於己身才幹與努力而得以成功”的人,其實大多都無法明確釐清自己真的不是某些隨機致富的樂透得主。

樂透得主當然有很多錢;但我們都知道那些錢與「才幹」或「努力」什麼的都沒有關係。

所以,當一個樂透得主自吹自擂其“成功”源於其才幹與努力的時候,其人除了羞辱自己口中所謂的「才幹」與「努力」之外,沒有證明什麼別的東西。

所以,剛好與那些張口「個體自由」、閉口「市場機制」的“自由膠”所想像地相反:她們越是強調「努力」或越是自豪「才能」,其實就越證明她們自己根本不配談「才能」與「努力」這兩個詞。

倘若有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壯小伙,跑去與一群三歲兒童比賽拔河或跑步,最後還喜孜孜地吹噓自己的才幹與努力終於為他換得了“應有”的成功,我們究竟會為其人覺得可恥呢?還是會覺得被他所謂的「才幹與努力」論給說服?

所以,我們若想要合理評價「才幹與努力」,我們永遠都必須先設定一個“公平”的評價環境。

當然,人畢竟是歷史性的存有,所以每個人都承載著不同的過往與遭遇。這使得我們永遠都不容易有一個純粹的、可共量的關於「公平」的評價環境。

儘管如此,對於真正的自由主義者而言,這個世界仍然有一些東西、是可以讓我們去打磨鍛造出前述關於「公平」的評價環境的。

比方說,關於人的「政治自由」或「憲政自由」,恰恰就因為其“人造物”的特性、而得以讓我們可在它之中形塑出某種「公平」。所以,對於真正意義的自由主義者而言,「自由」與「公平」其實是一體的兩面;而沒有人可以只追求其中一者、卻可拋棄另外一者。

反過來說,純粹追求「平等」(不是「公平」)的人,同樣也否定了人的「自由」;因為她們所追求的只是某種根據自己個人偏好所描繪出來的關於「平等」的圖像,而非是真正的「公平」;她們只是將自己的偏好強加於別人之上而已。PERIOD.

無論如何,正如上野千鶴子所提醒東大新生地那般:這個世界上有“努力就能有相應回報”的事情,但也有“努力仍然無法得到回報”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這個世界上,總有一些“可能才能比我們更高、同時還比我們更努力”的人,卻永遠沒辦法靠著努力而獲得成功;她們之中有很多人,甚至在還不知道「自己其實真的具有過人才幹」之前、就已經失去了「努力就能有回報」的信念、及由此衍生出的關於「努力逐夢」的勇氣。

誠如前述:真正的自由是「在自身的客觀侷限性上追求發展極致」的狀態。因此,人只有在真正認清自己的「才能」與「無才能」各自為何,以及認清「有自己可努力的空間」與「不存在自己可努力的空間」的領域各自為何,之後人才有可能達成真正的自由。

比較大的問題在於關於「有無才能」與「是否存在自己可努力的空間」的判斷上;而這部份,恰恰自由主義理論家反而沒辦法幫上忙。

何以故?因為每一個真實存在的人,都必須根據自己與當下時空環境的互動、去形成自己關於前述「有無才能」與「是否存在自己可努力的空間」的判斷。

可想而知,任何關於前述二者的判斷、難免都會有失誤或犯嚴重的錯誤的時候。

而唯一可以使我們減少這種判斷失誤的方法,就是增加我們對於這個歷史世界與人文(人類活動)世界的經驗。

用常識一點的話來說:當我們越來越認清「當年自己曾有過的夢想、其實真的挺幼稚又愚蠢的」的時候,其實我們已經又往「真正的自由」更靠近一點了;因為我們至少增加了關於判斷「沒有才能」與「不存在自己可努力的空間」的精準度。

只不過,絕大多數的人不會認知到這點;她們只會哀嘆自己「失去了夢想」。

可惜她們沒有想通的是:真正的夢想,不僅僅得被「追逐」,更得被「構築」;所以「追求夢想」本來就是一個不斷刪去某些次優選項、不斷精練、不斷優化有限資源運用效率的動力學。所以它從來都只能靠我們不斷地與歷史世界與人文世界進行互動、然後將這些互動反饋回關於「追求夢想」的認知與分析、最後再將「追求夢想」的計畫應用於真實的歷史世界與人文世界中,如此才有可能實現的。

正是在這種動力學過程中,我們會越來越知道“自己有能力且可努力”的事項與領域為何(即通往真正意義的自由)。也正是在這種動力學過程中,我們會越來越懂得欣賞“別人有能力且可努力、但自己或者沒能力或者無從努力”的事物(學會平等地承認互為主體)。

最後,我們會在這種動力學過程中,認識到那些“尚未被我們認識、但我們猜想它理論上存在”的關於「才能」與「人可努力的空間」的某種梗概與輪廓;於是我們終於懂得願意幫助整體人類追求這些「可能性」、而出力協助營造一個良性的集體環境(懂得重視公平價值)。

當然,我不認為每一個人都必須要完全依照前述這種自由主義的思路來理解自我的人生。只不過,對於那些“自稱「追求自由」、但卻對自由主義思路無知至極”的人,我實在很好奇她們究竟能有多麼大的天才、足以凌駕“自由主義三百年來、經過許許多多前輩思想家們、在知識與智識上不斷進行相互激盪挑戰、而終於集體累積發展出來”的理論?

我更好奇的是:究竟是「前述這些人居然是不世出的天才」比較可能呢?亦或是「其實前述這些人只是一群中二井蛙」比較可能呢?

2019年4月12日

川普企圖故意釋放非法移民到庇護城市雜談(20190412)

川普這兩天想到了一個點子:他建議將目前美國關押的非法移民、刻意地釋放進入那些所謂的“庇護城市”。(參見新聞

川普的想法是:這些非法移民本來就是燙手山竽;所以,如果他現在威脅要把這些燙手山竽丟給民主黨執政的地方,則民主黨人就會屈服地來跟川普和談、並接受川普所搞蓋牆之類的預算。

問題在於:川普對於非法移民的問題的認識,幾乎全部都是錯的;所以他自以為是威脅的手段、不僅一點也沒達到威脅的功能,甚至還會反而傷害他自己。

首先,川普此議有很嚴重的法律問題。

確實,非法移民沒有任何主張「合法留在美國境內生活乃至工作」的權利。這點確實如此。也因此,美國政府有絕對的正當性、可以逮捕非法移民然後將之遣送出境。

但這並不代表美國政府可以在「逮捕」、「關押」與「遣返」等程序上、不遵守起碼的程序正義或人道主義規範。

川普之前試著想要用「將非法移民的子女與父母分開關押」的方式、來恐嚇非法移民、使之未來不敢再次進入美國。但,他當時的這個舉動在被媒體報導確認了之後,川普瞬間在全國失去了大量的支持度;而且落差最大者、幾乎都在於他原本以為是鐵票的“中低教育程度”的農村婦女族群中。

理由很簡單:「抓非法移民並遣返出境」是一回事,「虐待兒童」是另外一回事。只有極少數白人至上主義者與反社會人格者、才會覺得川普這樣作一點問題也沒有。

所以,當時川普一個星期內就下令停止該政策了(新聞曝光後的前面幾天,川普還試著迴避承認自己確實有下過這類命令,國土安全部長當時也試著躲媒體躲了好幾天)。

所以,即便美國政府有法律上的正當性可以拘捕、關押、遣返各種非法移民,美國政府仍然必須在執法的過程中遵守法定程序與人道原則。

在這點上,據報,其實前幾週已經有好幾個白宮律師跟川普回報說「『把關押中的非法移民故意釋放到特定城市』的作法,會有很多法律上的問題」;甚至連國土安全部的部長也曾經明確跟川普報告過此舉行不得。

結果呢?川普仍然罔顧白宮律師的警告,而且還無預警地把國土安全部的部長給開除了;川普甚至還連帶地把密勤局(密勤局過去隸屬於財政部,九一一之後改隸屬於國土安全部;它除了負責保護白宮高層與指定國賓之外,其實也負責偵防偽鈔與洗錢等金融犯罪)的局長給開除了。理由當然是想把前國土安全部長的人馬給清掃乾淨。

姑且不論川普此舉的法律爭議罷了。光就政治結果而言,川普此舉仍然是個愚蠢的行動。何以故?

川普目前之所以「強硬反移民」的路線還能得到核心支持者的認同、是因為川普與右派不遺餘力地宣傳各種各樣「非法移民有害論」(一開始是強調「搶本國人工作」這點,後來開始鬼扯說「會提高犯罪率」)。

因此,對於一些關心自身利益與安危的中產階級選民而言,就算她們看不慣川普的言行與許多政策立場,她們仍然可能認可川普所謂“為了美國好”的動機。

但問題是:倘若非法移民確實就是社會安全的毒瘤與隱疾、而美國政府也因此不得不選擇強硬執法搜捕非法移民,則今天川普所謂「釋放非法移民」的行動、本身就等同於宣告「要將辛苦收集過濾出的毒素與有害物質、重新注入倒回美國社會中」這點。

也許川普以為,這種「把有害廢棄物倒在政敵住家附近」的行為可以構成威脅,但問題是:這些所謂的毒素與有害物、如果真的對社會安全真有威脅、則其威脅不會只針對“民主黨人”或“反川普者”而已。

換句話說,川普此舉,在意義上等於是「為了傷害我的敵人、所以我就算會連累傷害到一部分我的支持者也無所謂」。

事實上,川普當年在很多所謂庇護城市的得票率,其實總也有些兩成到四成。這些普選票固然沒辦法幫川普贏得該選區的選舉人票,但這也不能說因此這些地區的川普支持者就得活該去死吧?這樣要當年這些地區投票給川普的人情何以堪呢?

姑且假設川普的支持者都自認不居住在所謂的庇護城市附近罷了;但誰能保證川普的支持者中、不會有些親友故舊剛好就住在庇護城市裡頭呢?看在這些“自己親友確實有可能被這些‘被釋放’的非法移民傷害”的川普支持者眼裡,川普這種政策難道不會被理解成為是一種「背叛」嗎?難道那些成天高喊“只要我這個美國人優先就好”的川粉,居然可以忍受川普沒事就來這樣一記七傷拳、而且還打在自己的住家附近上頭?

更者,根據川普自己叫囂的「非法移民有害論」來推理,則川普「故意釋放非法移民」的行為,其實相當有可能被某些人類比為「羅斯福故意讓日軍偷襲珍珠港」或「中情局故意讓賓拉登攻擊世貿大樓」之類的陰謀論。

姑且不論這種陰謀論到底有多大合理性(事實上,由於「釋放非法移民」的作法是川普自己公開提出的,所以這種陰謀論反而比珍珠港陰謀論或九一一陰謀論要稍微可信一點),這至少有可能成為某些激進派民主黨人、在國會用以宣傳鼓動「發起彈劾」的藉口。

光就這種政治風險來看,川普此舉應該at best也只可能是拿石頭砸自己腳而已。

反過來說:倘若川普這種「故意將關押的非法移民載到特定城市釋放」的作法、居然沒有顯著地誘發當地的治安問題或犯罪問題(或甚至不一定造成當地的經濟問題),則川普此舉不就剛好徹底地摧毀了他「非法移民有害論」的一切根基嗎?

或許川普把非法移民想像成遊民或福利依賴者那種“寄生蟲”;但其實美國絕大多數的非法移民都是勤勞工作而且厭惡黑幫的良民。(幾乎所有的實證研究都確認這點;而且邏輯上也必然如此)

何以故?因為大部分非法移民從事的工作,都是那些本國人不願意參與的高危險、高度辛苦或低收入行業。

非法移民不是傻子,所以沒有蠢到無法認識這些行業的「高危險、高度辛苦或低收入」等特質。

非法移民之所以願意忍受這些惡劣條件、也要花錢買罪受地辛苦跨過邊境(尤其是跨境偷渡的過程中,不僅要忍受土狼人蛇的剝削甚至性侵謀殺等威脅,中間還得長途跋涉甚至翻山越嶺、穿越沙漠河流。而且大多都得先自籌一大筆錢給土狼人蛇),理由只有一個:希望自己與下一代能夠在邊境的這一端能有好的生活。

所以,大部分的非法移民其實不願意參與犯罪事業;因為這會危害她們「留在美國工作與生活」的一貫期望。

剛好相反:根據很多執法機關的經驗,倘若執法機關能夠保證不會搜捕或遣返社區內的非法移民時,則很多“存在大量非法移民”的社區、反而願意與執法部門合作、好掃蕩當地的黑幫或犯罪集團。

「社區居民不信任執法機關」的問題,不要說是那些“存在大量非法移民”的社區了,其實就連“存在大量合法移民”的社區,或是黑人社區都有類似的現象。

但這種問題其實只有那些“存在大量非法移民”的社區可能可以稍微緩解一下。何以故?因為基於歷史經驗而形成的長期不信任(黑人社區)不可能瞬間改變;而基於語言或族裔文化差異而存在的信任隔閡(合法移民社區)也不是那麼容易可以化解。

最重要的是:儘管黑人社區與合法移民社區同樣需要良好的社會治安,但這些是當地執法機關本來就被預期應該提供服務的東西。倘若執法機關本來就無法提供當地良好的治安,則這或許是因為執法者懷有族裔偏見,又或者是因為執法部門缺少足夠的人力與經費;而無論這些因素中的哪一者、都不太可能突然之間就能有結構性的改變。這就使得當地的執法人員很難以此作為槓桿、來交換社區居民的合作。

但對於非法移民社區而言,除了「良好治安」這點是她們本來就需要之外,她們對「不被遣返」的需求同樣很高;而後者其實是當地執法機關可以提供的。

事實上,歐巴馬時代所遣返的非法移民人數、其實比小布希時代要來得高;而小布希時代的美國非法移民總人數其實還比歐巴馬時代要多。

何以小布希沒有比歐巴馬還要更積極遣返非法移民?這不可能是因為「小布希比歐巴馬還要左膠」,而更可能是因為「遣返非法移民的成本高」或「遣返非法移民所帶來的治安、經濟與政治效益不高」。

正因為如此,所以其實美國的非法移民人數、一直隨著美國的經濟榮景狀態而自動有所變化:當美國經濟開始不景氣時,就算美國政府沒有刻意抓補非法移民、其實非法移民人數也會逐漸下降。事實上,根據許多人口學者的估算,美國境內現在的非法移民人數、其實維持在最近幾十年來的低谷區。

確實,從歐巴馬時代的最後一兩年開始、一直到川普上台後的這兩年間,這段時間確實是美國最近幾十年來經濟狀況最好的時候。但問題是:這一波的經濟榮景,其實是從前陣子經濟大蕭條的谷底、花了幾年的時間才一路回振上來的;而美國當時的大蕭條、確確實實地嚇退了很多非法移民。

所以,倘若考量這些人口學、社會學與政治學的各種實證研究知識,我們大概可以想像到「川普把大量關押的非法移民、釋放到特定城市後、很有可能不會造成當地治安或經濟上的危害」的情形。

當然,一個城市如果突然之間湧入了幾萬乃至十幾萬人口(無論理由為何、也無論這些人口是否為公民),則這種瞬間的人口淨增長當然都會衝擊到城市各種提供公共服務的能量與整體的負載力。所以,要說這些城市完全不會因為川普此舉而受到影響、其實多多少少都有點太過天真。

然而,在形成龐大的人口壓力的同時,我們千萬不能忘了:這些新增的人口、幾乎都是處於青壯年的有生產力的勞動力人口。所以,對於一個工商業發達的都市而言,這些大量的廉價勞動力、未必沒有可利用的空間。

更何況,姑且假設「這些所謂庇護城市的公共服務能量或經濟榮景、其實不足以養活這些瞬間湧入的新移民」這點成立罷了;但這些被川普釋放的非法移民人口、其實沒有「非得就此駐留在這些所謂庇護城市不可」的理由。如果這些城市沒辦法消化這些非法移民人口,則她們非常有可能會往四周的農業地區移動;倘若該州的經濟產業實在沒有應用這些非法移民勞動力的地方,則這些人口自然會往別州移動去。

說得難聽點:人家這些非法移民甚至從中美洲或至少墨西哥走了幾百哩才得以跨進美國,難道現在好不容易被川普釋放了、卻反而不願意往“別的有豐富工作機會”的鄰近地區或隔壁州移動嗎?會這樣想的人是不是太過愚蠢了點?

另外,姑且假設「非法移民有害論」是成立的。則「故意釋放大量非法移民、但卻無法確保非法移民停留在指定地區、反而導致這些非法移民流入農村地區」此一結果,必然會導致許多農村地區的治安與經濟問題;而這就等於是「川普自己往支持者的腦門上狠敲一記」。這點,我想川粉再蠢也能看得出來。

反過來說,倘若「非法移民有害論」其實真的只是鬼扯一通。則「大量非法移民故意被釋放進入美國各個社會、但卻並未造成社會治安或經濟上的危害」這點,就算成為直接摧毀川普迄今一切移民政策正當性的大鐵球。

當然,川粉可以想像「川普擁有無限的執法人力或劃時代的黑科技、所以可以牢牢控制這些被釋放的非法移民人口、使之無法離開庇護城市的範圍」。但這種想像其實真的只可能是想像而已。

事實是:川普過去一年多來、光是為了把目前手上的這些非法移民關到集中營裡,就已經消耗掉了國土安全部與司法部幾個執法機關的大量常規預算了。

事實是:司法部之前曾經多次下達內部備忘錄、將各地執法部門“原本用於監控或偵防高犯罪風險者與黑幫”的人力與預算、抽調出來、改用於抓補各種“無犯罪紀錄”的非法移民。

倘若「從各個犯罪偵防部門抽調出可用的人力與資源、再用一年多的時間、陸陸續續抓補與關押到當前規模的非法移民人數」這種事情尚且已經很勉強才得以繼續了,則我不知道川普政府哪裡有可能變出足夠的人力與資源、來集中監控“一大批同時(或短時間內分批)被釋放到特定幾個城市”的非法移民。

更何況,要想讓川普此舉的威脅生效,則川普必須下令執法機關不能馬上逮捕她們,而必須放任她們到處自由走動生活;不然不足以將“社會毒素”散布到這些所謂庇護城市之中、好進一步地擾亂當地治安與經濟榮景。

當然,川普可能可以動用聯邦軍隊。但,不要忘了:上次川普派駐大量軍隊去美墨邊界協助巡防時,其實軍方已經非常抱怨該舉動排擠了美軍正常的訓練與營運資源;而上次川普為了蓋牆預算而故意讓政府關門時,就連海軍陸戰隊的最高指揮官都公開投書提出警告了。

川普當然有可能徵召各州的國民兵。但這首先要看各州州長同不同意。切莫忘了:目前美國有十六個州的州檢察長、正為了川普「國境緊急狀態」與「反非法移民申請政治庇護」等政策而聯合與川普政府打官司。所以我個人很難想像這些州會同意派國民兵來協助川普監控那些“被川普故意釋放”的非法移民。

姑且假設川普還是找得到某些州願意出國民兵來協助川普罷了。但「如何監控這麼大量的非法移民」的問題仍然沒解決。

川普目前沒有說明他打算如何實施「故意將非法移民釋放到庇護城市」。但,合理猜想,川普最可能執行的作法,是「將人載到當地、然後釋放」。任何除了這種作法以外的方案,都要求「聯邦政府必須在當地有足夠的土地或建築容積、來容留這些“被釋放”的非法移民」。

所以,即便川普從某些州徵召了足夠的國民兵當來監控的人手,聯邦政府也沒有足夠的土地、能在這些庇護城市中、興建或維持足以容留這些“被釋放”的非法移民的設施。

川普當然可以不考慮興建或維持這類設施。但,這樣一來,這些“被釋放”的非法移民、自然就會鳥獸散入城市的各個角落,甚至移動到鄰近的農村或隔壁州;而這就使得前述「監控“被釋放”的非法移民、使之不至於流入鄰近農村或跨州移動」的目標就不可能達成了。

當然,川普可以斥資把每個這類“被釋放”的非法移民裝上電子腳鐐,這樣就可以方便執法單位或國民兵監控了。但問題是:這些非法移民既然已知「留在庇護城市中、就會被持續監控、而且未來即有可能再次被移民局抓補關押遣返」這點,則這些非法移民難道還會乖乖繼續待在這些庇護城市中嗎?難道她們不是比較可能會直接用起子把電子腳鐐破壞掉、然後逃到鄰近農村或甚至隔壁州嗎?

倘若這些“被釋放”的非法移民無法被控制地離開這些庇護城市,則川普就得面臨「是否要求執法單位派人抓補」的問題。

事實是:川普政府有可能沒有足夠的人力與預算、針對這些“被釋放、然後逃散各地”的非法移民、進行「再次抓補」的行動。

更大的問題在於:即便川普湊到足夠的人力與預算可完成這種「再次抓補」,則難道美國人民真的蠢到「不會自問『何以川普要故意把抓到的非法移民放了、然後再花資源重新抓補一次?』」的程度嗎?

另外,姑且不論合憲性與州權的爭議、姑且假設川普有可能動用軍隊(聯邦軍隊或國民兵)來封鎖這些庇護城市的邊界、以避免那些“被釋放”的非法移民四散離開這些庇護城市。

但即便這種手段是可能的,它也必然會引發這些地區中的“合法”移民與“長得像非法移民”的公民的各種困擾(設路障、查路人或駕駛的身份文件、盤查公共運輸設備上的乘客等)。

無論我們想像川普的軍隊效率有多高,任何一種這類舉措、都必然會造成公民在日常生活上的困擾與損失(比方說上班遲到);既然這些損失是川普的行政作為而直接導致的,所以很難說不會有民眾串連然後對川普打集體訴訟。而我很難想像司法部能想出什麼理由可以說服法官。

無論如何,目前這些庇護城市的反應都與川普預料地相反:她們不但沒有怕到馬上認輸然後低頭與川普和解,她們反而紛紛表態歡迎。這些城市的策略很清楚:賭你川普不敢。所以這是博奕理論中的「懦雞」或「邊緣」策略。

其實這些庇護城市真心不相信「非法移民有害論」,所以照說此策略應該不能算是「邊緣」;但既然川粉如此相信、而川普也長期如此叫囂、現在還要自己率先催油門而往懸崖邊衝,則這些庇護城市也沒有任何不陪川普玩下去的理由。

所以,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來分析,川普此舉都是極糟的策略;偏偏這是“川普本人提出”的、而且還是“寧願把國土安全部高層大換血也要試著貫徹”的東西。所以這個提案的責任完全在川普本人頭上。沒有任何替罪羔羊可以幫忙擋子彈。

我個人很興味盎然地想看這場鬧劇會怎麼演下去。但,我更好奇:當年那些言之鑿鑿認定「川普是個成功的生意人」或「川普是個高明的談判高手」的人,她們這兩年來到底去檢查過腦子了沒有?

2019年4月5日

反社會川普主義與虛無保守主義雜談(20190405)

川普最近威脅墨西哥說:如果一年內墨西哥沒辦法處理好“流入美國”的毒品與非法移民問題,則他就會開始對墨西哥課徵懲罰性的關稅。(參見新聞)但問題是:他的這個威脅,直接違反了他幾個月前才努力拉攏墨西哥與加拿大簽妥的新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新約目前還沒有獲得國會通過,所以還沒有生效。而事實上,儘管兩黨其實都有不少議員樂見新約通過(因為實質上與舊約相差不多,除了換了一個川普自吹自擂是大成功的名稱之外,另外就是給了美國汽車工人更高的福利與待遇,所以對選區選票有幫助。就算美國汽車業長期而言有可能因此增加出走的動機,但那應該也不會是幾年內的事情;所以不至於馬上影響選票),但民主黨其實現在逐漸被好戰派統一路線、要徹底發揮兩黨極化格局的癱瘓政事功能(雖然這種事情最近二十年來已經逐漸成為常態了);所以新約不一定會能在眾院得到過半票數。

現在的問題在於:誠如這篇所言,當川普自己表現出“破壞新約也無所謂”的態度時,這會使得國會內同情新約的議員、很難有立場去說服異議同儕。

當然,在新約尚未正式批准前,舊約仍然有效,而且確實新約與舊約內容差距沒有太大,所以就算新約的批准一直拖延下去,其影響也還是可以接受的。

然而,拖延批准新約是一回事,用關稅懲罰墨西哥是另外一回事。後者本身是完全違反舊約(當然也違反新約)的行動,所以這不僅會傷害三國之間的合作關係,甚至有可能會引發北美地區的貿易戰爭。(話說,這個新約還是川普威脅對加拿大課徵高額關稅才換到的)

當然,川普所謂的關稅威脅,也有可能只是純粹的喊話而已。這種可能性,無論多低,它終究不完全是零。

只不過,要想相信「川普只是用『威脅動用關稅懲罰』作為談判手段」這點的人,首先得相信「川普有某種他意欲追求、且穩定一致的關於『利益』的定義」。

簡單說:任何一種關於「川普是個理性的博奕行動者」的陳述,無論如何都必須假設某種關於「理性」的定義;而且無論這個定義的內容為何,它都必須具備某種「持久性」、「一致性」以及最重要的「可共量性」。

換句話說:倘若一個人以行動來追求她認定的價值或利益、但其實這些價值或利益的定義沒過多久就會被她自己改變,則我們不可能將這樣的人定義為一個理性的人。充其量,其人只是一個“被各種奇思怪想(whim)所奴役或支配”的木偶或芻狗而已。

於此同時,倘若一個人以行動來追求她認定的價值或利益、但這些價值或利益的定義卻完全不為她人共享,甚至無法被她人理解,則我們也不可能將這樣的人定義為一個理性的人;或至少,我們沒辦法跟這樣的人進行任何有意義的博奕(無論是與之合作或與之對抗)。

川普最大的問題在於:他不是一個理智的成人,而更像是一個反社會的嬰兒。所以,儘管共和黨與保守主義者一直希望把川普想像成一個“謳歌保守派價值”的行政特權捍衛者,但實際上她們對川普也好、對白宮也好的各種捍衛,都只會讓整個問題變得更糟糕。

當然,共和黨中的大部分政客,其實只在乎如何從選民身上騙到選票好連任而已;所以川普會不會搞垮國家?那根本不重要。反正,如果跟著川普搖旗吶喊有票、那就喊。如果跟著踩川普兩腳有票,那就踩。如此而已。

但問題在於:這種「所謂“現實主義”的算計」與「保守主義者仍然執迷不悟地將自己的妄想投注於川普身上的無腦行為」兩者的結合,提供了川普主義不斷坐大的空間與養分。

於是乎,所謂“現實主義”者變成了“被自己炮製出的「超現實」所奴役”的走卒,而所謂的保守主義者則只能眼睜睜看著自己信仰的各種保守主義價值淪為廉價的、下三流的地攤貨口號。

所以,真正的問題是:當人們沒有核心信仰、或至少不敢咬牙捍衛那些自己宣稱的核心信仰時,社會就會淪入虛無主義。而在虛無主義的世界中,那些慣於使用謊言與暴力的反社會人格者,就會獲得最後勝利;因為大多數的人無法真正把自己化身成為禽獸與魔鬼,但卻縱容著社會退化到了一個“只有禽獸與魔鬼才能良好生存”的境地。

然而,對於各種各樣的自認是“現實主義”者的人(包括迷信市場機制萬能論的人)而言,其實這種「死路」的下場終究都是自找的;因為她們從來都沒有自己所想像地那樣能夠“凡事都現實到底”,但她們卻不斷地為了「因為我是個現實主義者,所以我默許各種各樣無規則與無信仰的虛無主義行徑」這種教條、而放任自己隨波逐流地陷入流砂與漩渦之中。

無論如何,那些“以為川普是個’生意人’”而自認支持川普的人,終究都是一群虛無主義的人;但她們終究不是禽獸與魔鬼,所以最後只會淪為禽獸與魔鬼的娼妓與奴僕的地位──而且這些禽獸與魔鬼還是她們自己一手養大的。

2019年4月4日

川普主義使白人至上主義已經成為美國普遍且持續危機雜談(20190404)

川普去年任命的FBI局長,最近在國會聽證會上承認:白人至上主義現在已經是美國普遍且長期持久的威脅。事實上,根據FBI的統計,川普上台一年後後,全美國的仇恨犯罪案件顯著成長了17%。(參見新聞

儘管美國現在已經實質上飽受白人至上主義與民兵恐怖主義的威脅,但川普迄今仍然不肯正面承認「有這個問題」。

幾乎每一次美國發生跟種族有關的恐怖攻擊或槍擊後,川普都會試著將之歸咎於某一小群特定人士的個人行為,而非是某種可觀察到的行為模式或甚至趨勢;川普甚至經常在批評“一小群白人”之後不久、馬上就責怪那些有色人種的被害人“挑釁”或“自找”。

不過,事實上,FBI也好,司法部也好,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美國的執法部門、開始感受到被川普主義鼓勵而開始興盛流行的白人至上恐怖主義與仇恨犯罪的威脅。

相比之下,美國現在各種因為非法移民而產生的暴力犯罪案件、其實並沒有顯著增加,甚至反而遠低於美國公民的平均值。事實上,犯罪學者的研究發現,第二代移民(無論父母是否為非法移民,第二代幾乎大部分都是公民,只有少部份是Dreamer)的犯罪率反而會攀升回到美國公民的平均值。

這說明什麼?這說明:大部分非法移民其實反而不敢惹事生非,只想好好賺錢養家過日子。因為這就是她們冒著生命危險偷渡來美國的最主要理由。

但川普卻反覆宣稱非法移民才是美國現在最嚴重的國安危機。

可怕的地方是:川普的這種說詞,儘管一再而再被抓包是「沒有證據」或是「嚴重曲解統計數據」,但其錯誤的結論、卻經常通過反覆的媒介傳播而滲透進入許多美國中產階級的腦海裡。

川普的當選,以及將來可能的連任,其實都為美國的民主政治展示了某種半永久性劣化的快速通道。事實上,民主黨側的溫和派已經逐漸被擠出角逐黨內提名的舞台;「川普想玩陰招?那就大家一起來玩吧!」的這種想法,不僅成為新的常態立場,甚至還被許多人認知為唯一可能的出路。

當然,共和黨內部的溫和派現在也已經幾乎沒有聲音了。整個共和黨幾乎都在「勸阻川普不要把美國推入火坑」與「不得已跳出來力挺川普」這兩種毀滅性的自我矛盾中反覆掙扎著。

拜川普主義所賜,美國的衰亡已經不再只是可能,而是個進行式;就不知道會不會哪天睡醒發現已經是「現在完成進行式」了。

2019年4月3日

AIT建築內是否有現役美軍出入雜談 (20190403)

很多臺灣人對這則新聞感到興奮。但其實很不知所謂。

首先,美國正式使館的駐軍,一律都是陸戰隊。所以會提到「不是只有陸戰隊,而也有陸軍、海軍與空軍」這點,其實就可能有暗示「並非真的派駐軍隊防守」的意圖。

其次,AIT的現狀中,沒有“穿制服”的現役軍人出入,這點是確定的。但美軍幾個軍種的規定都是:現役軍人在執行任務時,必須穿著制服。

過去,美軍現役軍人即便是休假期間、也經常被要求穿著制服(尤其是結束休假要返回基地時);但後來因為許多軍人經常因此被奇怪的民眾騷擾、甚至是被反美人士攻擊,於是就取消了這種規定。惟現役軍人仍然可以選擇在休假期間穿著制服(通常可以在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上享受許多便利)。

非軍職人員,雖然有時候在前線基地也會穿著軍服以避免惹人注目,但絕對不會配戴階級章,而會用低辨識的方式標明其非軍人的身份。

無論是否現役,「沒有穿著制服」這點,其實說明了一切。

至於穿便服者到底是現役?還是技術上非現役?這實在很難說。因為前幾次吵這個議題時(17-18年?),國務院就有官員在回答記者時說到「會申請派駐陸戰隊員」。

所以,不能排除「過去是“技術性非現役”陸戰隊員防守,當時想要申請“現役”陸戰隊員進駐但未獲准,現在則是技術性忽略『技術性非現役』六個字」的可能。

在英語裡頭,很多退役多年的陸戰隊員,彼此之間也仍以marine稱呼。當然,這種稱呼法,就不是指涉「現役」的意思;但如果沒有仔細看上下文,光看「有陸戰隊員防守」,也很難說到底是不是現役人員。

再說,即便是現役軍人,難道不能休假期間出國觀光然後在民間單位兼差當保全嗎?這在形式上當然有可能被認定是違紀行為(好像不同軍種的不同部隊、有不同的規定。所以我不敢說一定是違紀),但即便是違紀行為,這仍然得看上級指揮官是否追究。

所以,美國軍方只要把派駐台北的現役陸戰隊員、一律給予“等同派駐任期”的無薪假,甚至是留職停薪,然後派駐期間一律由白手套的保全公司(或是與軍方有合約的正牌保全公司)支付薪水,最後結束任期後、由上級給予某種“主觀上認可其年資”的方式作為補償,就可以達成“技術性現役”的結果了。

所以,到底是技術性非現役?還是技術性現役?其實花樣很多;所以很難說到底是哪一種情形。

無論如何,這跟台獨貼紙一樣:屁大的事情,臺灣人卻喜滋滋地自慰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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