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突然感興趣，所以去查了一下美國XBB與XBB.1.5的疫情數據。
【在XBB方面】
在XBB市佔率較高的地區，「新冠死亡人數」也顯著較高（Ｔ檢定p=.015；Ｄ值為.1934）。
XBB的這個高傷亡力效果，在青少年人身上最大（Ｔ檢定p=.035；Ｄ值為.3223），在老年人身上次之（Ｔ檢定p=.000；Ｄ值為.2763）；而在青壯年身上則稍微不那麼大（Ｔ檢定p=.075；Ｄ值為.2097）。
此外，在XBB市佔率較高的地區，「總死亡人數」也顯著較高（Ｔ檢定p=.009；Ｄ值為.2275）。
XBB的這個高傷亡力效果，在青少年人身上最大（Ｔ檢定p=.000；Ｄ值為.4143），在老年人身上次之（Ｔ檢定p=.000；Ｄ值為.3000）；而在青壯年身上則稍微不那麼大（Ｔ檢定p=.000；Ｄ值為.2817）。
【在XBB.1.5方面】
在XBB.1.5市佔率較高的地區，「新冠死亡人數」也顯著較高：這個高傷亡力效果，在青少年人身上（Ｔ檢定p=.000；Ｄ值為.6191）與老年人身上（Ｔ檢定p=.000；Ｄ值為.4282）都相當大。
不過XBB.1.5的這個高傷亡力效果並不作用於青壯年人身上。
在XBB.1.5市佔率較高的地區，「總死亡人數」也顯著較高：這個高傷亡力效果，在青少年人身上（Ｔ檢定p=.000；Ｄ值為.6860）與老年人身上（Ｔ檢定p=.000；Ｄ值為.4853）都相當大。
同樣地，XBB.1.5的這個高傷亡力效果也不作用於青壯年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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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不管是XBB還是XBB.1.5，其實傷亡力真的都更強、都會造成顯著更高的死亡人數。
而且，這個高傷亡力的效果，並不只作用於老年人身上，同樣也作用於青少年人身上，甚至還會作用於青壯年人身上（至少XBB如此）。
另外，如果比較各變異株在市佔率峰值的當下，則“越能快速搶佔市佔率”（變異株從「發現」到「達到峰值」所花的天數）的變異株，確實更能造成顯著更多的「新冠死亡人數」（Ｔ檢定p=.000；中位數檢定p=.000；回歸檢定p=.001；Rho檢定p=.000）與「總死亡人數」（Ｔ檢定p=.000；中位數檢定p=.000；回歸檢定p=.000；Rho檢定p=.000）。
不過，這個高傷亡力效果，於老年人身上比較顯著（「新冠死亡人數」：Ｔ檢定p=.001；中位數檢定p=.000；回歸檢定p=.001；Rho檢定p=.000。「總死亡人數」：Ｔ檢定p=.000；回歸檢定p=.000）；在青少年人（「新冠死亡人數」：中位數檢定p=.001。「總死亡人數」：中位數檢定p=.000）與青壯年人（「新冠死亡人數」：中位數檢定p=.000）身上比較不顯著。
也就是說：至少對於老年人與一部分青少年人而言，當變異株越能快速搶市佔率（即傳播力更強，或穿透感染力更強，或兩者兼具）時，它就越能造成大量的傷亡——即便變異株本身的致死能力未必變得更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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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在Omicron時代，討論「變異株是否會增加致死率」是沒有意義的，因為迄今數百個O記變異株，其各自的致死能力、從基因上來看、其實差不了太多；真正造成其各自疫情慘烈程度的關鍵因素，始終都在於各變異株的傳播力與穿透感染力。
所有諸如「…雖然傳播力與穿透感染力都更強，但致死率卻未見顯著提升…」之類的說法，其實都只是用來安撫百姓、避免造成恐慌的話術而已。Omicron出現的這一年多以來，其造成的疫情，從來都不在「致死能力高」（因為統計上來說，Omicron的致死能力真的不高）上，而在於它「傳播力強」、「穿透感染力強」與「變異速度快」三者。
無論如何，XBB與XBB.1.5，終究是很會殺人的東西。雖然目前有跡象顯示、它們不一定在地球上的每一個地區都很能搶到市佔率，但它們在“自己確實能快速搶到市佔率”的地盤上，真的很能殺人。
誠如我在別篇多次提到地那樣：大陸所謂「這波疫情造成七成感染」云云，有很大可能只是人們主觀認知上的錯誤印象而已；因此，大陸真的不太可能可以幻想靠「痊癒者的免疫牆」來阻擋XBB與XBB.1.5的襲擊。
只要Omicron各變異株繼續強化「傳播力」與「穿透感染力」這兩點（而這兩點幾乎已經是目前幾十個強勢O記變異株的共同特徵），新冠疫情的致死狀況就不太可能真的緩解。大陸的下一波疫情，就算不是因為XBB或XBB.1.5，終究也會因為別的變異株而引發高峰。
2023年1月26日
2023年1月23日
新冠導致美國大量納保勞動人口死亡雜談(2023-01-23)
這篇是從美國的團體保險（主要都是企業幫員工納保的醫療人壽險）在疫情期間的給付狀況、來看新冠以及新冠後遺症對勞動人口的影響。
基本上，在“疫情滿二年”的時候，美國的納保勞動人口（這些都是有工作的人）的死亡人數，大約比“疫情前”多了20%。
另外，即便是到了Omicron時代，其實美國納保勞動人口的死亡人數、仍然比“疫情前”要顯著地高。
這說明甚麼？這意味著新冠雖然不必然會直接在感染後馬上殺死勞動人口，但卻會嚴重弱化勞動人口的健康狀況；於是，在經過幾個月的新冠後遺症折騰後，很多勞動人口就會死去。
事實上，根據美國聯準會自己所承認的數字，美國在疫情期間，其實已經永久失去了40萬個勞動力（而且幾乎都是線上勞工，而非是因故不出來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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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這些人幾乎都死在上崗的狀態中，所以企業馬上就會面對勞動力缺口的問題。
這個勞動力不足問題，本質上是由於防疫不力導致的，所以它不會只襲擊“有工作”的勞動人口，而是會襲擊所有“經常出門”（即便出門不是為了去上班）的勞動人口。
換句話說：它所造成的勞動力缺口，不太可能靠「雇主調高薪資」的手段來彌補；因為那些“此刻並未就業”的勞動人口中，同樣會因為新冠後遺症而有大量死亡。
此外，為了面對這個瞬間出現的勞動力不足的問題，雇主無論如何都得先支付高額的加班費、來勉強運用那些“尚未因病死去”的現有的勞動力；但人能加班爆肝的時間與體力都是有極限的，所以這招必然只是杯水車薪。
因此，「勞動力不足」的問題不可能真的解決，因此上游廠商必然出貨速度會放慢，生產量也會下降。下游廠商為了搶原料與零件，所以只好加價。這就造成了通貨膨脹的威脅。
與此同時，由於雇主無論如何都得馬上先支付更高的人力成本，更必須拉高薪資去搶“此刻還沒有病倒”的未就業勞動力，所以企業運營的利潤必然會大幅下降。這就造成了未來拉高失業率的威脅。
然而，由於此時「勞動力短缺」仍然是個事實，所以帳面上的失業率必然只會維持相當低的狀態。於是許多只看指標與數字的蛋頭總體經濟學者、就會得出「經濟狀況仍然大好」的結論。但這當然只是假象。
當通膨問題越來越嚴重，企業利潤越來越低，最終，必然會有某些企業開始裁員，而且是大規模裁員（這個情形目前已經發生了）。於是就會出現「明明幾天前還低失業率地一片景氣大好跡象，幾天後卻開始出現各種大規模裁員的兇猛惡兆」的矛盾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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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切的一切，其實都是新冠的錯。但市場機制卻完全沒辦法調節它。
何以故？因為防疫政策本身不是勞動就業市場所能決定的，甚至不是單純的選票市場所能決定的（因為拜登上台後，雖然標榜自己會推翻川普那種無腦防疫的亂七八糟路線，但其實拜登自己也是兩手一攤就躺平擺爛；在進入Omicron時代後更是如此）。
所以市場機制到底萬能在哪裡？我終究看不出來。
新冠對於整個社會的影響是絕對的，而且它也會影響勞動市場與整體經濟狀態。
所以，那些成天幻想「Omicron只是大號流感」、「躺平開放後，經濟必然就會好」的人，真的是極其愚蠢。
這些人不僅是在拿自己與家人的健康與性命在開玩笑，同時也是在拿自己的飯碗在開玩笑。
這些人以為嚴格防疫很花錢、妨礙了自己做生意或上班的積極空間，但她們不知道：躺平之後，她們只會因為健康受損而徹底失去勞動能力，甚至是整個社會會進入衰退與不景氣。
所以，如果用五年、十年的時間維度來看，她們的「躺平」決定，其實是對自己與家人的長期謀殺。
這個道理並不難懂。但蠢人無論如何都沒辦法懂。
----
比較可悲的是大陸目前的所謂“專家”（包括公衛、醫療與經濟三個領域）。
無論這些“專家”的學經歷為何，她們本質上都是無能也無知的；因為她們顯然缺乏通過「參考西方慘痛教訓」的方式、來形成她們自己對於防疫政策的所謂“專業”看法。
事實上，她們這些人當中，幾乎絕大多數、都在去(2022)年十一月底以前、都真心相信「Omicron患者九成無症狀」這種完全靠造假說謊才能傳播得出去的謠言。
一個完全與科學證據相悖、完全跟西方大量疫情數據衝突的說詞，在大陸卻能有這麼多的所謂“專家”深信不疑，甚至到了今天還有人仍然堅持這點，由這就可以看出、大陸整體社會的專業知識水平之低落。
確實，大陸因為人多，所以偶爾會有零星幾個天才、可以創造出旁人追趕不及的知識成就。
但少數天才的偉業，並不足以抵銷絕大多數庸才的無能與愚蠢。
所以，在某政協委員尚未被清算鬥倒之前，大陸的公衛、醫療與經濟等領域，基本上都沒有未來可言。
我不是說這些領域中的所有人都不可能說出有見地的話。不是的。
我說的是：即便此刻這些領域中仍然還有一些正常人，但這些人的聲音終究只會被大陸整體社會認為是雜音，甚至認為是禍害。
----
我知道很多大陸人覺得：《三體》中那些“看到「物理學不復存在或從來不存在」就去自殺”的科學家很無稽。
大陸社會會有這種想法，是很正常的。因為大陸社會本質上仍然是反智的（當然，臺灣社會也是一樣反智，甚至可能更誇張）；所以絕大多數人、甚至是絕大多數自稱在從事科研工作的“專家”，其實根本不懂「追逐著知識前沿」的如履薄冰的感覺。
更何況，大陸的“知識精英”與所謂的“專家”，大多長期活在習慣指鹿為馬的環境中了。所以這種人當然不可能會為了「知識學科徹底崩解」這種理由而崩潰。
既然如此，大陸一般百姓會對這種行為嗤之以鼻、就再正常不過了。
基本上，在“疫情滿二年”的時候，美國的納保勞動人口（這些都是有工作的人）的死亡人數，大約比“疫情前”多了20%。
另外，即便是到了Omicron時代，其實美國納保勞動人口的死亡人數、仍然比“疫情前”要顯著地高。
這說明甚麼？這意味著新冠雖然不必然會直接在感染後馬上殺死勞動人口，但卻會嚴重弱化勞動人口的健康狀況；於是，在經過幾個月的新冠後遺症折騰後，很多勞動人口就會死去。
事實上，根據美國聯準會自己所承認的數字，美國在疫情期間，其實已經永久失去了40萬個勞動力（而且幾乎都是線上勞工，而非是因故不出來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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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這些人幾乎都死在上崗的狀態中，所以企業馬上就會面對勞動力缺口的問題。
這個勞動力不足問題，本質上是由於防疫不力導致的，所以它不會只襲擊“有工作”的勞動人口，而是會襲擊所有“經常出門”（即便出門不是為了去上班）的勞動人口。
換句話說：它所造成的勞動力缺口，不太可能靠「雇主調高薪資」的手段來彌補；因為那些“此刻並未就業”的勞動人口中，同樣會因為新冠後遺症而有大量死亡。
此外，為了面對這個瞬間出現的勞動力不足的問題，雇主無論如何都得先支付高額的加班費、來勉強運用那些“尚未因病死去”的現有的勞動力；但人能加班爆肝的時間與體力都是有極限的，所以這招必然只是杯水車薪。
因此，「勞動力不足」的問題不可能真的解決，因此上游廠商必然出貨速度會放慢，生產量也會下降。下游廠商為了搶原料與零件，所以只好加價。這就造成了通貨膨脹的威脅。
與此同時，由於雇主無論如何都得馬上先支付更高的人力成本，更必須拉高薪資去搶“此刻還沒有病倒”的未就業勞動力，所以企業運營的利潤必然會大幅下降。這就造成了未來拉高失業率的威脅。
然而，由於此時「勞動力短缺」仍然是個事實，所以帳面上的失業率必然只會維持相當低的狀態。於是許多只看指標與數字的蛋頭總體經濟學者、就會得出「經濟狀況仍然大好」的結論。但這當然只是假象。
當通膨問題越來越嚴重，企業利潤越來越低，最終，必然會有某些企業開始裁員，而且是大規模裁員（這個情形目前已經發生了）。於是就會出現「明明幾天前還低失業率地一片景氣大好跡象，幾天後卻開始出現各種大規模裁員的兇猛惡兆」的矛盾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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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切的一切，其實都是新冠的錯。但市場機制卻完全沒辦法調節它。
何以故？因為防疫政策本身不是勞動就業市場所能決定的，甚至不是單純的選票市場所能決定的（因為拜登上台後，雖然標榜自己會推翻川普那種無腦防疫的亂七八糟路線，但其實拜登自己也是兩手一攤就躺平擺爛；在進入Omicron時代後更是如此）。
所以市場機制到底萬能在哪裡？我終究看不出來。
新冠對於整個社會的影響是絕對的，而且它也會影響勞動市場與整體經濟狀態。
所以，那些成天幻想「Omicron只是大號流感」、「躺平開放後，經濟必然就會好」的人，真的是極其愚蠢。
這些人不僅是在拿自己與家人的健康與性命在開玩笑，同時也是在拿自己的飯碗在開玩笑。
這些人以為嚴格防疫很花錢、妨礙了自己做生意或上班的積極空間，但她們不知道：躺平之後，她們只會因為健康受損而徹底失去勞動能力，甚至是整個社會會進入衰退與不景氣。
所以，如果用五年、十年的時間維度來看，她們的「躺平」決定，其實是對自己與家人的長期謀殺。
這個道理並不難懂。但蠢人無論如何都沒辦法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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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可悲的是大陸目前的所謂“專家”（包括公衛、醫療與經濟三個領域）。
無論這些“專家”的學經歷為何，她們本質上都是無能也無知的；因為她們顯然缺乏通過「參考西方慘痛教訓」的方式、來形成她們自己對於防疫政策的所謂“專業”看法。
事實上，她們這些人當中，幾乎絕大多數、都在去(2022)年十一月底以前、都真心相信「Omicron患者九成無症狀」這種完全靠造假說謊才能傳播得出去的謠言。
一個完全與科學證據相悖、完全跟西方大量疫情數據衝突的說詞，在大陸卻能有這麼多的所謂“專家”深信不疑，甚至到了今天還有人仍然堅持這點，由這就可以看出、大陸整體社會的專業知識水平之低落。
確實，大陸因為人多，所以偶爾會有零星幾個天才、可以創造出旁人追趕不及的知識成就。
但少數天才的偉業，並不足以抵銷絕大多數庸才的無能與愚蠢。
所以，在某政協委員尚未被清算鬥倒之前，大陸的公衛、醫療與經濟等領域，基本上都沒有未來可言。
我不是說這些領域中的所有人都不可能說出有見地的話。不是的。
我說的是：即便此刻這些領域中仍然還有一些正常人，但這些人的聲音終究只會被大陸整體社會認為是雜音，甚至認為是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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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很多大陸人覺得：《三體》中那些“看到「物理學不復存在或從來不存在」就去自殺”的科學家很無稽。
大陸社會會有這種想法，是很正常的。因為大陸社會本質上仍然是反智的（當然，臺灣社會也是一樣反智，甚至可能更誇張）；所以絕大多數人、甚至是絕大多數自稱在從事科研工作的“專家”，其實根本不懂「追逐著知識前沿」的如履薄冰的感覺。
更何況，大陸的“知識精英”與所謂的“專家”，大多長期活在習慣指鹿為馬的環境中了。所以這種人當然不可能會為了「知識學科徹底崩解」這種理由而崩潰。
既然如此，大陸一般百姓會對這種行為嗤之以鼻、就再正常不過了。
2023年1月20日
勇敢遠離躺平派，以追求自己與家人的長期幸福雜談(2023-01-20)
剛剛看了兩篇論文（參見這裡與這裡），講鼻腔相關的。我讀後的認知（結合了這兩篇論文的發現，以及其它論文的討論）大體上是：
1. 新冠的傳播速度，或者說人在社會中被感染或再感染的風險，基本上與旁人鼻腔內的病毒濃度有關。病毒濃度越高，傳播力越強。
2. 鼻腔內的病毒濃度，基本上只能根據「感染天數」來決定，而這是因為感染後人體鼻腔會形成抗體來對抗病毒。
3. 鼻腔的抗體，在Delta上，大概會在九個月內遞減到“從未感染過”的“零”的程度；在BA.1上，則大概會在4~5個月內遞減為“零”。
4. 不管是感染後打疫苗，或是打疫苗後感染，基本上都不太能影響鼻腔抗體的滴度或持續時間。（理論上如果有接種鼻噴式疫苗，或是使用了鼻噴式阻斷劑，有可能可以幫助形成抗體來對抗病毒；但這個抗體維持的時間不會太長）
5. BA.2以後的新變異株，基本上，每一個的穿透感染力都比BA.1強，所以理論上來說、這個鼻腔抗體的滴度與持續時間、都會比BA.1弱不少。
6. 大陸這波流行的BF.7變異株，大概會在5個月左右發展出子代。
也就是說：當一個社會感染人數多到一定程度，即便它是一個對外完全封閉的社會，它基本上會在一波疫情結束後的五六個月後、再次出現疫情。
這個時間還很可能會因為「前一波感染的人數相當多」而縮短（因為病毒變異的速度加快了）。
7. 如果這個社會不能一直維持對外封閉的狀態，則相同病毒株、甚至不同病毒株，都會持續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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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想靠大量感染萊形成免疫防護牆，基本上是完全不可能的。
也許，在「一個月內造成九成感染」的情形下，社會可以預期會有兩三個月的疫情低谷。但感染人數越多，病毒變異速度就越快，出現低谷的時間就會越短，低谷維持的時間也越短。
所以躺平，永遠只會讓社會進入無止盡的這個循環。
而且這還是假設病毒只會出現亞型變異的程度。如果病毒出現類似Delta對原始株的這種程度的劇烈變異，則不管是鼻腔抗體或是血漿抗體，基本上都不太能攔得住病毒傳播的速度。
反正躺平後就是這樣一個惡性循環。
所有曾經以為「反正不可能守得住」的人，其實終究都只是把自己與親友往懸崖邊擠去。
該死的，終究還是得死。選擇躺平的社會，是不會有未來的。
----
對於全世界都已經躺平的今天，其實人類的未來是沒有甚麼希望可言的。因為絕大多數的感染者都會一再而再地被感染；而且在「感染-再感染」的間隔之間，這些人還要被各種各樣的新冠後遺症所困擾。（而我們已知：再感染其實會加重且延長新冠後遺症的問題）
唯一可能可以打破這個惡性循環的手段，其實是「物理防疫」，而非疫苗、單抗體、抗病毒藥、甚至是鼻噴式阻斷劑。
問題就在於：對於那些“自認為不久前才剛痊癒”的人而言，她們是最抗拒採取物理防疫手段的族群；因為她們自認「自己就算馬上被再次感染、也會因為此時體內的抗體滴度仍高、所以多半不會有甚麼新的症狀出現」。
但其實這些人並不是不會在短時間內被再次傳染，而只是「就算被再次傳染了，因為鼻腔內的抗體滴度還高，所以病毒比較不容易有足夠的時間複製成高濃度的狀態」而已。
換句話說：這些人並不是不會「因為再次被感染，所以有能力再次傳播病毒給別人」。其實還是會的；只不過，這個「有能力再次傳播病毒給別人」的時間窗口、會因為「鼻腔內抗體滴度還高」而縮短一些。
但這個「時間窗口縮短」能保證每天在密閉辦公室相處的同事不被自己傳染嗎？能保證同住的家人不被自己傳染嗎？其實是不能的。
所以「集群免疫」的構想，是永遠都不可能實現的。
傳說中的「免疫牆」，即便存在，其實也只能維持短時間；而且其所可能存續的時間、會隨著一波又一波的疫情、而逐漸縮短。
在這段期間，病毒會越變異毒性越弱嗎？答案是「不一定」。
當年西班牙大流感，就曾經在第二波疫情中、變異出毒性超強的版本。新冠也曾經變異出Delta。（話說，Omicron從來都不是從Delta變異出來的，所以D-O的這個軌跡，從來都不存在「越變異越不毒」的情形）
確實，當“傳播力強、而且穿透感染力強”的變異株成為當前主流時，新的變異株如果要想在結果上能夠搶占一定市占率，它大概很難不在「傳播力」與「穿透感染力」這兩項上特化增強。
但病毒的變異並不是玩遊戲升級加點數那樣有總點數上限的限制。病毒不需要跟你講武德、也不需要在能力曲線上總留些短處好讓人類可以對抗。
當病毒傳播能力強到一定程度後，即便是那些“致死力很高、老是會殺死宿主”的變異株，仍然也有可能搶占市佔率。因為搶市佔率的關鍵，始終都在於「傳播力」與「穿透感染力」，而非得只能維持「低重症、低致死」不可。
更何況，現在新冠病毒已經確認可以通過「基因重組」的方式來變異了；這意味著：今後病毒變異的軌跡，將更難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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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今後的世界，其實會像電影Idiocracy一樣：整個社會的平均智能都會大幅下降，而那些「防疫愛好者」反而可以靠著“自己仍然維持原本的智能水平”、而突然成為人中龍鳳。
（前提當然是：那些躺平愛好者、沒有因為發現自己親手摧毀了自己與親友的未來、而在某一天開始惱羞成怒地、用暴力追殺自己身旁的小陰人們。）
所以，想想其實應該要充滿希望與樂觀態度：只要現在持續出門戴口罩、勤洗手消毒，減少與躺平派蠢蛋廝混，自己在五年十年後的相對工作能力、就會高出周圍人平均許多，從而確保了自己在健康上與職場上的絕對優勢。這難道不是很上算的事情嗎？
算起來，讀書考高考、考研、考證照、在職業軌道上忍辱負重蹲點，這些的投資報酬率，都遠遠不比「努力防疫」來得高呢。既然如此，到底何樂而不為呢？
所以我們其實不必對人類未來感到悲觀。
也許，我們確實拯救不了絕大多數的人；但我們卻清楚知道，如何在一個“幾乎人人都必死”的賽局中、存活並長期幸福活下去的必勝法。
前提當然是：我們要盡量在社交上遠離躺平派蠢蛋；不僅僅是為了避免被她們傳染病毒，更為了避免被她們惱羞成怒地用暴力拉下海。
這個世界，不甘心自己獨自受苦受罪、寧願損人不利己也要拖別人下水的人，終究很多。
歐美也好，亞洲也好，其實都有許多「感染者故意把病毒沾附到公共設施的扶手或們把上」的行為；歐美甚至也發生過不少「感染者故意去拉扯路人戴著的口罩」的事件。
所以真的不用把躺平者、都想像成只是無辜的被害人。這個世界上，總有人是反社會人格者；而即便當初只是無辜的被害人，其中也總有一些人、會因為自己的不甘心或憤怒，而寧願不理性地牽連旁人來取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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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不是所有的躺平派都是這種人。但這種人必然最終會以躺平派的面目行走於社會之中；我們永遠都不可能看到「這種人戴緊口罩、隨時洗手消毒」的光景。
天幸如此，我們應該盡可能地遠離一切已知的躺平派，哪怕對方是我們的同事鄰居亦然；即便是到了“擔心「這樣會不會被旁人罵說是在搞歧視啊？」”的程度，其實也不用太介意。
沒有人能保證自己被感染後絕對不會演變成為重症。也沒有人能保證自己未來的謀生餬口能力不會因為新冠後遺症而被摧毀殆盡。
既然如此，與其介意躺平派的眼光，甚至是酸言風語，不如心安理得地守住自己的防線，然後等著看躺平派自掘墳墓而亡。
人要找死，就像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一樣，攔不住的。只能由它去。
我們只能力求自己不會被這些人不甘心地、拖著陪葬，這樣就夠了。
如何避免自己不被拖著陪葬？只能在社交上盡量遠離躺平派，然後不要介意被這些人罵說「不近人情」或「缺乏社會常識」。
介意這些要緊？還是保住自己與家人的健康要緊？增加自己在五年後職場上的競爭力要緊？稍微想想就知道了。
1. 新冠的傳播速度，或者說人在社會中被感染或再感染的風險，基本上與旁人鼻腔內的病毒濃度有關。病毒濃度越高，傳播力越強。
2. 鼻腔內的病毒濃度，基本上只能根據「感染天數」來決定，而這是因為感染後人體鼻腔會形成抗體來對抗病毒。
3. 鼻腔的抗體，在Delta上，大概會在九個月內遞減到“從未感染過”的“零”的程度；在BA.1上，則大概會在4~5個月內遞減為“零”。
4. 不管是感染後打疫苗，或是打疫苗後感染，基本上都不太能影響鼻腔抗體的滴度或持續時間。（理論上如果有接種鼻噴式疫苗，或是使用了鼻噴式阻斷劑，有可能可以幫助形成抗體來對抗病毒；但這個抗體維持的時間不會太長）
5. BA.2以後的新變異株，基本上，每一個的穿透感染力都比BA.1強，所以理論上來說、這個鼻腔抗體的滴度與持續時間、都會比BA.1弱不少。
6. 大陸這波流行的BF.7變異株，大概會在5個月左右發展出子代。
也就是說：當一個社會感染人數多到一定程度，即便它是一個對外完全封閉的社會，它基本上會在一波疫情結束後的五六個月後、再次出現疫情。
這個時間還很可能會因為「前一波感染的人數相當多」而縮短（因為病毒變異的速度加快了）。
7. 如果這個社會不能一直維持對外封閉的狀態，則相同病毒株、甚至不同病毒株，都會持續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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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想靠大量感染萊形成免疫防護牆，基本上是完全不可能的。
也許，在「一個月內造成九成感染」的情形下，社會可以預期會有兩三個月的疫情低谷。但感染人數越多，病毒變異速度就越快，出現低谷的時間就會越短，低谷維持的時間也越短。
所以躺平，永遠只會讓社會進入無止盡的這個循環。
而且這還是假設病毒只會出現亞型變異的程度。如果病毒出現類似Delta對原始株的這種程度的劇烈變異，則不管是鼻腔抗體或是血漿抗體，基本上都不太能攔得住病毒傳播的速度。
反正躺平後就是這樣一個惡性循環。
所有曾經以為「反正不可能守得住」的人，其實終究都只是把自己與親友往懸崖邊擠去。
該死的，終究還是得死。選擇躺平的社會，是不會有未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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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全世界都已經躺平的今天，其實人類的未來是沒有甚麼希望可言的。因為絕大多數的感染者都會一再而再地被感染；而且在「感染-再感染」的間隔之間，這些人還要被各種各樣的新冠後遺症所困擾。（而我們已知：再感染其實會加重且延長新冠後遺症的問題）
唯一可能可以打破這個惡性循環的手段，其實是「物理防疫」，而非疫苗、單抗體、抗病毒藥、甚至是鼻噴式阻斷劑。
問題就在於：對於那些“自認為不久前才剛痊癒”的人而言，她們是最抗拒採取物理防疫手段的族群；因為她們自認「自己就算馬上被再次感染、也會因為此時體內的抗體滴度仍高、所以多半不會有甚麼新的症狀出現」。
但其實這些人並不是不會在短時間內被再次傳染，而只是「就算被再次傳染了，因為鼻腔內的抗體滴度還高，所以病毒比較不容易有足夠的時間複製成高濃度的狀態」而已。
換句話說：這些人並不是不會「因為再次被感染，所以有能力再次傳播病毒給別人」。其實還是會的；只不過，這個「有能力再次傳播病毒給別人」的時間窗口、會因為「鼻腔內抗體滴度還高」而縮短一些。
但這個「時間窗口縮短」能保證每天在密閉辦公室相處的同事不被自己傳染嗎？能保證同住的家人不被自己傳染嗎？其實是不能的。
所以「集群免疫」的構想，是永遠都不可能實現的。
傳說中的「免疫牆」，即便存在，其實也只能維持短時間；而且其所可能存續的時間、會隨著一波又一波的疫情、而逐漸縮短。
在這段期間，病毒會越變異毒性越弱嗎？答案是「不一定」。
當年西班牙大流感，就曾經在第二波疫情中、變異出毒性超強的版本。新冠也曾經變異出Delta。（話說，Omicron從來都不是從Delta變異出來的，所以D-O的這個軌跡，從來都不存在「越變異越不毒」的情形）
確實，當“傳播力強、而且穿透感染力強”的變異株成為當前主流時，新的變異株如果要想在結果上能夠搶占一定市占率，它大概很難不在「傳播力」與「穿透感染力」這兩項上特化增強。
但病毒的變異並不是玩遊戲升級加點數那樣有總點數上限的限制。病毒不需要跟你講武德、也不需要在能力曲線上總留些短處好讓人類可以對抗。
當病毒傳播能力強到一定程度後，即便是那些“致死力很高、老是會殺死宿主”的變異株，仍然也有可能搶占市佔率。因為搶市佔率的關鍵，始終都在於「傳播力」與「穿透感染力」，而非得只能維持「低重症、低致死」不可。
更何況，現在新冠病毒已經確認可以通過「基因重組」的方式來變異了；這意味著：今後病毒變異的軌跡，將更難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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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今後的世界，其實會像電影Idiocracy一樣：整個社會的平均智能都會大幅下降，而那些「防疫愛好者」反而可以靠著“自己仍然維持原本的智能水平”、而突然成為人中龍鳳。
（前提當然是：那些躺平愛好者、沒有因為發現自己親手摧毀了自己與親友的未來、而在某一天開始惱羞成怒地、用暴力追殺自己身旁的小陰人們。）
所以，想想其實應該要充滿希望與樂觀態度：只要現在持續出門戴口罩、勤洗手消毒，減少與躺平派蠢蛋廝混，自己在五年十年後的相對工作能力、就會高出周圍人平均許多，從而確保了自己在健康上與職場上的絕對優勢。這難道不是很上算的事情嗎？
算起來，讀書考高考、考研、考證照、在職業軌道上忍辱負重蹲點，這些的投資報酬率，都遠遠不比「努力防疫」來得高呢。既然如此，到底何樂而不為呢？
所以我們其實不必對人類未來感到悲觀。
也許，我們確實拯救不了絕大多數的人；但我們卻清楚知道，如何在一個“幾乎人人都必死”的賽局中、存活並長期幸福活下去的必勝法。
前提當然是：我們要盡量在社交上遠離躺平派蠢蛋；不僅僅是為了避免被她們傳染病毒，更為了避免被她們惱羞成怒地用暴力拉下海。
這個世界，不甘心自己獨自受苦受罪、寧願損人不利己也要拖別人下水的人，終究很多。
歐美也好，亞洲也好，其實都有許多「感染者故意把病毒沾附到公共設施的扶手或們把上」的行為；歐美甚至也發生過不少「感染者故意去拉扯路人戴著的口罩」的事件。
所以真的不用把躺平者、都想像成只是無辜的被害人。這個世界上，總有人是反社會人格者；而即便當初只是無辜的被害人，其中也總有一些人、會因為自己的不甘心或憤怒，而寧願不理性地牽連旁人來取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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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不是所有的躺平派都是這種人。但這種人必然最終會以躺平派的面目行走於社會之中；我們永遠都不可能看到「這種人戴緊口罩、隨時洗手消毒」的光景。
天幸如此，我們應該盡可能地遠離一切已知的躺平派，哪怕對方是我們的同事鄰居亦然；即便是到了“擔心「這樣會不會被旁人罵說是在搞歧視啊？」”的程度，其實也不用太介意。
沒有人能保證自己被感染後絕對不會演變成為重症。也沒有人能保證自己未來的謀生餬口能力不會因為新冠後遺症而被摧毀殆盡。
既然如此，與其介意躺平派的眼光，甚至是酸言風語，不如心安理得地守住自己的防線，然後等著看躺平派自掘墳墓而亡。
人要找死，就像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一樣，攔不住的。只能由它去。
我們只能力求自己不會被這些人不甘心地、拖著陪葬，這樣就夠了。
如何避免自己不被拖著陪葬？只能在社交上盡量遠離躺平派，然後不要介意被這些人罵說「不近人情」或「缺乏社會常識」。
介意這些要緊？還是保住自己與家人的健康要緊？增加自己在五年後職場上的競爭力要緊？稍微想想就知道了。
2023年1月13日
估算大陸躺平後疫情死亡人數雜談-5(20230113)
大陸目前官方的調查說，大陸這波疫情已經造成9億人感染。推估盛行率大約是70~80%左右。（大陸目前算是剛過拐點，所以大約是33天過拐）
問題是：十四個西方國家去(2022)年同樣在面對Omicron疫情（不全然都是BF.7變異株）時，其「過拐前」階段的「推定盛行率」，中位數是「5.84%」，而最大值也不過是「17.00%」。
同樣是處於「過拐前」階段，面對的同樣是Omicron病毒，何以大陸的推定盛行率是70%，而西方卻只有5.84%？
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其實西方感染黑數很多，所以帳面上的都是嚴重低估的統計數據。
另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大陸真實的盛行率其實並沒有那麼高。
畢竟，現在大陸幾乎沒有在作抽篩了，所以只能通過問卷調查、訪問百姓自己的主觀感受。因此，可能有很多人會將自己的感冒、流感、風寒、睡眠不足等症狀，誤以為是新冠；這就會拉高推定盛行率的數字。
我認為兩種可能都有，而且很難說哪一者的影響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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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針對目前這段時間計算超額死亡」的方法之外，坦白說，我們不太可能真的知道大陸這波疫情迄今、到底死了多少人。
不過，由百姓或醫院前線發動的類似調查很多，其實也可以用來估算參考一下。
西安空軍軍醫大學最近有過類似的調查。其估算的致死率大約是「千分之0.8843」左右。（受訪者大約是2.8萬人。但由於也調查了受訪者的同住家屬狀況，所以樣本數大約是10萬人）
說實話，這個「千分之0.8843」的數字，其實大約等同於前述十四個國家的Omicron疫情的「過拐前」階段的中位數（千分之0.7927；33天過拐），或是法國「過拐前」的致死率「千分之0.8583；33天過拐」。
目前在「每千人病床數」上，西安在大陸境內各城市的排名，大約是30名。所以，我認為西安的數據、應該不至於距離「大陸全境平均」（不含台港澳）太遠。
從這個角度來看，大陸這波疫情的致死率，應該跟西方當時差不太多。
這點是很可能的。因為，雖然大陸的人口密度通常高於西方社會，但大量人口集中在大城市中，而大陸主要城市的人均病床數、其實幾乎都遠高於西方社會。所以，一加一減，大陸致死率就差不多與西方疫情的中位數差不太多。
----
但問題在於：不管是前述西安空軍軍醫醫院的調查，或是最近大陸官方的全國調查，基本上都認為「大陸這波疫情的感染率大約是70%」，可是，“致死率水準相當”的西方Omicron疫情「過拐前」階段的推定盛行率，中位數卻是「5.84%」。這是將近12倍的差距。
誠如前述，這個差距很可能是因為「西方篩檢不足」的緣故。
但問題是：「致死率」這個數字，分子是「死亡的感染者」，分母是「感染者」。因此，「篩檢不足」會影響的，終究是致死率的分母，而非分子。
換句話說，「篩檢不足」應該會導致「致死率被嚴重高估」這個結果。
反過來說，如果我們要主張「西方因為嚴重篩檢不足，所以存在相當大量的感染黑數」（也就是假設「西方當時疫情，其實同樣也是70%感染」）這點，其實我們就必須要接受「大陸這波疫情的致死率，遠比西方要高」這點。
但大陸各大城市的千人床位數高於西方，疫苗覆蓋率也比西方高，加上多多少少還有過去三年實證的中醫經驗，因此我也很難相信大陸單純在致死率上、會比西方高到哪裡去。
反正這邊就是存在著很嚴重的統計數據上的矛盾；而且這個目前沒辦法很好地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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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且不論「無法很好解釋」這點罷了。我們其實可以用西方疫情數據中的「推定盛行率」與「每十萬人口之新冠死亡人數」來建立回歸模型推估看看。
先假設西方疫情數據並沒有嚴重低估感染率罷了。如果用西方疫情的數據來推算，則如圖1顯示：在「感染率70%」的情形下，大陸這波疫情可能已經造成「56萬人」的死亡人數。
（圖1最左側欄位為“假設西方的「感染率」完全真實可靠”的情形；最右側欄位則為“假設西方真實的感染率為帳面統計數據的十倍”的情形）
反過來說，假設西方疫情數據確實嚴重低估感染率（假設西方真實的感染率是帳面上統計數據的十倍），則根據西方疫情數據來推算，在相同的「感染率70%」的情形下，大陸這波疫情則至少會造成「9.7萬人」的死亡人數。
這個數字應該是大陸這波疫情最起碼的死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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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完全相信「西方疫情數據中，存在大量的沒篩檢出來的黑數」這點，但我仍然不太相信「西方真實的感染率、是帳面上統計數據的十倍」。
第一個理由是：西方在Omicron疫情初期，基本上還是邊走邊打的局面，而非一開始就拋戈棄甲地躺平。西方的「躺平」大約是在「結束各種防疫政策」的時候，也差不多就是「西方開始停止公布『陽性檢出率』數字」的時候。
反過來說，在那個時間點之前，西方的疫情統計數據應該還是有一定程度的參考價值；即令可能確實存在不少感染黑數沒有被納入統計數據，但應該也不至於會到「十倍」的落差。
其次，在前述十四個西方國家中，有些國家算是比較晚才躺平的（比方說新加坡與紐西蘭）。這些“比較晚才躺平”的國家，其估算出來的「致死率」數字，與其它西方國家之間，差距不是特別大，或至少這些差距都是可以用「疫苗覆蓋率」、「人均醫療資源高低」與「是否仍然採取嚴格防疫措施」之類的理由來解釋的。
所以，硬要說這幾個“比較晚才躺平”的國家的疫情數據不可信、或存在數倍的感染黑數，其實不太合理。
第二個理由是：誠如前述，即便是那些“比較早就躺平”的西方國家，其在Omicron疫情的初期、其實也仍然曾經試圖努力防疫過。
因此，如果「因為政策上選擇躺平而導致篩檢不足、從而導致存在大量感染黑數」的因素為真，則我們理論上應該可以看到「疫情前期的致死率，與疫情中後期的致死率，會有顯著落差」的現象；但其實我們沒有看到。
且以美國為例。美國Omicron疫情幾個不同波段或時間點致死率，大約是：
a) 過拐前：「千分之3.14」；
b) BA.1：「千分之5.85」；
c) 躺平前BA.2：「千分之5.86」；
d) 躺平迄今：「千分之5.85」；
e) 整個Omicron疫情迄今：「千分之5.74」。
雖然這些波段或時間點的計算、偶有彼此重疊的情形，而且這邊也沒有非常精確地去細分不同變異株的差別（只區分了BA.1與BA.2以降兩者），但大體上我們並沒有看到很劇烈的、在致死率上的落差。
所以我不太認為「因為篩檢不足而造成許多感染黑數」這點、會嚴重干擾西方疫情在「致死率」上的計算。
----
第三個理由是：產生圖1數字而使用的模型，其實是以「每十萬人口之新冠死亡人數」為基準，而非用「致死率」去逆推的；所以圖1的數字，本來就是在估算“不同程度的對感染率”的「低估」、究竟干擾了多少。
當這個數字可以與別的獨立模型的數字彼此呼應時，則該數字就會比較可信。
我之前曾經用西方幾個國家BF.7疫情的數據，去搭配疫苗接種數與疫苗覆蓋率等參數、跑模型推估大陸這波疫情的死亡人數。在這個“別的獨立”的模型中，「感染人數」這個變項是完全不考慮的；所以「篩檢不足」或「感染黑數」之類的因素，完全不會影響這個“別的獨立”的模型的估算。
根據這個“別的獨立”的模型的計算，大陸在「過拐前」階段（也就是躺平後的這一個多月以來）的死亡人數，大概會是「22.9~65.3萬人」；也就是圖1中灰色底的部分。
由圖1可知，即便我們假設「西方疫情統計數據中存在大量的感染黑數」（因此會高估致死率的計算），但其計算出來的大陸這波疫情的死亡人數，其合理範圍仍然是在「21.7~63.5萬人」之間。
所以，前述「9.7萬人」的估算數字，應該是相當不合理的；由此我們反論：即便西方疫情統計數據真的存在大量感染黑數，其最多也只可能是「帳面上感染人數」的三倍。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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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我不認為西方的疫情統計數據真的存在極大的感染黑數問題。西方當然有這個問題，但沒有嚴重到會“可嚴重扭曲「致死率」計算”的程度。
所以，針對前述“沒辦法被很好地解釋”的、統計數據上的「矛盾」，比較合理的解釋，終究還是必須把「西方疫情數據存在感染黑數」與「大陸各地調查高估感染率」兩者合併一起考量；而且後者的可能性，或許還得估得高一些。
因此，其實我一點也不歡迎大陸最近各種「疫情過拐、重現烟火氣」一類的聲音。
我可以理解：當人遭遇了一個很大的「傷害」時，我們會希望這個「傷害」只是暫時的、是會結束的；如此我們才能夠重新把希望投注於明天的再次奮起之上。
但問題是：如果這個「傷害」並不是暫時性的，甚至它還仍然處於進行式狀態中，則毫無根據的樂觀態度，就只會是自欺欺人而已。
誠如圖2所示：西方Omicron疫情中，其實「過拐前」階段的「波段累計死亡人數」，終究只佔「整個疫情累計死亡人數」的11%而已；後者，甚至可以達到前者的五倍以上。
換句話說：這一個多月以來的死亡人數（21.7~63.5萬人），其實還只是前菜而已；後頭還有正餐與點心等著。
此外，誠如前述，大陸真實的感染率不太可能真的高達70%。
因此，「臨時性的集群免疫」這回事已經可以不用指望了；所以「再次感染」絕對不會拖到五六月才發生，它有大概率會在春節後、也許三月左右就會大規模地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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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可以避免大規模出現「再次感染」疫情的方式，就是在今天、現在、開始壓制病毒的傳播速度。
所以，大陸不僅不應該到處宣傳無腦樂觀的「疫情已過拐點」論調，反而應該嚴格要求所有人（尤其是所謂的陽康人士）出門戴口罩。
「用『大規模接種疫苗』來壓制病毒傳播速度」的策略，不管是在西方過去三年的經驗中，或是在大陸這波疫情經驗中，都已經被反覆證明無效了。
也因此，如果不考慮「嚴格封控」這種選項的話，其實人們真的只剩下「出門戴緊口罩」這一個方法、可以有效壓制病毒傳播速度。
除非已知有生理上或客觀條件上的障礙，不然，任何拒絕這樣「出門戴口罩」的人，其實都是不肯承擔社會責任的自私鬼。在西方如此，在大陸也是如此。沒有例外。
很多人念茲在茲的「用『快速過拐』來形成集群免疫」策略，基本上是不可能奏效的；因為無論你如何地放任人們自由傳播病毒，病毒傳播終究有個極限範圍。無論這個「極限範圍」是「70%」或「50%」，大陸真實的這波疫情經驗都告訴我們：其實它終究無法達到“可形成集群免疫”的門檻。
與此同時，「快速過拐」策略必然會伴隨著相當大量的死亡人數。這個「大量的死亡人數」也許不會擠在一個月內都跑出來，但過拐後第二、第三個月就會看得到了。
所以，今天那些“才剛從拐點前醫療擠兌走過來、現在才得以稍微喘息”的前線醫護人員，其實很快就要開始面對一個又一個的重症波浪。（大部分的公衛模型，都估算「重症峰值」會發生在「感染峰值」出現後的兩周左右）
等到前線的醫護人員的體力、精神與心理耐力都到了極限，醫療崩壞就會發生。最近的日本、瑞典、英國、美國，都在上演這個劇碼。
如果知道這些資訊後、還要覺得「疫情已過拐點」的樂觀論調是值得歡迎的，那我也真的沒話說。
我當然不希望人們被悲觀、絕望的情緒給打垮。只不過，相比於「無腦的過度樂觀」而言，「還在合理範圍內的緊張感」並不是一件壞事。
這種緊張感提醒我們：雖然我們不必堅持在現在的狀態下絕對不出門，但該囤藥就囤，該補齊罐頭食糧就補。出門請務必戴緊口罩，因為這不僅是在保護別人，更是在保護自己。
新冠疫情沒有結束。它基本上永遠不會。所以，如果我們不肯警醒地武裝自己，我們的健康與耐力就會先耗損殆盡。
另外，建議真的不要跟風吹「疫情已過拐點」的樂觀論調。樂觀論調人人愛聽，但別人聽了可能因此徹底失去戒心與防備，於是之後可能家破人亡。既然如此，我們又何必讓自己牽涉其中呢？
別人要造孽、要造口業，隨人家去。我們自己真的非常需要累積福德、好應付今後一波又一波的疫情威脅。
正所謂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如此而已。
問題是：十四個西方國家去(2022)年同樣在面對Omicron疫情（不全然都是BF.7變異株）時，其「過拐前」階段的「推定盛行率」，中位數是「5.84%」，而最大值也不過是「17.00%」。
同樣是處於「過拐前」階段，面對的同樣是Omicron病毒，何以大陸的推定盛行率是70%，而西方卻只有5.84%？
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其實西方感染黑數很多，所以帳面上的都是嚴重低估的統計數據。
另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大陸真實的盛行率其實並沒有那麼高。
畢竟，現在大陸幾乎沒有在作抽篩了，所以只能通過問卷調查、訪問百姓自己的主觀感受。因此，可能有很多人會將自己的感冒、流感、風寒、睡眠不足等症狀，誤以為是新冠；這就會拉高推定盛行率的數字。
我認為兩種可能都有，而且很難說哪一者的影響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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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針對目前這段時間計算超額死亡」的方法之外，坦白說，我們不太可能真的知道大陸這波疫情迄今、到底死了多少人。
不過，由百姓或醫院前線發動的類似調查很多，其實也可以用來估算參考一下。
西安空軍軍醫大學最近有過類似的調查。其估算的致死率大約是「千分之0.8843」左右。（受訪者大約是2.8萬人。但由於也調查了受訪者的同住家屬狀況，所以樣本數大約是10萬人）
說實話，這個「千分之0.8843」的數字，其實大約等同於前述十四個國家的Omicron疫情的「過拐前」階段的中位數（千分之0.7927；33天過拐），或是法國「過拐前」的致死率「千分之0.8583；33天過拐」。
目前在「每千人病床數」上，西安在大陸境內各城市的排名，大約是30名。所以，我認為西安的數據、應該不至於距離「大陸全境平均」（不含台港澳）太遠。
從這個角度來看，大陸這波疫情的致死率，應該跟西方當時差不太多。
這點是很可能的。因為，雖然大陸的人口密度通常高於西方社會，但大量人口集中在大城市中，而大陸主要城市的人均病床數、其實幾乎都遠高於西方社會。所以，一加一減，大陸致死率就差不多與西方疫情的中位數差不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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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問題在於：不管是前述西安空軍軍醫醫院的調查，或是最近大陸官方的全國調查，基本上都認為「大陸這波疫情的感染率大約是70%」，可是，“致死率水準相當”的西方Omicron疫情「過拐前」階段的推定盛行率，中位數卻是「5.84%」。這是將近12倍的差距。
誠如前述，這個差距很可能是因為「西方篩檢不足」的緣故。
但問題是：「致死率」這個數字，分子是「死亡的感染者」，分母是「感染者」。因此，「篩檢不足」會影響的，終究是致死率的分母，而非分子。
換句話說，「篩檢不足」應該會導致「致死率被嚴重高估」這個結果。
反過來說，如果我們要主張「西方因為嚴重篩檢不足，所以存在相當大量的感染黑數」（也就是假設「西方當時疫情，其實同樣也是70%感染」）這點，其實我們就必須要接受「大陸這波疫情的致死率，遠比西方要高」這點。
但大陸各大城市的千人床位數高於西方，疫苗覆蓋率也比西方高，加上多多少少還有過去三年實證的中醫經驗，因此我也很難相信大陸單純在致死率上、會比西方高到哪裡去。
反正這邊就是存在著很嚴重的統計數據上的矛盾；而且這個目前沒辦法很好地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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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且不論「無法很好解釋」這點罷了。我們其實可以用西方疫情數據中的「推定盛行率」與「每十萬人口之新冠死亡人數」來建立回歸模型推估看看。
先假設西方疫情數據並沒有嚴重低估感染率罷了。如果用西方疫情的數據來推算，則如圖1顯示：在「感染率70%」的情形下，大陸這波疫情可能已經造成「56萬人」的死亡人數。
（圖1最左側欄位為“假設西方的「感染率」完全真實可靠”的情形；最右側欄位則為“假設西方真實的感染率為帳面統計數據的十倍”的情形）
反過來說，假設西方疫情數據確實嚴重低估感染率（假設西方真實的感染率是帳面上統計數據的十倍），則根據西方疫情數據來推算，在相同的「感染率70%」的情形下，大陸這波疫情則至少會造成「9.7萬人」的死亡人數。
這個數字應該是大陸這波疫情最起碼的死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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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完全相信「西方疫情數據中，存在大量的沒篩檢出來的黑數」這點，但我仍然不太相信「西方真實的感染率、是帳面上統計數據的十倍」。
第一個理由是：西方在Omicron疫情初期，基本上還是邊走邊打的局面，而非一開始就拋戈棄甲地躺平。西方的「躺平」大約是在「結束各種防疫政策」的時候，也差不多就是「西方開始停止公布『陽性檢出率』數字」的時候。
反過來說，在那個時間點之前，西方的疫情統計數據應該還是有一定程度的參考價值；即令可能確實存在不少感染黑數沒有被納入統計數據，但應該也不至於會到「十倍」的落差。
其次，在前述十四個西方國家中，有些國家算是比較晚才躺平的（比方說新加坡與紐西蘭）。這些“比較晚才躺平”的國家，其估算出來的「致死率」數字，與其它西方國家之間，差距不是特別大，或至少這些差距都是可以用「疫苗覆蓋率」、「人均醫療資源高低」與「是否仍然採取嚴格防疫措施」之類的理由來解釋的。
所以，硬要說這幾個“比較晚才躺平”的國家的疫情數據不可信、或存在數倍的感染黑數，其實不太合理。
第二個理由是：誠如前述，即便是那些“比較早就躺平”的西方國家，其在Omicron疫情的初期、其實也仍然曾經試圖努力防疫過。
因此，如果「因為政策上選擇躺平而導致篩檢不足、從而導致存在大量感染黑數」的因素為真，則我們理論上應該可以看到「疫情前期的致死率，與疫情中後期的致死率，會有顯著落差」的現象；但其實我們沒有看到。
且以美國為例。美國Omicron疫情幾個不同波段或時間點致死率，大約是：
a) 過拐前：「千分之3.14」；
b) BA.1：「千分之5.85」；
c) 躺平前BA.2：「千分之5.86」；
d) 躺平迄今：「千分之5.85」；
e) 整個Omicron疫情迄今：「千分之5.74」。
雖然這些波段或時間點的計算、偶有彼此重疊的情形，而且這邊也沒有非常精確地去細分不同變異株的差別（只區分了BA.1與BA.2以降兩者），但大體上我們並沒有看到很劇烈的、在致死率上的落差。
所以我不太認為「因為篩檢不足而造成許多感染黑數」這點、會嚴重干擾西方疫情在「致死率」上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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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理由是：產生圖1數字而使用的模型，其實是以「每十萬人口之新冠死亡人數」為基準，而非用「致死率」去逆推的；所以圖1的數字，本來就是在估算“不同程度的對感染率”的「低估」、究竟干擾了多少。
當這個數字可以與別的獨立模型的數字彼此呼應時，則該數字就會比較可信。
我之前曾經用西方幾個國家BF.7疫情的數據，去搭配疫苗接種數與疫苗覆蓋率等參數、跑模型推估大陸這波疫情的死亡人數。在這個“別的獨立”的模型中，「感染人數」這個變項是完全不考慮的；所以「篩檢不足」或「感染黑數」之類的因素，完全不會影響這個“別的獨立”的模型的估算。
根據這個“別的獨立”的模型的計算，大陸在「過拐前」階段（也就是躺平後的這一個多月以來）的死亡人數，大概會是「22.9~65.3萬人」；也就是圖1中灰色底的部分。
由圖1可知，即便我們假設「西方疫情統計數據中存在大量的感染黑數」（因此會高估致死率的計算），但其計算出來的大陸這波疫情的死亡人數，其合理範圍仍然是在「21.7~63.5萬人」之間。
所以，前述「9.7萬人」的估算數字，應該是相當不合理的；由此我們反論：即便西方疫情統計數據真的存在大量感染黑數，其最多也只可能是「帳面上感染人數」的三倍。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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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我不認為西方的疫情統計數據真的存在極大的感染黑數問題。西方當然有這個問題，但沒有嚴重到會“可嚴重扭曲「致死率」計算”的程度。
所以，針對前述“沒辦法被很好地解釋”的、統計數據上的「矛盾」，比較合理的解釋，終究還是必須把「西方疫情數據存在感染黑數」與「大陸各地調查高估感染率」兩者合併一起考量；而且後者的可能性，或許還得估得高一些。
因此，其實我一點也不歡迎大陸最近各種「疫情過拐、重現烟火氣」一類的聲音。
我可以理解：當人遭遇了一個很大的「傷害」時，我們會希望這個「傷害」只是暫時的、是會結束的；如此我們才能夠重新把希望投注於明天的再次奮起之上。
但問題是：如果這個「傷害」並不是暫時性的，甚至它還仍然處於進行式狀態中，則毫無根據的樂觀態度，就只會是自欺欺人而已。
誠如圖2所示：西方Omicron疫情中，其實「過拐前」階段的「波段累計死亡人數」，終究只佔「整個疫情累計死亡人數」的11%而已；後者，甚至可以達到前者的五倍以上。
換句話說：這一個多月以來的死亡人數（21.7~63.5萬人），其實還只是前菜而已；後頭還有正餐與點心等著。
此外，誠如前述，大陸真實的感染率不太可能真的高達70%。
因此，「臨時性的集群免疫」這回事已經可以不用指望了；所以「再次感染」絕對不會拖到五六月才發生，它有大概率會在春節後、也許三月左右就會大規模地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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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可以避免大規模出現「再次感染」疫情的方式，就是在今天、現在、開始壓制病毒的傳播速度。
所以，大陸不僅不應該到處宣傳無腦樂觀的「疫情已過拐點」論調，反而應該嚴格要求所有人（尤其是所謂的陽康人士）出門戴口罩。
「用『大規模接種疫苗』來壓制病毒傳播速度」的策略，不管是在西方過去三年的經驗中，或是在大陸這波疫情經驗中，都已經被反覆證明無效了。
也因此，如果不考慮「嚴格封控」這種選項的話，其實人們真的只剩下「出門戴緊口罩」這一個方法、可以有效壓制病毒傳播速度。
除非已知有生理上或客觀條件上的障礙，不然，任何拒絕這樣「出門戴口罩」的人，其實都是不肯承擔社會責任的自私鬼。在西方如此，在大陸也是如此。沒有例外。
很多人念茲在茲的「用『快速過拐』來形成集群免疫」策略，基本上是不可能奏效的；因為無論你如何地放任人們自由傳播病毒，病毒傳播終究有個極限範圍。無論這個「極限範圍」是「70%」或「50%」，大陸真實的這波疫情經驗都告訴我們：其實它終究無法達到“可形成集群免疫”的門檻。
與此同時，「快速過拐」策略必然會伴隨著相當大量的死亡人數。這個「大量的死亡人數」也許不會擠在一個月內都跑出來，但過拐後第二、第三個月就會看得到了。
所以，今天那些“才剛從拐點前醫療擠兌走過來、現在才得以稍微喘息”的前線醫護人員，其實很快就要開始面對一個又一個的重症波浪。（大部分的公衛模型，都估算「重症峰值」會發生在「感染峰值」出現後的兩周左右）
等到前線的醫護人員的體力、精神與心理耐力都到了極限，醫療崩壞就會發生。最近的日本、瑞典、英國、美國，都在上演這個劇碼。
如果知道這些資訊後、還要覺得「疫情已過拐點」的樂觀論調是值得歡迎的，那我也真的沒話說。
我當然不希望人們被悲觀、絕望的情緒給打垮。只不過，相比於「無腦的過度樂觀」而言，「還在合理範圍內的緊張感」並不是一件壞事。
這種緊張感提醒我們：雖然我們不必堅持在現在的狀態下絕對不出門，但該囤藥就囤，該補齊罐頭食糧就補。出門請務必戴緊口罩，因為這不僅是在保護別人，更是在保護自己。
新冠疫情沒有結束。它基本上永遠不會。所以，如果我們不肯警醒地武裝自己，我們的健康與耐力就會先耗損殆盡。
另外，建議真的不要跟風吹「疫情已過拐點」的樂觀論調。樂觀論調人人愛聽，但別人聽了可能因此徹底失去戒心與防備，於是之後可能家破人亡。既然如此，我們又何必讓自己牽涉其中呢？
別人要造孽、要造口業，隨人家去。我們自己真的非常需要累積福德、好應付今後一波又一波的疫情威脅。
正所謂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如此而已。
2023年1月7日
大陸躺平後應採強制口罩規定雜談(20230107)
雖然大陸一旦躺平之後、基本上就不用再想著可以重回「嚴格清零」的時代了；但這其實並不意味著大陸只能從此進入“人人只能靠自己”的「自然狀態」或率獸食人的「原始叢林」狀態中。
要想避免疫情造成過多的死亡人數，或者是想減少百姓被再次感染的風險，其實大陸現在有一個很現成、而且施行成本相當便宜的方法，那就是「強制口罩令」。
所謂強制口罩令是指：所有人在出入公共場所時，都被強制要求必須要戴著口罩。
這個強制規定，應包括醫院、各級政府辦公室、公共交通工具（飛機、火車、巴士、計程車、網約車、由有償駕駛者操作的私人車輛）及其站台設施，同時也包含所有“容納人員超過三人”以上的辦公或營業用場所（設有內用座位的餐飲店鋪除外）等室內場所。
這樣作的好處是甚麼？
首先，強制口罩令可以快速又便宜地壓制病毒傳播的速度。這點，西方已經有大量的研究確認過了。
其次，強制口罩令倒轉了關於「善盡個人防疫責任」的舉證責任：每個人都有義務要對社會證明「自己有意願善盡防疫責任」，而非只會嚷著「每個人都是自己健康的主要責任者」這種屁話。
再者，強制口罩令可以讓人們直覺感受到「自己此刻身處的社會，一點也不是毫無秩序與希望的狀態」這點。這可以讓人不至於被鋪天蓋地的疫情、搶購藥品、照顧家中老小、抱病出門上班等壓力給沖垮。
人，始終都需要知道「只要照著社會常識往前走，就可以有起碼的出路」這點。很少有人能夠完全跟社會常識逆著走、卻還覺得自己的未來一片光明良好，除非她是靠割別人韭菜或薅別人羊毛為生的反社會人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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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在這邊所建議的強制口罩令，與很多人直覺想到的、有幾個不太相同的地方。
首先，我不在乎這個強制口罩令是否會在社會中的每個細節角落上、都被完美良好地執行著。
在已經躺平的今天，要想期待區區一個強制口罩令、就能讓全社會的人自發合作，那是有點癡心妄想。所以我不期待這點。
但這當然不是說我只想提出一個聊勝於無的雞肋政策。
我的意思是：在執行這個強制口罩令的時候，其實我們不需要動員執法人員、政府官員、甚至是社區志願者來監督這個強制口罩令的落實。
我的想法是：強制口罩令，對於違反者，一律課以罰鍰作為處罰；與此同時，政府只需要設置一個公開網站、接受民眾實名舉報即可；而舉報一旦被執法機關確認核實，則舉報人可以得到前述「罰鍰」的若干比例（比方說10%）作為鼓勵獎金。
所以，也許我們可以開發專用的、有拍照上傳功能的APP；可以讓人實名認證後註冊進行舉報，而且可以直接拍攝“至少連續五分鐘”的視頻，並打卡標記時間地點後上傳到執法單位的伺服器當證據。
在我的構想裡：舉報人必須要不間斷地錄製視頻作為證據，證明被舉報人、確實在前述被要求強制戴口罩的空間範圍內、維持著「不戴口罩」狀態超過五分鐘以上。
所以，最容易被我們舉報的，是那些“穿著制服”或“別有名牌或戴有識別證”的路人；因為這些人的身分資訊，已經與其工作單位綁在一起了。反過來說，最容易成為舉報人的，就是我們的同事與鄰居。而這就是整個強制口罩令的設計目的：運用實際存在的人際網絡，去監督每個人善盡個人的防疫責任。
而邏輯上其實也很合理：因為我們的同事與鄰居，往往都是我們「不善盡個人防疫責任」此一行為的最直接的受害者（這些人，確實比我們自己的家人、更容易被我們的不負責任的行為所傷害）。既然這些人最容易是我們行為的受害者，則由她們來監督我們，這於情於理都沒啥毛病。
不讓受害人來監督，難道我們希望讓加害人自己監督自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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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這個強制口罩令在邏輯上與西方之前採行的不太一樣。
西方也好，大陸也好，之所以採行強制口罩令，都是單純為了壓制病毒傳播速度的理由；因此，西方在躺平之後，就覺得「反正病毒是再也阻止不了了，所以又何必呢」地取消了各種強制口罩令。但這是錯誤的觀念。
何以故？因為其實躺平放手讓病毒傳播，終究只會加快病毒變異的速度。
要知道：病毒的變異本身是沒有方向性的，是隨機的。是「變異出來的新病毒株能否通過人類的防護網？若能，如何通過？」這類因素、決定了後來怎樣的變異株能夠有潛力搶佔市占率。
打個比方說：假設我們在河岸邊築了一個大堤，則當大水氾濫時，只要水流不夠強到“足以直接衝破我們的大堤”，又或者水量沒有多到“可以直接淹過我們的大提”的程度，則當大水發過來，最可能的結果、就是撞上我們的大堤、然後往兩側流去。
所以，從無知的外人的角度來看，會以為這是洪水演化出“專門針對大堤兩側方向衝去”的特異化的版本。但這種理解當然是錯誤的。因為洪水是沒有意識的。它不是有意識成為“專門針對大堤兩側方向衝去”的東西，而是因為我們在中間放了一個大堤、才使得最後能被我們觀察到的洪水、都專門往大堤兩側衝去。如此而已。
當我們的大堤結構夠強韌，而洪水無論水流或是水量都對付不了我們目前的大提時，每次洪水打過來、都將只會直接往大堤兩側流去。
但這難道意味著「下一場洪水絕對不可能水流變強或水量變大」嗎？當然不是。
我們的大堤的強度與高度，終究是個固定的常數；即便我們想繼續以人工方式加以補強，但受限於地形地貌的限制與工程技術的能力上限，大堤所能給我們的保護終究是有限的。
所以，只要洪水的上游可以源源不絕地補充，我們永遠都沒辦法保證「今天的大堤，仍然可以如昨天一般、不會被洪水衝破或淹沒」。
唯一可以確保這點的方法，是讓洪水不再能夠源源不覺地補充。
也就是說：無論躺平與否，我們都應該盡力去壓制病毒傳播的速度，使病毒在社會中的威脅越來越小。
而且，我們永遠都不應該用人命去賭「病毒變異的速度絕對趕不上我們研發疫苗的速度」與「病毒變異的方向永遠只會有利於人類」這兩點。
第一，我們不太可能賭贏。第二，就算我們可以僥倖賭贏，我們的人命損失與經濟損失也永遠只會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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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頭談這個強制口罩令。
固然這個強制口罩令始終都有著「壓制病毒傳播速度」的目的，但它現在更根本的目標，是在於喚醒我們的社群意識、喚醒我們共同合作防疫的責任感。
也因此，我們必須誠實面對那些容易被我們的「不負責任」所傷害的人們（老病弱族群，或是家中有老病弱者的青壯人口）的憤怒與怨恨。
此外，那些被我們的「不負責任」與「搭便車」（即，自己不肯付出努力，只想坐享其成等待別人付出努力）所剝削利用的人們，也必然會對我們有所怨恨。
只有我們能夠先誠實面對她們可能的怨恨，我們才會提醒我們自己應該要負擔起個人的防疫責任；因為「承擔起個人責任」就是「參與社會合作而共同防疫」。
在這點上，「自利」與「利她」是一體的兩面。
也因此，在我的構想裡，這個強制口罩令不單單只是「處罰違規者的行為」而已，而更是要「回應潛在受害者的憤怒與怨恨」。
因此，在我的構想裡，我們應該嚴格一點地、將同一個「不戴口罩」的行為，給予重複處罰的空間。
怎樣的重複處罰空間？一個作法是：將前述的「五分鐘舉證」視為一個可重複開罰的單位範圍：即便是同一個被舉報人、在同一段「五分鐘」內的行為，仍然可以因為舉報人不同、而允許重複處罰。
換句話說，當一個人在公眾面前違規不帶口罩時，當場所有的公眾成員、都被認為“有立場對這個人要求懲罰與賠償”。所以，一個人的單一一次行為，並不會只被處罰一次，而可以被所有現場的每一個潛在受害者、都各自要求處罰一次。
如果有甚麼土豪覺得自己兜裡有錢、寧願被罰也不願意戴口罩，那她就可以等著讓周圍的人攝影蒐證、打卡上傳、然後舉報。由於每一次的舉報都是一個獨立的、可開罰的案子，所以，如果這個土豪是在賣場或是商場中不戴口罩，則她一次的「不戴口罩」行為，就可能同時被數十、甚至數百個人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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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我們也可以加強對「累犯」作處罰的力度。
先姑且假設一個「不戴口罩」的標準舉報罰鍰為200元人民幣（這是深圳市針對「汽車駕駛人第一次闖紅燈」的罰款標準）。
那麼，我們可以規定：這次「不戴口罩」的實際罰金，其實是「200元人民幣」這個標準，乘以「該被舉報人、在從這次行為往前算的24小時內、所累計的所有已核實的舉報案總數」作為某種指數化的倍率。
比方說：假設張三在過去24小時內，已經被舉報且核實過五次「不戴口罩」的案子（因為我們允許針對單一行為作重複處罰，所以這邊可能是五次行為，但也可能是一二三四次行為）。
因此，張三這個“24小時內第六次被舉報”的案子，就要被課以「200 * (1.1)^(6-1) = 322」元人民幣的罰鍰。
也就是說，張三在這24小時內的總共六次被舉報的案子，總共要被課以「200 + 220 + 242 + 266 + 293 + 322 = 1543」元人民幣。
假設張三自認是土豪，公然地在100個人的面前違規不戴口罩，則張三的這一個行為，就可能構成100個舉報案；而假設這100個舉報案都能被核實成立，則張三的一個「不戴口罩」行為，就要被課以總共2756萬元人民幣的罰鍰。
當然，如果這100個舉報案不是針對“發生在同一個時間”的同一行為而發，而是針對張三在過去24小時內的多次違規行為，則張三總共也是得被課以這2756萬元人民幣的罰鍰。
我想，再怎樣自認了不起的土豪，大概也不會願意因為「不戴口罩」而被處罰幾千萬吧。更何況，如果以前述「五分鐘舉證」為單位，土豪張三在商場不戴口罩地亂逛一個下午，就有可能被處罰數千億的金額（以「不戴口罩4小時，而隨時身邊都有20人可以舉報」的條件來算）。
（當然，如果覺得前述「1.1」的指數化倍率的標準太過嚴苛，也可以改成「1.01」的指數化倍率的標準。這樣的話，土豪張三在商場不戴口罩一個下午，大概只需要被處罰2.82億元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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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強制口罩令的關鍵，就是將監督每個人「善盡個人防疫責任」的權力，平等地分享給“會被別人的「不負責任」行為而受害”的所有在場市民。所以這是一種民主的精神與實踐。
當然，我們可以將監督的責任交給第三方，也就是擁有公權力的執法機關、或是被公權力委託的民間人士。
但問題是：執法人員並不是每天吃飽了閒著、所以只好出門去抓人沒戴口罩、好證明自己不是米蟲。事實上，執法人員相當忙碌。我們不應該在“整個社會已經躺平”的今天、還把這種「監督市民善盡個人防疫責任」的工作、加添在執法人員的頭上。
「委託民間人士代為執法」當然也是一個作法。但人家既然是民間人士，則不外乎就是「志願者」或「靠幹這個掙錢者」兩種。
前者，只會加大百姓之間的彼此矛盾（畢竟，沒人喜歡自己的「不戴口罩」行為被人舉報，就算自己完全理虧也一樣）。
後者，只會加大許多百姓瞎想胡謅的「用政策圖利某些政黨關係良好人士」之類的陰謀論而已。這對於監督市民「善盡個人防疫責任」的目標，沒有太大幫助，只會添亂。
所以，「監督市民善盡個人防疫責任」的工作，還是應該交給每一個市民來作。
由於「舉報」的權力是平等的，所以這裡頭不存在任何“特權階級”或“被指定圖利的階級”的問題。這是民主精神的實踐。
當然，誠如前述，大陸現在既然已經躺平，則現階段就不必非得費力強求所有人的口罩都得戴密戴實不可；因此，在此強制口罩令的第一階段，原則上只需要針對“完全不戴口罩”或“明顯口鼻露出且依然故我”的情形開罰。反過來說，就是也只針對這種情形發給舉報獎金。
等到“大部分人基本上都習慣戴口罩”的情形後、第一階段的舉報案量就會越來越少；於是，我們可以再來討論是否要進一步規範「口罩戴密戴實」（不是非得如此不可；但嚴格到這種程度，倒也不是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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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者，在我的構想中，這個強制口罩令不只約束個人，還應該約束組織或企業。
我們可以統計：當一個組織或企業、在一個月內累計的、確認核實的舉報案、其「被舉報的人次或案量數」超過「職工或雇員總數的若干比例」（比方說5%）時，我們就可以對該組織或企業開罰，而且這個針對組織或企業的罰鍰金額、恰好等於「被舉報的人次或案量數｣乘以「單一案件罰鍰」。
比方說，假設某企業的職工或雇員在該月份內總共被舉報核實300案（即便其中多案為同一人反覆違規亦然），而姑且採用前述假設的「每案罰鍰200元人民幣」的標準來算，則該企業就必須繳納罰鍰共6萬元。
照樣：這個針對組織或企業的罰鍰，也會折返一定比例（比方說1~3%）給這些案子的原舉報人，作為舉報獎金；惟這個折返比例，可以根據罰鍰總額大小而設成幾種不同級距（比方說10萬元以下折返3%、10~20萬折返2%、20~30萬折返1%。依此類推）。
誠如前述：倘若一個行為被舉報並核實了多個案子，則該行為總共要被處罰的罰鍰金額，會呈指數增長。同理，「同一行為被現場多人同時舉報」與「累犯」所造成的高額罰鍰，也會被算進這邊針對組織或企業的連坐責任罰鍰中。
所以，對於像是富士康這種大型組織而言，如果它在辦公室、工廠、員工食堂、員工宿舍等環境中、出了一個如前述張三那樣的“當場引發眾怒”的「眾矢之的」或「累犯」，則富士康就可能會因此被連坐而被處罰數百萬甚至數千萬的罰鍰。
因此，倘若組織或企業不願意在內部管理上、協助職工或雇員善盡這個個人防疫責任的話，則它也會被連坐處罰；因為它放任少數不負責任的職工或雇員、在自己有管理責任的工作場所、傷害其餘職工或雇員。
從這個角度來說，針對辦公室、工廠或營業場所（甚至是公司有管理責任的食堂或宿舍）的舉報行為，其實是針對組織或企業責任的監督；因此，舉報人獲得舉報獎金，也是合情合理。
當然，對於舉報人而言，如果能確保同事或公司工廠內的人們都能善盡個人防疫責任的同時、還能夠賺取獎金，而且還是雙重的獎金（一者來自對違規個人的罰鍰，另一則來自對組織或企業的連坐罰鍰），這又有何樂不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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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有些人因為有生理上的侷限性，或是從事的職業的屬性，所以無法在客觀上遵守強制口罩令。因此，我們可以針對這些人設置開遮豁免的特許。
西方之前在社會上還維持著強制口罩令的時候，其實設計有還算完整的關於開遮豁免的標準。比方說五歲以下幼童、經醫師診斷確認有生理上困難者、戴上口罩就無法與人溝通交流的聾啞者、體育選手等。
這些人可以事前申請開遮豁免的特許資格。獲准後，這些人就可以不必因為違反強制口罩令而受罰；甚至，組織或企業也不能以「這些人違反強制口罩令」為理由、而拒絕提供服務。
然而，在我的構想裡，這些開遮豁免的特許資格，最好有個期限。比方說，每次許可可以維持一個月；到期必須申請展延，而原則上可以無限次展延下去。展延成功後可以得到更新過的特許證明。這可以避免少數不肖人士濫開診斷證明（香港與美國都曾經發生過「醫師濫用職權、浮濫發給『不適合接種疫苗證明』」的情形）。
另外，當事人應該將這種開遮豁免的特許證明，列印成並隨身佩帶（比方說可以設計成“附有QR碼”的識別證大小）。如此一來，當旁人不明究理地舉報這些人時，執法機關可以根據視頻證據中「確實拍到開遮豁免特許證明」這點、而給予免罰的處分。如果這些人收到關於違反強制口罩令的罰單時，她們也可以用掃碼的方式、證明自己確實持有開遮豁免特許資格，從而銷毀罰單。
在這邊，「由當事人主動向周圍人、證明自己並非真的不願意承擔個人防疫責任」這點是關鍵；因為，儘管這些人由於客觀上之不能、而無法像其旁人一樣用「在公共場所戴口罩」的方式來承擔個人防疫責任，但這並不代表這些人就不需要負擔此一責任。
剛好相反：恰恰因為這些人沒辦法在公共場所戴口罩，所以她們更有義務讓自己不至於成為傳播病毒的破口；也因此，她們就有責任與義務要在打噴嚏或大聲說話時、遮掩自己的口鼻。
因此，我們可以針對這些人的「打噴嚏不遮掩口鼻」或「近身有人時，自己大聲說話卻不遮掩口鼻」等行為開罰。執法方式可以跟「舉報某人不戴口罩」類似，只不過這時候上傳的視頻證據不需要「要求要超過五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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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強制口罩令的最大特點是：它的執行成本不高。因為基本上都只是罰鍰與獎金而已。之前大陸的嚴格防疫之所以推不下去，很大一個理由就是地方政府沒錢。
現在既然是以罰鍰為主要懲罰手段，既不用大量動員執法人員到各地去執法，也不用找志願者來幫忙，充其量就是「雇用專人、在電腦前、逐案逐案檢查舉報是否核實」這種程度的花費而已。所以沒啥理由無法維持下去。
另一方面，由於這套強制口罩令以金錢處罰為核心，所以它其實強制的效果沒那麼大；因為人們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不是自由，而只是金錢而已。
與此同時，在這套制度中，公民其實並不是單純的被限制的客體，而更是可以主動追究違規責任的主體。（當然，百姓也是可以靠舉報別人的違規行為、而賺取大額獎金的撈家）
所以，我們不該將這套制度中的百姓、視為是單純被限制、被拘束的無能客體，而是通過這套制度、伸張正義的主體。
可以說，這個強制口罩令，一方面可達成傳統防疫需要的「壓制病毒傳播速度」的目標，另一方面卻也把百姓從「被動遵守防疫規定」的客體角色中給解放出來、而成為可以主動邀請社會中的同儕公民、跟自己一起共同合作、來攜手承擔集體防疫責任的主動者、能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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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大陸在躺平之後，很多人對於防疫就只剩下「每個人都是自己健康的主要責任者」這種廉價口號而已。
然而，即便這種廉價口號成立，那也不代表「我們有資格或特權、可以將感染風險帶給社會中的旁人；或是可以不勞而獲地坐享別人努力防疫果實、當個不負責任的便車客」。
試想：每個人都是自己所居住的屋子的整潔乾淨的主要責任者；但這難道意味著我們可以坐視鄰居每天拎包垃圾丟在我們家大門口嗎？當然不是。
沒有一個我們的鄰居、有立場與特權、可以把垃圾丟在我們家門口；或是可以想不勞而獲地剝削我們、利用我們去處理她們家的垃圾。
同理，我們自己也沒有立場與特權這樣對待鄰居。因為，根據西方的自由主義邏輯，我們與鄰居，彼此之間是相互平等的。鄰居並不比我們高等，反之亦然。
所以，「我們為我們自己的健康負責」不代表「我們就不必為了社會集體的健康負責」。
在前述鄰居丟垃圾的例子上，當「我們或鄰居」能負擔起個人的環境清潔責任時，「我們與鄰居」才能共同維持集體環境清潔果實。反過來說，我們如果想要享受我們的門口不會被鄰居亂丟垃圾的這種個人利益，我們就必須先強調「我們與鄰居，雙方都有責任與義務要維持公共走廊的環境清潔」這點。
何以故？因為如果我們與鄰居的關係退化回個人主義式的兩造爭執，則除非我們擁有強制力可以逼迫鄰居改變其自私的行為，不然我們無論如何都會變成鄰居不負責任行為的受害者。
在兩造對立主義的關係中，如果我們手中並沒有握有比對造更大的威脅能力，則我們只能通過訴諸第三方（小屈居委會、社區耆老、街坊輿論、警方、法院）來對對造施壓。
於是乎，一個我們自以為是個人主義的邏輯，最後其實反而得引入強大的第三方來擔任仲裁者。而最適合擔任這種仲裁者的，恰恰就是國家與法律。
所以，一個從個人主義出發的邏輯，最後居然得出「必須要擁戴大政府」的結論。這難道不荒謬嗎？
要想擺脫這種荒謬的理論陷阱，我們必須認清：西方自由主義理論，從來都不是很多一知半解的人所宣揚的個人主義。所以，真正的自由主義，其實反而很強調社會責任與公共合作。
事實上，在防疫這種任務上，我們只能在「先為了社會集體的健康負責」之後，才有可能真正地「為我們自己的健康負責」；因為當疫情像洪水襲來時，每一個個人所能做的努力，終究是微不足道的。
罔顧社會責任，然後夸夸其談地說自己願意為自己的健康負責，這是非常鄉愿又愚蠢的態度；因為不願意承擔社會責任的人，終究也扛不起自己的責任。
西方的自由主義理論，從來都沒有否定過社會合作與公共責任的觀念。（所以，今天的歐美，其實自己並沒有真正誠實地實踐著自由主義理論）
拿著半吊子的自由主義口號來說嘴，卻罔顧所有自由主義理論的基礎，這種態度不僅一點也不“西方”，它反而凸顯出當事人對西方的幻想與盲目戀殖的可悲嘴臉。
諷刺的是：恰恰是那些最不能獨立思考、最不能自尊自重的人，才會一邊帶著這樣的可悲嘴臉、一邊幻想著自己可以藉此搖身一變而成為人上人。
要想避免疫情造成過多的死亡人數，或者是想減少百姓被再次感染的風險，其實大陸現在有一個很現成、而且施行成本相當便宜的方法，那就是「強制口罩令」。
所謂強制口罩令是指：所有人在出入公共場所時，都被強制要求必須要戴著口罩。
這個強制規定，應包括醫院、各級政府辦公室、公共交通工具（飛機、火車、巴士、計程車、網約車、由有償駕駛者操作的私人車輛）及其站台設施，同時也包含所有“容納人員超過三人”以上的辦公或營業用場所（設有內用座位的餐飲店鋪除外）等室內場所。
這樣作的好處是甚麼？
首先，強制口罩令可以快速又便宜地壓制病毒傳播的速度。這點，西方已經有大量的研究確認過了。
其次，強制口罩令倒轉了關於「善盡個人防疫責任」的舉證責任：每個人都有義務要對社會證明「自己有意願善盡防疫責任」，而非只會嚷著「每個人都是自己健康的主要責任者」這種屁話。
再者，強制口罩令可以讓人們直覺感受到「自己此刻身處的社會，一點也不是毫無秩序與希望的狀態」這點。這可以讓人不至於被鋪天蓋地的疫情、搶購藥品、照顧家中老小、抱病出門上班等壓力給沖垮。
人，始終都需要知道「只要照著社會常識往前走，就可以有起碼的出路」這點。很少有人能夠完全跟社會常識逆著走、卻還覺得自己的未來一片光明良好，除非她是靠割別人韭菜或薅別人羊毛為生的反社會人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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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在這邊所建議的強制口罩令，與很多人直覺想到的、有幾個不太相同的地方。
首先，我不在乎這個強制口罩令是否會在社會中的每個細節角落上、都被完美良好地執行著。
在已經躺平的今天，要想期待區區一個強制口罩令、就能讓全社會的人自發合作，那是有點癡心妄想。所以我不期待這點。
但這當然不是說我只想提出一個聊勝於無的雞肋政策。
我的意思是：在執行這個強制口罩令的時候，其實我們不需要動員執法人員、政府官員、甚至是社區志願者來監督這個強制口罩令的落實。
我的想法是：強制口罩令，對於違反者，一律課以罰鍰作為處罰；與此同時，政府只需要設置一個公開網站、接受民眾實名舉報即可；而舉報一旦被執法機關確認核實，則舉報人可以得到前述「罰鍰」的若干比例（比方說10%）作為鼓勵獎金。
所以，也許我們可以開發專用的、有拍照上傳功能的APP；可以讓人實名認證後註冊進行舉報，而且可以直接拍攝“至少連續五分鐘”的視頻，並打卡標記時間地點後上傳到執法單位的伺服器當證據。
在我的構想裡：舉報人必須要不間斷地錄製視頻作為證據，證明被舉報人、確實在前述被要求強制戴口罩的空間範圍內、維持著「不戴口罩」狀態超過五分鐘以上。
所以，最容易被我們舉報的，是那些“穿著制服”或“別有名牌或戴有識別證”的路人；因為這些人的身分資訊，已經與其工作單位綁在一起了。反過來說，最容易成為舉報人的，就是我們的同事與鄰居。而這就是整個強制口罩令的設計目的：運用實際存在的人際網絡，去監督每個人善盡個人的防疫責任。
而邏輯上其實也很合理：因為我們的同事與鄰居，往往都是我們「不善盡個人防疫責任」此一行為的最直接的受害者（這些人，確實比我們自己的家人、更容易被我們的不負責任的行為所傷害）。既然這些人最容易是我們行為的受害者，則由她們來監督我們，這於情於理都沒啥毛病。
不讓受害人來監督，難道我們希望讓加害人自己監督自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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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這個強制口罩令在邏輯上與西方之前採行的不太一樣。
西方也好，大陸也好，之所以採行強制口罩令，都是單純為了壓制病毒傳播速度的理由；因此，西方在躺平之後，就覺得「反正病毒是再也阻止不了了，所以又何必呢」地取消了各種強制口罩令。但這是錯誤的觀念。
何以故？因為其實躺平放手讓病毒傳播，終究只會加快病毒變異的速度。
要知道：病毒的變異本身是沒有方向性的，是隨機的。是「變異出來的新病毒株能否通過人類的防護網？若能，如何通過？」這類因素、決定了後來怎樣的變異株能夠有潛力搶佔市占率。
打個比方說：假設我們在河岸邊築了一個大堤，則當大水氾濫時，只要水流不夠強到“足以直接衝破我們的大堤”，又或者水量沒有多到“可以直接淹過我們的大提”的程度，則當大水發過來，最可能的結果、就是撞上我們的大堤、然後往兩側流去。
所以，從無知的外人的角度來看，會以為這是洪水演化出“專門針對大堤兩側方向衝去”的特異化的版本。但這種理解當然是錯誤的。因為洪水是沒有意識的。它不是有意識成為“專門針對大堤兩側方向衝去”的東西，而是因為我們在中間放了一個大堤、才使得最後能被我們觀察到的洪水、都專門往大堤兩側衝去。如此而已。
當我們的大堤結構夠強韌，而洪水無論水流或是水量都對付不了我們目前的大提時，每次洪水打過來、都將只會直接往大堤兩側流去。
但這難道意味著「下一場洪水絕對不可能水流變強或水量變大」嗎？當然不是。
我們的大堤的強度與高度，終究是個固定的常數；即便我們想繼續以人工方式加以補強，但受限於地形地貌的限制與工程技術的能力上限，大堤所能給我們的保護終究是有限的。
所以，只要洪水的上游可以源源不絕地補充，我們永遠都沒辦法保證「今天的大堤，仍然可以如昨天一般、不會被洪水衝破或淹沒」。
唯一可以確保這點的方法，是讓洪水不再能夠源源不覺地補充。
也就是說：無論躺平與否，我們都應該盡力去壓制病毒傳播的速度，使病毒在社會中的威脅越來越小。
而且，我們永遠都不應該用人命去賭「病毒變異的速度絕對趕不上我們研發疫苗的速度」與「病毒變異的方向永遠只會有利於人類」這兩點。
第一，我們不太可能賭贏。第二，就算我們可以僥倖賭贏，我們的人命損失與經濟損失也永遠只會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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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頭談這個強制口罩令。
固然這個強制口罩令始終都有著「壓制病毒傳播速度」的目的，但它現在更根本的目標，是在於喚醒我們的社群意識、喚醒我們共同合作防疫的責任感。
也因此，我們必須誠實面對那些容易被我們的「不負責任」所傷害的人們（老病弱族群，或是家中有老病弱者的青壯人口）的憤怒與怨恨。
此外，那些被我們的「不負責任」與「搭便車」（即，自己不肯付出努力，只想坐享其成等待別人付出努力）所剝削利用的人們，也必然會對我們有所怨恨。
只有我們能夠先誠實面對她們可能的怨恨，我們才會提醒我們自己應該要負擔起個人的防疫責任；因為「承擔起個人責任」就是「參與社會合作而共同防疫」。
在這點上，「自利」與「利她」是一體的兩面。
也因此，在我的構想裡，這個強制口罩令不單單只是「處罰違規者的行為」而已，而更是要「回應潛在受害者的憤怒與怨恨」。
因此，在我的構想裡，我們應該嚴格一點地、將同一個「不戴口罩」的行為，給予重複處罰的空間。
怎樣的重複處罰空間？一個作法是：將前述的「五分鐘舉證」視為一個可重複開罰的單位範圍：即便是同一個被舉報人、在同一段「五分鐘」內的行為，仍然可以因為舉報人不同、而允許重複處罰。
換句話說，當一個人在公眾面前違規不帶口罩時，當場所有的公眾成員、都被認為“有立場對這個人要求懲罰與賠償”。所以，一個人的單一一次行為，並不會只被處罰一次，而可以被所有現場的每一個潛在受害者、都各自要求處罰一次。
如果有甚麼土豪覺得自己兜裡有錢、寧願被罰也不願意戴口罩，那她就可以等著讓周圍的人攝影蒐證、打卡上傳、然後舉報。由於每一次的舉報都是一個獨立的、可開罰的案子，所以，如果這個土豪是在賣場或是商場中不戴口罩，則她一次的「不戴口罩」行為，就可能同時被數十、甚至數百個人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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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我們也可以加強對「累犯」作處罰的力度。
先姑且假設一個「不戴口罩」的標準舉報罰鍰為200元人民幣（這是深圳市針對「汽車駕駛人第一次闖紅燈」的罰款標準）。
那麼，我們可以規定：這次「不戴口罩」的實際罰金，其實是「200元人民幣」這個標準，乘以「該被舉報人、在從這次行為往前算的24小時內、所累計的所有已核實的舉報案總數」作為某種指數化的倍率。
比方說：假設張三在過去24小時內，已經被舉報且核實過五次「不戴口罩」的案子（因為我們允許針對單一行為作重複處罰，所以這邊可能是五次行為，但也可能是一二三四次行為）。
因此，張三這個“24小時內第六次被舉報”的案子，就要被課以「200 * (1.1)^(6-1) = 322」元人民幣的罰鍰。
也就是說，張三在這24小時內的總共六次被舉報的案子，總共要被課以「200 + 220 + 242 + 266 + 293 + 322 = 1543」元人民幣。
假設張三自認是土豪，公然地在100個人的面前違規不戴口罩，則張三的這一個行為，就可能構成100個舉報案；而假設這100個舉報案都能被核實成立，則張三的一個「不戴口罩」行為，就要被課以總共2756萬元人民幣的罰鍰。
當然，如果這100個舉報案不是針對“發生在同一個時間”的同一行為而發，而是針對張三在過去24小時內的多次違規行為，則張三總共也是得被課以這2756萬元人民幣的罰鍰。
我想，再怎樣自認了不起的土豪，大概也不會願意因為「不戴口罩」而被處罰幾千萬吧。更何況，如果以前述「五分鐘舉證」為單位，土豪張三在商場不戴口罩地亂逛一個下午，就有可能被處罰數千億的金額（以「不戴口罩4小時，而隨時身邊都有20人可以舉報」的條件來算）。
（當然，如果覺得前述「1.1」的指數化倍率的標準太過嚴苛，也可以改成「1.01」的指數化倍率的標準。這樣的話，土豪張三在商場不戴口罩一個下午，大概只需要被處罰2.82億元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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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強制口罩令的關鍵，就是將監督每個人「善盡個人防疫責任」的權力，平等地分享給“會被別人的「不負責任」行為而受害”的所有在場市民。所以這是一種民主的精神與實踐。
當然，我們可以將監督的責任交給第三方，也就是擁有公權力的執法機關、或是被公權力委託的民間人士。
但問題是：執法人員並不是每天吃飽了閒著、所以只好出門去抓人沒戴口罩、好證明自己不是米蟲。事實上，執法人員相當忙碌。我們不應該在“整個社會已經躺平”的今天、還把這種「監督市民善盡個人防疫責任」的工作、加添在執法人員的頭上。
「委託民間人士代為執法」當然也是一個作法。但人家既然是民間人士，則不外乎就是「志願者」或「靠幹這個掙錢者」兩種。
前者，只會加大百姓之間的彼此矛盾（畢竟，沒人喜歡自己的「不戴口罩」行為被人舉報，就算自己完全理虧也一樣）。
後者，只會加大許多百姓瞎想胡謅的「用政策圖利某些政黨關係良好人士」之類的陰謀論而已。這對於監督市民「善盡個人防疫責任」的目標，沒有太大幫助，只會添亂。
所以，「監督市民善盡個人防疫責任」的工作，還是應該交給每一個市民來作。
由於「舉報」的權力是平等的，所以這裡頭不存在任何“特權階級”或“被指定圖利的階級”的問題。這是民主精神的實踐。
當然，誠如前述，大陸現在既然已經躺平，則現階段就不必非得費力強求所有人的口罩都得戴密戴實不可；因此，在此強制口罩令的第一階段，原則上只需要針對“完全不戴口罩”或“明顯口鼻露出且依然故我”的情形開罰。反過來說，就是也只針對這種情形發給舉報獎金。
等到“大部分人基本上都習慣戴口罩”的情形後、第一階段的舉報案量就會越來越少；於是，我們可以再來討論是否要進一步規範「口罩戴密戴實」（不是非得如此不可；但嚴格到這種程度，倒也不是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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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者，在我的構想中，這個強制口罩令不只約束個人，還應該約束組織或企業。
我們可以統計：當一個組織或企業、在一個月內累計的、確認核實的舉報案、其「被舉報的人次或案量數」超過「職工或雇員總數的若干比例」（比方說5%）時，我們就可以對該組織或企業開罰，而且這個針對組織或企業的罰鍰金額、恰好等於「被舉報的人次或案量數｣乘以「單一案件罰鍰」。
比方說，假設某企業的職工或雇員在該月份內總共被舉報核實300案（即便其中多案為同一人反覆違規亦然），而姑且採用前述假設的「每案罰鍰200元人民幣」的標準來算，則該企業就必須繳納罰鍰共6萬元。
照樣：這個針對組織或企業的罰鍰，也會折返一定比例（比方說1~3%）給這些案子的原舉報人，作為舉報獎金；惟這個折返比例，可以根據罰鍰總額大小而設成幾種不同級距（比方說10萬元以下折返3%、10~20萬折返2%、20~30萬折返1%。依此類推）。
誠如前述：倘若一個行為被舉報並核實了多個案子，則該行為總共要被處罰的罰鍰金額，會呈指數增長。同理，「同一行為被現場多人同時舉報」與「累犯」所造成的高額罰鍰，也會被算進這邊針對組織或企業的連坐責任罰鍰中。
所以，對於像是富士康這種大型組織而言，如果它在辦公室、工廠、員工食堂、員工宿舍等環境中、出了一個如前述張三那樣的“當場引發眾怒”的「眾矢之的」或「累犯」，則富士康就可能會因此被連坐而被處罰數百萬甚至數千萬的罰鍰。
因此，倘若組織或企業不願意在內部管理上、協助職工或雇員善盡這個個人防疫責任的話，則它也會被連坐處罰；因為它放任少數不負責任的職工或雇員、在自己有管理責任的工作場所、傷害其餘職工或雇員。
從這個角度來說，針對辦公室、工廠或營業場所（甚至是公司有管理責任的食堂或宿舍）的舉報行為，其實是針對組織或企業責任的監督；因此，舉報人獲得舉報獎金，也是合情合理。
當然，對於舉報人而言，如果能確保同事或公司工廠內的人們都能善盡個人防疫責任的同時、還能夠賺取獎金，而且還是雙重的獎金（一者來自對違規個人的罰鍰，另一則來自對組織或企業的連坐罰鍰），這又有何樂不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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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有些人因為有生理上的侷限性，或是從事的職業的屬性，所以無法在客觀上遵守強制口罩令。因此，我們可以針對這些人設置開遮豁免的特許。
西方之前在社會上還維持著強制口罩令的時候，其實設計有還算完整的關於開遮豁免的標準。比方說五歲以下幼童、經醫師診斷確認有生理上困難者、戴上口罩就無法與人溝通交流的聾啞者、體育選手等。
這些人可以事前申請開遮豁免的特許資格。獲准後，這些人就可以不必因為違反強制口罩令而受罰；甚至，組織或企業也不能以「這些人違反強制口罩令」為理由、而拒絕提供服務。
然而，在我的構想裡，這些開遮豁免的特許資格，最好有個期限。比方說，每次許可可以維持一個月；到期必須申請展延，而原則上可以無限次展延下去。展延成功後可以得到更新過的特許證明。這可以避免少數不肖人士濫開診斷證明（香港與美國都曾經發生過「醫師濫用職權、浮濫發給『不適合接種疫苗證明』」的情形）。
另外，當事人應該將這種開遮豁免的特許證明，列印成並隨身佩帶（比方說可以設計成“附有QR碼”的識別證大小）。如此一來，當旁人不明究理地舉報這些人時，執法機關可以根據視頻證據中「確實拍到開遮豁免特許證明」這點、而給予免罰的處分。如果這些人收到關於違反強制口罩令的罰單時，她們也可以用掃碼的方式、證明自己確實持有開遮豁免特許資格，從而銷毀罰單。
在這邊，「由當事人主動向周圍人、證明自己並非真的不願意承擔個人防疫責任」這點是關鍵；因為，儘管這些人由於客觀上之不能、而無法像其旁人一樣用「在公共場所戴口罩」的方式來承擔個人防疫責任，但這並不代表這些人就不需要負擔此一責任。
剛好相反：恰恰因為這些人沒辦法在公共場所戴口罩，所以她們更有義務讓自己不至於成為傳播病毒的破口；也因此，她們就有責任與義務要在打噴嚏或大聲說話時、遮掩自己的口鼻。
因此，我們可以針對這些人的「打噴嚏不遮掩口鼻」或「近身有人時，自己大聲說話卻不遮掩口鼻」等行為開罰。執法方式可以跟「舉報某人不戴口罩」類似，只不過這時候上傳的視頻證據不需要「要求要超過五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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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強制口罩令的最大特點是：它的執行成本不高。因為基本上都只是罰鍰與獎金而已。之前大陸的嚴格防疫之所以推不下去，很大一個理由就是地方政府沒錢。
現在既然是以罰鍰為主要懲罰手段，既不用大量動員執法人員到各地去執法，也不用找志願者來幫忙，充其量就是「雇用專人、在電腦前、逐案逐案檢查舉報是否核實」這種程度的花費而已。所以沒啥理由無法維持下去。
另一方面，由於這套強制口罩令以金錢處罰為核心，所以它其實強制的效果沒那麼大；因為人們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不是自由，而只是金錢而已。
與此同時，在這套制度中，公民其實並不是單純的被限制的客體，而更是可以主動追究違規責任的主體。（當然，百姓也是可以靠舉報別人的違規行為、而賺取大額獎金的撈家）
所以，我們不該將這套制度中的百姓、視為是單純被限制、被拘束的無能客體，而是通過這套制度、伸張正義的主體。
可以說，這個強制口罩令，一方面可達成傳統防疫需要的「壓制病毒傳播速度」的目標，另一方面卻也把百姓從「被動遵守防疫規定」的客體角色中給解放出來、而成為可以主動邀請社會中的同儕公民、跟自己一起共同合作、來攜手承擔集體防疫責任的主動者、能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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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大陸在躺平之後，很多人對於防疫就只剩下「每個人都是自己健康的主要責任者」這種廉價口號而已。
然而，即便這種廉價口號成立，那也不代表「我們有資格或特權、可以將感染風險帶給社會中的旁人；或是可以不勞而獲地坐享別人努力防疫果實、當個不負責任的便車客」。
試想：每個人都是自己所居住的屋子的整潔乾淨的主要責任者；但這難道意味著我們可以坐視鄰居每天拎包垃圾丟在我們家大門口嗎？當然不是。
沒有一個我們的鄰居、有立場與特權、可以把垃圾丟在我們家門口；或是可以想不勞而獲地剝削我們、利用我們去處理她們家的垃圾。
同理，我們自己也沒有立場與特權這樣對待鄰居。因為，根據西方的自由主義邏輯，我們與鄰居，彼此之間是相互平等的。鄰居並不比我們高等，反之亦然。
所以，「我們為我們自己的健康負責」不代表「我們就不必為了社會集體的健康負責」。
在前述鄰居丟垃圾的例子上，當「我們或鄰居」能負擔起個人的環境清潔責任時，「我們與鄰居」才能共同維持集體環境清潔果實。反過來說，我們如果想要享受我們的門口不會被鄰居亂丟垃圾的這種個人利益，我們就必須先強調「我們與鄰居，雙方都有責任與義務要維持公共走廊的環境清潔」這點。
何以故？因為如果我們與鄰居的關係退化回個人主義式的兩造爭執，則除非我們擁有強制力可以逼迫鄰居改變其自私的行為，不然我們無論如何都會變成鄰居不負責任行為的受害者。
在兩造對立主義的關係中，如果我們手中並沒有握有比對造更大的威脅能力，則我們只能通過訴諸第三方（小屈居委會、社區耆老、街坊輿論、警方、法院）來對對造施壓。
於是乎，一個我們自以為是個人主義的邏輯，最後其實反而得引入強大的第三方來擔任仲裁者。而最適合擔任這種仲裁者的，恰恰就是國家與法律。
所以，一個從個人主義出發的邏輯，最後居然得出「必須要擁戴大政府」的結論。這難道不荒謬嗎？
要想擺脫這種荒謬的理論陷阱，我們必須認清：西方自由主義理論，從來都不是很多一知半解的人所宣揚的個人主義。所以，真正的自由主義，其實反而很強調社會責任與公共合作。
事實上，在防疫這種任務上，我們只能在「先為了社會集體的健康負責」之後，才有可能真正地「為我們自己的健康負責」；因為當疫情像洪水襲來時，每一個個人所能做的努力，終究是微不足道的。
罔顧社會責任，然後夸夸其談地說自己願意為自己的健康負責，這是非常鄉愿又愚蠢的態度；因為不願意承擔社會責任的人，終究也扛不起自己的責任。
西方的自由主義理論，從來都沒有否定過社會合作與公共責任的觀念。（所以，今天的歐美，其實自己並沒有真正誠實地實踐著自由主義理論）
拿著半吊子的自由主義口號來說嘴，卻罔顧所有自由主義理論的基礎，這種態度不僅一點也不“西方”，它反而凸顯出當事人對西方的幻想與盲目戀殖的可悲嘴臉。
諷刺的是：恰恰是那些最不能獨立思考、最不能自尊自重的人，才會一邊帶著這樣的可悲嘴臉、一邊幻想著自己可以藉此搖身一變而成為人上人。
美國勞動力不足問題開始誘發衰退徵兆雜談(20230107)
美國自從對新冠疫情躺平之後，勞動力供給一直不足。也因此，美國的「未補職缺」數量一直維持著高點，持續不斷維持著「低失業率」的現象。
但最近開始，「失業率」與「未補職缺」數這兩條曲線、開始往「收斂」方向移動了。（參見這裡）其實這是美國衰退的徵兆。
美國目前的勞動力短缺，完全不是因為單純的勞動市場薪資談不攏的因素造成的，所以無法靠加薪來解決。這就是“以用貨幣計價的薪資為核心”的「一階供需」經濟學沒辦法處理的。得靠“以無關薪資或無關貨幣的其它生理心理社會效益為核心”的「二階供需」經濟學來處理。
但美國又因為意識形態不肯去解決這個二階供需的問題，所以一階供需的問題也不可能解決。所以現在變成無解。
之所以無解，是因為一方面它已經脫離了疫情初期的“因「市場需求減少」而在生產方減少投資”的一階供需格局（現在是市場需求回穩、生產方也願意投資、但就是沒有足夠的勞動力供應），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它的真正成因在於「疫情直接導致大量勞動人口的流失，也造成了痊癒的勞動人口的勞動能力大幅下降」上。
後者，除了從境外額外補進勞動人口（比方說移民或移工）之外，沒辦法解決。
但美國從川普時代開始、就基於政治上的意識形態、而一直用各種名目阻擋移民與移工的進入；而這個路線，到了拜登時代仍然沒有放寬。
當然，疫情嚴重的時候，其實移民移工入境的意願與人數都大幅下降了；但Omicron疫情的「低致死率」假象、確實重新引發了移民移工入境的意願與人數；不過政府法規上仍然沒有放鬆。
最具代表性的法規，就是美國行政權用「防疫」為理由，直接拒絕入境者的庇護申請（後者是國會立法通過的正式法規；所以這是行政權赤裸裸地侵害立法權）；拜登上台迄今，曾經兩三度試著要取消這種侵害立法權的行政命令，但一直受到邊界州的政治干預。目前戰火燒到法院，但雙方纏鬥多時仍然沒有結果；所以現狀就是一直維持著川普時期的作法。
美國在“前新冠”時代境內的無證移民大約是1148萬人。疫情開始後，因為經歷了一段(貌似)“嚴格”防疫的階段，使得民間消費減少，於是無證移民人數銳減。不過，在解除各種嚴格防疫措施後，無證移民人數開始回升；只不過，即便是到了2021年，無證移民的人數仍然只有1022萬人。即便是對Omicron疫情躺平後的去(2022)年，美國的無證移民還是只有1150萬人，算是勉強回到疫情前。
但美國在去(2022)年年中開始收銀根前，整個貨幣供給量、是疫情前的5.3倍。
也就是說：美國即便狂印了這麼多鈔票來刺激消費，但想在境內非法打工的無證移民仍然只不過是回到“疫情前”的水準；而美國現在已經開始要收銀根了。
所以美國基本上也不可能期待用移民移工來解決勞動力短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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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無解，所以勞動力供應持續短缺。所以全經濟體的勞動成本都上升。
與此同時，上游產業的供貨與服務開始短缺。所以下游只好加價搶貨。所以下游產業的原物料成本上升。
這兩者都大幅壓縮了企業的利潤。
但勞動力短缺問題仍然繼續造成「低失業率」現象，所以人們仍然有「現在景氣仍好」的錯覺，所以很多勞工還誤以為現在勞動市場還是賣方市場、自己還擁有議價權。
然而，前述兩個因素，其實一直以來還不斷加速通貨膨脹。
為了對付通膨，美聯儲只好不斷升息收銀根。
美國的盤算，是想用“可接受程度”的輕微衰退來對抗通膨。但問題在於：美國目前的「勞動力短缺」問題，完全不是單純的一階供需經濟學能處理的；所以在美國不肯真的去解決二階供需問題前，「勞動力短缺」的問題都會持續存在，而且數據曲線會變化得很緩慢。
所以通膨問題很難直接靠央行收銀根來對抗。但越是如此，央行就越有動機繼續並加大收銀根的力度；因為央行已經無法再靠「用喊話來影響市場預期心理」的方式操弄下去了。
因為前述「勞動力短缺」的問題，並不能靠雇主加薪或增設職缺等方式來解決；所以企業主對短期內的金融景氣的預期判斷、並不太能干擾其作為雇主在勞動市場上的雇傭意願，更不能解決「勞動力短缺」的問題。
簡單說：只要勞動力的供應仍然持續短缺，而且這個問題仍然無法靠加薪來解決，雇主就只能一直開著職缺並加薪徵人，因為不這樣、就得付更高的加班費給“現在仍然沒有離職”的勞工、好想辦法修補自己產能不足的缺口。
另一方面，央行持續收銀根的直接結果是：企業取得流動資金的利息成本會越來越高。而企業仍然得面對前述「利潤越來越薄」的問題。
於是，遲早會有企業主開始決定收攤不玩了；於是就會開始往「失業潮」的方向劃下漣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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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波漣漪之後，「失業潮」就會正式出現。但其實明明幾周前、整個市場訊號還是標榜著「低失業率」。
反正就會是這樣的瞬間快速惡化的奇怪局面。
美國當然希望這只是“可接受程度”的衰退，因為這種程度的衰退可以打擊通膨。但經濟衰退能不能控制得住，其實誰也不敢保證。更何況，當未來、美國開始覺得衰退得太多了、又要重新振興經濟了的時候，美國還是只能用「印鈔」的老招；可是屆時美國還有多少印鈔的空間？
再說，姑且不論美國最近幾年的「反移民」的政治意識形態罷了。單純從各種經濟因素來看，新冠疫情所造成的「勞動力短缺」（包括「勞動人口銳減」與「線上勞工勞動能力下降」兩者）問題，是美國用「額外狂印四倍多的鈔票」手段也無法解決的問題。
也就是說：美國屆時有可能會陷入「沒有武器可以對抗衰退」的處境（雖然這個衰退是今天的美國自己刻意搞出來的）。
當然，屆時的美國可能還可以再次用美元霸權的優勢、來榨取亞洲便宜的勞動成果；但問題是：既然大陸現在也躺平了，則一年後的美國、就算想繼續薅羊毛、也可能只看得到瘦小乾枯的羊而已。
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防疫不力」。偏偏很多人還覺得躺平才能救經濟。
但躺都躺了，還能怎麼辦呢？所以人不會悔悟、認錯、改變。
所以人就只會繼續往自己挖的坑裡再次陷進去。
不過，美國屆時大概率仍然可以保住美元霸權，所以就算屆時眼前的只是些瘦羊，但仍然還是有毛可薅的處境。
羊如果自己蠢到先餓死，那就連被薅的機會都沒有了。
但最近開始，「失業率」與「未補職缺」數這兩條曲線、開始往「收斂」方向移動了。（參見這裡）其實這是美國衰退的徵兆。
美國目前的勞動力短缺，完全不是因為單純的勞動市場薪資談不攏的因素造成的，所以無法靠加薪來解決。這就是“以用貨幣計價的薪資為核心”的「一階供需」經濟學沒辦法處理的。得靠“以無關薪資或無關貨幣的其它生理心理社會效益為核心”的「二階供需」經濟學來處理。
但美國又因為意識形態不肯去解決這個二階供需的問題，所以一階供需的問題也不可能解決。所以現在變成無解。
之所以無解，是因為一方面它已經脫離了疫情初期的“因「市場需求減少」而在生產方減少投資”的一階供需格局（現在是市場需求回穩、生產方也願意投資、但就是沒有足夠的勞動力供應），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它的真正成因在於「疫情直接導致大量勞動人口的流失，也造成了痊癒的勞動人口的勞動能力大幅下降」上。
後者，除了從境外額外補進勞動人口（比方說移民或移工）之外，沒辦法解決。
但美國從川普時代開始、就基於政治上的意識形態、而一直用各種名目阻擋移民與移工的進入；而這個路線，到了拜登時代仍然沒有放寬。
當然，疫情嚴重的時候，其實移民移工入境的意願與人數都大幅下降了；但Omicron疫情的「低致死率」假象、確實重新引發了移民移工入境的意願與人數；不過政府法規上仍然沒有放鬆。
最具代表性的法規，就是美國行政權用「防疫」為理由，直接拒絕入境者的庇護申請（後者是國會立法通過的正式法規；所以這是行政權赤裸裸地侵害立法權）；拜登上台迄今，曾經兩三度試著要取消這種侵害立法權的行政命令，但一直受到邊界州的政治干預。目前戰火燒到法院，但雙方纏鬥多時仍然沒有結果；所以現狀就是一直維持著川普時期的作法。
美國在“前新冠”時代境內的無證移民大約是1148萬人。疫情開始後，因為經歷了一段(貌似)“嚴格”防疫的階段，使得民間消費減少，於是無證移民人數銳減。不過，在解除各種嚴格防疫措施後，無證移民人數開始回升；只不過，即便是到了2021年，無證移民的人數仍然只有1022萬人。即便是對Omicron疫情躺平後的去(2022)年，美國的無證移民還是只有1150萬人，算是勉強回到疫情前。
但美國在去(2022)年年中開始收銀根前，整個貨幣供給量、是疫情前的5.3倍。
也就是說：美國即便狂印了這麼多鈔票來刺激消費，但想在境內非法打工的無證移民仍然只不過是回到“疫情前”的水準；而美國現在已經開始要收銀根了。
所以美國基本上也不可能期待用移民移工來解決勞動力短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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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無解，所以勞動力供應持續短缺。所以全經濟體的勞動成本都上升。
與此同時，上游產業的供貨與服務開始短缺。所以下游只好加價搶貨。所以下游產業的原物料成本上升。
這兩者都大幅壓縮了企業的利潤。
但勞動力短缺問題仍然繼續造成「低失業率」現象，所以人們仍然有「現在景氣仍好」的錯覺，所以很多勞工還誤以為現在勞動市場還是賣方市場、自己還擁有議價權。
然而，前述兩個因素，其實一直以來還不斷加速通貨膨脹。
為了對付通膨，美聯儲只好不斷升息收銀根。
美國的盤算，是想用“可接受程度”的輕微衰退來對抗通膨。但問題在於：美國目前的「勞動力短缺」問題，完全不是單純的一階供需經濟學能處理的；所以在美國不肯真的去解決二階供需問題前，「勞動力短缺」的問題都會持續存在，而且數據曲線會變化得很緩慢。
所以通膨問題很難直接靠央行收銀根來對抗。但越是如此，央行就越有動機繼續並加大收銀根的力度；因為央行已經無法再靠「用喊話來影響市場預期心理」的方式操弄下去了。
因為前述「勞動力短缺」的問題，並不能靠雇主加薪或增設職缺等方式來解決；所以企業主對短期內的金融景氣的預期判斷、並不太能干擾其作為雇主在勞動市場上的雇傭意願，更不能解決「勞動力短缺」的問題。
簡單說：只要勞動力的供應仍然持續短缺，而且這個問題仍然無法靠加薪來解決，雇主就只能一直開著職缺並加薪徵人，因為不這樣、就得付更高的加班費給“現在仍然沒有離職”的勞工、好想辦法修補自己產能不足的缺口。
另一方面，央行持續收銀根的直接結果是：企業取得流動資金的利息成本會越來越高。而企業仍然得面對前述「利潤越來越薄」的問題。
於是，遲早會有企業主開始決定收攤不玩了；於是就會開始往「失業潮」的方向劃下漣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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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波漣漪之後，「失業潮」就會正式出現。但其實明明幾周前、整個市場訊號還是標榜著「低失業率」。
反正就會是這樣的瞬間快速惡化的奇怪局面。
美國當然希望這只是“可接受程度”的衰退，因為這種程度的衰退可以打擊通膨。但經濟衰退能不能控制得住，其實誰也不敢保證。更何況，當未來、美國開始覺得衰退得太多了、又要重新振興經濟了的時候，美國還是只能用「印鈔」的老招；可是屆時美國還有多少印鈔的空間？
再說，姑且不論美國最近幾年的「反移民」的政治意識形態罷了。單純從各種經濟因素來看，新冠疫情所造成的「勞動力短缺」（包括「勞動人口銳減」與「線上勞工勞動能力下降」兩者）問題，是美國用「額外狂印四倍多的鈔票」手段也無法解決的問題。
也就是說：美國屆時有可能會陷入「沒有武器可以對抗衰退」的處境（雖然這個衰退是今天的美國自己刻意搞出來的）。
當然，屆時的美國可能還可以再次用美元霸權的優勢、來榨取亞洲便宜的勞動成果；但問題是：既然大陸現在也躺平了，則一年後的美國、就算想繼續薅羊毛、也可能只看得到瘦小乾枯的羊而已。
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防疫不力」。偏偏很多人還覺得躺平才能救經濟。
但躺都躺了，還能怎麼辦呢？所以人不會悔悟、認錯、改變。
所以人就只會繼續往自己挖的坑裡再次陷進去。
不過，美國屆時大概率仍然可以保住美元霸權，所以就算屆時眼前的只是些瘦羊，但仍然還是有毛可薅的處境。
羊如果自己蠢到先餓死，那就連被薅的機會都沒有了。
2023年1月6日
新冠痊癒者未必不會繼續傳播病毒雜談(20230106)
其實西方研究上已經發現，痊癒者體內的病毒，有時候會轉移到腦、心臟、肝、淋巴、消化系統等部位，而且可以在那邊繼續複製。所以所謂的痊癒者，並不必然真的「體內就沒有活病毒」了。
但這是否表示痊癒者仍然有傳播病毒的可能？很難講。
因為要想傳播病毒，就必須要有途徑或管道將病毒排出到體外。由於大部分痊癒者，主要都是自認「不再有呼吸道方面的症狀」；這表示當時病毒已經不再繼續於(上)呼吸道系統作亂。
因此，即便此時病毒仍然存活於別的器官或系統中、甚至仍然還有複製能力，但短期內可能不太容易重新回到呼吸道系統或口鼻；因此也就不太可能通過口鼻排出體外；所以傳播給別人的機率就大幅下降了。
只不過，既然體內還有活病毒，會不會哪天又大量複製之後、跑回呼吸道系統？有可能。所以這就是「「症狀復陽」」。這就不一定不會傳染了。久咳不止，或是痊癒後才發現肺部發炎，這些都有可能是病毒從未完全離開呼吸道系統的現象（雖然可能是在下呼吸道）。
有些被認為「再次感染」的例子，有可能其實是這種「症狀復陽」（只不過時間相隔至少幾周以上）；在這種情形下，這些「症狀復陽」很容易被誤以為是「再次感染」，並以為「再感染只會有較輕的症狀」。
----
目前西方研究「再次感染」，大多都是抓「痊癒後超過三個月」跟「痊癒後經過一段合理時間、其後又再次出現臨床症狀」這兩個標準來判斷。
有些研究會進一步去看第二次篩檢陽性時的病毒活性（能否培養複製）來判斷。但大部分不太會這樣作；因為常識上會認為：既然前次感染都已經痊癒而且篩檢陰性了，相隔長期後的第二次篩檢陽性，尤其是如果還被觀察到有臨床症狀，則幾乎必然是再次被感染，所以體內必然會有活病毒存在）。
所以西方目前很難真的區分「症狀復陽」與「再次感染」兩者。
若要較真的話，大概可以靠分析兩次感染的病毒株是否不同；如果不同，那就幾乎是「再次感染」的情形。（因為現在病毒變異的速度很快，所以真正的「再次感染」幾乎很難會是同一個病毒株了）
說雖如此，但其實西方學界早在疫情頭兩年的時候、就已經發現過有「體內同時有多個新冠病毒株」的例子。雖然這種例子在統計上很罕見，但這個「發生機率低」到底是因為真的不容易發生？還是統計上不容易記錄到？就很難說了。
但就我們關心「痊癒者短期內是否仍可能繼續傳播病毒？」這點上，我們其實也不需要去精準區分「症狀復陽」與「再次感染」。後者當然會有傳播病毒的能力。
前者雖然發生機率確實不高，但畢竟還是體內有活病毒存在，所以誰也不能保證絕對不會複製後轉移回上呼吸道與口鼻；因此最好也還是視為有潛在的風險比較好。
所以其實痊癒者仍然應該戴口罩，以避免無心之中把病毒傳播給別人。（雖然這種情形的發生機率不高就是了）
----
姑且不論到底是「症狀復陽」還是真的「再次感染」罷了。大部分研究「再次感染」的學者都認為，痊癒者仍然應該想辦法生活在低病毒傳播速度的環境（戴口罩就是達成此目標的一種方法），因為這是能避免「再次感染」的最主要方式。
幾乎所有的研究都同意：「痊癒者繼續出門戴口罩」可以有效降低當事人與社會發生「再次感染」的機率。可惜絕大多數的痊癒者，都不願意負擔「戴口罩」這種程度的防疫成本，除非當下有法規嚴格要求。
但其實在新冠疫情流行時，其它流行性呼吸道疾病（例如流感與RSV）也容易跟著有疫情。（美國從秋末就開始三重疫情。英國現在還在面對新冠與流感的二重疫情，而且英國的公醫系統現在已經快要崩壞了）
所以「痊癒者繼續出門戴口罩」不僅可以避免新冠的「再次感染」，也可以幫助降低出現流感或RSV疫情的風險。
有些人認為這是一種“因為過去新冠防疫所導致的、對流感或RSV”的「免疫負債」現象。但其實「免疫負債」這個字眼，從來都不是公衛學上的專有名詞；它只是某些人在媒體上順口說出來的字句、然後因為聽起來好像很專業、很炫，所以就被媒體與公知開始到處傳播（而且這種傳播行為，幾乎都是由「反對嚴格防疫措施」的意識形態所驅動的）。所以其實真正的專家，很反感「免疫負債」這個字眼，更不會拿它來解釋前述現象。
雖然西方學界目前仍然沒辦法搞清楚、為什麼新冠跟別的流行性呼吸道疾病會一起出現疫情，但我個人覺得，最合理的解釋是：新冠痊癒者的免疫系統會受到很大傷害，以至於“自己過去原本不至於會被感染或出現症狀”的流感與RSV，現在不僅會被感染又出現症狀，而且重症率還會變得更高。（美國這波三重疫情，流感的重症率達到最近十幾年來的新高；RSV的重症率則是創歷史新高）
所以新冠痊癒者，最好還是乖乖出門戴口罩比較好。
----
誠如前述：英國目前正在面對新冠與流感的二重疫情侵擾，而且英國的公醫系統已經快要被兩者的重症病患給塞滿而崩壞了。所以英國開始有專家、建議百姓重拾「出門戴口罩」的習慣。
但這種建議現在被英國的極右派人士猛烈抨擊。因為這些人認為，口罩禁令只是大政府主義者編出來騙百姓的東西，是個迷思。（但其實並不是）
由此，「口罩」從原本一個“學理上有大量證據支持”的好建議，搖身一變、成了實施專制暴政的象徵。
（有趣的是：當年在沒有新冠疫情的香港暴亂時期，「口罩」被西方認為是對抗專制暴政的、人民覺醒的象徵。）
對此，我只能說：光靠個人主義式的思維，基本上是不可能避免自己會反復感染病毒的。只有靠社區意識與社群主義的思維、達成共同合作，才有可能壓制整體環境中的病毒傳播速度，從而降低每個人染疫的風險。
如果連「出門戴口罩」這種程度的防疫責任都不願意負擔，自然更不可能去承擔其它更強烈的代價。所以整個社會在面對疫情時，就會退化回類自然狀態的局面：表面上，好像每個人都很自由；但其實每一個人都活在最大的壓力與恐懼之中。
不管是自然狀態或囚徒困境，人類所共同能想到的解方，都是「通過形成『保證』機制，以促成合作」。
從這個角度來看，當面對疫情時，「出門戴口罩」是一個最起碼程度的、對社會中的她者提供「保證」的姿態。
「以為自己痊癒了、就開始不戴口罩上班出遊社交」的這種心態，就是標準的個人主義式思維；這不僅會提高自己再次感染新冠或感染其它流行性呼吸道疾病的風險，也增加社會集體防疫的困難。可謂害人害己。
但這是否表示痊癒者仍然有傳播病毒的可能？很難講。
因為要想傳播病毒，就必須要有途徑或管道將病毒排出到體外。由於大部分痊癒者，主要都是自認「不再有呼吸道方面的症狀」；這表示當時病毒已經不再繼續於(上)呼吸道系統作亂。
因此，即便此時病毒仍然存活於別的器官或系統中、甚至仍然還有複製能力，但短期內可能不太容易重新回到呼吸道系統或口鼻；因此也就不太可能通過口鼻排出體外；所以傳播給別人的機率就大幅下降了。
只不過，既然體內還有活病毒，會不會哪天又大量複製之後、跑回呼吸道系統？有可能。所以這就是「「症狀復陽」」。這就不一定不會傳染了。久咳不止，或是痊癒後才發現肺部發炎，這些都有可能是病毒從未完全離開呼吸道系統的現象（雖然可能是在下呼吸道）。
有些被認為「再次感染」的例子，有可能其實是這種「症狀復陽」（只不過時間相隔至少幾周以上）；在這種情形下，這些「症狀復陽」很容易被誤以為是「再次感染」，並以為「再感染只會有較輕的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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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西方研究「再次感染」，大多都是抓「痊癒後超過三個月」跟「痊癒後經過一段合理時間、其後又再次出現臨床症狀」這兩個標準來判斷。
有些研究會進一步去看第二次篩檢陽性時的病毒活性（能否培養複製）來判斷。但大部分不太會這樣作；因為常識上會認為：既然前次感染都已經痊癒而且篩檢陰性了，相隔長期後的第二次篩檢陽性，尤其是如果還被觀察到有臨床症狀，則幾乎必然是再次被感染，所以體內必然會有活病毒存在）。
所以西方目前很難真的區分「症狀復陽」與「再次感染」兩者。
若要較真的話，大概可以靠分析兩次感染的病毒株是否不同；如果不同，那就幾乎是「再次感染」的情形。（因為現在病毒變異的速度很快，所以真正的「再次感染」幾乎很難會是同一個病毒株了）
說雖如此，但其實西方學界早在疫情頭兩年的時候、就已經發現過有「體內同時有多個新冠病毒株」的例子。雖然這種例子在統計上很罕見，但這個「發生機率低」到底是因為真的不容易發生？還是統計上不容易記錄到？就很難說了。
但就我們關心「痊癒者短期內是否仍可能繼續傳播病毒？」這點上，我們其實也不需要去精準區分「症狀復陽」與「再次感染」。後者當然會有傳播病毒的能力。
前者雖然發生機率確實不高，但畢竟還是體內有活病毒存在，所以誰也不能保證絕對不會複製後轉移回上呼吸道與口鼻；因此最好也還是視為有潛在的風險比較好。
所以其實痊癒者仍然應該戴口罩，以避免無心之中把病毒傳播給別人。（雖然這種情形的發生機率不高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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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且不論到底是「症狀復陽」還是真的「再次感染」罷了。大部分研究「再次感染」的學者都認為，痊癒者仍然應該想辦法生活在低病毒傳播速度的環境（戴口罩就是達成此目標的一種方法），因為這是能避免「再次感染」的最主要方式。
幾乎所有的研究都同意：「痊癒者繼續出門戴口罩」可以有效降低當事人與社會發生「再次感染」的機率。可惜絕大多數的痊癒者，都不願意負擔「戴口罩」這種程度的防疫成本，除非當下有法規嚴格要求。
但其實在新冠疫情流行時，其它流行性呼吸道疾病（例如流感與RSV）也容易跟著有疫情。（美國從秋末就開始三重疫情。英國現在還在面對新冠與流感的二重疫情，而且英國的公醫系統現在已經快要崩壞了）
所以「痊癒者繼續出門戴口罩」不僅可以避免新冠的「再次感染」，也可以幫助降低出現流感或RSV疫情的風險。
有些人認為這是一種“因為過去新冠防疫所導致的、對流感或RSV”的「免疫負債」現象。但其實「免疫負債」這個字眼，從來都不是公衛學上的專有名詞；它只是某些人在媒體上順口說出來的字句、然後因為聽起來好像很專業、很炫，所以就被媒體與公知開始到處傳播（而且這種傳播行為，幾乎都是由「反對嚴格防疫措施」的意識形態所驅動的）。所以其實真正的專家，很反感「免疫負債」這個字眼，更不會拿它來解釋前述現象。
雖然西方學界目前仍然沒辦法搞清楚、為什麼新冠跟別的流行性呼吸道疾病會一起出現疫情，但我個人覺得，最合理的解釋是：新冠痊癒者的免疫系統會受到很大傷害，以至於“自己過去原本不至於會被感染或出現症狀”的流感與RSV，現在不僅會被感染又出現症狀，而且重症率還會變得更高。（美國這波三重疫情，流感的重症率達到最近十幾年來的新高；RSV的重症率則是創歷史新高）
所以新冠痊癒者，最好還是乖乖出門戴口罩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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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前述：英國目前正在面對新冠與流感的二重疫情侵擾，而且英國的公醫系統已經快要被兩者的重症病患給塞滿而崩壞了。所以英國開始有專家、建議百姓重拾「出門戴口罩」的習慣。
但這種建議現在被英國的極右派人士猛烈抨擊。因為這些人認為，口罩禁令只是大政府主義者編出來騙百姓的東西，是個迷思。（但其實並不是）
由此，「口罩」從原本一個“學理上有大量證據支持”的好建議，搖身一變、成了實施專制暴政的象徵。
（有趣的是：當年在沒有新冠疫情的香港暴亂時期，「口罩」被西方認為是對抗專制暴政的、人民覺醒的象徵。）
對此，我只能說：光靠個人主義式的思維，基本上是不可能避免自己會反復感染病毒的。只有靠社區意識與社群主義的思維、達成共同合作，才有可能壓制整體環境中的病毒傳播速度，從而降低每個人染疫的風險。
如果連「出門戴口罩」這種程度的防疫責任都不願意負擔，自然更不可能去承擔其它更強烈的代價。所以整個社會在面對疫情時，就會退化回類自然狀態的局面：表面上，好像每個人都很自由；但其實每一個人都活在最大的壓力與恐懼之中。
不管是自然狀態或囚徒困境，人類所共同能想到的解方，都是「通過形成『保證』機制，以促成合作」。
從這個角度來看，當面對疫情時，「出門戴口罩」是一個最起碼程度的、對社會中的她者提供「保證」的姿態。
「以為自己痊癒了、就開始不戴口罩上班出遊社交」的這種心態，就是標準的個人主義式思維；這不僅會提高自己再次感染新冠或感染其它流行性呼吸道疾病的風險，也增加社會集體防疫的困難。可謂害人害己。
2023年1月3日
估算大陸躺平後疫情死亡人數雜談-4(20230103)
西安某軍醫院心臟外科主任今天公布了他個人針對院內病患與家屬的疫情統計。他算起來，目前他們的致死率大約是「千分之0.9」左右。（話說，我看到有別的省份的醫院醫師自己統計得到的數據，也差不多是這個數字）
西安目前人口數，大約是大陸城市排名的第八名。西安目前的每千人病床數大約是7.95張，高於北京的5.90張。所以西安某軍醫院這個「千分之0.9」的數字，應該可以粗略反映大陸都會區疫情的致死率。
確實，農村或貧鄉因為人均醫療資源差，所以致死率數字應該會比都會區高很多；不過，反過來說，農村人口數少，所以最終的死亡人數也還是比不上都會區。
另外，西方在Omicron疫情開始不久後，其實幾乎都已經採取了不同程度的「放生」措施：大部分西方醫院不再收容“當下還不算病危”的病患，日本更是“救護車不先繞個三五間醫院，還找不到能入院的地方”的情形。所以西方疫情統計數據中的「致死率」就有可能也是低估的。
這些正反因素一來一往，很難說誰就應該居上風佔權重。再說，其實也沒辦法在統計數據上精準追究這點。所以姑且算是各因素彼此打平抵銷罷了。我們姑且就把西安這個「千分之0.9」的數字、當成是目前大陸整體疫情的最新致死率狀況。
由於大陸很多城市現在都說自己疫情已經過拐點了（市內通勤人潮重現，且發燒門診人數下降），所以這個「千分之0.9」的數字，就可以姑且視為是大陸這波疫情“拐點前”的累計致死率。
--------
附圖是我把西方一些國家Omicron疫情迄今（包括BA.1、BA.2與今天各種新變異株）的致死率列了個表，並且根據「拐點出現天數」分為「疫情過拐快」與「疫情過拐慢」兩組。
如果我們把大陸這波疫情從「二十條出台後一周」（當時開始有諸如石家莊這些城市率先開放解禁）算起，則大陸這波疫情的拐點，大約發生在35~37天左右；所以算是在「拐點出現天數」中位數附近。
由附圖可知：西方Omicron疫情在「拐點前」的致死率中位數是「千分之0.79」。所以，大陸目前的疫情，估算起來，可能還是比西方稍微慘烈一些。
另外，由附圖可知：其實幾乎所有西方國家的Omicron疫情、都在「過拐後第一、第二個月」的時候、會出現“遠高於「拐點前」”的致死率數字。這是一種長尾現象。
既然大陸目前疫情並沒有顯著地比西方要輕微，則我基本上不相信大陸可以避開這個長尾現象；所以大陸在「過拐後第一、第二個月」應該會出現遠比現在「過拐前」還要慘烈的致死率數字。
另外，由附圖可知：如果「拐點出現天數」較大（意味著疫情發展的速度被控制得比較慢、峰值被拉得比較平緩），則前述這個「長尾」會比較穩定；反之，則不僅長尾現象明顯，而且波動變化大。
與此同時，如果「拐點出現天數」較大，則「疫情滿200天」的累計致死率會稍微低一點，也就是「整波疫情累計死亡人數會少一點」。反之亦然。
既然大陸目前的「拐點出現天數」大約等於西方Omicron疫情的中位數，則我們基本上可以預期：大陸在一月與二月、應該會出現遠高於前述「千分之0.9」的致死率數字。而這段時間大致上與農曆春節的人潮移動高峰期相當。
所以，如果今年春節返鄉過年的人潮沒有刻意控制，則春節後的致死率應該會拉高，所以還會有一批死亡人數出現。
由於大陸目前的「拐點出現天數」大約在西方疫情「拐點出現天數」的中位數附近，所以算起來，大陸這波疫情在滿200天（大約是五月底）的時候，累計致死率可能會是「千分之1.56~2.13」左右。；所以大陸大概累計會死220~300萬人，而北京則累計會死3.36~4.58萬人。
其實這個數字大概跟我之前“用疫苗接種數字跑回歸模型”以及用SEIR模型估算出來的數字差不多（分別是197萬人與239萬人）。
--------
另外，從這個累計致死率數字來看，大陸這波疫情最終的盛行率，大概仍然還是在18~25%上下。（說好的北京七成感染呢？）這樣的盛行率數字其實還算合理，而且其實也符合大部分疫情估算模型的邏輯。（西方Omicron疫情的陽性檢出率高點、大多在30%左右）
（有趣的是：各國幾乎都在陽性檢出率達到這個高峰區之後、就陸續開始躺平、不再報告陽性檢出率了。所以，這個門檻有可能是“病毒拼命用力傳播後”的極限。
不過，話說回來，這個這個門檻也可能是“社會躺平後、人們在心理上覺得需要關注疫情”的極限。
可以確定的是，第二種情形當然會低估疫情數據；不過，顯然西方各國都有這種問題，所以也許在跨國比較上、這種「低估」的問題就會被沖銷掉。所以在此不討論這個問題。）
當然，前述致死率「千分之0.9」的數字只是現在西安一間醫院的病患數據而已。這個數據到底多大程度上能反映大陸全境的狀況？其實還有待商榷。所以也許大陸這波疫情最終的累計死亡人數會下修到“我之前估算的最低標準”的「63萬人」。這也不能說完全不可能。
但基本上我認為大陸這波應該累計還是會死200萬左右。理由有三：
一、大陸目前第一線醫護人員被感染的情形嚴重，院內感染情形也很嚴重。其程度，應該比西方Omicron疫情還要嚴重得多。所以，大陸的醫護人力資源、應該會比西方還要快耗竭。這意味著「過拐後第二、第三、第四個月」的致死率與死亡人數應該都會拉上來。
二、新冠有著「有時候就會突然從無症狀或輕症、快速轉為重症，而且惡化得很快很兇猛」的特徵。由於大陸目前各級醫院應該都還在拼命應付重症的人潮，所以不太可能針對那些“來院時只有輕症，但回家後卻某天突然快速轉為重症”的情形一一作追蹤調查，所以在統計上仍然會將這些病例算是輕症；因此前述「千分之0.9」的致死率數字、可能比真實情形低估了不少。
三、大陸這波疫情中，農村因為缺少醫療知識，所以大量濫用抗生素與濫用藥物。這容易造成農村老人的肝臟腎臟出問題；這在半年內都會陸陸續續轉化成為死亡人數。而其實這個問題甚至在很多都會區的老人身上也存在著。所以大陸這波疫情的長尾現象，應該會比西方嚴重。
--------
無論如何，如果大陸這波疫情確實最終死亡200萬人（無論官方是否承認這些死者為新冠死），則大陸等於直接蒸發251億美元的GDP。
我是不知道大陸堅持清零三年總共花了多少錢啦。但希望大陸躺平之後所創造的經濟成長（假設躺平後真能刺激經濟），真能超過251億美元。
西安目前人口數，大約是大陸城市排名的第八名。西安目前的每千人病床數大約是7.95張，高於北京的5.90張。所以西安某軍醫院這個「千分之0.9」的數字，應該可以粗略反映大陸都會區疫情的致死率。
確實，農村或貧鄉因為人均醫療資源差，所以致死率數字應該會比都會區高很多；不過，反過來說，農村人口數少，所以最終的死亡人數也還是比不上都會區。
另外，西方在Omicron疫情開始不久後，其實幾乎都已經採取了不同程度的「放生」措施：大部分西方醫院不再收容“當下還不算病危”的病患，日本更是“救護車不先繞個三五間醫院，還找不到能入院的地方”的情形。所以西方疫情統計數據中的「致死率」就有可能也是低估的。
這些正反因素一來一往，很難說誰就應該居上風佔權重。再說，其實也沒辦法在統計數據上精準追究這點。所以姑且算是各因素彼此打平抵銷罷了。我們姑且就把西安這個「千分之0.9」的數字、當成是目前大陸整體疫情的最新致死率狀況。
由於大陸很多城市現在都說自己疫情已經過拐點了（市內通勤人潮重現，且發燒門診人數下降），所以這個「千分之0.9」的數字，就可以姑且視為是大陸這波疫情“拐點前”的累計致死率。
--------
附圖是我把西方一些國家Omicron疫情迄今（包括BA.1、BA.2與今天各種新變異株）的致死率列了個表，並且根據「拐點出現天數」分為「疫情過拐快」與「疫情過拐慢」兩組。
如果我們把大陸這波疫情從「二十條出台後一周」（當時開始有諸如石家莊這些城市率先開放解禁）算起，則大陸這波疫情的拐點，大約發生在35~37天左右；所以算是在「拐點出現天數」中位數附近。
由附圖可知：西方Omicron疫情在「拐點前」的致死率中位數是「千分之0.79」。所以，大陸目前的疫情，估算起來，可能還是比西方稍微慘烈一些。
另外，由附圖可知：其實幾乎所有西方國家的Omicron疫情、都在「過拐後第一、第二個月」的時候、會出現“遠高於「拐點前」”的致死率數字。這是一種長尾現象。
既然大陸目前疫情並沒有顯著地比西方要輕微，則我基本上不相信大陸可以避開這個長尾現象；所以大陸在「過拐後第一、第二個月」應該會出現遠比現在「過拐前」還要慘烈的致死率數字。
另外，由附圖可知：如果「拐點出現天數」較大（意味著疫情發展的速度被控制得比較慢、峰值被拉得比較平緩），則前述這個「長尾」會比較穩定；反之，則不僅長尾現象明顯，而且波動變化大。
與此同時，如果「拐點出現天數」較大，則「疫情滿200天」的累計致死率會稍微低一點，也就是「整波疫情累計死亡人數會少一點」。反之亦然。
既然大陸目前的「拐點出現天數」大約等於西方Omicron疫情的中位數，則我們基本上可以預期：大陸在一月與二月、應該會出現遠高於前述「千分之0.9」的致死率數字。而這段時間大致上與農曆春節的人潮移動高峰期相當。
所以，如果今年春節返鄉過年的人潮沒有刻意控制，則春節後的致死率應該會拉高，所以還會有一批死亡人數出現。
由於大陸目前的「拐點出現天數」大約在西方疫情「拐點出現天數」的中位數附近，所以算起來，大陸這波疫情在滿200天（大約是五月底）的時候，累計致死率可能會是「千分之1.56~2.13」左右。；所以大陸大概累計會死220~300萬人，而北京則累計會死3.36~4.58萬人。
其實這個數字大概跟我之前“用疫苗接種數字跑回歸模型”以及用SEIR模型估算出來的數字差不多（分別是197萬人與239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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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從這個累計致死率數字來看，大陸這波疫情最終的盛行率，大概仍然還是在18~25%上下。（說好的北京七成感染呢？）這樣的盛行率數字其實還算合理，而且其實也符合大部分疫情估算模型的邏輯。（西方Omicron疫情的陽性檢出率高點、大多在30%左右）
（有趣的是：各國幾乎都在陽性檢出率達到這個高峰區之後、就陸續開始躺平、不再報告陽性檢出率了。所以，這個門檻有可能是“病毒拼命用力傳播後”的極限。
不過，話說回來，這個這個門檻也可能是“社會躺平後、人們在心理上覺得需要關注疫情”的極限。
可以確定的是，第二種情形當然會低估疫情數據；不過，顯然西方各國都有這種問題，所以也許在跨國比較上、這種「低估」的問題就會被沖銷掉。所以在此不討論這個問題。）
當然，前述致死率「千分之0.9」的數字只是現在西安一間醫院的病患數據而已。這個數據到底多大程度上能反映大陸全境的狀況？其實還有待商榷。所以也許大陸這波疫情最終的累計死亡人數會下修到“我之前估算的最低標準”的「63萬人」。這也不能說完全不可能。
但基本上我認為大陸這波應該累計還是會死200萬左右。理由有三：
一、大陸目前第一線醫護人員被感染的情形嚴重，院內感染情形也很嚴重。其程度，應該比西方Omicron疫情還要嚴重得多。所以，大陸的醫護人力資源、應該會比西方還要快耗竭。這意味著「過拐後第二、第三、第四個月」的致死率與死亡人數應該都會拉上來。
二、新冠有著「有時候就會突然從無症狀或輕症、快速轉為重症，而且惡化得很快很兇猛」的特徵。由於大陸目前各級醫院應該都還在拼命應付重症的人潮，所以不太可能針對那些“來院時只有輕症，但回家後卻某天突然快速轉為重症”的情形一一作追蹤調查，所以在統計上仍然會將這些病例算是輕症；因此前述「千分之0.9」的致死率數字、可能比真實情形低估了不少。
三、大陸這波疫情中，農村因為缺少醫療知識，所以大量濫用抗生素與濫用藥物。這容易造成農村老人的肝臟腎臟出問題；這在半年內都會陸陸續續轉化成為死亡人數。而其實這個問題甚至在很多都會區的老人身上也存在著。所以大陸這波疫情的長尾現象，應該會比西方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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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如果大陸這波疫情確實最終死亡200萬人（無論官方是否承認這些死者為新冠死），則大陸等於直接蒸發251億美元的GDP。
我是不知道大陸堅持清零三年總共花了多少錢啦。但希望大陸躺平之後所創造的經濟成長（假設躺平後真能刺激經濟），真能超過251億美元。
2023年1月1日
社會躺平後個人仍能作的防疫努力雜談(20230101)
如果社會在集體層次上能夠堅持清零，則，當已知「病毒傳播範圍很有限、傳播速度很慢」的前提下，其實絕大多數人可以維持正常的社會生活與經濟生活。了不起，可能就是公共交通工具要求戴口罩，不然就是要用健康碼與頻繁篩檢來維持人際之間的信任。
（前者，告訴別人：我是願意為了別人而犧牲自己享受的人，所以別人可以信任我不是高風險的傳播者。後者則是將這個舉證責任轉移到政府主持的稽核機構來檢查並提出證明）
這其實可以形成博弈理論中的所謂「保證」機制。保證機制（形式有多種）是唯一可以破解囚徒的手段。
恰好跟躺平派所想像的相反：只有通過嚴格清零來壓制病毒傳播速度，才能有效降低人際之間互動的社交成本與經濟生活中的交易成本，如此經濟活動才可能旺盛。
躺平派所想像的，是病毒會莫名其妙弱化，於是不用體制介入、不必採取集體行動，然後“因為疫情而衍生出”的交易成本就會自動趨近於零。
但新冠病毒從來都沒有真的弱化。所以這個目標是不可能達成的。
也因此，想要維持良好的經濟生活，反而得靠集體層次上的嚴格清零。
但現在大陸躺平了，這就不用指望了。
所以每個人被迫必須自己承擔一切的防疫責任，而且非常可能會疲累到再也撐不住、於是就會心生放棄的念頭。尤其是當我們“看到旁人好像躺平到處跑來跑去好像也啥事都沒有”的時候。
但這是一種錯覺。看歐美疫情就會知道了。
其實現在就像身處火場中或遍地都是活屍的世界中一樣：你沒有別的選擇，只能繼續奮鬥下去。
累必然都是會累的。怨天尤人也一定是難免的。但只要認輸，就真的輸了。
那些已經躺平的人，其實就跟夏天的蟋蟀一樣：你看她現在逍遙快樂，其實之後就要用血淚來付代價。出來跑，遲早要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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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居家防疫的具體措施，其實大致上都還是那些老招：出門戴口罩，隨手消毒雙手與衣物或隨身物品，減少非必要的社交。
戴口罩是最容易達成的。
除非確信幾乎絕對安全，原則上不在室內拿下口罩。室外如果幾公尺周圍內沒人、而且已知十分鐘內也都沒人經過，則可以拿下口罩。（在通風不良的情形下，氣融膠粒子可以懸浮在空中一段時間。所以電梯這種公共用的密閉空間，絕對不能不戴口罩就進入；因為你不知道車廂內五分鐘前是否有人打過噴嚏或噴過口水）
口罩不是非要用N95不可。N95價格太貴，長期使用下來、很快財務就吃不消了；這樣後繼無力反而不好。
用多個外科手術口罩（或level 2的程序用口罩）疊在一起一起使用也可以。每次換掉最外層的那個，然後補上一個新的當最裡層即可。
（我自己平常外出是「將三個外科手術口罩，用大迴紋針夾住四個角」。
另外，我因為戴口罩容易壓迫耳朵，所以我會另外串長繩、穿過白色掛耳帶、繞在後腦或頭頂上打結；這樣比較容易配合臉型調整口罩的密合度，而且不會直接壓迫耳朵，便於久戴。
長繩可以用一般禮物包裝上的緞帶多股結成一串。我的建議是拿平常大家用的手提紙袋的尼龍繩來用。但長鞋帶也可以。甚至故障壞掉的耳機或充電器的電線也可以。反正只要結在一起的最終長度夠長就好，也不必拘泥材質是否伸縮有彈性。）
外科手術口罩雖然沒辦法直接濾掉病毒，但病毒本身並不會在空氣中傳播，而必須通過飛沫與氣融膠才能傳播。所以多層外科口罩就可以阻擋大部分病毒的載體。
大部分口罩的破口，都不是因為口罩本身過濾能力不足，而是因為口罩沒有戴好。所以只要外科手術口罩戴得密、戴得牢，基本上防護力就很夠了。
當然，所謂的很夠，是指作為用口罩防護的手段而言。外科手術口罩畢竟不是N95這種被定義為呼吸器的東西，所以還是要搭配社交距離。
一個小訣竅是：多準備幾個布口罩替換，然後在外科口罩外頭多戴一個布口罩（棉布或尼龍布皆可）；但布口罩大概幾個小時就要換掉，同時換上乾淨的布口罩當最外層。換下來的布口罩可以裝在塑膠袋裡拿回家用洗衣粉或肥皂清洗，也可以當場就噴灑消毒水消毒、然後放置在安全地帶晾乾。
布口罩的過濾能力當然比外科手術口罩更差，但它可以消毒，所以只要晾乾就能反覆使用。這可以減少購買外科手術口罩的花費。所以是很便宜就能多增加的防護層。
（再次提醒：我說的是「(一或多個)外科手術口罩、外頭加上一個布口罩」，不是「單用外科手術口罩」或「單用布口罩」）
--------
另外就是隨手消毒。
我的建議是：多買幾個噴霧罐或噴霧瓶，裝著稀釋過的漂白水或次氯酸水，然後習慣性地消毒雙手、包包、物品、鞋底、桌面、鍵盤、滑鼠等處。
如果工作處有自己的座位或辦公室，則建議可以放一個一公升的大瓶裝；但自己隨身一定要固定帶一兩瓶消毒水。建議隨身攜帶一個400 ml的噴霧罐（平常室內盆栽澆水用的那種），包包再多放一兩個100 ml的噴霧瓶（平常裝化妝水用的那種）
（漂白水用市售品稀釋成「5%濃度」即可。稀釋時注意環境通風，以免自己一下子吸入太多氯氣）
（長期使用漂白水消毒雙手，容易讓皮膚裂開。所以也可以另外準備一瓶清水噴罐，消毒後再用清水沖洗一次。）
進入不確定安全性的密閉空間時，如果需要拿下口罩，則也要用噴霧消毒室內空間。
至於自己使用的桌面、鍵盤、抽屜等表面，也是盡量先消毒過才用手接觸。
如果擔心物品的金屬或表面因為漂白水而褪色，則也可以用藥用酒精代替。
真的沒辦法的話，也可以準備兩罐，一個裝高濃度的肥皂水或洗衣粉液，一個裝清水：先用肥皂水消毒，然後用清水去除泡沫或殘留的粉末痕跡。（如果不介意泡沫或殘留粉末，那就不必再用清水清洗）
肥皂水很容易就可以破壞病毒的外殼或外鞘；漂白水、次氯酸水或酒精可以直接殺死病毒。不過這些通常都需要10-20秒的時間。
漂白水、肥皂水與洗衣粉液的成本都很便宜。所以這部分的防疫成本不高，成本比較高的是「養成隨時洗手消毒的習慣」這部分。
--------
確實，實際上「病毒通過物品表層而轉移然後感染」的機率並不是太高。
但總是存在有這種風險。畢竟，所謂的「風險不高」，其實也只能靠某些研究者在實驗室環境中檢驗得知；自己生活的環境，到底與實驗室環境差距多大？其實無從得知。
更何況，洗手消毒是確保自己可信任空間與可信任接觸表面的唯一方式；如果不靠自己消毒，那就得信任店家或公共場所的保潔人員真的得盡責盡力。
不是說每個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責任者嗎？那為什麼要信任別人會幫我們清理消毒過這些空間與表面？
再者，隨手消毒是一種習慣，是一種不斷自我提醒的儀式。它可以讓我們覺得可以安心一點。
如果不靠這種方式來確保自己可以安心的空間與接觸表面，我們就必須一直生活在壓力與緊張的情緒中。人沒辦法長期這樣生活下去，於是一旦累了就會開始疏忽懈怠。於是就會不知不覺地認輸了。
同理，自己居住的區域，要像聖殿一樣維護安全：所有物品，包括身上的衣物與隨身包包（包括包裹與郵件，甚至包括自己的頭髮、脖頸、肩膀、手腕、手臂、小腿褲管等處）在進入屋內時，都必須先消毒過。
所以最好是在大門口設置一個消毒區。如果可以，可以掛上大片塑膠布區隔屋內生活區（但其實未必非要做到這種程度不可。反正有確保消毒過才進屋就好）。
如果郵件怕被消毒水淋濕弄破，那就準備一個紙箱當隔離箱，然後把郵件放置其中隔離至少一週以上，最好能隔離兩週。如果擔心郵件內容有時效問題，則可以在戴口罩與手套的情形下先拆封閱讀，然後才將郵件本身與信封放到隔離箱隔離。
（目前病毒到底能在物品表面上存活多久？研究還沒有定論。一般是認為大概可能可以在沒有消毒過的情形下存活最多一週）
另一個問題是：如果自己住在公寓大樓、而且室內有走管線的通風口或通風扇（比方說廁所抽風扇，或是空調冷氣出風口），則最好花點錢加裝專業級濾網。香港疫情就曾發生過上下樓層垂直傳染的情形。
如果真的不方便加裝濾網，那就只能盡量在每次進入該區域附近時、隨手用消毒水噴灑消毒了。
--------
其實最重要的防疫措施，是辨認出身邊那些“沒有防疫責任感”的人，然後盡可能在生活中遠離她們。
如果自己的同住者是這種人，那就比較沒辦法了。只能盡量努力溝通了。
反正不要怕被別人看成是怪胎或大驚小怪的人。「每個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責任者」這句話，不是用來推卸自己的防疫責任用的。
如果別人不能尊重你在這方面的堅持，那就是不尊重你這個人。所以這種朋友就可以不用處了。
如果這種人碰巧是同事老闆鄰居親友，那就比較辛苦。反正只能盡力溝通。
但我的經驗是：如果別人在這種東西上不能尊重你，則對方在其它那些涉及人格或價值觀的事情上、也不太可能會尊重你。
既然如此，能夠放生，就遠離之。不能，就懷著戒心與警覺去與對方互動。
變成孤僻大概是難免的。但這就是社會選擇躺平路線後、個人所必須承擔的代價。
--------
要在社會躺平後盡力個人防疫，辛苦，但不是做不到。
能健康活下去，才是最後的贏家。
除非我們確知「被病毒感染後，絕對不會死，也不太痛苦，更不會有長期性的後遺症，而且還不太可能被再次感染」（目前全世界三年多疫情的經驗，完全否認這些條件），不然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要放任自己被感染。
別人感染可能不會死或不會很痛苦，但沒人保證我們自己感染了就必然一樣。
尤其是，倘若我們有同住的家人親友，尤其是老人小孩或免疫力比較差的人，其實她們就有可能因為我們輕忽我們的個人防疫責任、而受苦甚至死亡。
在現在這種時代，積極保護自己，其實就是在保護家人。
從這個角度來看，那些“不在乎個人防疫努力”的人，尤其是那些“成天嚷著新冠只是大號流感論調”的人，其實是在不把我們的健康與安危當一回事。她們任性放縱的每一分鐘，都是對我們的直接威脅。
她們要把她們自己與家人的安危不當一回事，我們也許不好阻止或干預；但重點是：我們不要成為她們的犧牲品。
「願不願意承擔個人防疫責任」是一個觀察人的文明性、道德能力與人品的好指標。如果我們能夠辨認出那些有不負責任傾向的人，我們就應該盡量在社交上與物理距離上遠離她們。
要與好人為友，要與小人保持距離。防疫如此，社交如此，人生也是如此。
（前者，告訴別人：我是願意為了別人而犧牲自己享受的人，所以別人可以信任我不是高風險的傳播者。後者則是將這個舉證責任轉移到政府主持的稽核機構來檢查並提出證明）
這其實可以形成博弈理論中的所謂「保證」機制。保證機制（形式有多種）是唯一可以破解囚徒的手段。
恰好跟躺平派所想像的相反：只有通過嚴格清零來壓制病毒傳播速度，才能有效降低人際之間互動的社交成本與經濟生活中的交易成本，如此經濟活動才可能旺盛。
躺平派所想像的，是病毒會莫名其妙弱化，於是不用體制介入、不必採取集體行動，然後“因為疫情而衍生出”的交易成本就會自動趨近於零。
但新冠病毒從來都沒有真的弱化。所以這個目標是不可能達成的。
也因此，想要維持良好的經濟生活，反而得靠集體層次上的嚴格清零。
但現在大陸躺平了，這就不用指望了。
所以每個人被迫必須自己承擔一切的防疫責任，而且非常可能會疲累到再也撐不住、於是就會心生放棄的念頭。尤其是當我們“看到旁人好像躺平到處跑來跑去好像也啥事都沒有”的時候。
但這是一種錯覺。看歐美疫情就會知道了。
其實現在就像身處火場中或遍地都是活屍的世界中一樣：你沒有別的選擇，只能繼續奮鬥下去。
累必然都是會累的。怨天尤人也一定是難免的。但只要認輸，就真的輸了。
那些已經躺平的人，其實就跟夏天的蟋蟀一樣：你看她現在逍遙快樂，其實之後就要用血淚來付代價。出來跑，遲早要還的。
--------
個人居家防疫的具體措施，其實大致上都還是那些老招：出門戴口罩，隨手消毒雙手與衣物或隨身物品，減少非必要的社交。
戴口罩是最容易達成的。
除非確信幾乎絕對安全，原則上不在室內拿下口罩。室外如果幾公尺周圍內沒人、而且已知十分鐘內也都沒人經過，則可以拿下口罩。（在通風不良的情形下，氣融膠粒子可以懸浮在空中一段時間。所以電梯這種公共用的密閉空間，絕對不能不戴口罩就進入；因為你不知道車廂內五分鐘前是否有人打過噴嚏或噴過口水）
口罩不是非要用N95不可。N95價格太貴，長期使用下來、很快財務就吃不消了；這樣後繼無力反而不好。
用多個外科手術口罩（或level 2的程序用口罩）疊在一起一起使用也可以。每次換掉最外層的那個，然後補上一個新的當最裡層即可。
（我自己平常外出是「將三個外科手術口罩，用大迴紋針夾住四個角」。
另外，我因為戴口罩容易壓迫耳朵，所以我會另外串長繩、穿過白色掛耳帶、繞在後腦或頭頂上打結；這樣比較容易配合臉型調整口罩的密合度，而且不會直接壓迫耳朵，便於久戴。
長繩可以用一般禮物包裝上的緞帶多股結成一串。我的建議是拿平常大家用的手提紙袋的尼龍繩來用。但長鞋帶也可以。甚至故障壞掉的耳機或充電器的電線也可以。反正只要結在一起的最終長度夠長就好，也不必拘泥材質是否伸縮有彈性。）
外科手術口罩雖然沒辦法直接濾掉病毒，但病毒本身並不會在空氣中傳播，而必須通過飛沫與氣融膠才能傳播。所以多層外科口罩就可以阻擋大部分病毒的載體。
大部分口罩的破口，都不是因為口罩本身過濾能力不足，而是因為口罩沒有戴好。所以只要外科手術口罩戴得密、戴得牢，基本上防護力就很夠了。
當然，所謂的很夠，是指作為用口罩防護的手段而言。外科手術口罩畢竟不是N95這種被定義為呼吸器的東西，所以還是要搭配社交距離。
一個小訣竅是：多準備幾個布口罩替換，然後在外科口罩外頭多戴一個布口罩（棉布或尼龍布皆可）；但布口罩大概幾個小時就要換掉，同時換上乾淨的布口罩當最外層。換下來的布口罩可以裝在塑膠袋裡拿回家用洗衣粉或肥皂清洗，也可以當場就噴灑消毒水消毒、然後放置在安全地帶晾乾。
布口罩的過濾能力當然比外科手術口罩更差，但它可以消毒，所以只要晾乾就能反覆使用。這可以減少購買外科手術口罩的花費。所以是很便宜就能多增加的防護層。
（再次提醒：我說的是「(一或多個)外科手術口罩、外頭加上一個布口罩」，不是「單用外科手術口罩」或「單用布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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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就是隨手消毒。
我的建議是：多買幾個噴霧罐或噴霧瓶，裝著稀釋過的漂白水或次氯酸水，然後習慣性地消毒雙手、包包、物品、鞋底、桌面、鍵盤、滑鼠等處。
如果工作處有自己的座位或辦公室，則建議可以放一個一公升的大瓶裝；但自己隨身一定要固定帶一兩瓶消毒水。建議隨身攜帶一個400 ml的噴霧罐（平常室內盆栽澆水用的那種），包包再多放一兩個100 ml的噴霧瓶（平常裝化妝水用的那種）
（漂白水用市售品稀釋成「5%濃度」即可。稀釋時注意環境通風，以免自己一下子吸入太多氯氣）
（長期使用漂白水消毒雙手，容易讓皮膚裂開。所以也可以另外準備一瓶清水噴罐，消毒後再用清水沖洗一次。）
進入不確定安全性的密閉空間時，如果需要拿下口罩，則也要用噴霧消毒室內空間。
至於自己使用的桌面、鍵盤、抽屜等表面，也是盡量先消毒過才用手接觸。
如果擔心物品的金屬或表面因為漂白水而褪色，則也可以用藥用酒精代替。
真的沒辦法的話，也可以準備兩罐，一個裝高濃度的肥皂水或洗衣粉液，一個裝清水：先用肥皂水消毒，然後用清水去除泡沫或殘留的粉末痕跡。（如果不介意泡沫或殘留粉末，那就不必再用清水清洗）
肥皂水很容易就可以破壞病毒的外殼或外鞘；漂白水、次氯酸水或酒精可以直接殺死病毒。不過這些通常都需要10-20秒的時間。
漂白水、肥皂水與洗衣粉液的成本都很便宜。所以這部分的防疫成本不高，成本比較高的是「養成隨時洗手消毒的習慣」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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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實際上「病毒通過物品表層而轉移然後感染」的機率並不是太高。
但總是存在有這種風險。畢竟，所謂的「風險不高」，其實也只能靠某些研究者在實驗室環境中檢驗得知；自己生活的環境，到底與實驗室環境差距多大？其實無從得知。
更何況，洗手消毒是確保自己可信任空間與可信任接觸表面的唯一方式；如果不靠自己消毒，那就得信任店家或公共場所的保潔人員真的得盡責盡力。
不是說每個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責任者嗎？那為什麼要信任別人會幫我們清理消毒過這些空間與表面？
再者，隨手消毒是一種習慣，是一種不斷自我提醒的儀式。它可以讓我們覺得可以安心一點。
如果不靠這種方式來確保自己可以安心的空間與接觸表面，我們就必須一直生活在壓力與緊張的情緒中。人沒辦法長期這樣生活下去，於是一旦累了就會開始疏忽懈怠。於是就會不知不覺地認輸了。
同理，自己居住的區域，要像聖殿一樣維護安全：所有物品，包括身上的衣物與隨身包包（包括包裹與郵件，甚至包括自己的頭髮、脖頸、肩膀、手腕、手臂、小腿褲管等處）在進入屋內時，都必須先消毒過。
所以最好是在大門口設置一個消毒區。如果可以，可以掛上大片塑膠布區隔屋內生活區（但其實未必非要做到這種程度不可。反正有確保消毒過才進屋就好）。
如果郵件怕被消毒水淋濕弄破，那就準備一個紙箱當隔離箱，然後把郵件放置其中隔離至少一週以上，最好能隔離兩週。如果擔心郵件內容有時效問題，則可以在戴口罩與手套的情形下先拆封閱讀，然後才將郵件本身與信封放到隔離箱隔離。
（目前病毒到底能在物品表面上存活多久？研究還沒有定論。一般是認為大概可能可以在沒有消毒過的情形下存活最多一週）
另一個問題是：如果自己住在公寓大樓、而且室內有走管線的通風口或通風扇（比方說廁所抽風扇，或是空調冷氣出風口），則最好花點錢加裝專業級濾網。香港疫情就曾發生過上下樓層垂直傳染的情形。
如果真的不方便加裝濾網，那就只能盡量在每次進入該區域附近時、隨手用消毒水噴灑消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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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最重要的防疫措施，是辨認出身邊那些“沒有防疫責任感”的人，然後盡可能在生活中遠離她們。
如果自己的同住者是這種人，那就比較沒辦法了。只能盡量努力溝通了。
反正不要怕被別人看成是怪胎或大驚小怪的人。「每個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責任者」這句話，不是用來推卸自己的防疫責任用的。
如果別人不能尊重你在這方面的堅持，那就是不尊重你這個人。所以這種朋友就可以不用處了。
如果這種人碰巧是同事老闆鄰居親友，那就比較辛苦。反正只能盡力溝通。
但我的經驗是：如果別人在這種東西上不能尊重你，則對方在其它那些涉及人格或價值觀的事情上、也不太可能會尊重你。
既然如此，能夠放生，就遠離之。不能，就懷著戒心與警覺去與對方互動。
變成孤僻大概是難免的。但這就是社會選擇躺平路線後、個人所必須承擔的代價。
--------
要在社會躺平後盡力個人防疫，辛苦，但不是做不到。
能健康活下去，才是最後的贏家。
除非我們確知「被病毒感染後，絕對不會死，也不太痛苦，更不會有長期性的後遺症，而且還不太可能被再次感染」（目前全世界三年多疫情的經驗，完全否認這些條件），不然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要放任自己被感染。
別人感染可能不會死或不會很痛苦，但沒人保證我們自己感染了就必然一樣。
尤其是，倘若我們有同住的家人親友，尤其是老人小孩或免疫力比較差的人，其實她們就有可能因為我們輕忽我們的個人防疫責任、而受苦甚至死亡。
在現在這種時代，積極保護自己，其實就是在保護家人。
從這個角度來看，那些“不在乎個人防疫努力”的人，尤其是那些“成天嚷著新冠只是大號流感論調”的人，其實是在不把我們的健康與安危當一回事。她們任性放縱的每一分鐘，都是對我們的直接威脅。
她們要把她們自己與家人的安危不當一回事，我們也許不好阻止或干預；但重點是：我們不要成為她們的犧牲品。
「願不願意承擔個人防疫責任」是一個觀察人的文明性、道德能力與人品的好指標。如果我們能夠辨認出那些有不負責任傾向的人，我們就應該盡量在社交上與物理距離上遠離她們。
要與好人為友，要與小人保持距離。防疫如此，社交如此，人生也是如此。
大陸鼓吹「早羊早好」的“專家”根本不懂丹麥疫情雜談(20230101)
我這兩天，看到大陸某醫學“專家”在鼓吹大陸民眾應該「早羊早好」。這種論調真的害人不淺。
該“專家”的論點是：假設大陸能夠確實控制住第一波疫情的醫療擠兌風險，當大陸第一波的盛行率超過70%時，大陸就能在大部分人口中、形成臨時性的集群免疫效果，因此未來的第二波第三波疫情就只會像丹麥荷蘭一樣。
姑且不論該“專家”論點中的第一個假設、其實是個非常非常大的IF罷了。
丹麥從最近往回算的最近五個月（也就是差不多算到去(2022)年八月底）以來，每個月的新冠致死率，中位數是「千分之6.19」、平均數是「千分之7.24」。每個月的新冠重症率，中位數是「百分之25.09」、平均數是「百分之28.19」。
難道這就是前述該“專家”所認為很輕微的「第二波第三波」嗎？
當然，從這麼高的重症率來判斷，丹麥目前疫情的數據，大概率都是從醫院相關人士（醫護人員、醫院職工、病患、探病者）身上篩檢所得，因此抽樣是高度偏誤的。
但問題是：這就是丹麥政府現在唯一有的疫情統計數據。我們可以根據別的資訊稍微加權調整一下，但總不能說這個數據不可信、然後就自己隨便填上個數字、最後說丹麥疫情很輕微吧。
【按：補丹麥新冠疫情的累計陽性檢出率等數字】
再者，丹麥從有新冠疫情統計以來，一直到不再公布陽性檢出率為止，曾經有過的最高紀錄的陽性檢出率是「百分之33.99」。
另外，丹麥從原始株、Delta到Omicron BA.1，到今天的新變異株，全部加起來的累計確診案數，大概是總人口的「百分之58」。
如果只算Omicron疫情的話，累計的確診案數，大概是總人口的「百分之36」。
也就是說，無論如何，我們都不可能得出「丹麥Omicron疫情中，曾經有過『總人口60+%以上的人感染』的時刻」的結論。
所以，我基本上可以肯定：該“專家”應該完全沒有看過丹麥的疫情數據。
且容我再提醒一下：丹麥從「疫情過拐點」（即「每日新增確診數」的平均線到頂）迄今將近一年，其累計的致死率是「千分之2.24」。（這個數字比我估計的、以及吳尊友估計的『千分之1.67』還要高出三成）
確實，丹麥在「過拐第二個月」的致死率瞬間降低到「千分之0.78」，但隔一個月又瞬間回復到「千分之3.29」，再隔一個月又上升到「千分之7.99」了。
由此看來，丹麥的疫情統計數據其實很不穩定，其中必然充斥著各種誤差。所以，如果真的要參考丹麥的疫情數據，最好還是看它整波Omicron疫情（目前尚未結束）的數據。順帶一提：丹麥整波Omicron疫情的累計致死率，大約是「千分之1.97」。
再次順帶一提：我在別篇中估算過大陸目前BF.7疫情可能的慘狀。當時我有參考丹麥的疫情數據；而我當時套進去預估大陸疫情時、使用的致死率數字是「千分之1.67」。
無論如何，大陸的這個所謂“專家”，基本上應該是完全沒看過丹麥的疫情數據、就上節目信口開河。由於她（隱其性別）公開唱此論調的時候、表情相當自信，一副像是“自己已經研究過各國疫情才得出此一結論”的樣子，所以我猜想：她大概率不僅沒看過丹麥的疫情數據，甚至連歐美日韓的疫情數據都沒看過。
且讓我們回想一下：大陸在上個月轉彎躺平時的說詞是甚麼？是說「大陸辛苦防疫三年，終於等到病毒弱化，而且弱化到了可以全面開放的程度」。
然後呢？在大陸這波疫情的第一個月內，大家發現根本不是大陸“專家”事前說的「九成無症狀」（事實幾乎是「九成“有”症狀」）。
現在又發現：這些“專家”在設計防疫政策時所參考的西方疫情數據，根本是自己憑空幻想出來的。
由此可知：大陸目前整個醫界與公衛界，大概率根本不懂真實的疫情資訊，甚至根本不具備基本的防疫知識。（但必須說：吳尊友算個例外）
這可以解釋去(2022)年上海疫情，何以會在一開始上海防疫當局還在洋洋自得自己的「精準清零」奏效、然後在一兩周內就疫情爆炸；因為當初上海防疫當局的那些人，就是這種所謂的“專家”。
由一群“不懂疫情資訊、甚至不具備防疫知識”的人來主導防疫政策，下場如何？看臺灣的慘狀就知道了。
所以我不僅對大陸轉彎躺平後的疫情很悲觀，我甚至對大陸接下來幾年的經濟狀況也很悲觀。
何以故？因為大陸今後將有大概率會出現「大部分人口、每年都會被感染新冠兩到三次」的情形。
誠如我在別篇提到過的：我有認識的人，第三次感染的症狀，遠比前兩次感染還要嚴重，而且還出現腦部受損之類的幻覺幻聽症狀。
誠如我在另一篇提到的、有54篇研究所發現：儘管很多「再次感染」都以無症狀或輕症方式出現，但並不是必然不會有重症。
其實之前西方也有研究發現：儘管很多病患在再次感染時、其新冠症狀看起來會比首次感染輕微，但其實每次感染都對身體造成了某些長期性的傷害。所以新冠感染的傷害，是會累加的。
考慮到新冠後遺症的問題，基本上，我們可以不用指望「一個人可以被感染多次、卻還一直維持從未感染過程度的健康狀況」這種事情。
所以，大陸今後的勞動力素質，必然會急遽下降。將會有大量的勞工沒辦法滿足「沒日沒夜爆肝加班」這種強度的勞動要求。
更不要說：大陸這波疫情必然會死傷大量的勞動人口。
總而言之，大陸目前除了極少數人之外，大部分“專家”的看法都是有問題的（不管是對去(2022)年初上海疫情的研究，或是對當前大陸疫情的判斷）。
由於大陸官方目前的防疫政策，大體上還是以那些“專家”的說詞為依據，所以我不認為大陸有可能會有任何樂觀的疫情結果。
大陸媒體這幾天在吹「發熱門診人數減少」與「跨年出行人數暴增」之類的煙花論調；卻不知道：其實西方BF.7疫情幾乎都有「長尾效應」與「週期反覆」的特徵。
所以就等著看大陸未來敢不敢公布真實的疫情統計數據（哪怕跟丹麥加拿大一樣嚴重抽樣偏誤也沒關係）吧。
話說回來：西方也好、大陸也好，如果躺平後的疫情致死率就是遠高於很多人的「原本以為」（畢竟這些人一直很無知），則何以她們還能期待躺平真能促進經濟發展？難道要倖存者大量轉行去從事殯葬業？
但這個世界終究是被蠢人所集體支配的，就連所謂的“專家”也不可倖免。（尤其是，當專家自己本身就很愚蠢的時候）
該“專家”的論點是：假設大陸能夠確實控制住第一波疫情的醫療擠兌風險，當大陸第一波的盛行率超過70%時，大陸就能在大部分人口中、形成臨時性的集群免疫效果，因此未來的第二波第三波疫情就只會像丹麥荷蘭一樣。
姑且不論該“專家”論點中的第一個假設、其實是個非常非常大的IF罷了。
丹麥從最近往回算的最近五個月（也就是差不多算到去(2022)年八月底）以來，每個月的新冠致死率，中位數是「千分之6.19」、平均數是「千分之7.24」。每個月的新冠重症率，中位數是「百分之25.09」、平均數是「百分之28.19」。
難道這就是前述該“專家”所認為很輕微的「第二波第三波」嗎？
當然，從這麼高的重症率來判斷，丹麥目前疫情的數據，大概率都是從醫院相關人士（醫護人員、醫院職工、病患、探病者）身上篩檢所得，因此抽樣是高度偏誤的。
但問題是：這就是丹麥政府現在唯一有的疫情統計數據。我們可以根據別的資訊稍微加權調整一下，但總不能說這個數據不可信、然後就自己隨便填上個數字、最後說丹麥疫情很輕微吧。
【按：補丹麥新冠疫情的累計陽性檢出率等數字】
再者，丹麥從有新冠疫情統計以來，一直到不再公布陽性檢出率為止，曾經有過的最高紀錄的陽性檢出率是「百分之33.99」。
另外，丹麥從原始株、Delta到Omicron BA.1，到今天的新變異株，全部加起來的累計確診案數，大概是總人口的「百分之58」。
如果只算Omicron疫情的話，累計的確診案數，大概是總人口的「百分之36」。
也就是說，無論如何，我們都不可能得出「丹麥Omicron疫情中，曾經有過『總人口60+%以上的人感染』的時刻」的結論。
所以，我基本上可以肯定：該“專家”應該完全沒有看過丹麥的疫情數據。
且容我再提醒一下：丹麥從「疫情過拐點」（即「每日新增確診數」的平均線到頂）迄今將近一年，其累計的致死率是「千分之2.24」。（這個數字比我估計的、以及吳尊友估計的『千分之1.67』還要高出三成）
確實，丹麥在「過拐第二個月」的致死率瞬間降低到「千分之0.78」，但隔一個月又瞬間回復到「千分之3.29」，再隔一個月又上升到「千分之7.99」了。
由此看來，丹麥的疫情統計數據其實很不穩定，其中必然充斥著各種誤差。所以，如果真的要參考丹麥的疫情數據，最好還是看它整波Omicron疫情（目前尚未結束）的數據。順帶一提：丹麥整波Omicron疫情的累計致死率，大約是「千分之1.97」。
再次順帶一提：我在別篇中估算過大陸目前BF.7疫情可能的慘狀。當時我有參考丹麥的疫情數據；而我當時套進去預估大陸疫情時、使用的致死率數字是「千分之1.67」。
無論如何，大陸的這個所謂“專家”，基本上應該是完全沒看過丹麥的疫情數據、就上節目信口開河。由於她（隱其性別）公開唱此論調的時候、表情相當自信，一副像是“自己已經研究過各國疫情才得出此一結論”的樣子，所以我猜想：她大概率不僅沒看過丹麥的疫情數據，甚至連歐美日韓的疫情數據都沒看過。
且讓我們回想一下：大陸在上個月轉彎躺平時的說詞是甚麼？是說「大陸辛苦防疫三年，終於等到病毒弱化，而且弱化到了可以全面開放的程度」。
然後呢？在大陸這波疫情的第一個月內，大家發現根本不是大陸“專家”事前說的「九成無症狀」（事實幾乎是「九成“有”症狀」）。
現在又發現：這些“專家”在設計防疫政策時所參考的西方疫情數據，根本是自己憑空幻想出來的。
由此可知：大陸目前整個醫界與公衛界，大概率根本不懂真實的疫情資訊，甚至根本不具備基本的防疫知識。（但必須說：吳尊友算個例外）
這可以解釋去(2022)年上海疫情，何以會在一開始上海防疫當局還在洋洋自得自己的「精準清零」奏效、然後在一兩周內就疫情爆炸；因為當初上海防疫當局的那些人，就是這種所謂的“專家”。
由一群“不懂疫情資訊、甚至不具備防疫知識”的人來主導防疫政策，下場如何？看臺灣的慘狀就知道了。
所以我不僅對大陸轉彎躺平後的疫情很悲觀，我甚至對大陸接下來幾年的經濟狀況也很悲觀。
何以故？因為大陸今後將有大概率會出現「大部分人口、每年都會被感染新冠兩到三次」的情形。
誠如我在別篇提到過的：我有認識的人，第三次感染的症狀，遠比前兩次感染還要嚴重，而且還出現腦部受損之類的幻覺幻聽症狀。
誠如我在另一篇提到的、有54篇研究所發現：儘管很多「再次感染」都以無症狀或輕症方式出現，但並不是必然不會有重症。
其實之前西方也有研究發現：儘管很多病患在再次感染時、其新冠症狀看起來會比首次感染輕微，但其實每次感染都對身體造成了某些長期性的傷害。所以新冠感染的傷害，是會累加的。
考慮到新冠後遺症的問題，基本上，我們可以不用指望「一個人可以被感染多次、卻還一直維持從未感染過程度的健康狀況」這種事情。
所以，大陸今後的勞動力素質，必然會急遽下降。將會有大量的勞工沒辦法滿足「沒日沒夜爆肝加班」這種強度的勞動要求。
更不要說：大陸這波疫情必然會死傷大量的勞動人口。
總而言之，大陸目前除了極少數人之外，大部分“專家”的看法都是有問題的（不管是對去(2022)年初上海疫情的研究，或是對當前大陸疫情的判斷）。
由於大陸官方目前的防疫政策，大體上還是以那些“專家”的說詞為依據，所以我不認為大陸有可能會有任何樂觀的疫情結果。
大陸媒體這幾天在吹「發熱門診人數減少」與「跨年出行人數暴增」之類的煙花論調；卻不知道：其實西方BF.7疫情幾乎都有「長尾效應」與「週期反覆」的特徵。
所以就等著看大陸未來敢不敢公布真實的疫情統計數據（哪怕跟丹麥加拿大一樣嚴重抽樣偏誤也沒關係）吧。
話說回來：西方也好、大陸也好，如果躺平後的疫情致死率就是遠高於很多人的「原本以為」（畢竟這些人一直很無知），則何以她們還能期待躺平真能促進經濟發展？難道要倖存者大量轉行去從事殯葬業？
但這個世界終究是被蠢人所集體支配的，就連所謂的“專家”也不可倖免。（尤其是，當專家自己本身就很愚蠢的時候）
新冠原始株與Delta的再次感染週期其實並不長雜談(20230101)
這篇是去(2022)年七月的一篇搞系統性回顧的論文，但它分析的研究大多（82%）發表於2020年，小部分（18%）則發表於2021年。所以基本上是與新冠原始株、Beta與Delta相關的、針對「再次感染新冠」主題的研究。
這篇將「再次感染」的定義定為下列二者之一：
1. 第二次篩檢陽性，距離前次痊癒超過90天；或
2. 第二次篩檢陽性雖然距離前次痊癒未滿90天，但伴隨有臨床症狀
在這些被回顧的論文中，有76篇報告了複數的再次感染的病例。其中，只有21篇完全沒有發現再次感染有重症的病例；其餘54篇都觀察到有重症的病例（當然，再次感染的病例仍然大多都是無症狀、輕症或中症）。
比較有趣的是：這76篇論文所報告的「再次感染」發生的天數（即，距離前次感染痊癒的天數）平均算起來是「40.98天」；而平均的高標（常態分布累計87.13%）則是「120.5天」。
也就是說：在這76篇論文所觀察到的「再次感染」現象中，大部分都發生在感染後第一二個月內，而最多幾乎不會超過四個月。
根據前述的這篇的定義，這些病例基本上不太會是所謂的「復陽」（痊癒後卻還在體內篩檢出陽性反應；即同一次感染中，痊癒者的持續性病毒掉落。不包含病患持續有症狀的情形）。
目前人類觀察到的「復陽」現象，最長大約可維持「80天」。這也是何以目前各國幾乎都把「再次感染」定義成“必須距離前一次感染的痊癒點，超過90天”的緣故。
且容我提醒一下：這76篇論文研究的，基本上都不是Omicron，而是原始株、Beta或Delta。（畢竟Omicron的第一例發現於2021年11月）
也就是說：即便是造成「再次感染」的是原始株、Beta或Delta，其實「再次感染」基本上仍然會在「痊癒後四個月內」發生，而且大部分發生於「痊癒後第一或第二個月內」。
由於我們現在已知「Omicron系病毒株，基本上都有著遠超過原始株、Beta株及Delta株的傳播力與穿透感染力」，所以，基本上我們可以篤定：「由Omicron造成的『再次感染』，發生的時間應該會短於『四個月』」這點。
雖然邏輯上來說，「再次感染」應該不太可能會在「痊癒後的短時間內」發生，但如果「再次感染」是由“擁有高穿透感染力”的別的變異株造成的，則那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由於Omicron家族從BA.2之後，每一個變異株的傳播力與穿透感染力都相當驚人（而且經常青出於藍），所以我們可以合理判斷：今後，發生「再次感染」的時間會越來越短。
我想，對於那些“本身免疫力就比較差，或有免疫系統方面疾病”的人而言，「再次感染」有可能發生在「痊癒後兩周」之後的任何時間點；而對於大部分沒有免疫系統方面疾病的人而言，「再次感染」則可能是在「痊癒後一個月」之後的任何時間點。
除了自身的免疫力強弱之外，決定「再次感染」發生週期的因素，主要還是「身處社會的新冠盛行率與傳播速度」及「個人防疫努力程度」這兩點。
大陸現在想要推「快速過拐」策略，以為這樣可以降低病毒變異的速度。但從這76篇論文的發現來看，我認為大陸的這個目標，基本上不太現實。
唯一可能實現這個目標的方法，大概是「現在馬上造成90%人口被感染，並且從今天開始全境封控三個月」。
前半段會在短時間內造成大量重症，從而使醫療系統崩潰，於是再造成大量死亡。
後半段的經濟代價太大，完全不是“嚷著「嚴格清零」代價太大了”的大陸所能接受的（畢竟，如果大陸今天能接受，當初就不必轉彎躺平了嘛）
所以大陸基本上是不可能避免掉入長期（甚至永久）的新冠疫情陷阱的。
大陸官方目前已經定調：轉彎躺平完全不是基於錯誤資訊所作的錯誤判斷。
因此，大陸已經擺明了不可能懸崖勒馬，只可能繼續掩蓋真相、粉飾太平、並帶風向洗腦大家早點遺忘。
諷刺的是：其實我並不認為大陸過去三年的嚴格防疫經驗中、有多少造假或掩蓋的部分。因為大陸過去三年，主要還是採用物理防疫的手段。
可惜的是：隨著大陸現在無腦轉彎躺平，使得大陸百姓（以及不可避免的西方媒體）開始拿現在的疫情慘狀、來質疑大陸過去三年的真實努力。
可以說：大陸這次的無腦轉彎躺平，不僅摧毀了過去三年的防疫成果，也摧毀了人們對大陸過去三年其實真的大量犧牲奉獻的信任。
一念之差，可以摧毀了人的長期努力與信任。這就是個最血淋淋的例子。
但最諷刺的地方是：大陸今天的慘狀，不僅不是大陸過去三年嚴格限制言論自由所造成的，反而恰恰是對各種邪說歪理、謠言耳語採取放任默許態度所導致的。
所以，人民專政不可靠。專家菁英治國不可靠。言論自由市場假說也不可靠。
當代民主理論的危機，其實就在西方與大陸的疫情中，完全暴露無遺；但西方學術界對此仍然渾若未覺。更不要說臺灣大陸日本韓國這些“在知識上完全無腦崇拜西方”的社會了。
這篇將「再次感染」的定義定為下列二者之一：
1. 第二次篩檢陽性，距離前次痊癒超過90天；或
2. 第二次篩檢陽性雖然距離前次痊癒未滿90天，但伴隨有臨床症狀
在這些被回顧的論文中，有76篇報告了複數的再次感染的病例。其中，只有21篇完全沒有發現再次感染有重症的病例；其餘54篇都觀察到有重症的病例（當然，再次感染的病例仍然大多都是無症狀、輕症或中症）。
比較有趣的是：這76篇論文所報告的「再次感染」發生的天數（即，距離前次感染痊癒的天數）平均算起來是「40.98天」；而平均的高標（常態分布累計87.13%）則是「120.5天」。
也就是說：在這76篇論文所觀察到的「再次感染」現象中，大部分都發生在感染後第一二個月內，而最多幾乎不會超過四個月。
根據前述的這篇的定義，這些病例基本上不太會是所謂的「復陽」（痊癒後卻還在體內篩檢出陽性反應；即同一次感染中，痊癒者的持續性病毒掉落。不包含病患持續有症狀的情形）。
目前人類觀察到的「復陽」現象，最長大約可維持「80天」。這也是何以目前各國幾乎都把「再次感染」定義成“必須距離前一次感染的痊癒點，超過90天”的緣故。
且容我提醒一下：這76篇論文研究的，基本上都不是Omicron，而是原始株、Beta或Delta。（畢竟Omicron的第一例發現於2021年11月）
也就是說：即便是造成「再次感染」的是原始株、Beta或Delta，其實「再次感染」基本上仍然會在「痊癒後四個月內」發生，而且大部分發生於「痊癒後第一或第二個月內」。
由於我們現在已知「Omicron系病毒株，基本上都有著遠超過原始株、Beta株及Delta株的傳播力與穿透感染力」，所以，基本上我們可以篤定：「由Omicron造成的『再次感染』，發生的時間應該會短於『四個月』」這點。
雖然邏輯上來說，「再次感染」應該不太可能會在「痊癒後的短時間內」發生，但如果「再次感染」是由“擁有高穿透感染力”的別的變異株造成的，則那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由於Omicron家族從BA.2之後，每一個變異株的傳播力與穿透感染力都相當驚人（而且經常青出於藍），所以我們可以合理判斷：今後，發生「再次感染」的時間會越來越短。
我想，對於那些“本身免疫力就比較差，或有免疫系統方面疾病”的人而言，「再次感染」有可能發生在「痊癒後兩周」之後的任何時間點；而對於大部分沒有免疫系統方面疾病的人而言，「再次感染」則可能是在「痊癒後一個月」之後的任何時間點。
除了自身的免疫力強弱之外，決定「再次感染」發生週期的因素，主要還是「身處社會的新冠盛行率與傳播速度」及「個人防疫努力程度」這兩點。
大陸現在想要推「快速過拐」策略，以為這樣可以降低病毒變異的速度。但從這76篇論文的發現來看，我認為大陸的這個目標，基本上不太現實。
唯一可能實現這個目標的方法，大概是「現在馬上造成90%人口被感染，並且從今天開始全境封控三個月」。
前半段會在短時間內造成大量重症，從而使醫療系統崩潰，於是再造成大量死亡。
後半段的經濟代價太大，完全不是“嚷著「嚴格清零」代價太大了”的大陸所能接受的（畢竟，如果大陸今天能接受，當初就不必轉彎躺平了嘛）
所以大陸基本上是不可能避免掉入長期（甚至永久）的新冠疫情陷阱的。
大陸官方目前已經定調：轉彎躺平完全不是基於錯誤資訊所作的錯誤判斷。
因此，大陸已經擺明了不可能懸崖勒馬，只可能繼續掩蓋真相、粉飾太平、並帶風向洗腦大家早點遺忘。
諷刺的是：其實我並不認為大陸過去三年的嚴格防疫經驗中、有多少造假或掩蓋的部分。因為大陸過去三年，主要還是採用物理防疫的手段。
可惜的是：隨著大陸現在無腦轉彎躺平，使得大陸百姓（以及不可避免的西方媒體）開始拿現在的疫情慘狀、來質疑大陸過去三年的真實努力。
可以說：大陸這次的無腦轉彎躺平，不僅摧毀了過去三年的防疫成果，也摧毀了人們對大陸過去三年其實真的大量犧牲奉獻的信任。
一念之差，可以摧毀了人的長期努力與信任。這就是個最血淋淋的例子。
但最諷刺的地方是：大陸今天的慘狀，不僅不是大陸過去三年嚴格限制言論自由所造成的，反而恰恰是對各種邪說歪理、謠言耳語採取放任默許態度所導致的。
所以，人民專政不可靠。專家菁英治國不可靠。言論自由市場假說也不可靠。
當代民主理論的危機，其實就在西方與大陸的疫情中，完全暴露無遺；但西方學術界對此仍然渾若未覺。更不要說臺灣大陸日本韓國這些“在知識上完全無腦崇拜西方”的社會了。
2022年12月31日
估算大陸躺平後疫情死亡人數雜談-3(20221231)
誠如我在另外一篇談過地那樣：大陸在「病毒毒性」、「疫苗效果」與「疫苗覆蓋率」這三點上，都與西方BF.7疫情的處境差不多。所以，真正決定大陸疫情會有多慘烈的因素，就完全由「病毒實際傳播速度」與「人均醫療資源多寡」這兩點來決定。
由於大陸各地的人均醫療資源差距很大，所以我們可以拿北京當標準。
北京2020年的平均每千人的病床數，大約是5.9。這個數字大概介於法國（5.73）與德國（7.82）之間。
換句話說，倘若人均醫療資源真的關鍵決定了一個地區面對疫情時的致死率的話，則當「病毒實際傳播速度」差不多的情形下，北京疫情的致死率，應該會與法國德國的BF.7疫情差距不遠。
如果把法國與德國當成是一個統一的國家來算，則其BF.7疫情的致死率大約是「千分之1.32」。用這個標準來看，北京在這波疫情滿200天的時候，大概會累計感染580萬人，累計死亡7664人；盛行率大約是26.94%；rt大約是2.45。
換句話說，如果北京這波疫情的盛行率高於26.94%，或是rt大於2.45，則北京這邊疫情最終就會死超過7664人。
那麼，目前大陸這波疫情一個月來，北京的盛行率只有26.94%嗎？
如果根據很多北京市民自己的人際社交網絡來主觀判斷的話，很多人都認為北京目前的盛行率已經超過70%。
這是北京這波疫情一個月的數字。所以，照這些人的主觀感受來算，北京在這波疫情滿200天的累計盛行率，應該會超過90%。
乍看之下，這個「盛行率超過90%」的數字，好像滿足了達成集群免疫的門檻。但實際完全不是如此。理由有三：
一、北京目前並未處於全市封控的狀態，而大陸已經出現了XBB了（這個變異株在短時間內就幹掉了BF.7、搶下了美國東北地區過半的新冠市佔率；而它目前已經搶下了全美國40%的新冠市佔率）。
換句話說，除非北京在未來幾個月內開始進行全市封控，不然，XBB（或任何穿透感染力與之相當甚至更強的變異株）遲早都會進入北京。因此北京現在靠盛行率90%所形成的集群免疫（倘若真的能存在），就會被攻破。
二、所謂盛行率超過90%，是指這波疫情肆虐四五個月後的累計。由於BA.2以降的Omicron變異株、二次感染的週期已經縮短到了接近理論值的下限（三個月），所以，北京有大概率、不可能在這波BF.7疫情的歷程中的任何一個時間點上、達成「盛行率超過90%」的目標；因為疫情第一個月內的痊癒者，非常可能會在痊癒後三四個月再次被感染。
更何況，集群免疫不是「盛行率達到門檻」就會自然而然出現的；它必須在盛行率達到門檻後、還要繼續維持很長一段時間，才有可能讓病毒的傳播速度逐漸變慢，從而到低於1的程度。如此，這個社會中的人才可能享受到集群免疫。
所以，北京也好，大陸也好，幾乎都不可能靠「快速傳播病毒」來形成集群免疫；更不可能指望靠「快速傳播病毒」來阻止病毒變異。
三、北京此刻真實的盛行率，其實真的不太可能有70%。
假設北京在這波疫情滿200天後的累計盛行率為70%，則重症人數峰值會發生在大約是疫情滿四個月的時候，峰值為127萬人。但北京2020年的全市總病床數只有12.7萬張。
即便我們假設北京在過去兩年以「每年5%的成長率」來增加病床數好了。則在這波疫情滿四個月的時候，北京全市了不起也只會有14萬張病床。
西方Delta疫情與Omicron疫情重症峰值期間，病床大約也只有30%可以用來處理新冠重症病患。由此可知，北京完全不可能在「累計盛行率70%」的情形下、還能夠不會醫療系統崩壞。前述重症峰值的127萬人，基本上都會在醫療系統崩壞後死去。
這是用「這波疫情滿200天」的條件來計算「盛行率70%」的情形。如果要用「這波疫情滿30天」的條件來計算的話，那醫療系統崩壞的時間就會發生得更早；因此重症但無法就醫的死亡人數就會更多。
事實上，當rt在2.3的時候，重症峰值的人數（17.1萬）就已經超過北京的全市病床數了；在這個情形下，即便北京將全市所有的病床、都只用於治療新冠重症，基本上北京的醫療系統也會開始崩壞。
但目前北京雖然醫療很緊張，但也沒有到崩壞的程度。北京甚至很多人開始認為「拐點已過」；完全沒有「醫療崩壞已經好一陣子」的緊張感。可見北京目前疫情滿一個月的真實的盛行率、真的不可能有70%。
那麼，北京有沒有可能在醫療崩壞前、就靠著快速傳播病毒來達成集群免疫（或至少是阻止病毒變異）呢？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姑且不論前述「北京如果不現在開始全市長期封控，就無法避免被某些穿透感染力更強的新變異株入侵」這點罷了。且讓我們假設北京可以很神奇地、就是完全不會遇到任何穿透感染力更強的新變異株。
根據西方的BF.7疫情數據來看，BF.7大約會在疫情滿150天左右、出現新的子代變異株；而在疫情滿200天左右，會出現新的孫代變異株。而西方BF.7疫情的rt，基本上是2.54。
如果用rt=2.54當條件，則北京這波疫情的重症峰值人數大約是80萬，大約也是發生在疫情滿120的時候；但其實在這種情形下，北京的醫療系統，早在疫情剛滿90天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崩壞了。也就是說，北京相當可能會在疫情的第四個月內，單月就死60萬人 。
（順帶一提：西方所謂的「重症」，不是發燒或有肺炎症狀就算的。西方在BF.7疫情的時候，為了保住醫療資源，基本上只允許那些“現在不入院、今天內大概就會因為新冠而死”程度的患者住院；所以是這種程度的病患，才能被列入「重症」的統計中。這種程度的病患，如果當下沒有病床可用，基本上就是必死無疑。）
由此可知，即便北京這邊疫情的病毒變異速度完全與西方BF.7疫情相當，則北京永遠都不可能在醫療崩壞前、等到集群免疫的那天。
既然富城如北京尚且不可能，則窮鄉就更不用說了。所以大陸基本上完全不可能靠「快速傳播病毒」來達成集群免疫。
當然，如果大陸能在本(12)月內一口氣死掉100萬人，則也許病毒的傳播鏈確實可以被瞬間切斷，從而達到集群免疫的目標。
但即令我們可以完全不在乎「大陸一個月內死100萬人」這點，這邊的前提仍然是：「大陸必須從現在開始、就一直維持全境封控狀態、並且至少維持三個月以上」。
話說，倘若大陸當初能堅持嚴格清零路線，則或許還有一搏的機會（雖然也是個long shot）。但話說回來，如果大陸當初能繼續堅持清零路線，則我們就不會看到大陸在這個(12)月開始的髮夾彎躺平了，不是？
所以大陸無論如何都不可能靠「快速傳播病毒」來達成集群免疫，更不可能切斷病毒的變異空間。無論如何都不可能。
我也希望大陸可以。但如何辦到？
論「病毒毒性」、「疫苗效果」、「疫苗覆蓋率」、「病毒實際傳播速度」或是「人均醫療資源」，這些條件中的每一個，大陸都很難說顯著優於西方。
大陸唯一可能有的優勢，是「老年人口比重低於西方」。但即便如此，Omicron死者中，其實勞動人口（15-64歲）仍然占了20%左右。所以，就算大陸可以靠著「老年人口比例低一點」而比西方BF.7疫情少死一點人，但累計致死率也不可能只有西方的一半。
即便用「致死率千分之1」（大約是西方BF.7疫情致死率的60%）來計算，當rt=2.54（與西方BF.7疫情相當）時，北京疫情的累計死亡人數仍然可能是8421。
這樣說吧：即便是用新加坡Omicron疫情致死率（千分之0.2）來算，北京這波疫情仍然要死2526人。但北京人口將近是新加坡的四倍，而且新加坡四面環海。北京真的能跟新加坡比？
但大陸現在的媒體、公知、營銷號、甚至官方，都開始鼓吹無腦的樂觀論調，認為大陸即便躺平、也絕對不會步上西方的後塵。
所以，大陸現在看來已經逐漸定調，總之就是不會承認轉彎躺平是犯錯；因此當然更談不上改過補救了。
既然我們現在已知大陸醫界一直催眠社會的「九成無症狀」完全是鬼扯，則大陸之所以選擇躺平的「用三年等到病毒弱化」云云，其實也可以不用太指望。
接下來等著被打臉的迷思，大概就是「取消嚴格防疫路線後，會有助於經濟發展」這點了。
由於大陸各地的人均醫療資源差距很大，所以我們可以拿北京當標準。
北京2020年的平均每千人的病床數，大約是5.9。這個數字大概介於法國（5.73）與德國（7.82）之間。
換句話說，倘若人均醫療資源真的關鍵決定了一個地區面對疫情時的致死率的話，則當「病毒實際傳播速度」差不多的情形下，北京疫情的致死率，應該會與法國德國的BF.7疫情差距不遠。
如果把法國與德國當成是一個統一的國家來算，則其BF.7疫情的致死率大約是「千分之1.32」。用這個標準來看，北京在這波疫情滿200天的時候，大概會累計感染580萬人，累計死亡7664人；盛行率大約是26.94%；rt大約是2.45。
換句話說，如果北京這波疫情的盛行率高於26.94%，或是rt大於2.45，則北京這邊疫情最終就會死超過7664人。
那麼，目前大陸這波疫情一個月來，北京的盛行率只有26.94%嗎？
如果根據很多北京市民自己的人際社交網絡來主觀判斷的話，很多人都認為北京目前的盛行率已經超過70%。
這是北京這波疫情一個月的數字。所以，照這些人的主觀感受來算，北京在這波疫情滿200天的累計盛行率，應該會超過90%。
乍看之下，這個「盛行率超過90%」的數字，好像滿足了達成集群免疫的門檻。但實際完全不是如此。理由有三：
一、北京目前並未處於全市封控的狀態，而大陸已經出現了XBB了（這個變異株在短時間內就幹掉了BF.7、搶下了美國東北地區過半的新冠市佔率；而它目前已經搶下了全美國40%的新冠市佔率）。
換句話說，除非北京在未來幾個月內開始進行全市封控，不然，XBB（或任何穿透感染力與之相當甚至更強的變異株）遲早都會進入北京。因此北京現在靠盛行率90%所形成的集群免疫（倘若真的能存在），就會被攻破。
二、所謂盛行率超過90%，是指這波疫情肆虐四五個月後的累計。由於BA.2以降的Omicron變異株、二次感染的週期已經縮短到了接近理論值的下限（三個月），所以，北京有大概率、不可能在這波BF.7疫情的歷程中的任何一個時間點上、達成「盛行率超過90%」的目標；因為疫情第一個月內的痊癒者，非常可能會在痊癒後三四個月再次被感染。
更何況，集群免疫不是「盛行率達到門檻」就會自然而然出現的；它必須在盛行率達到門檻後、還要繼續維持很長一段時間，才有可能讓病毒的傳播速度逐漸變慢，從而到低於1的程度。如此，這個社會中的人才可能享受到集群免疫。
所以，北京也好，大陸也好，幾乎都不可能靠「快速傳播病毒」來形成集群免疫；更不可能指望靠「快速傳播病毒」來阻止病毒變異。
三、北京此刻真實的盛行率，其實真的不太可能有70%。
假設北京在這波疫情滿200天後的累計盛行率為70%，則重症人數峰值會發生在大約是疫情滿四個月的時候，峰值為127萬人。但北京2020年的全市總病床數只有12.7萬張。
即便我們假設北京在過去兩年以「每年5%的成長率」來增加病床數好了。則在這波疫情滿四個月的時候，北京全市了不起也只會有14萬張病床。
西方Delta疫情與Omicron疫情重症峰值期間，病床大約也只有30%可以用來處理新冠重症病患。由此可知，北京完全不可能在「累計盛行率70%」的情形下、還能夠不會醫療系統崩壞。前述重症峰值的127萬人，基本上都會在醫療系統崩壞後死去。
這是用「這波疫情滿200天」的條件來計算「盛行率70%」的情形。如果要用「這波疫情滿30天」的條件來計算的話，那醫療系統崩壞的時間就會發生得更早；因此重症但無法就醫的死亡人數就會更多。
事實上，當rt在2.3的時候，重症峰值的人數（17.1萬）就已經超過北京的全市病床數了；在這個情形下，即便北京將全市所有的病床、都只用於治療新冠重症，基本上北京的醫療系統也會開始崩壞。
但目前北京雖然醫療很緊張，但也沒有到崩壞的程度。北京甚至很多人開始認為「拐點已過」；完全沒有「醫療崩壞已經好一陣子」的緊張感。可見北京目前疫情滿一個月的真實的盛行率、真的不可能有70%。
那麼，北京有沒有可能在醫療崩壞前、就靠著快速傳播病毒來達成集群免疫（或至少是阻止病毒變異）呢？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姑且不論前述「北京如果不現在開始全市長期封控，就無法避免被某些穿透感染力更強的新變異株入侵」這點罷了。且讓我們假設北京可以很神奇地、就是完全不會遇到任何穿透感染力更強的新變異株。
根據西方的BF.7疫情數據來看，BF.7大約會在疫情滿150天左右、出現新的子代變異株；而在疫情滿200天左右，會出現新的孫代變異株。而西方BF.7疫情的rt，基本上是2.54。
如果用rt=2.54當條件，則北京這波疫情的重症峰值人數大約是80萬，大約也是發生在疫情滿120的時候；但其實在這種情形下，北京的醫療系統，早在疫情剛滿90天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崩壞了。也就是說，北京相當可能會在疫情的第四個月內，單月就死60萬人 。
（順帶一提：西方所謂的「重症」，不是發燒或有肺炎症狀就算的。西方在BF.7疫情的時候，為了保住醫療資源，基本上只允許那些“現在不入院、今天內大概就會因為新冠而死”程度的患者住院；所以是這種程度的病患，才能被列入「重症」的統計中。這種程度的病患，如果當下沒有病床可用，基本上就是必死無疑。）
由此可知，即便北京這邊疫情的病毒變異速度完全與西方BF.7疫情相當，則北京永遠都不可能在醫療崩壞前、等到集群免疫的那天。
既然富城如北京尚且不可能，則窮鄉就更不用說了。所以大陸基本上完全不可能靠「快速傳播病毒」來達成集群免疫。
當然，如果大陸能在本(12)月內一口氣死掉100萬人，則也許病毒的傳播鏈確實可以被瞬間切斷，從而達到集群免疫的目標。
但即令我們可以完全不在乎「大陸一個月內死100萬人」這點，這邊的前提仍然是：「大陸必須從現在開始、就一直維持全境封控狀態、並且至少維持三個月以上」。
話說，倘若大陸當初能堅持嚴格清零路線，則或許還有一搏的機會（雖然也是個long shot）。但話說回來，如果大陸當初能繼續堅持清零路線，則我們就不會看到大陸在這個(12)月開始的髮夾彎躺平了，不是？
所以大陸無論如何都不可能靠「快速傳播病毒」來達成集群免疫，更不可能切斷病毒的變異空間。無論如何都不可能。
我也希望大陸可以。但如何辦到？
論「病毒毒性」、「疫苗效果」、「疫苗覆蓋率」、「病毒實際傳播速度」或是「人均醫療資源」，這些條件中的每一個，大陸都很難說顯著優於西方。
大陸唯一可能有的優勢，是「老年人口比重低於西方」。但即便如此，Omicron死者中，其實勞動人口（15-64歲）仍然占了20%左右。所以，就算大陸可以靠著「老年人口比例低一點」而比西方BF.7疫情少死一點人，但累計致死率也不可能只有西方的一半。
即便用「致死率千分之1」（大約是西方BF.7疫情致死率的60%）來計算，當rt=2.54（與西方BF.7疫情相當）時，北京疫情的累計死亡人數仍然可能是8421。
這樣說吧：即便是用新加坡Omicron疫情致死率（千分之0.2）來算，北京這波疫情仍然要死2526人。但北京人口將近是新加坡的四倍，而且新加坡四面環海。北京真的能跟新加坡比？
但大陸現在的媒體、公知、營銷號、甚至官方，都開始鼓吹無腦的樂觀論調，認為大陸即便躺平、也絕對不會步上西方的後塵。
所以，大陸現在看來已經逐漸定調，總之就是不會承認轉彎躺平是犯錯；因此當然更談不上改過補救了。
既然我們現在已知大陸醫界一直催眠社會的「九成無症狀」完全是鬼扯，則大陸之所以選擇躺平的「用三年等到病毒弱化」云云，其實也可以不用太指望。
接下來等著被打臉的迷思，大概就是「取消嚴格防疫路線後，會有助於經濟發展」這點了。
2022年12月28日
估算大陸躺平後疫情死亡人數雜談-2(20221228)
且談一下我對大陸接下來疫情的評估。
合先敘明：自從大陸開始躺平之後，大陸已經大規模縮小的篩檢的力度。因此，大陸現在已經正式步上西方的後塵，今後所有關於大陸的疫情數據，都會變得非常不精準、以至於幾乎沒有任何參考價值。
所以，現在這個時候，大概是最後一次“人們還可以根據已知數據來合理分析大陸疫情”的時刻了；以後要想談大陸疫情，大概都只會陷入自說自話或人云亦云的處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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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結論：我對大陸這波疫情（以及從這波開始的無止盡的疫情）的結果並不樂觀。
「躺平」路線對總體經濟面到底能有多大正面幫助？這個問題先姑且不論。我現在只談人命的損失。而誠如我之前在別篇已經談過地那樣：
其實新冠死者中，有兩成左右屬於勞動人口；因此，新冠疫情中的人命損失，其實會直接衝擊一個社會的勞動力供給；而因為「新冠後遺症」以及「用避免參與勞動職場來維持個人防疫安全」等因素而損失的勞動力，其實會更可觀。
不過，我在這邊先姑且只談疫情中的人命損失。
簡單說：大陸這波疫情，最終最少最少會造成60萬條人命的損失。這點是幾乎必然的結果。
但這個數字完全是低估的，而且低估得非常非常嚴重。所以，我認為說「大陸這波疫情最終會導致200萬條人命的損失」其實都不算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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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全球幾個已開發國家迄今的Omicron累計疫情數據。
從圖1中可見，其實全球已開發國家的Omicron疫情，致死率大約是「千分之1.6」，而重症率大約是「百分之2.27」。
由於大陸的人口密度比大部分西方國家都高，而人均醫療資源又比這些已開發國家低，所以，同樣在「低干預」的情形下，大陸的Omicron疫情應該只會比這個數字要嚴重，不太可能會更輕微，甚至不太可能會維持相當水平。
一種可能的例外是：「大陸突然演化出了嶄新的新冠病毒變種株，而且其毒性顯著地比Omicron家族的各個成員都要輕微」這種情形。
但這種情形發生的機率接近於零。因為西方的Omicron家族，早就已經發展出了上百個子代孫代變異株，而這些變異株的毒性，幾乎都跟Omicron原始株差距沒有很大。
一個必須要先知道的事實是：西方在今(2022)年一整年以來的Omicron疫情中所呈現的「疫情還算溫和」的現象，完全與「病毒本身的毒性」無關，而只與
1. 社會中高危險人群早就在前面幾波疫情中死光了；以及
2. 大部分人口都已經從先前的感染中痊癒、得到所謂的自然抗體、因此在感染後的兩三個月內不太容易再次被感染
這兩點有關；而且幾乎只能用這兩個因素來解釋。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大陸因為過去三年嚴格防疫，所以現在才要面對的疫情，必然會比西方的Omicron疫情要慘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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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帶一提：大陸官方在自我合理化「轉彎躺平」的決策時，經常使用「我們已經用嚴格防疫爭取了三年的時間」這種說詞。但這種說詞完全是沒有意義的鬼話。
何以故？因為根據西方Omicron疫情的累計數據（參見圖2與圖3），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Omicron的子代孫代變異株、其實在「致死率」與「重症率」上，不僅沒有比較輕微，甚至還比較嚴重。
當然，這個「Omicron越變異越毒」的現象可能是個誤解；因為西方在今年夏季之後、幾乎都開始躺平了、所以也都不太願意篩檢。這使得西方的疫情數據、幾乎都高度依賴“與醫療機構有關”的場所來取得（醫護人員、院內職員、住院病患、研究對象、探病家屬等）；在此情形下，所得到的疫情數據，本來就容易高估致死率與重症率。
儘管如此，這些數據是我們唯一擁有的東西；甚至，這些數據其實也是各國官員在作決策時唯一可以參考的東西。
只不過，這些數據本來就是學者專家用來判斷「變異株到底有沒有毒性更強」的判斷依據。現在既然數據不支持「病毒越變異越不毒」，則談甚麼「數據有偏誤」都是沒有意義的；因為無論如何，既然「病毒越變異越不毒」沒辦法得到證據支持，所以就不該繼續堅持這個假設。
所以，就算「病毒並不會越變異越毒」，它大概率也還是維持「毒性與過去差不多」的情形。也因此，大陸今天的疫情無論如何都不太可能比西方的經驗更輕微。
當然「一個社會的疫情會不會比較嚴重？」這個問題有幾個決定因素；而其中一個是病毒株的毒性。所以我們應該了解一下病毒株本身的特質會形成怎樣的疫情。
大陸目前流行的，是BF.7病毒株（BA.5的子代）。這個病毒株大約是在今(2022)年一月的時候、在美國、法國、德國、丹麥、瑞典、比利時等國家開始流行的。BF.7迄今大概演化出了十三四個子代，另外還有三五個孫代。
所以，如果要評估大陸今天的疫情，參考西方BF.7流行時的疫情狀況，會很有幫助。
BF.7進入一個社會之後，大約會在第150天的時候出現子代變異株。而子代變異株則大約會在自己誕生後的第50天、形成孫代變異株。由於Omicron每次變異都會增強一點穿透感染能力，所以，等到發展出孫代變異株的時候，前一波的疫情基本上就結束了、然後新一波的疫情又開始了。大致就是這樣的一個週期循環。
由圖4可知，其實BF.7系的致死率與重症率也是一樣、稍微比BA.1（Omicron原始株）要高一些（而非相反）。
此外，我們也可以看到，在BF.7疫情中，美國與瑞典的致死率是比較嚴重的，而法國德國丹麥卻好一些。
與此同時，我們可以看到前述的所謂「週期循環」的現象。圖5系列說明了各國在BF.7疫情不同歷程階段的差異（最上方的數字行，標誌著各國在BF.7疫情「過拐點」前的歷時天數）。
正如圖5系列所示，美國法國丹麥都用了最多一個月的時間來過BF.7拐點，而瑞典用了快兩個月，德國則用了快要三個月。這個差異其實凸顯了BF.7疫情的「長尾」特徵：如果單就「每日新增確診數」來看，好像疫情很快就可以過拐點；但其實疫情過拐之後，整個社會還得拖著長長的尾巴去住院、去死人。
這個疫情長尾在「過拐第一個月」的時候最顯著，大概到了「過拐第三個月」後就會緩和；然而，等到「過拐第六個月」的時候，下一波疫情又開始了，因為病毒差不多開始變異出子代或孫代株了。
「長尾」與「週期循環」的現象，普遍發生在所有面對BF.7疫情的社會中；而且，即便到了「疫情尾聲」（通常是「過拐後」的第四或第五個月）的階段，其「過拐後」的累計死亡人數與累計住院人數，其實都是「過拐前」的數倍。
換句話說，西方的BF.7疫情經驗提醒我們：不要以為「疫情開始一個月就看到拐點」是件好事，因為接下來還有數倍的死亡人數與住院人數、在那邊等著痊癒者跑去報復性出遊社交呢。
北京民間目前很多人都在流傳「北京疫情已過拐點」的振奮口號；很多人甚至特地上街拍商場人潮或公路車潮的視頻畫面、想試圖證明這點。
但其實這種做法反而只會埋下北京「過拐後第二三四五月」疫情的地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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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以為：西方BF.7疫情之所以會有週期循環現象與長尾現象，純粹是因為它的盛行率不夠高的緣故。換句話說，這些人認為：只要北京乃至大陸從躺平後開始、可以加快過拐的速度，則由於過拐時就已經存在著大量的痊癒人口，因此後面幾個月的長尾疫情就不嚴重，甚至根本不會發展出子代孫代變異株。
理論上來說，如果整個社會的絕大部分人口，都能在一兩個月內通通經歷過「感染，然後痊癒」的過程，則該社會就有可能可以針對該病毒形成集群免疫。
但問題是：要想達成集群免疫，就必須要先感染足夠大量的人口。這個必要的數量，大致上與病毒的傳播力呈反比。
一般認為，目前BF.7的r0可能介於10到18.6之間。算起來，要想達成集群免疫，一個社會必須要在一兩個月內、讓90-95%的人口都經歷過「感染，然後痊癒」的階段。
問題是：當傳染大規模進行時，不可能所有人都能倖存。如果用前述90-95%的集群免疫門檻來算，北京必須要在一兩個月內死34萬人才有可能達成。
另外，很多人即便沒死，也不代表能夠順利痊癒。如圖4所示，BF.7的重症率大約是百分之3.6左右。這意味著，北京在那一兩個月內，會因為「大量感染BF.7」而出現70-74萬的“需要住院治療”的重症患者。
目前BA.2以降的幾個新變異株的重症病患，大約都需要住院3.3天；雖然這個數字已經比Delta的4.8天要顯著縮短了，但當重症病患快速壓縮在一兩個月內通通出現時，基本上北京所有的醫療單位都必然會癱瘓。
換句話說，那些過去各種“因為封控或要求查驗核酸陰性證明，而導致延誤就醫”的情形，今天不僅不會消失，而且還會呈百倍、千倍地發生。
另外，即便前線醫護人員真能拼命守住戰線，但她們仍然可能會被院內感染襲擊；而因為「在業務崗位上目睹大量病患死亡」而導致的心理創商，也會耗損一定比例的醫護人力資源。所以北京絕對沒有不可能擁有足以應付此一狀態的醫護人力。
這意味著：即便我們願意犧牲三五十萬個北京市民、好達成我們所渴求的集群免疫，其實我們最後能得到的結果、充其量、也是一個殘破不堪的北京城。從那個時間點開始，北京市民基本上已經不再擁有生病受傷的餘裕，因為屆時的醫療系統已經崩壞。
再者，即便北京真的能靠犧牲大量市民而達成集群免疫，那充其量也只會是短暫的、臨時的；因為，除非北京從那個時間開始、就進行嚴格的全面封控，不然，遲早會有新的病毒株輸入。
換句話說，想要靠集群免疫來避開前述所謂的週期循環現象、是不可能的；因為新的病毒株就算不從這個社會的疫情中誕生，也會從別的社會的疫情中誕生、然後通過各種人流物流傳進來這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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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回頭看一下圖5b。西方BF.7疫情中，只有德國出現「『過拐後第一月』的波段死亡總人數，少於『過拐前』」的現象。美國法國丹麥瑞典全部都沒辦法避免這點。
何以故？因為德國在BF.7疫情中、大規模地壓制病毒的傳播速度，從而拉長了疫情的發展歷程（德國用了80天，才讓BF.7疫情過拐點），並拉平了疫情的峰值。
所謂的拉平疫情，就是用時間去換自己防疫的能量。通過延長每一波疫情的持續時間並拉低疫情的峰值，整個社會就可以有更多的人力與資源來應付疫情。
剛好與大陸官方所想像地相反：無論在哪一種情形下，「加速過拐」都不會出現較小的人命損失；它反而會造成更多的人命損失。
正如圖6所示，在人口數量相同的情形下，「縮短一個月過拐點」的代價，是讓病毒的傳播速度翻倍；因此，不僅總死亡人數會多很多，就連「重症就醫人數」的峰值也會快速拉高；這就意味著「醫療崩壞」的機率會大增。
此外，這個現象基本上會隨著社會的人口規模而加劇。一個人口眾多的社會、要想加速過拐，則不僅過程中耗損的人命代價會大規模增加，它自己出現醫療崩壞危機的機率也會大規模增加。
然而，必須提醒的是：這邊所謂的「用時間交換防疫能量」，並不是大陸官方現在所宣稱的「用三年清零來交換病毒弱化」之類的鬼扯。
正如圖5系列所示，即便德國拉長了「過拐前」的歷程，也拉平了疫情的峰值，但德國仍然無法避免在「過拐第五個月」的階段、再次面對子代或孫代變異株的疫情。
誠如前述：Omiron並不存在「越變異越不毒」這種現象。（之所以會有這種錯覺，是因為社會上的高風險人群、幾乎都在前一波疫情中大量死去；而過去已死之人，不會在現在的疫情中再死一次）
所以，拉平疫情的目的，從來都不在於「以拖待變地等待病毒弱化」，而只是單純的「保全一天中所能用於對抗疫情的醫療能量」而已。（當醫護人員沒有足夠的藥物、個人防護設備與輪替吃飯睡覺休息的時間時，原本能救活的重症患者就容易死去，因此病毒的致死率統計數字就會上升）
且讓我再說一次：「拉平疫情」的策略基本上不可能等到「病毒弱化」的那天；它只是為了「讓我們的重症病患今天能夠繼續活下去」的目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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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此刻正在面對BF.7疫情的大陸，到底最終會死多少人呢？
【按：擴寫本節，主要補了關於疫苗與疫苗覆蓋率的分析】
理論上來說，決定疫情慘烈程度的因素只有四個：
1.「病毒的毒性強弱」、
2.「實際上病毒能夠傳播的速度有多快」、
3.「人民的基礎健康狀況」與
4.「人均醫療資源多寡」。
大陸目前的疫情主要是面對BF.7病毒株。而許多西方國家在今(2022)年上半年都曾面對過相同一個病毒株。在這點上，大陸與西方差不多。
由於大陸現在已經取消各種嚴格的防疫措施（包括篩檢後隔離、高風險區封控、強制口罩令與社交距離禁令），所以大陸基本上沒有太多能夠主動壓制病毒傳播速度的武器。不過，在這點上，大陸今天的處境，跟西方在今(2022)年初的處境差不太多。
基本上，我們可以從兩個proxy來估算「人民的基礎健康狀況」：一個是面對疫情前的人均壽命或預期壽命（或者看一些基礎疾病的發生率或病患佔人口比）；不過這部分其實直接與社會的富裕程度呈正比。另一個則是看疫苗（如果有的話）與疫苗覆蓋率。
我不認為大陸境內所使用的疫苗、在品質上與效果上會顯著劣於西方的疫苗。確實，滅活疫苗的效果，比mRNA系的疫苗差一點，而且在因應病毒變異的彈性上也差了些；不過，滅活疫苗的安全性比較高一點、副作用稍微少一點。此外，西方的mRNA系疫苗，因為藥廠想最大化利潤，所以並沒有快速地因應病毒變異而頻繁地更新配方；這就失去了西方mRNA疫苗的最大優勢。與此同時，大陸的疫苗因為自製自產、供應無虞，加上又不需要冷鍊運輸保存，所以施打成本低很多。這有助於增加大陸的疫苗覆蓋率。
話說回來，其實到了BA.2的時代，各種疫苗的防護力基本上都已經聊勝於無了，因為Omicron系變種的穿透感染能力實在太強了，而且每一次變異都會在這方面增強不少。所以，想靠施打疫苗來壓制病毒傳播的速度，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其效益完全不會比強制口罩令與強制社交距離令高，更別提篩檢後隔離或高風險區封控等手段。
所以現在疫苗只剩下「避免病情發展成重症」的功能而已；而在這點上，大陸疫苗與西方疫苗的差距其實更小了。
另一個比較疫苗優劣的標準，是看所謂的疫苗抗體能夠存續的時間有多長。但在這點上，其實大陸疫苗與西方疫苗的差距也很小，因為雙方現在面對的都是擁有高穿透感染能力的變異株，所以其實疫苗抗體了不起都只能維持兩三個月而已。
話說，當面對的是新冠原始株的時候，疫苗抗體的效力大概可以存續半年左右，而靠痊癒而形成的自然抗體，則能存續七八個月。只不過，現在在面對BA.2以降的新變異株時，不管是原始株的疫苗抗體還是自然抗體，其實都只能存續兩三個月的時間。更者，有些西方研究發現，即便是從BA.1中痊癒而形成的自然抗體，在面對BA.4或BA.5這種變異株時，其實也只能存續兩三個月的時間而已。
所以，在疫苗抗體的存續時長上，大陸疫苗與西方疫苗現在幾乎已經沒有差異了；雙方所形成的疫苗抗體，基本上都不能存續太久。因此，如果單就疫苗來說，我會認為其實大陸疫苗與西方疫苗各有優缺點，而總體效果來說差距不大。
於是乎，真正能在「用疫苗對抗疫情」上比較大陸與西方的因素，其實在於疫苗覆蓋率。
由於各國對於「完全接種疫苗」的定義各有不同（畢竟，雖然大部分新冠疫苗最初設計都需要打兩針，但也有只需要打一針跟需要打三針的疫苗），而且各國對於「加強針」的定義也不盡相同（雖然大部分國家針對「加強針」都開放混打，但前述三類疫苗到底該跟同一類混打？還是可以跨「針型」混打？各國規定各有不同），所以我們很難精準比較疫苗覆蓋率（尤其是加強針覆蓋率）的效果。
一個不是很精準的估算法，是把各種不同的疫苗覆蓋數字當變項，去跟致死率與重症率跑回歸，然後平均「不同回歸模型下的依變項預測值」。這種做法當然不一定很精準，但確實是一個可以得出勉強可參考數字的方法。
如果拿「西方剛面對BF.7疫情時的疫苗接種數據」、來比對「大陸在今(2022)年十一月底的疫苗接種數據」的話，則我推估出來、大陸這波BF.7疫情滿200天時的累計致死率可能是「千分之5.23~14.90」（西方的中位數是「千分之1.71」），而累計重症率則可能是「百分之6.65~14.25」（西方的中位數是「百分之3.55」）。
所以，儘管大陸在過去三年中、已經非常努力施打疫苗了，但這種努力到底能降低致死率與重症率到甚麼程度？我真的非常難以樂觀期待。
姑且假設大陸的疫苗效果與疫苗覆蓋率都與西方相當罷了。則，決定「大陸這波疫情是否會比歐美BF.7疫情還要慘」的因素，就應該在於「人民的基礎健康狀況」與「人均醫療資源多寡」這兩點上；但這兩點，基本上仍然與一個社會的富裕程度有關，所以大致上與人均GDP呈正相關。
北京的人均GDP大概是美國的41%，法國的65%，德國的56%，丹麥的42%，瑞典的47%（同時也是這幾個國家中位數的47.33%）。北京的人均GDP，大概是大陸加港澳各城市的第五高。北京尚且如此，成都昆明、乃至於其它三線城市就更不用說了。
因此，只要「人民的基礎健康狀況」與「人均醫療資源」、大致上都與「人均GDP」呈正相關現象，則我們基本上不用指望大陸在這波疫情中、會比西方BF.7疫情還要死少一點的人。
不過，姑且假設大陸在人均醫療資源這點上與西方相當罷了。則，我們基本上可以預期，在明(2023)年五月的時候，大陸應該累計會有62-63萬的死亡人數；其中，大約有15萬的死亡人數發生於這個(12)月內（不過大陸官方目前幾乎不承認本月內有多少新冠死亡案例）。
（話說，這倒不見得是大陸故意想要隱瞞疫情的緣故，而更可能是因為大陸現在已經不太篩檢了、所以就算知道有死人、也不能將之定義成為新冠死者。德國在疫情第一年的時候，就用這個方式創造了相當大量的新冠死者黑數；而今(2022)年下半年開始，幾乎所有西方國家、日本韓國以色列，都有類似的新冠死者黑數與衍生的超額死亡問題）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用前述“以疫苗數據逆推”的致死率來估算，則在明(2023)年五月的時候，大陸全境可能累計會有197-563萬的死亡人數，北京則可能會累計有3.01-8.5萬的死亡人數。
另外，在這最少60萬的新冠死者中，其實會有大約9-15萬的勞動人口。所以這必然會引發勞動力供應缺口的問題。但經濟影響的部分，這邊就姑且不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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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國家衛健委前兩天，無預警地公布了「12/1~12/20大陸新增新冠確診人數」的數據。根據這個數據，大陸在本(12)月的前二十天內，感染了2.4億人。
說實話，我個人不是很相信這個數字。因為這個數字實在太過可怕了。
假設這個數字為真，則我們基本上可以預期「大陸此刻正在面對的，並不是BF.7，而是別的傳播力翻三五倍以上的新變異株」。但問題是：根據病毒基因資訊的比對資訊來看，大陸目前面對的仍然是BF.7。
可是BF.7家族在西方的疫情中，沒有一處曾經有過這麼快的傳播速度。
這麼快的傳播速度，基本上不可能用「大陸民眾在過去三年內都很少被感染，所以體內抗體較少或較差」來解釋；何以故？因為BF.7的穿透傳染力很強，它在西方流行的時候，造成了很多痊癒者的二次甚至三次感染。可見「過去曾經感染過」這點，基本上不太會影響BF.7疫情的數據，或至少，不可能有這麼大的差異。
或有以為：也許大陸在二十條出台（十一月中）前、其實民間就已經開始盛行病毒了；所以十二月的疫情並不處於這波疫情的「過拐前」階段，而是「過拐後第一或第二個月」階段。
這種解釋聽起來很有力，但仍然解釋不太通：因為BF.7的傳播能力很強，所以，即便大陸在十一月中的時候已經不太篩檢（或篩檢數據通通都造假），但一般百姓的生活中、必然會有「疫情開始了」的感受；但二十條出台後不久，其實當時大陸各地政府也還在觀望，只有少數一些地方開始大膽放開防疫管制。當時大陸一般百姓的生活中，並不存在「身邊好多人都羊了」的感覺。
所以，我個人很難想像、大陸本(12)月的疫情、真的處於「過拐後第二個月」的階段。
那麼，有沒有可能是處於「過拐後第三或甚至第四個月」的階段呢？
我認為也不太可能。因為BF.7家族的傳播力很強，基本上，如果不是刻意用各種手段壓制的話，它的傳播不太可能讓社會中的百姓無感。而即便是德國在「過拐前」盡力壓制病毒傳播了，但BF.7仍然在當時造成了1.6萬的死亡人數。這個數字是美國「過拐前」疫情死亡人數的三成；考慮到「美國人口是德國的四倍」這點，可見德國雖然努力拉平疫情峰值，但仍然不可能豁免大量的死亡。
所以，我實在很難想像：大陸政府與民間、在過去兩個月中、居然可以對這麼大量的疫情死亡現象毫無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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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且不懷疑大陸這個「二十天感染2.4億人」的數據罷了。
無論如何，如果我們把這個數字套進目前公衛界常用的SEIR模型中，我們會看到「大陸全境大約會有239萬、北京大約會有3.6萬」的預期死亡人數。
這個數字可不可信？我個人覺得相當離譜。
要知道：日本面對Omicron一整年，目前累計也不過才造成3.7萬的死亡人數，而日本的人口規模，基本上是北京的五倍。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要相信大陸真的在本(12)月感染了2.4億人，則這個病毒株的毒性、大概是一般Omicron的十倍以上。
但問題是：Omicron家族迄今上百個子代孫代變異株，毒性基本上都與BA.1（Omicron原始株）差距不大。
所以，要嘛大陸內部評估疫情的模型有著離譜失真的問題，要嘛大陸現在面對的、是一個“從基因上看起來像是BF.7，但其實傳播力或毒性強十倍”的鬼東西。
從大陸百姓目前彼此交流分享的感染經驗來看，大陸目前面對的，應該還是Omicron系的病毒株；所以我想基本上我們可以排除「病毒毒性強十倍」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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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病毒傳播力強十倍」的可能性有多大？
大陸人口大概是美國的四倍多。如果大陸今天面對的病毒、其傳播力真的是BF.7的十倍以上，則我們現在應該已經看到了14-15萬的死亡人數。
我們當然可以大陸想成是一個控制力超強的專制政體、所以有能力完全壓制境內一切輿論、把15萬的死亡人數完全當不存在。但即便是這樣邪惡的專制政體，它仍然也得耗費大量的資源與人力物力、才有可能掩蓋這麼大量的死亡人數。
那麼，如果它有這種資源與人力物力可以來搞掩蓋15萬死亡人數的事情，那大陸為什麼不把這些資源繼續用於封控就好了？「派人盯住小區、不讓活人進出」絕對比「先讓大量的人生病、然後進醫院、然後大量死亡、然後大量動用焚化爐火化、最後再動員各級黨政官員去竄改數據並恐嚇記者家屬」這種事情容易得多。
更何況，前者有「防疫」的大義名分在，而且三年下來也早就熟門熟路了，大陸為什麼要捨近求遠地躺平、死很多人、然後再花大力氣掩蓋一切？
當然，我並不是說大陸此刻並沒有死人。死人當然有，而且絕對不少。這個結論，只要隨便套用一下西方疫情的數據跑模型、就可以很容易就得到。
我認為比較可能的解釋是：其實大陸所謂的“專家”，並不具備真正的知識與能力；所以她們用了錯誤的參數、或者跑了錯誤的模型、於是得出了錯誤的「二十天感染2.4億人」的結論。
這不僅不會不可能，而且反而大大可能。畢竟，在十一月底以前，大陸的醫界公衛界輿論與政界、幾乎都高度認可張文宏所謂的「九成無症狀」的邪說。
（張文宏先“獨步全球”地把「沒有出現肺部發炎現象」定義成「無症狀」，然後再以此宣稱上海春天疫情「九成無症狀」；最後，張文宏的這個邪說，又被大陸防疫當局收入內部參考材料當中，並據以設計防疫政策）
我們不需要預先具備任何醫學專業知識、也可以知道「九成無症狀」的說法絕對不可能成立；因為這個數字完全對不上全球各地三年多以來疫情的重症率。（Omicron重症率都至少5%了，所以哪裡可能有「九成無症狀」這種事）
問題是：在過去半年以來，大陸各種公知，甚至醫界，都一直不斷地傳播這個邪說。
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這個邪說的存在，大陸的躺平派，根本很難得到支持。
但大陸的媒體、公知、醫學公衛專家，有多少人質疑過張文宏這個邪說？又有多少質疑者膽敢發聲批評躺平派？
我這幾天才看到，大陸某地有個醫師，自己最近在院內被傳染了、身體很不舒服，於是自拍了視頻抱怨「原來自己過去半年以來都被騙了！原來沒有『九成無症狀』這種事情！」。
對此，我只能說：如果大陸花了偌大資源培養出來的醫師，居然連這種程度的邪說都沒有辦法抵抗或辨認，則活該大陸現在得因為躺平而死至少63萬人。
（不過，話說回來，臺灣也有連雙盲實驗都不懂的聖騎士，以及連偽陽性偽陰性都不會算的大量醫師與公衛學生。所以其實好像也沒啥資格取笑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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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倘若大陸現在面對的、真的是BF.7病毒株，則大陸這波疫情基本上應該會死不少人。
【按：補了幾種不同估算死亡人數的討論】
根據前述我使用了的四種估算方式，到明(2023)年五月左右，大陸這波疫情可能會有下面四個不同版本的累計死亡人數估算（括號內則為北京的估算值）：
1. 用西方疫情致死率估算：63萬人（北京9500人）；
2. 用疫苗數據逆推致死率估算，且最大程度還原誤差：197萬人（北京3.02萬人）；
3. 用SEIR模型估算、且r0設為10：239萬人（北京3.6萬人）；
4. 用疫苗數據逆推致死率估算，但不還原誤差：563萬人（北京8.5萬人）。
在這四種版本中，63萬人是最保守、也是我認為最起碼會有的數字。
197-239萬人的數字看起來很誇張，但倘若我們相信大陸國家衛健委最近自己公布的「二十天感染2.4億人」此一說法，則這個數字就真的一點也不誇張。尤其是，有不少研究者估算，BF.7的r0可能介於10到18.6之間；換句話說，如果用SEIR模型來估算的話，死亡人數應該會遠遠大於239萬人。（我之所以使用r0=10當參數，是因為我手上能用的SEIR計算機的r0參數最多只能設定到10；而且其實239萬這個數字也已經是低估的東西）
我不太相信會達到563萬人這種程度。或者說，我個人不願意這樣相信。但如果未來的研究者、根據更可信的真實數據、得出了接近（或甚至超過）這個數字的估算值，則我也不會覺得吃驚或詫異就是了。
畢竟，西方Omicron疫情到現在一年多，其實死者黑數到底是官方統計數據的幾倍？迄今仍然無法搞清楚。美國CDC用各地每周的全因死亡人數去估算，猜測在疫情峰值時、美國的超額死亡比重最多可以達到官方統計數字的40%。
如果只看美國BF.7疫情期間的話，則超額死亡比重或許只有13.55%。但即便這個比重是準確的，這也只是美國的情形，而非法國德國丹麥瑞典的情形。
還是老話：這廂有超額死亡的問題，那廂會有感染黑數的問題；兩者一來一回，其實誰也不知道官方統計的致死率到底是高估或低估？而到底又高／低估了多少？
所以，當國家開始減少篩檢之後，疫情的數據就會開始失真，於是會逐漸失去參考價值。既然大陸現在跟著躺平了，則大陸的疫情數據也會開始失真，也會逐漸失去參考價值。
於是我們就越來越難以知道、到底會有多少人死於疫情；於是我們就越來越難以知道，原本“應該要負責防疫工作”的政府，到底是盡力了？還是失職了？
從這點來說，「躺平」的代價，永遠都比「清零」要大；因為你以為你得到了經濟活力（而這點其實是個很沒有根據的假設，其實那些“已經躺平將近一年”的西方經濟體，其實三四季下來的經濟數據並不一定支持這個假設），但你無論如何都會失去你對「可安全參與經濟生活」乃至於對「政府統治力」的信任。後者，包括了你對「市場交易的安全度」與「貨幣價值穩定度」的信任；而沒有這些信任，沒有人可以真正自由地參與經濟活動。
此外，你以為你得到了「可自己決定防疫努力程度的自由」，但你失去了經濟安全的自由、免於失業破產的自由（除非你本來就是社會上財力top 1%的那群人）。
但姑且不討論這些，只談疫情的死亡人數罷了。
如果不考慮「重新回到嚴格物理防疫路線（口罩、社交距離、篩檢後隔離、高風險區封控）」的選項，則我能想到的、可以導致「大陸最終不會死這麼多人」的可能情形，是「大陸防疫當局一開始就錯判了造成當前疫情的病毒株」。也就是「大陸現在疫情其實是源於某個“毒性比Omicron系各株都還要輕微幾十倍甚至數百倍”的東西」的情形。
但這種假設情境幾乎不可能成立。畢竟人類已經對Omicron的基因有了起碼的認識。即便我們再怎樣認為大陸的醫界與公衛界能力不足，大陸在這點上應該還是不太會搞錯的。尤其是，歐美現在已經開始抽樣篩檢分析大陸入境人士，並發現確實還是BF.7的病毒株無誤。
此外，由於Omicron家族所造成的疫情幾乎都共享著「致死率不比Delta高，但因為傳播力強，所以會造成比Delta疫情還要慘烈的死亡人數」此一特徵，所以就算大陸錯判（高估）了病毒株、大概率也還是得面對大量人死亡與醫療系統崩壞的危機。
美國在今(2022)年春天面對Omicron疫情時，其實就出現了醫療系統接近崩壞的危機。當時有大量的醫護人員必須在藥物存量不足、個人防護設備不夠、又超時高強度過勞的處境下挺在前線，但仍然無法避免失去大量的病患。
（話說，美國的Omicron疫情，在上週已經正式打破Delta疫情的總死亡人數了。不過美國因為現在都不篩檢、甚至也不防疫了，所以大部分百姓對此仍然渾若不覺，仍然以為Omicron只是小感冒而已）
現在，這個熟悉的光景，終於也在大陸各地出現了。
另一個熟悉的光景是：美國當時曾經因為死亡人數過多、遠超過停屍間的處理能量上限，因此動用了大量的冷藏運輸車、接電充當行動停屍間。這個畫面現在也開始在大陸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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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除非大陸再次轉彎、改用全面封控的霹靂手段來對抗疫情，不然，大陸接下來應該就是得死上百萬、甚至數百萬條人命不可了。
【按：補下面談何以我認為大陸不太可能再次轉彎】
大陸有沒有可能再次轉彎、重新回到嚴格防疫的路線？有可能。但我認為可能性不大。理由有二：
一、也許，大陸官方在內部調研的時候，確實可能會發現「躺平後的預期死亡人數，居然遠遠高於事前所預期」以及「原來躺平的經濟代價其實遠比堅持清零還要高」等問題（從而有動機再次轉彎回到嚴格防疫路線）；但，饒是如此，倘若大陸屆時在防疫路線上再次轉彎，則在「再次轉彎」的效益還看不到之前，大陸官方就可能因為民怨而面臨統治正當性的危機了。
畢竟，「再次轉彎」意味著「選擇躺平」是徹頭徹尾的錯誤；而那些有親友因為染疫而死的百姓，以及那些因為染疫而健康狀況嚴重受損的百姓，幾乎都不太可能有「政府當初躺平，實在是已經盡力了、迫不得已」的同理感受。
所以，當面對這種政治危機的時候，我不太相信大陸官方會願意誠實承認錯誤。「掩蓋錯誤、然後就這樣將錯就錯下去」是比較可能的反應，就算「將錯就錯」的人命代價與經濟代價其實非常巨大可怕亦然。因為這是人性。
二、大陸有可能其實從內部就缺乏有能力有知識有訓練的研究人才與相關數據；也正因為如此，所以大陸官方當初才會真的樂天地相信「嚴格防疫三年，終於等到病毒弱化」這種鬼扯論調。所以，有可能，大陸官方其實根本沒有辦法判斷「躺平後到底會死多少人」；畢竟，要想準確估算超額死亡，其實是相當困難的。在這點上，西方的公衛學者與社會科學家，其實也面對著同樣嚴峻的挑戰，而且迄今也只能有差強人意的研究成果。
我倒不是斷言「大陸醫界、公衛學界、社會科學界，完全都沒有懂行的研究者存在」這點。但，即令這樣的研究者真的存在，但其見解與聲音、大概也無法進入大陸官方的決策圈中。（所以上海幫那些斯文敗類的鬼扯，才可以被大陸的媒體無限放大影響力）
所以，最有可能的情形是：大陸的決策高層（包括黨領導、政府官員與所謂專家組成員），根本自始就對「躺平後會死很多人」這點渾若未覺；甚至，她們在真的決定躺平的半年後甚至一年後、還絲毫不知「躺平後已經死了很多人」這點。
當然，她們也可能其實有著準確的內部數據、所以知道「躺平後到底死了多少人」這點。但如果她們從頭到尾都是受過訓練的、知情的、有知識的、有能力的決策者，則她們當初的「躺平」決策，就是在「充分知道此一決定必然會導致很多人死」的情形下而作成的。既然她們當初是知情而有意識才作成「躺平」決定的，則她們大概率也不會因為「看到果然很多人因為躺平而死」就感到後悔或恐懼、從而決定改弦易轍地再次轉彎。
無論如何，我都不認為大陸會再次轉彎。
但問題不在於「躺平後死很多人」這點，而在於「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愚蠢的百姓、會聽信極其無腦的邪說、然後擁抱著躺平路線後、才在今天用自己的血淚後悔？」
畢竟，倘若當時大陸民間與媒體、並不存在各種同情或聲援「躺平」路線的聲音，大陸官方也沒有太大的動機、非要在已經堅持三年的清零路線後、突然轉彎決定躺平不可。
切莫忘了：所有人們宣稱的「清零」的成本，其實幾乎都是用人民幣計價的；所以大陸永遠都可以靠舉債、印鈔、徵特別捐（尤其可以針對那些因為防疫而突然業務蓬勃的產業）、收特許執照規費（先將防疫相關的產業列為高度限制性，再用給予許可發執照的方式收費特許經營）、募款或募集物資、與轉嫁部分成本給受惠者自身（尤其是對於入境隔離的部分）等手段來處理。
大陸當年在經歷了三年飢荒後，仍然咬牙花大錢搞兩彈一星，理由就是因為「國防是不得不承擔成本的項目」。同理，「積極防疫」也可能是一個“沒有『拒絕』選項”的任務。若然，則「清零路線成本好高」之類的論調，就沒有任何意義。
也就是說：大陸今天的「轉彎、然後躺平」的決定，其實某種程度來說、終究還是為了回應大陸民間「躺平派」的、過度被放大、掩蓋沉默多數人真實需求的“民意”。（在這點上，還真是要“感謝”大陸的媒體、公知與營銷號自媒體了。）
雖然我無意在這篇討論這個議題，但顯然大陸這個社會，其實遠比很多外人所曾經想像過地、還要接近民主社會。
（在這邊，「民主」二字其實不見得是褒義）
果然還是霍布斯的那句名言：一切的政治社會，起初，都是民主政體。
只不過，當代的民主理論家，基本上沒有足夠的能力可以解決我們這代人的這類真實危機。西方學界辦不到，華人學界就更辦不到了。
其實對我個人而言，這點，比起「大陸因為躺平而死很多人」還要嚴重得多；因為，只要我們沒辦法真正解決這個民主理論的危機，諸如「躺平而死很多人」的決策，就會在各種不同議題中出現。
但臺灣沒辦法解決這個問題。日本韓國沒辦法。歐洲美國沒辦法。大陸顯然也沒辦法。
那麼，人類社會還有希望嗎？我對此感到悲觀。
合先敘明：自從大陸開始躺平之後，大陸已經大規模縮小的篩檢的力度。因此，大陸現在已經正式步上西方的後塵，今後所有關於大陸的疫情數據，都會變得非常不精準、以至於幾乎沒有任何參考價值。
所以，現在這個時候，大概是最後一次“人們還可以根據已知數據來合理分析大陸疫情”的時刻了；以後要想談大陸疫情，大概都只會陷入自說自話或人云亦云的處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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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結論：我對大陸這波疫情（以及從這波開始的無止盡的疫情）的結果並不樂觀。
「躺平」路線對總體經濟面到底能有多大正面幫助？這個問題先姑且不論。我現在只談人命的損失。而誠如我之前在別篇已經談過地那樣：
其實新冠死者中，有兩成左右屬於勞動人口；因此，新冠疫情中的人命損失，其實會直接衝擊一個社會的勞動力供給；而因為「新冠後遺症」以及「用避免參與勞動職場來維持個人防疫安全」等因素而損失的勞動力，其實會更可觀。
不過，我在這邊先姑且只談疫情中的人命損失。
簡單說：大陸這波疫情，最終最少最少會造成60萬條人命的損失。這點是幾乎必然的結果。
但這個數字完全是低估的，而且低估得非常非常嚴重。所以，我認為說「大陸這波疫情最終會導致200萬條人命的損失」其實都不算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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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全球幾個已開發國家迄今的Omicron累計疫情數據。
從圖1中可見，其實全球已開發國家的Omicron疫情，致死率大約是「千分之1.6」，而重症率大約是「百分之2.27」。
由於大陸的人口密度比大部分西方國家都高，而人均醫療資源又比這些已開發國家低，所以，同樣在「低干預」的情形下，大陸的Omicron疫情應該只會比這個數字要嚴重，不太可能會更輕微，甚至不太可能會維持相當水平。
一種可能的例外是：「大陸突然演化出了嶄新的新冠病毒變種株，而且其毒性顯著地比Omicron家族的各個成員都要輕微」這種情形。
但這種情形發生的機率接近於零。因為西方的Omicron家族，早就已經發展出了上百個子代孫代變異株，而這些變異株的毒性，幾乎都跟Omicron原始株差距沒有很大。
一個必須要先知道的事實是：西方在今(2022)年一整年以來的Omicron疫情中所呈現的「疫情還算溫和」的現象，完全與「病毒本身的毒性」無關，而只與
1. 社會中高危險人群早就在前面幾波疫情中死光了；以及
2. 大部分人口都已經從先前的感染中痊癒、得到所謂的自然抗體、因此在感染後的兩三個月內不太容易再次被感染
這兩點有關；而且幾乎只能用這兩個因素來解釋。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大陸因為過去三年嚴格防疫，所以現在才要面對的疫情，必然會比西方的Omicron疫情要慘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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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帶一提：大陸官方在自我合理化「轉彎躺平」的決策時，經常使用「我們已經用嚴格防疫爭取了三年的時間」這種說詞。但這種說詞完全是沒有意義的鬼話。
何以故？因為根據西方Omicron疫情的累計數據（參見圖2與圖3），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Omicron的子代孫代變異株、其實在「致死率」與「重症率」上，不僅沒有比較輕微，甚至還比較嚴重。
當然，這個「Omicron越變異越毒」的現象可能是個誤解；因為西方在今年夏季之後、幾乎都開始躺平了、所以也都不太願意篩檢。這使得西方的疫情數據、幾乎都高度依賴“與醫療機構有關”的場所來取得（醫護人員、院內職員、住院病患、研究對象、探病家屬等）；在此情形下，所得到的疫情數據，本來就容易高估致死率與重症率。
儘管如此，這些數據是我們唯一擁有的東西；甚至，這些數據其實也是各國官員在作決策時唯一可以參考的東西。
只不過，這些數據本來就是學者專家用來判斷「變異株到底有沒有毒性更強」的判斷依據。現在既然數據不支持「病毒越變異越不毒」，則談甚麼「數據有偏誤」都是沒有意義的；因為無論如何，既然「病毒越變異越不毒」沒辦法得到證據支持，所以就不該繼續堅持這個假設。
所以，就算「病毒並不會越變異越毒」，它大概率也還是維持「毒性與過去差不多」的情形。也因此，大陸今天的疫情無論如何都不太可能比西方的經驗更輕微。
當然「一個社會的疫情會不會比較嚴重？」這個問題有幾個決定因素；而其中一個是病毒株的毒性。所以我們應該了解一下病毒株本身的特質會形成怎樣的疫情。
大陸目前流行的，是BF.7病毒株（BA.5的子代）。這個病毒株大約是在今(2022)年一月的時候、在美國、法國、德國、丹麥、瑞典、比利時等國家開始流行的。BF.7迄今大概演化出了十三四個子代，另外還有三五個孫代。
所以，如果要評估大陸今天的疫情，參考西方BF.7流行時的疫情狀況，會很有幫助。
BF.7進入一個社會之後，大約會在第150天的時候出現子代變異株。而子代變異株則大約會在自己誕生後的第50天、形成孫代變異株。由於Omicron每次變異都會增強一點穿透感染能力，所以，等到發展出孫代變異株的時候，前一波的疫情基本上就結束了、然後新一波的疫情又開始了。大致就是這樣的一個週期循環。
由圖4可知，其實BF.7系的致死率與重症率也是一樣、稍微比BA.1（Omicron原始株）要高一些（而非相反）。
此外，我們也可以看到，在BF.7疫情中，美國與瑞典的致死率是比較嚴重的，而法國德國丹麥卻好一些。
與此同時，我們可以看到前述的所謂「週期循環」的現象。圖5系列說明了各國在BF.7疫情不同歷程階段的差異（最上方的數字行，標誌著各國在BF.7疫情「過拐點」前的歷時天數）。
正如圖5系列所示，美國法國丹麥都用了最多一個月的時間來過BF.7拐點，而瑞典用了快兩個月，德國則用了快要三個月。這個差異其實凸顯了BF.7疫情的「長尾」特徵：如果單就「每日新增確診數」來看，好像疫情很快就可以過拐點；但其實疫情過拐之後，整個社會還得拖著長長的尾巴去住院、去死人。
這個疫情長尾在「過拐第一個月」的時候最顯著，大概到了「過拐第三個月」後就會緩和；然而，等到「過拐第六個月」的時候，下一波疫情又開始了，因為病毒差不多開始變異出子代或孫代株了。
「長尾」與「週期循環」的現象，普遍發生在所有面對BF.7疫情的社會中；而且，即便到了「疫情尾聲」（通常是「過拐後」的第四或第五個月）的階段，其「過拐後」的累計死亡人數與累計住院人數，其實都是「過拐前」的數倍。
換句話說，西方的BF.7疫情經驗提醒我們：不要以為「疫情開始一個月就看到拐點」是件好事，因為接下來還有數倍的死亡人數與住院人數、在那邊等著痊癒者跑去報復性出遊社交呢。
北京民間目前很多人都在流傳「北京疫情已過拐點」的振奮口號；很多人甚至特地上街拍商場人潮或公路車潮的視頻畫面、想試圖證明這點。
但其實這種做法反而只會埋下北京「過拐後第二三四五月」疫情的地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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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以為：西方BF.7疫情之所以會有週期循環現象與長尾現象，純粹是因為它的盛行率不夠高的緣故。換句話說，這些人認為：只要北京乃至大陸從躺平後開始、可以加快過拐的速度，則由於過拐時就已經存在著大量的痊癒人口，因此後面幾個月的長尾疫情就不嚴重，甚至根本不會發展出子代孫代變異株。
理論上來說，如果整個社會的絕大部分人口，都能在一兩個月內通通經歷過「感染，然後痊癒」的過程，則該社會就有可能可以針對該病毒形成集群免疫。
但問題是：要想達成集群免疫，就必須要先感染足夠大量的人口。這個必要的數量，大致上與病毒的傳播力呈反比。
一般認為，目前BF.7的r0可能介於10到18.6之間。算起來，要想達成集群免疫，一個社會必須要在一兩個月內、讓90-95%的人口都經歷過「感染，然後痊癒」的階段。
問題是：當傳染大規模進行時，不可能所有人都能倖存。如果用前述90-95%的集群免疫門檻來算，北京必須要在一兩個月內死34萬人才有可能達成。
另外，很多人即便沒死，也不代表能夠順利痊癒。如圖4所示，BF.7的重症率大約是百分之3.6左右。這意味著，北京在那一兩個月內，會因為「大量感染BF.7」而出現70-74萬的“需要住院治療”的重症患者。
目前BA.2以降的幾個新變異株的重症病患，大約都需要住院3.3天；雖然這個數字已經比Delta的4.8天要顯著縮短了，但當重症病患快速壓縮在一兩個月內通通出現時，基本上北京所有的醫療單位都必然會癱瘓。
換句話說，那些過去各種“因為封控或要求查驗核酸陰性證明，而導致延誤就醫”的情形，今天不僅不會消失，而且還會呈百倍、千倍地發生。
另外，即便前線醫護人員真能拼命守住戰線，但她們仍然可能會被院內感染襲擊；而因為「在業務崗位上目睹大量病患死亡」而導致的心理創商，也會耗損一定比例的醫護人力資源。所以北京絕對沒有不可能擁有足以應付此一狀態的醫護人力。
這意味著：即便我們願意犧牲三五十萬個北京市民、好達成我們所渴求的集群免疫，其實我們最後能得到的結果、充其量、也是一個殘破不堪的北京城。從那個時間點開始，北京市民基本上已經不再擁有生病受傷的餘裕，因為屆時的醫療系統已經崩壞。
再者，即便北京真的能靠犧牲大量市民而達成集群免疫，那充其量也只會是短暫的、臨時的；因為，除非北京從那個時間開始、就進行嚴格的全面封控，不然，遲早會有新的病毒株輸入。
換句話說，想要靠集群免疫來避開前述所謂的週期循環現象、是不可能的；因為新的病毒株就算不從這個社會的疫情中誕生，也會從別的社會的疫情中誕生、然後通過各種人流物流傳進來這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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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回頭看一下圖5b。西方BF.7疫情中，只有德國出現「『過拐後第一月』的波段死亡總人數，少於『過拐前』」的現象。美國法國丹麥瑞典全部都沒辦法避免這點。
何以故？因為德國在BF.7疫情中、大規模地壓制病毒的傳播速度，從而拉長了疫情的發展歷程（德國用了80天，才讓BF.7疫情過拐點），並拉平了疫情的峰值。
所謂的拉平疫情，就是用時間去換自己防疫的能量。通過延長每一波疫情的持續時間並拉低疫情的峰值，整個社會就可以有更多的人力與資源來應付疫情。
剛好與大陸官方所想像地相反：無論在哪一種情形下，「加速過拐」都不會出現較小的人命損失；它反而會造成更多的人命損失。
正如圖6所示，在人口數量相同的情形下，「縮短一個月過拐點」的代價，是讓病毒的傳播速度翻倍；因此，不僅總死亡人數會多很多，就連「重症就醫人數」的峰值也會快速拉高；這就意味著「醫療崩壞」的機率會大增。
此外，這個現象基本上會隨著社會的人口規模而加劇。一個人口眾多的社會、要想加速過拐，則不僅過程中耗損的人命代價會大規模增加，它自己出現醫療崩壞危機的機率也會大規模增加。
然而，必須提醒的是：這邊所謂的「用時間交換防疫能量」，並不是大陸官方現在所宣稱的「用三年清零來交換病毒弱化」之類的鬼扯。
正如圖5系列所示，即便德國拉長了「過拐前」的歷程，也拉平了疫情的峰值，但德國仍然無法避免在「過拐第五個月」的階段、再次面對子代或孫代變異株的疫情。
誠如前述：Omiron並不存在「越變異越不毒」這種現象。（之所以會有這種錯覺，是因為社會上的高風險人群、幾乎都在前一波疫情中大量死去；而過去已死之人，不會在現在的疫情中再死一次）
所以，拉平疫情的目的，從來都不在於「以拖待變地等待病毒弱化」，而只是單純的「保全一天中所能用於對抗疫情的醫療能量」而已。（當醫護人員沒有足夠的藥物、個人防護設備與輪替吃飯睡覺休息的時間時，原本能救活的重症患者就容易死去，因此病毒的致死率統計數字就會上升）
且讓我再說一次：「拉平疫情」的策略基本上不可能等到「病毒弱化」的那天；它只是為了「讓我們的重症病患今天能夠繼續活下去」的目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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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此刻正在面對BF.7疫情的大陸，到底最終會死多少人呢？
【按：擴寫本節，主要補了關於疫苗與疫苗覆蓋率的分析】
理論上來說，決定疫情慘烈程度的因素只有四個：
1.「病毒的毒性強弱」、
2.「實際上病毒能夠傳播的速度有多快」、
3.「人民的基礎健康狀況」與
4.「人均醫療資源多寡」。
大陸目前的疫情主要是面對BF.7病毒株。而許多西方國家在今(2022)年上半年都曾面對過相同一個病毒株。在這點上，大陸與西方差不多。
由於大陸現在已經取消各種嚴格的防疫措施（包括篩檢後隔離、高風險區封控、強制口罩令與社交距離禁令），所以大陸基本上沒有太多能夠主動壓制病毒傳播速度的武器。不過，在這點上，大陸今天的處境，跟西方在今(2022)年初的處境差不太多。
基本上，我們可以從兩個proxy來估算「人民的基礎健康狀況」：一個是面對疫情前的人均壽命或預期壽命（或者看一些基礎疾病的發生率或病患佔人口比）；不過這部分其實直接與社會的富裕程度呈正比。另一個則是看疫苗（如果有的話）與疫苗覆蓋率。
我不認為大陸境內所使用的疫苗、在品質上與效果上會顯著劣於西方的疫苗。確實，滅活疫苗的效果，比mRNA系的疫苗差一點，而且在因應病毒變異的彈性上也差了些；不過，滅活疫苗的安全性比較高一點、副作用稍微少一點。此外，西方的mRNA系疫苗，因為藥廠想最大化利潤，所以並沒有快速地因應病毒變異而頻繁地更新配方；這就失去了西方mRNA疫苗的最大優勢。與此同時，大陸的疫苗因為自製自產、供應無虞，加上又不需要冷鍊運輸保存，所以施打成本低很多。這有助於增加大陸的疫苗覆蓋率。
話說回來，其實到了BA.2的時代，各種疫苗的防護力基本上都已經聊勝於無了，因為Omicron系變種的穿透感染能力實在太強了，而且每一次變異都會在這方面增強不少。所以，想靠施打疫苗來壓制病毒傳播的速度，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其效益完全不會比強制口罩令與強制社交距離令高，更別提篩檢後隔離或高風險區封控等手段。
所以現在疫苗只剩下「避免病情發展成重症」的功能而已；而在這點上，大陸疫苗與西方疫苗的差距其實更小了。
另一個比較疫苗優劣的標準，是看所謂的疫苗抗體能夠存續的時間有多長。但在這點上，其實大陸疫苗與西方疫苗的差距也很小，因為雙方現在面對的都是擁有高穿透感染能力的變異株，所以其實疫苗抗體了不起都只能維持兩三個月而已。
話說，當面對的是新冠原始株的時候，疫苗抗體的效力大概可以存續半年左右，而靠痊癒而形成的自然抗體，則能存續七八個月。只不過，現在在面對BA.2以降的新變異株時，不管是原始株的疫苗抗體還是自然抗體，其實都只能存續兩三個月的時間。更者，有些西方研究發現，即便是從BA.1中痊癒而形成的自然抗體，在面對BA.4或BA.5這種變異株時，其實也只能存續兩三個月的時間而已。
所以，在疫苗抗體的存續時長上，大陸疫苗與西方疫苗現在幾乎已經沒有差異了；雙方所形成的疫苗抗體，基本上都不能存續太久。因此，如果單就疫苗來說，我會認為其實大陸疫苗與西方疫苗各有優缺點，而總體效果來說差距不大。
於是乎，真正能在「用疫苗對抗疫情」上比較大陸與西方的因素，其實在於疫苗覆蓋率。
由於各國對於「完全接種疫苗」的定義各有不同（畢竟，雖然大部分新冠疫苗最初設計都需要打兩針，但也有只需要打一針跟需要打三針的疫苗），而且各國對於「加強針」的定義也不盡相同（雖然大部分國家針對「加強針」都開放混打，但前述三類疫苗到底該跟同一類混打？還是可以跨「針型」混打？各國規定各有不同），所以我們很難精準比較疫苗覆蓋率（尤其是加強針覆蓋率）的效果。
一個不是很精準的估算法，是把各種不同的疫苗覆蓋數字當變項，去跟致死率與重症率跑回歸，然後平均「不同回歸模型下的依變項預測值」。這種做法當然不一定很精準，但確實是一個可以得出勉強可參考數字的方法。
如果拿「西方剛面對BF.7疫情時的疫苗接種數據」、來比對「大陸在今(2022)年十一月底的疫苗接種數據」的話，則我推估出來、大陸這波BF.7疫情滿200天時的累計致死率可能是「千分之5.23~14.90」（西方的中位數是「千分之1.71」），而累計重症率則可能是「百分之6.65~14.25」（西方的中位數是「百分之3.55」）。
所以，儘管大陸在過去三年中、已經非常努力施打疫苗了，但這種努力到底能降低致死率與重症率到甚麼程度？我真的非常難以樂觀期待。
姑且假設大陸的疫苗效果與疫苗覆蓋率都與西方相當罷了。則，決定「大陸這波疫情是否會比歐美BF.7疫情還要慘」的因素，就應該在於「人民的基礎健康狀況」與「人均醫療資源多寡」這兩點上；但這兩點，基本上仍然與一個社會的富裕程度有關，所以大致上與人均GDP呈正相關。
北京的人均GDP大概是美國的41%，法國的65%，德國的56%，丹麥的42%，瑞典的47%（同時也是這幾個國家中位數的47.33%）。北京的人均GDP，大概是大陸加港澳各城市的第五高。北京尚且如此，成都昆明、乃至於其它三線城市就更不用說了。
因此，只要「人民的基礎健康狀況」與「人均醫療資源」、大致上都與「人均GDP」呈正相關現象，則我們基本上不用指望大陸在這波疫情中、會比西方BF.7疫情還要死少一點的人。
不過，姑且假設大陸在人均醫療資源這點上與西方相當罷了。則，我們基本上可以預期，在明(2023)年五月的時候，大陸應該累計會有62-63萬的死亡人數；其中，大約有15萬的死亡人數發生於這個(12)月內（不過大陸官方目前幾乎不承認本月內有多少新冠死亡案例）。
（話說，這倒不見得是大陸故意想要隱瞞疫情的緣故，而更可能是因為大陸現在已經不太篩檢了、所以就算知道有死人、也不能將之定義成為新冠死者。德國在疫情第一年的時候，就用這個方式創造了相當大量的新冠死者黑數；而今(2022)年下半年開始，幾乎所有西方國家、日本韓國以色列，都有類似的新冠死者黑數與衍生的超額死亡問題）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用前述“以疫苗數據逆推”的致死率來估算，則在明(2023)年五月的時候，大陸全境可能累計會有197-563萬的死亡人數，北京則可能會累計有3.01-8.5萬的死亡人數。
另外，在這最少60萬的新冠死者中，其實會有大約9-15萬的勞動人口。所以這必然會引發勞動力供應缺口的問題。但經濟影響的部分，這邊就姑且不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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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國家衛健委前兩天，無預警地公布了「12/1~12/20大陸新增新冠確診人數」的數據。根據這個數據，大陸在本(12)月的前二十天內，感染了2.4億人。
說實話，我個人不是很相信這個數字。因為這個數字實在太過可怕了。
假設這個數字為真，則我們基本上可以預期「大陸此刻正在面對的，並不是BF.7，而是別的傳播力翻三五倍以上的新變異株」。但問題是：根據病毒基因資訊的比對資訊來看，大陸目前面對的仍然是BF.7。
可是BF.7家族在西方的疫情中，沒有一處曾經有過這麼快的傳播速度。
這麼快的傳播速度，基本上不可能用「大陸民眾在過去三年內都很少被感染，所以體內抗體較少或較差」來解釋；何以故？因為BF.7的穿透傳染力很強，它在西方流行的時候，造成了很多痊癒者的二次甚至三次感染。可見「過去曾經感染過」這點，基本上不太會影響BF.7疫情的數據，或至少，不可能有這麼大的差異。
或有以為：也許大陸在二十條出台（十一月中）前、其實民間就已經開始盛行病毒了；所以十二月的疫情並不處於這波疫情的「過拐前」階段，而是「過拐後第一或第二個月」階段。
這種解釋聽起來很有力，但仍然解釋不太通：因為BF.7的傳播能力很強，所以，即便大陸在十一月中的時候已經不太篩檢（或篩檢數據通通都造假），但一般百姓的生活中、必然會有「疫情開始了」的感受；但二十條出台後不久，其實當時大陸各地政府也還在觀望，只有少數一些地方開始大膽放開防疫管制。當時大陸一般百姓的生活中，並不存在「身邊好多人都羊了」的感覺。
所以，我個人很難想像、大陸本(12)月的疫情、真的處於「過拐後第二個月」的階段。
那麼，有沒有可能是處於「過拐後第三或甚至第四個月」的階段呢？
我認為也不太可能。因為BF.7家族的傳播力很強，基本上，如果不是刻意用各種手段壓制的話，它的傳播不太可能讓社會中的百姓無感。而即便是德國在「過拐前」盡力壓制病毒傳播了，但BF.7仍然在當時造成了1.6萬的死亡人數。這個數字是美國「過拐前」疫情死亡人數的三成；考慮到「美國人口是德國的四倍」這點，可見德國雖然努力拉平疫情峰值，但仍然不可能豁免大量的死亡。
所以，我實在很難想像：大陸政府與民間、在過去兩個月中、居然可以對這麼大量的疫情死亡現象毫無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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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且不懷疑大陸這個「二十天感染2.4億人」的數據罷了。
無論如何，如果我們把這個數字套進目前公衛界常用的SEIR模型中，我們會看到「大陸全境大約會有239萬、北京大約會有3.6萬」的預期死亡人數。
這個數字可不可信？我個人覺得相當離譜。
要知道：日本面對Omicron一整年，目前累計也不過才造成3.7萬的死亡人數，而日本的人口規模，基本上是北京的五倍。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要相信大陸真的在本(12)月感染了2.4億人，則這個病毒株的毒性、大概是一般Omicron的十倍以上。
但問題是：Omicron家族迄今上百個子代孫代變異株，毒性基本上都與BA.1（Omicron原始株）差距不大。
所以，要嘛大陸內部評估疫情的模型有著離譜失真的問題，要嘛大陸現在面對的、是一個“從基因上看起來像是BF.7，但其實傳播力或毒性強十倍”的鬼東西。
從大陸百姓目前彼此交流分享的感染經驗來看，大陸目前面對的，應該還是Omicron系的病毒株；所以我想基本上我們可以排除「病毒毒性強十倍」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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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病毒傳播力強十倍」的可能性有多大？
大陸人口大概是美國的四倍多。如果大陸今天面對的病毒、其傳播力真的是BF.7的十倍以上，則我們現在應該已經看到了14-15萬的死亡人數。
我們當然可以大陸想成是一個控制力超強的專制政體、所以有能力完全壓制境內一切輿論、把15萬的死亡人數完全當不存在。但即便是這樣邪惡的專制政體，它仍然也得耗費大量的資源與人力物力、才有可能掩蓋這麼大量的死亡人數。
那麼，如果它有這種資源與人力物力可以來搞掩蓋15萬死亡人數的事情，那大陸為什麼不把這些資源繼續用於封控就好了？「派人盯住小區、不讓活人進出」絕對比「先讓大量的人生病、然後進醫院、然後大量死亡、然後大量動用焚化爐火化、最後再動員各級黨政官員去竄改數據並恐嚇記者家屬」這種事情容易得多。
更何況，前者有「防疫」的大義名分在，而且三年下來也早就熟門熟路了，大陸為什麼要捨近求遠地躺平、死很多人、然後再花大力氣掩蓋一切？
當然，我並不是說大陸此刻並沒有死人。死人當然有，而且絕對不少。這個結論，只要隨便套用一下西方疫情的數據跑模型、就可以很容易就得到。
我認為比較可能的解釋是：其實大陸所謂的“專家”，並不具備真正的知識與能力；所以她們用了錯誤的參數、或者跑了錯誤的模型、於是得出了錯誤的「二十天感染2.4億人」的結論。
這不僅不會不可能，而且反而大大可能。畢竟，在十一月底以前，大陸的醫界公衛界輿論與政界、幾乎都高度認可張文宏所謂的「九成無症狀」的邪說。
（張文宏先“獨步全球”地把「沒有出現肺部發炎現象」定義成「無症狀」，然後再以此宣稱上海春天疫情「九成無症狀」；最後，張文宏的這個邪說，又被大陸防疫當局收入內部參考材料當中，並據以設計防疫政策）
我們不需要預先具備任何醫學專業知識、也可以知道「九成無症狀」的說法絕對不可能成立；因為這個數字完全對不上全球各地三年多以來疫情的重症率。（Omicron重症率都至少5%了，所以哪裡可能有「九成無症狀」這種事）
問題是：在過去半年以來，大陸各種公知，甚至醫界，都一直不斷地傳播這個邪說。
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這個邪說的存在，大陸的躺平派，根本很難得到支持。
但大陸的媒體、公知、醫學公衛專家，有多少人質疑過張文宏這個邪說？又有多少質疑者膽敢發聲批評躺平派？
我這幾天才看到，大陸某地有個醫師，自己最近在院內被傳染了、身體很不舒服，於是自拍了視頻抱怨「原來自己過去半年以來都被騙了！原來沒有『九成無症狀』這種事情！」。
對此，我只能說：如果大陸花了偌大資源培養出來的醫師，居然連這種程度的邪說都沒有辦法抵抗或辨認，則活該大陸現在得因為躺平而死至少63萬人。
（不過，話說回來，臺灣也有連雙盲實驗都不懂的聖騎士，以及連偽陽性偽陰性都不會算的大量醫師與公衛學生。所以其實好像也沒啥資格取笑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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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倘若大陸現在面對的、真的是BF.7病毒株，則大陸這波疫情基本上應該會死不少人。
【按：補了幾種不同估算死亡人數的討論】
根據前述我使用了的四種估算方式，到明(2023)年五月左右，大陸這波疫情可能會有下面四個不同版本的累計死亡人數估算（括號內則為北京的估算值）：
1. 用西方疫情致死率估算：63萬人（北京9500人）；
2. 用疫苗數據逆推致死率估算，且最大程度還原誤差：197萬人（北京3.02萬人）；
3. 用SEIR模型估算、且r0設為10：239萬人（北京3.6萬人）；
4. 用疫苗數據逆推致死率估算，但不還原誤差：563萬人（北京8.5萬人）。
在這四種版本中，63萬人是最保守、也是我認為最起碼會有的數字。
197-239萬人的數字看起來很誇張，但倘若我們相信大陸國家衛健委最近自己公布的「二十天感染2.4億人」此一說法，則這個數字就真的一點也不誇張。尤其是，有不少研究者估算，BF.7的r0可能介於10到18.6之間；換句話說，如果用SEIR模型來估算的話，死亡人數應該會遠遠大於239萬人。（我之所以使用r0=10當參數，是因為我手上能用的SEIR計算機的r0參數最多只能設定到10；而且其實239萬這個數字也已經是低估的東西）
我不太相信會達到563萬人這種程度。或者說，我個人不願意這樣相信。但如果未來的研究者、根據更可信的真實數據、得出了接近（或甚至超過）這個數字的估算值，則我也不會覺得吃驚或詫異就是了。
畢竟，西方Omicron疫情到現在一年多，其實死者黑數到底是官方統計數據的幾倍？迄今仍然無法搞清楚。美國CDC用各地每周的全因死亡人數去估算，猜測在疫情峰值時、美國的超額死亡比重最多可以達到官方統計數字的40%。
如果只看美國BF.7疫情期間的話，則超額死亡比重或許只有13.55%。但即便這個比重是準確的，這也只是美國的情形，而非法國德國丹麥瑞典的情形。
還是老話：這廂有超額死亡的問題，那廂會有感染黑數的問題；兩者一來一回，其實誰也不知道官方統計的致死率到底是高估或低估？而到底又高／低估了多少？
所以，當國家開始減少篩檢之後，疫情的數據就會開始失真，於是會逐漸失去參考價值。既然大陸現在跟著躺平了，則大陸的疫情數據也會開始失真，也會逐漸失去參考價值。
於是我們就越來越難以知道、到底會有多少人死於疫情；於是我們就越來越難以知道，原本“應該要負責防疫工作”的政府，到底是盡力了？還是失職了？
從這點來說，「躺平」的代價，永遠都比「清零」要大；因為你以為你得到了經濟活力（而這點其實是個很沒有根據的假設，其實那些“已經躺平將近一年”的西方經濟體，其實三四季下來的經濟數據並不一定支持這個假設），但你無論如何都會失去你對「可安全參與經濟生活」乃至於對「政府統治力」的信任。後者，包括了你對「市場交易的安全度」與「貨幣價值穩定度」的信任；而沒有這些信任，沒有人可以真正自由地參與經濟活動。
此外，你以為你得到了「可自己決定防疫努力程度的自由」，但你失去了經濟安全的自由、免於失業破產的自由（除非你本來就是社會上財力top 1%的那群人）。
但姑且不討論這些，只談疫情的死亡人數罷了。
如果不考慮「重新回到嚴格物理防疫路線（口罩、社交距離、篩檢後隔離、高風險區封控）」的選項，則我能想到的、可以導致「大陸最終不會死這麼多人」的可能情形，是「大陸防疫當局一開始就錯判了造成當前疫情的病毒株」。也就是「大陸現在疫情其實是源於某個“毒性比Omicron系各株都還要輕微幾十倍甚至數百倍”的東西」的情形。
但這種假設情境幾乎不可能成立。畢竟人類已經對Omicron的基因有了起碼的認識。即便我們再怎樣認為大陸的醫界與公衛界能力不足，大陸在這點上應該還是不太會搞錯的。尤其是，歐美現在已經開始抽樣篩檢分析大陸入境人士，並發現確實還是BF.7的病毒株無誤。
此外，由於Omicron家族所造成的疫情幾乎都共享著「致死率不比Delta高，但因為傳播力強，所以會造成比Delta疫情還要慘烈的死亡人數」此一特徵，所以就算大陸錯判（高估）了病毒株、大概率也還是得面對大量人死亡與醫療系統崩壞的危機。
美國在今(2022)年春天面對Omicron疫情時，其實就出現了醫療系統接近崩壞的危機。當時有大量的醫護人員必須在藥物存量不足、個人防護設備不夠、又超時高強度過勞的處境下挺在前線，但仍然無法避免失去大量的病患。
（話說，美國的Omicron疫情，在上週已經正式打破Delta疫情的總死亡人數了。不過美國因為現在都不篩檢、甚至也不防疫了，所以大部分百姓對此仍然渾若不覺，仍然以為Omicron只是小感冒而已）
現在，這個熟悉的光景，終於也在大陸各地出現了。
另一個熟悉的光景是：美國當時曾經因為死亡人數過多、遠超過停屍間的處理能量上限，因此動用了大量的冷藏運輸車、接電充當行動停屍間。這個畫面現在也開始在大陸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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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除非大陸再次轉彎、改用全面封控的霹靂手段來對抗疫情，不然，大陸接下來應該就是得死上百萬、甚至數百萬條人命不可了。
【按：補下面談何以我認為大陸不太可能再次轉彎】
大陸有沒有可能再次轉彎、重新回到嚴格防疫的路線？有可能。但我認為可能性不大。理由有二：
一、也許，大陸官方在內部調研的時候，確實可能會發現「躺平後的預期死亡人數，居然遠遠高於事前所預期」以及「原來躺平的經濟代價其實遠比堅持清零還要高」等問題（從而有動機再次轉彎回到嚴格防疫路線）；但，饒是如此，倘若大陸屆時在防疫路線上再次轉彎，則在「再次轉彎」的效益還看不到之前，大陸官方就可能因為民怨而面臨統治正當性的危機了。
畢竟，「再次轉彎」意味著「選擇躺平」是徹頭徹尾的錯誤；而那些有親友因為染疫而死的百姓，以及那些因為染疫而健康狀況嚴重受損的百姓，幾乎都不太可能有「政府當初躺平，實在是已經盡力了、迫不得已」的同理感受。
所以，當面對這種政治危機的時候，我不太相信大陸官方會願意誠實承認錯誤。「掩蓋錯誤、然後就這樣將錯就錯下去」是比較可能的反應，就算「將錯就錯」的人命代價與經濟代價其實非常巨大可怕亦然。因為這是人性。
二、大陸有可能其實從內部就缺乏有能力有知識有訓練的研究人才與相關數據；也正因為如此，所以大陸官方當初才會真的樂天地相信「嚴格防疫三年，終於等到病毒弱化」這種鬼扯論調。所以，有可能，大陸官方其實根本沒有辦法判斷「躺平後到底會死多少人」；畢竟，要想準確估算超額死亡，其實是相當困難的。在這點上，西方的公衛學者與社會科學家，其實也面對著同樣嚴峻的挑戰，而且迄今也只能有差強人意的研究成果。
我倒不是斷言「大陸醫界、公衛學界、社會科學界，完全都沒有懂行的研究者存在」這點。但，即令這樣的研究者真的存在，但其見解與聲音、大概也無法進入大陸官方的決策圈中。（所以上海幫那些斯文敗類的鬼扯，才可以被大陸的媒體無限放大影響力）
所以，最有可能的情形是：大陸的決策高層（包括黨領導、政府官員與所謂專家組成員），根本自始就對「躺平後會死很多人」這點渾若未覺；甚至，她們在真的決定躺平的半年後甚至一年後、還絲毫不知「躺平後已經死了很多人」這點。
當然，她們也可能其實有著準確的內部數據、所以知道「躺平後到底死了多少人」這點。但如果她們從頭到尾都是受過訓練的、知情的、有知識的、有能力的決策者，則她們當初的「躺平」決策，就是在「充分知道此一決定必然會導致很多人死」的情形下而作成的。既然她們當初是知情而有意識才作成「躺平」決定的，則她們大概率也不會因為「看到果然很多人因為躺平而死」就感到後悔或恐懼、從而決定改弦易轍地再次轉彎。
無論如何，我都不認為大陸會再次轉彎。
但問題不在於「躺平後死很多人」這點，而在於「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愚蠢的百姓、會聽信極其無腦的邪說、然後擁抱著躺平路線後、才在今天用自己的血淚後悔？」
畢竟，倘若當時大陸民間與媒體、並不存在各種同情或聲援「躺平」路線的聲音，大陸官方也沒有太大的動機、非要在已經堅持三年的清零路線後、突然轉彎決定躺平不可。
切莫忘了：所有人們宣稱的「清零」的成本，其實幾乎都是用人民幣計價的；所以大陸永遠都可以靠舉債、印鈔、徵特別捐（尤其可以針對那些因為防疫而突然業務蓬勃的產業）、收特許執照規費（先將防疫相關的產業列為高度限制性，再用給予許可發執照的方式收費特許經營）、募款或募集物資、與轉嫁部分成本給受惠者自身（尤其是對於入境隔離的部分）等手段來處理。
大陸當年在經歷了三年飢荒後，仍然咬牙花大錢搞兩彈一星，理由就是因為「國防是不得不承擔成本的項目」。同理，「積極防疫」也可能是一個“沒有『拒絕』選項”的任務。若然，則「清零路線成本好高」之類的論調，就沒有任何意義。
也就是說：大陸今天的「轉彎、然後躺平」的決定，其實某種程度來說、終究還是為了回應大陸民間「躺平派」的、過度被放大、掩蓋沉默多數人真實需求的“民意”。（在這點上，還真是要“感謝”大陸的媒體、公知與營銷號自媒體了。）
雖然我無意在這篇討論這個議題，但顯然大陸這個社會，其實遠比很多外人所曾經想像過地、還要接近民主社會。
（在這邊，「民主」二字其實不見得是褒義）
果然還是霍布斯的那句名言：一切的政治社會，起初，都是民主政體。
只不過，當代的民主理論家，基本上沒有足夠的能力可以解決我們這代人的這類真實危機。西方學界辦不到，華人學界就更辦不到了。
其實對我個人而言，這點，比起「大陸因為躺平而死很多人」還要嚴重得多；因為，只要我們沒辦法真正解決這個民主理論的危機，諸如「躺平而死很多人」的決策，就會在各種不同議題中出現。
但臺灣沒辦法解決這個問題。日本韓國沒辦法。歐洲美國沒辦法。大陸顯然也沒辦法。
那麼，人類社會還有希望嗎？我對此感到悲觀。
2022年12月14日
英國迄今仍未因躺平而經濟好轉雜談(20221214)
英國是西方最早躺平的經濟體。但她躺平到現在，經濟不僅沒有回到疫情前，甚至開始出現很多「女性公務員必須兼差、由丈夫充當車夫地下海賣淫、來賺冬天暖氣費」的悲慘情形。
美國雖然今年第三季吹捧自己經濟成長如何高，但其實那是因為「第一季與第二季都是負成長」的緣故。為什麼第一季與第二季會衰退？因為當時美國經歷了Omicron疫情。
另外，美國最近在吹噓自己感恩節消費力度有多大、可見民間經濟活力仍然旺盛。確實，美國今年感恩節的銷售人潮創了歷史紀錄，但其實這只是回應了過去兩年疫情期間的疲乏而已。
在疫情爆發前的2019年感恩節，美國大約有1.896億人進行了零售消費；人均消費為361.9美元。
號稱創紀錄的今年感恩節，美國大約有1.967億人進行了零售消費；但人均消費卻降低為325.44美元。
這等於是：疫情三年過去後，只成長了710萬人而已；而且其實人均消費額反而下降。
另外，其實美國十一月的全國零售總額，比十月還要低一點。這個數字包含了感恩節送禮潮。由於十一月通常是美國人開始採購禮品（或犒賞自己的玩具）的時刻，所以這個現象其實不僅不值得吹噓，反而是個警訊。
與此同時，從美國十一月的零售細項來看，禮品與體育用品的銷售比重是下降的，食品與飲料的銷售比重反而上升。這意味著美國人越來越想把可支配所得用以購買「民生必需品」，而非禮品或玩具。
考慮到「美國在疫情第一年，就多印了三倍的鈔票來抗疫」與「俄烏戰爭加劇美國通膨問題」這兩點，其實我一點也不會覺得「美國自從躺平之後，經濟開始好轉」。一點也不。
另外，與前面的發現相呼應：美國第三季的GDP雖然成長旺盛（畢竟前兩季都是衰退），但其實分析細項之後就會發現：美國人在奢侈品與房子汽車科目上的花費減少了，而在住院看病買藥買保健品上的花費增加了；而且，後者的增加額度，比前者的減少額度高。
換句話說，美國所謂的「第三季成長旺盛」，其實是「大家開始節省“正常”的生活開支，因為需要在救命養病上花更多的錢」的結果。
如果知道這點，還要覺得「美國自從躺平之後，經濟開始好轉」，則我也不知道該說些甚麼。
美國雖然今年第三季吹捧自己經濟成長如何高，但其實那是因為「第一季與第二季都是負成長」的緣故。為什麼第一季與第二季會衰退？因為當時美國經歷了Omicron疫情。
另外，美國最近在吹噓自己感恩節消費力度有多大、可見民間經濟活力仍然旺盛。確實，美國今年感恩節的銷售人潮創了歷史紀錄，但其實這只是回應了過去兩年疫情期間的疲乏而已。
在疫情爆發前的2019年感恩節，美國大約有1.896億人進行了零售消費；人均消費為361.9美元。
號稱創紀錄的今年感恩節，美國大約有1.967億人進行了零售消費；但人均消費卻降低為325.44美元。
這等於是：疫情三年過去後，只成長了710萬人而已；而且其實人均消費額反而下降。
另外，其實美國十一月的全國零售總額，比十月還要低一點。這個數字包含了感恩節送禮潮。由於十一月通常是美國人開始採購禮品（或犒賞自己的玩具）的時刻，所以這個現象其實不僅不值得吹噓，反而是個警訊。
與此同時，從美國十一月的零售細項來看，禮品與體育用品的銷售比重是下降的，食品與飲料的銷售比重反而上升。這意味著美國人越來越想把可支配所得用以購買「民生必需品」，而非禮品或玩具。
考慮到「美國在疫情第一年，就多印了三倍的鈔票來抗疫」與「俄烏戰爭加劇美國通膨問題」這兩點，其實我一點也不會覺得「美國自從躺平之後，經濟開始好轉」。一點也不。
另外，與前面的發現相呼應：美國第三季的GDP雖然成長旺盛（畢竟前兩季都是衰退），但其實分析細項之後就會發現：美國人在奢侈品與房子汽車科目上的花費減少了，而在住院看病買藥買保健品上的花費增加了；而且，後者的增加額度，比前者的減少額度高。
換句話說，美國所謂的「第三季成長旺盛」，其實是「大家開始節省“正常”的生活開支，因為需要在救命養病上花更多的錢」的結果。
如果知道這點，還要覺得「美國自從躺平之後，經濟開始好轉」，則我也不知道該說些甚麼。
2022年12月13日
估算大陸躺平後疫情死亡人數雜談-1(20221213)
有些人以為我對大陸躺平代價的看壞只是危言聳聽。其實還真的不是。
何以故？因為大陸現在並沒有任何自己本土變異出來的新變異株，所以大陸接下來的疫情，必然都是從歐美輸入的病毒株造成的。所以，從歐美秋季的疫情狀況，就可以大致推估大陸接下來要面對的疫情為何。
大陸人口大約是美國的四倍。由於大陸人口密度遠比美國高，所以基本上我們可以預期大陸躺平後的感染人數、住院人數與死亡人數、都應該會是美國的四倍以上。
我們不說別的時段，就說今年秋天（九月到十一月）吧。
美國在這三個月間，總共感染了400萬例，死了3.8萬人。平均每天新增4.7萬例確診，平均每天有2.3萬人住院，平均每天死亡371人。
且慢！平均每天新增4.7萬例，但平均每天有2.3萬人住院？
這樣算起來，致死率可是0.7%，而重症率甚至是10%。
要知道：美國在夏季躺平前的BA.2疫情，致死率是0.59%，重症率則是4.69%。
而美國Omicron原始株疫情，致死率是0.59%，重症率則是5.29%。
難道美國今年秋季的疫情特別凶猛嗎？其實並不是。因為根據學界對秋季病毒株的分析，絕大多數學者都說：美國秋季疫情的變異株，並沒有比Omicron原始株毒性更強。這點，從致死率上也看得出來，因為Omicron原始株，與躺平前BA.2，在致死率上幾乎沒有差異。
那麼，最合理也最可能的解釋只有一個，那就是「篩檢不足」所導致的「嚴重低估感染人數」問題。
美國早在今年春季結束後，就開始躺平，於是不再針對社會進行廣篩，而只保留針對醫護人員、警消人員、醫院入院者與探視者之類的篩檢能量；了不起就是統計一下自願申報確診的人數。所以美國從夏天開始，幾乎所有的確診數據，都來自於與醫療系統相關的環境；這就造成了嚴重的取樣偏誤，它容易放大重症率的數字。
當然，這種篩檢不足的問題，必然也會漏掉很多“到院前死亡”的新冠死者；所以美國秋季疫情的死亡人數，絕對是被嚴重低估的。
但，且讓我們假設「美國秋季疫情的死亡人數是完美精準正確的」罷了；也就是說，我們姑且假設「美國今年秋季疫情，總共死了3.4萬人」。
那麼，這樣的死亡數字，到底是可怕呢？還是沒甚麼呢？
一個可以對照的標準，是美國“2010~2019”（新冠疫情爆發前）的流感疫情。
美國在前新冠時代，每年全年大概會因為流感而死亡3.5萬人，而流感的致死率大約是0.13%，重症率則是1.54%。
很明顯地，美國光是今年秋季疫情，就死掉了前新冠時代一整年的流感死亡人數；而且致死率與重症率顯然都是流感的六倍。
要知道，這可是剛結束的、也是美國已經躺平了一整個夏天後的今年秋天。
美國大概是在今年六月的時候正式躺平的（用「不再公布陽性檢出率數字」來定義）。用夏季三個月來躺平後，美國養出的變異株，仍然是“致死率與重症率都更高”的可怕傢伙。
如果說「病毒會越變異越不毒」或是「人可以靠痊癒而形成的自然抗體、來達成集群免疫」，則何以美國今年秋季疫情仍然是流感的六倍嚴重程度？
顯然，「病毒會越變異越不毒」這個假設，是不可能成立的；而人也不太可能靠所謂的自然抗體來對抗病毒。
由於美國不可能一年只有秋季一波疫情，所以，保守來算，美國一年大概會有2.5波的疫情；合理想來，未來新冠每年都會持續造成“流感兩三倍”的死亡人數。
更重要的是：如果美國沒有採取嚴格的物理防疫手段，則，「新冠死亡人數」與「流感死亡人數」是彼此共存的；換句話說，躺平後的美國，會因為新冠病毒、而每年多死三個流感的全年死亡人數。而這還是「我們已經嚴重低估了美國秋季疫情死亡人數」的情形。
事實上，美國光是在Omicron原始株疫情中，就死了16萬人；而在躺平前BA.2疫情中，又多死了3.7萬人。
順帶一提：美國Delta疫情總共死28萬人，但Omicron迄今的疫情，其實總共也已經死了27萬人，差不多已經追上Delta疫情了。
Omicron只是小感冒？會說出這種話的，基本上都是不讀書、不自己讀數據、同時又蠢到被網紅公知輕易帶方向的笨蛋（不然就是要用話術來騙人牟利的壞蛋）。
或有以為，不管新冠病毒怎麼兇猛，反正死的都是些毫無生產力的老人，所以無所謂。其實也未必如此。因為，美國秋季疫情的死者中，其實有12.5%屬於勞動人口。
但其實這個數字必然也是低估的；因為，誠如前述，美國秋季疫情的統計數據，幾乎一面倒地依賴醫療系統相關的環境來取樣，而這種環境中，勞動人口的比例本來就偏低（因為大部分人是病患以及病患家屬或探視者）。
事實上，美國整個Omicron迄今疫情的死者中，勞動人口佔21.3%。美國三年疫情下來，勞動人口佔新冠死者的24.9%。
從前述「整個Omicron系變異株的致死率，很可能其實沒太大差異」這點來推算，「勞動人口在新冠死者中的佔比」大概還是在20%上下。
如果用前述「大陸躺平後，疫情大概會是美國躺平的四倍嚴重」的假設來估算，則大陸躺平後，一年大概要因為新冠而死至少35萬人，甚至可能會超過50萬；這些人當中的12.5%，就是4.4到6萬個勞動力。如果用美國Omicron迄今疫情的數字來算，則大概會是7到10萬個勞動力。
大陸未來的真實慘狀，應該會比這邊估算得還要嚴重許多，因為大陸大多數人身上都沒有所謂的自然抗體存在，而且美國秋季疫情的數據其實已經嚴重低估死亡人數了。
最後談一下新冠後遺症。
美國在新冠疫情爆發前，勞動人口大約是1.64億人。而美國勞動部估計，新冠後遺症大約使美國失去了1500萬個勞動力。這樣大概是佔9.15%左右。
大陸全境的勞動人口，大約是7.8億人。如果用美國因為新冠後遺症而失去的勞動力比例來估算，大陸最終可能會失去7100萬個勞動力。
我個人猜測，大陸躺平後，最終至少會因為疫情而死上百萬人，同時也會永久失去十幾萬個有技術的勞動力。加上新冠後遺症的影響，大陸可能會在幾年內失去七八千萬個勞動力。
大陸目前都會區的失業率大約是5-6%。估算起來，這七八千萬個勞動力的損失，應該會相當於六千多萬個線上勞工的損失。
假設這些勞工的家庭，平均算起來要靠1.5個線上勞工的收入才能維持，則這就相當於4000萬個家庭會完全失去經濟收入。在此姑且不討論「家戶收入減半是否還能維持得下去」的問題，也不算治療新冠（與新冠後遺症）與喪葬的開支，更不考慮人們因為經歷失去親友創傷而失去勞動意願的損失。
後面這個缺口，不要說少子化趨勢沒辦法馬上補上，就連「中學生畢業就去找工作」這招大概也沒辦法補上。
只要這個缺口沒辦法馬上補上，馬上就會有供應鏈因為勞動力不足而出現缺口。與此同時，勞動力供給不足也會引發薪資上漲，於是引發通膨危機。
當然，作為世界工廠的大陸，如果因為這樣而沒辦法準時交貨給歐美，則很多技術低端或勞力密集的產業，應該就會逐漸出走到東南亞或南美。等到某些產業開始出走後，失業問題就會浮現。
但，對於很多人而言，自由的滋味是如此的珍貴，所以寧願全家失業也要享受不必刷健康碼、不必戴口罩的自由。真是可喜可賀。
無論如何，除非大陸接下來再次髮夾彎地又重回嚴格清零路線，不然大陸的強國夢基本上已經結束了。張文宏與那些盲目崇拜西方的大陸公知，大概就算自己病死累死，也會死得瞑目了。
何以故？因為大陸現在並沒有任何自己本土變異出來的新變異株，所以大陸接下來的疫情，必然都是從歐美輸入的病毒株造成的。所以，從歐美秋季的疫情狀況，就可以大致推估大陸接下來要面對的疫情為何。
大陸人口大約是美國的四倍。由於大陸人口密度遠比美國高，所以基本上我們可以預期大陸躺平後的感染人數、住院人數與死亡人數、都應該會是美國的四倍以上。
我們不說別的時段，就說今年秋天（九月到十一月）吧。
美國在這三個月間，總共感染了400萬例，死了3.8萬人。平均每天新增4.7萬例確診，平均每天有2.3萬人住院，平均每天死亡371人。
且慢！平均每天新增4.7萬例，但平均每天有2.3萬人住院？
這樣算起來，致死率可是0.7%，而重症率甚至是10%。
要知道：美國在夏季躺平前的BA.2疫情，致死率是0.59%，重症率則是4.69%。
而美國Omicron原始株疫情，致死率是0.59%，重症率則是5.29%。
難道美國今年秋季的疫情特別凶猛嗎？其實並不是。因為根據學界對秋季病毒株的分析，絕大多數學者都說：美國秋季疫情的變異株，並沒有比Omicron原始株毒性更強。這點，從致死率上也看得出來，因為Omicron原始株，與躺平前BA.2，在致死率上幾乎沒有差異。
那麼，最合理也最可能的解釋只有一個，那就是「篩檢不足」所導致的「嚴重低估感染人數」問題。
美國早在今年春季結束後，就開始躺平，於是不再針對社會進行廣篩，而只保留針對醫護人員、警消人員、醫院入院者與探視者之類的篩檢能量；了不起就是統計一下自願申報確診的人數。所以美國從夏天開始，幾乎所有的確診數據，都來自於與醫療系統相關的環境；這就造成了嚴重的取樣偏誤，它容易放大重症率的數字。
當然，這種篩檢不足的問題，必然也會漏掉很多“到院前死亡”的新冠死者；所以美國秋季疫情的死亡人數，絕對是被嚴重低估的。
但，且讓我們假設「美國秋季疫情的死亡人數是完美精準正確的」罷了；也就是說，我們姑且假設「美國今年秋季疫情，總共死了3.4萬人」。
那麼，這樣的死亡數字，到底是可怕呢？還是沒甚麼呢？
一個可以對照的標準，是美國“2010~2019”（新冠疫情爆發前）的流感疫情。
美國在前新冠時代，每年全年大概會因為流感而死亡3.5萬人，而流感的致死率大約是0.13%，重症率則是1.54%。
很明顯地，美國光是今年秋季疫情，就死掉了前新冠時代一整年的流感死亡人數；而且致死率與重症率顯然都是流感的六倍。
要知道，這可是剛結束的、也是美國已經躺平了一整個夏天後的今年秋天。
美國大概是在今年六月的時候正式躺平的（用「不再公布陽性檢出率數字」來定義）。用夏季三個月來躺平後，美國養出的變異株，仍然是“致死率與重症率都更高”的可怕傢伙。
如果說「病毒會越變異越不毒」或是「人可以靠痊癒而形成的自然抗體、來達成集群免疫」，則何以美國今年秋季疫情仍然是流感的六倍嚴重程度？
顯然，「病毒會越變異越不毒」這個假設，是不可能成立的；而人也不太可能靠所謂的自然抗體來對抗病毒。
由於美國不可能一年只有秋季一波疫情，所以，保守來算，美國一年大概會有2.5波的疫情；合理想來，未來新冠每年都會持續造成“流感兩三倍”的死亡人數。
更重要的是：如果美國沒有採取嚴格的物理防疫手段，則，「新冠死亡人數」與「流感死亡人數」是彼此共存的；換句話說，躺平後的美國，會因為新冠病毒、而每年多死三個流感的全年死亡人數。而這還是「我們已經嚴重低估了美國秋季疫情死亡人數」的情形。
事實上，美國光是在Omicron原始株疫情中，就死了16萬人；而在躺平前BA.2疫情中，又多死了3.7萬人。
順帶一提：美國Delta疫情總共死28萬人，但Omicron迄今的疫情，其實總共也已經死了27萬人，差不多已經追上Delta疫情了。
Omicron只是小感冒？會說出這種話的，基本上都是不讀書、不自己讀數據、同時又蠢到被網紅公知輕易帶方向的笨蛋（不然就是要用話術來騙人牟利的壞蛋）。
或有以為，不管新冠病毒怎麼兇猛，反正死的都是些毫無生產力的老人，所以無所謂。其實也未必如此。因為，美國秋季疫情的死者中，其實有12.5%屬於勞動人口。
但其實這個數字必然也是低估的；因為，誠如前述，美國秋季疫情的統計數據，幾乎一面倒地依賴醫療系統相關的環境來取樣，而這種環境中，勞動人口的比例本來就偏低（因為大部分人是病患以及病患家屬或探視者）。
事實上，美國整個Omicron迄今疫情的死者中，勞動人口佔21.3%。美國三年疫情下來，勞動人口佔新冠死者的24.9%。
從前述「整個Omicron系變異株的致死率，很可能其實沒太大差異」這點來推算，「勞動人口在新冠死者中的佔比」大概還是在20%上下。
如果用前述「大陸躺平後，疫情大概會是美國躺平的四倍嚴重」的假設來估算，則大陸躺平後，一年大概要因為新冠而死至少35萬人，甚至可能會超過50萬；這些人當中的12.5%，就是4.4到6萬個勞動力。如果用美國Omicron迄今疫情的數字來算，則大概會是7到10萬個勞動力。
大陸未來的真實慘狀，應該會比這邊估算得還要嚴重許多，因為大陸大多數人身上都沒有所謂的自然抗體存在，而且美國秋季疫情的數據其實已經嚴重低估死亡人數了。
最後談一下新冠後遺症。
美國在新冠疫情爆發前，勞動人口大約是1.64億人。而美國勞動部估計，新冠後遺症大約使美國失去了1500萬個勞動力。這樣大概是佔9.15%左右。
大陸全境的勞動人口，大約是7.8億人。如果用美國因為新冠後遺症而失去的勞動力比例來估算，大陸最終可能會失去7100萬個勞動力。
我個人猜測，大陸躺平後，最終至少會因為疫情而死上百萬人，同時也會永久失去十幾萬個有技術的勞動力。加上新冠後遺症的影響，大陸可能會在幾年內失去七八千萬個勞動力。
大陸目前都會區的失業率大約是5-6%。估算起來，這七八千萬個勞動力的損失，應該會相當於六千多萬個線上勞工的損失。
假設這些勞工的家庭，平均算起來要靠1.5個線上勞工的收入才能維持，則這就相當於4000萬個家庭會完全失去經濟收入。在此姑且不討論「家戶收入減半是否還能維持得下去」的問題，也不算治療新冠（與新冠後遺症）與喪葬的開支，更不考慮人們因為經歷失去親友創傷而失去勞動意願的損失。
後面這個缺口，不要說少子化趨勢沒辦法馬上補上，就連「中學生畢業就去找工作」這招大概也沒辦法補上。
只要這個缺口沒辦法馬上補上，馬上就會有供應鏈因為勞動力不足而出現缺口。與此同時，勞動力供給不足也會引發薪資上漲，於是引發通膨危機。
當然，作為世界工廠的大陸，如果因為這樣而沒辦法準時交貨給歐美，則很多技術低端或勞力密集的產業，應該就會逐漸出走到東南亞或南美。等到某些產業開始出走後，失業問題就會浮現。
但，對於很多人而言，自由的滋味是如此的珍貴，所以寧願全家失業也要享受不必刷健康碼、不必戴口罩的自由。真是可喜可賀。
無論如何，除非大陸接下來再次髮夾彎地又重回嚴格清零路線，不然大陸的強國夢基本上已經結束了。張文宏與那些盲目崇拜西方的大陸公知，大概就算自己病死累死，也會死得瞑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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