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能投票制與肯認投票制的異同(20080325)

　　「與能投票制」（Vote for Good，簡稱V4G）是一種特殊的投票制度。之所以名為「與能投票制」，就是希望能透過投票行為而達成選賢與能的目標。

　　基本上，與能投票制是「肯認投票制」（Approval Voting，簡稱AV，亦稱為「贊成投票制」或「連記投票制」）的一種變形，不過與能投票制亦加入了「以上皆非」（none of the above）的概念，因而構成了一種全新的投票制度。由於與能投票制的精神與肯認投票制類似，因此肯認投票制的優點，與能投票制也都有！

　　在肯認投票制中，選民在一張選票上可以自由投給每一個候選人（或選項），每個候選人（或選項）最多只能得一次票；而在計票時，取得最多認可的候選人（或選項）便得以勝出。（關於肯認投票制的細節，可以參考維基百科：http: //en.wikipedia.org/wiki/Approval_voting）

　　與能投票制或肯認投票制不僅可以用於表決人事，亦可用於表決選項，基本上可用於任何投票表決的場合；同時，由於這類投票制在一張選票中提供選民就不同候選人（或選項）表達不同喜好的空間，因此可兼容於單選制（小選區）與複選制（中選區）兩種可能。

　　在肯認投票制中，選民在一張選票上可以自由表達多種肯認的意思，假設一場選舉有十人參選，則選民在一張選票上最多可以對十位候選人（或選項）都投下肯認票，依此類推。然而，這種高度自由的投票方式，在作票風氣極盛的社會中，反而會引發爭議：

　　由於肯認投票制並未限制選民可圈選多少個肯認票，因此若執政者有心作票，只要在沒有蓋滿的選票上動手腳，原本不被選民認可的候選人（或選項）亦可得到高票，而且極難在事後檢查出來。


限制圈項數

　　由於肯認投票制有如此風險，所以與能投票制便作了最重要的修改：限制一張選票的圈項數！在與能投票制中，選民並非完全自由地可在選票上投給全部的候選人（或選項）；選民在一張選票上只有固定的圈項數，因此選民勢必得審慎地進行投票。

　　之所以限制選票的圈項數，並不是要剝奪選民對所有候選人（或選項）進行表達肯認的權利。除了為避免前述所提作票的危險外，限制圈項數恰恰反映了一點：就算全部的候選人（或選項）都很優秀，選民終究還是得從中挑選出若干人作為代表。此外，由於不同社會可以根據民情而設計出不同的圈項數計算公式，從而使得此投票制度能有最大的適應彈性。


增列「其餘皆非」選項

　　與能投票制與肯認投票制的另一項不同處在於：與能投票制吸納了「以上皆非」選項的精神。近年來有不少社運團體開始主張在選票上增列「以上皆非」的選項，提供選民用以淘汰不適任候選人（或選項）的機制。與能投票制吸納了這個訴求，在選票上增列了「其餘皆非」的選項：在選票上，選民可以圈選認可的候選人（或選項），亦可以圈選「其餘皆非」；最後在計算得票時，任何得票低於「其餘皆非」的候選人（或選項），無論其名次多高，一律視為落選，而且該屆期（含補選）均不得再次參選。


圈項數全部用完

　　結合前述二點，與能投票制發展出最獨特的計票方式：由於一張選票上圈項數有限，因此選民必須在選票上將圈項數全部用完，如此才算有效票。比方說，假設一張選票可以圈五項，若甲選民只想圈給其中三位候選人（或選項），則她必須在「其餘皆非」這個選項上圈記二次，使這張選票上全部的圈項數恰恰用完，如此才算有效票。


即時驗票機制

　　透過「恰好用完圈項數」，一方面可有效地避免肯認投票制的作票風險；另一方面，由於每張有效票上的圈項數恰恰等於圈項數，則在開票時便可利用這個特點，來達成即時的驗算：

　　在開票時，所有候選人（或選項）的總得票，一定會是「已開有效票張數Ｘ圈項數」的數字。假設一張選票可以圈五項，而目前已開出八萬三千張有效票，則所有候選人（或選項）的總得票數必定為83000 x 5 = 415000；倘若此刻所有候選人（或選項）的總得票數不是這個數字，則表示之前開票過程中必定有疏漏。

　　利用這個驗算機制，不必等到整個開票所完成開票作業，隨時都可以驗算開票是否有瑕疵。若發現有瑕疵，則可先將已開的票匭暫時封存，再行驗票。如此一來，作票的成功性便大幅降低。


增加買票難度

　　由於選民在一張選票上可以投出多種不同的組合，因此就算部份選民同意賣票，可能也只會賣出一個圈項而已，剩下圈項還是投給另外屬意的候選人（或選項）。如此一來，買票的效益便不會太高。

　　在與能投票制下，最有效的買票行為，必定會要求選民只能投給例如「投甲政黨ＡＢＣ三人各一票，投其餘皆非兩票」等特定組合。如此一來，原本是單一候選人私下進行的買票行為，現在成了是多位候選人聯合進行的買票行為；於是，查緝買票變得更為容易，進而有效遏阻買票風氣。


改革成本低

　　由於與能投票制兼具有單記票制與複記投票制兩者的性質，不僅可同時適用於中選區與小選區，亦可適用於代議士與行政首長，因而無論是內閣制、總統制或混合制均可採用與能投票制。

　　在與能投票制中，大黨未必就有優勢，但小黨或獨立參選人也未必就有特權；任何候選人均同樣公平地接受選民檢驗。只要能得到最多選民認可的候選人，便可勝出。因此選民不再為少數政黨所綁架，而多黨林立亦不至於造成政局紛擾。

　　同時，由於與能投票制的圈項數並非一死板的數字，各社會可依照各自民情調整計算的公式，以因應不同時空背景下選民的期待。因此毋需動輒修改憲法或變更選區，便可進行政治改革。實為最低成本的政治改革方案。

「與能投票制」改革芻議_05修改圈項數(20080324)

前幾天重新思考了一下「與能投票制」（Vote for Good, V4G）的原始構想，
發現有一些細節的地方，對於現在的選民而言還是太過複雜，
若真要實行，可能會因為選民搞混而產生反效果；
因此稍微修改了關於「圈項數」的規定。

原初的構想是：
一個選民，一張選票，一張選票，多個選項，
而「圈項總次數」為「候選人總數」之一半。
（候選人有五個，則選民可以圈 5 / 2 = 2.5 = 三項）

然而，我擔心也許太高估現代選民的智力水準了，
所以還是決定將圈項數往「肯認投票制」（Approval Ballot）最初的構想稍作調整。

肯認投票制的構想是：
一張選票可以圈多個選項，最多可以所有選項都圈。

修改過的「與能投票制」（V4G）是：
一個選民，一張選票，一張選票，多個選項，
「圈項總次數」為「應選席次」總數＋１。

亦即：
若一場選舉要選出三個席次，則一張選票可圈3+1=4個圈項。
同理，若只選一個席次，則可圈2個圈項。

之所以這樣修改，主要有兩個考量：

a.簡化計算圈項的過程，以免選民搞錯。

b.由於與能投票制（V4G）有增列「其餘皆非」的選項，
因此不能採用肯任投票制那種完全開放的方式；
再者，將圈項數控制在一定範圍內，便可確保選民不至於亂投票
（亂投的選票便無效）

其實我對V4G圈項數還有很多不同的構想，
例如「圈項總次數」為：
甲「候選人總數」之一半（原始構想）；
乙「應選席次」總數＋１（現在新構想）；
丙「候選人總數」（15搶3，可圈15項；3搶1，可圈3項）；
丁「合格選民數」除以「候選人總數」的商數。

當初構想甲案，是因為甲案沒那麼簡單，但也沒那麼複雜，
算是比較折衷的版本；再說，甲案仍然暗示了「相對多數決」的精神。

不過，由於我始終還是很擔心現代選民實在太過不智，
對她們而言，甲案很可能都還太過複雜。
於是現在便構想改採乙案，
應選五席，可圈六項；應選一席，可圈二項。

丙、丁兩案最初也設想過，但是後來因為覺得太複雜而放棄。

其實本來還想再添加一個淘汰門檻的機制，
例如：若候選人得票未超過｛「合格選民數」除以「候選人總數」的商數，再除以二｝，
則即便是第一高票也不算當選，而且該屆期（含補選）均不得再次參選。

這個門檻的機制，主要是想用以淘汰劣質候選人。
「合格選民數」除以「候選人總數」的商數，就是均質狀態下每位候選人的平均得票數；
如果一個候選人的實際得票數，連這個平均得票數的一半都不到，
那實在沒有什麼資格代表選民代議。

不過，我後來考量到若增加這個門檻，搞不好臺灣就選不出當選人了，
所以最後還是決定不增列這個門檻了。

改制複記投票，不必修憲(20080117)

　　民進黨認為這次立委慘敗主因在選制，因而有修憲解套的聲音。其實若欲改量選制，只需由現行「單記選制」，改為「複記選制」，如此只需修改選罷法即可，無需修憲；既不違反普通、平等、直接及無記名四原則，也不用變更選區，只需修改一條法律即可完成，實為現行最佳的改革方案。

　　所謂複記選制，即一張選票上可以圈記超過一個以上的候選人，選民可以投票給多個候選人。複記選制不存在選票排擠效應（西瓜效應），亦不存在棄保效應，更不會有分裂投票的問題。在複記選制中，得到最多選民支持者才能勝選，因此候選人是跟自己競爭，只要自己夠優質，就有機會勝出；從而可以保存小黨或獨立參選人的競爭空間，避免兩大黨壟斷政治參與的空間。

　　最著名的複記選制是「肯認制」（Approval voting），選民在單張選票上，最多可圈蓋所有候選人。此外，亦有讓選民將候選人排序的「順序制」（Instant-runoff voting），與依序給分的「波達制」（Borda count）。若就最小改革成本而言，「肯認制」應較為理想。因此筆者曾因應我國民情，就「肯認制」略作修改，名之為「與能投票制」。現藉此略說其特點，以盡獻曝之功：

　　一、增列「其餘皆非」圈項：凡得票低於「其餘皆非」的候選人，不問其得票數高低，一律認定落選；且於該屆公職任期內均不得再度參選。此制提供選民對全體候選人得以作不信任投票。

　　二、限縮投票圈項次數為候選人總數之半：若有五人參選，選民可圈記三次；若有八人參選，選民可圈記四次。其中，每個候選人只能圈記一次，「其餘皆非」可圈記多次；再者，選民必須將圈記數全部用完，才算有效票。

　　例如：若有五人參選，則選票上共有「５＋１」個選項（多一個「其餘皆非」），選民可於此六個選項中圈記三次，若只想支持某甲，則必須圈記「某甲」一次，圈記「其餘皆非」二次。依此類推。

　　三、凡得票低於「有效票平均數」（即「有效票數」除以「候選人數」）的候選人，不問其得票數高低，一律認定落選。

　　在此「與能投票制」下，不論是一黨獨大、兩黨對峙、多黨林立之局，候選人都必須個別地面對選區選民的檢視，毫無例外。倘若候選人全部都很差，選民亦可作出不信任投票，使得這些候選人於該屆公職任期內不得再度參選。

　　「與能投票制」雖然保存了小黨及獨立參選人的空間，但大黨只要廣納優質人才，仍然有機會贏得多數席次。在此制度下的當選者，一方面固然得到多數選民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也通過了全體選民的不信任考驗，因而較傳統選制而言能有更高的民主正當性。

（2008年01月17日）

簡介「與能投票制」改革芻議──給簡錫堦的公開信(20070608)

簡執行長大啟：

　　最近欣聞　先生多次於報章投書，鼓吹改革現行選制，敝人深感欣慰，總算國內尚存如　先生一般之有心人士。還望　先生能不辭辛勞，繼續努力，同為改善臺灣政局與世界和平盡一份心力。

　　隨信附上敝人日前所構思出的一套選舉制度改革方案芻議，供　先生過目；素仰　先生學養豐富，還望　先生能撥冗指教箇中瑕疵是幸。

　　敝人所提之方案，姑且名之「與能投票制」，蓋取「選賢與能」之意。

　　在現行的制度下，選民真正的選舉偏好，完全被壓縮在一次圈票行為之上，並不足以讓選民充分表達意見。「與能投票制」的目標，就是希望能回歸民主政治的真正精神，讓選民能透過投票行為，充分表達心中喜好。在此制度下，選舉勝出者並非是“比較不爛的蘋果”，而是“最優質的參選者”。

　　在現行制度下，由於每個選民只能圈選一個候選人，因此為了追求支持政黨或政團的最大利益，往往會有「配票」或「棄保」等投票行為。這類行為，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選民主動的理性抉擇，但實際上卻只是選民在不合理制度下唯一的調整方式。試想：若是選舉制度本身就能反映出選民真正的喜好，選民何須棄保或配票？

　　再者，配票與棄保等行為，保障的並非單獨候選人，而是政黨或政團，因此小黨或獨立候選人便註定在此制度下被犧牲。除此之外，若是大黨一旦能確立民意壟斷的局面，便可安心在候選人的安全名單（比例代表與區域民代皆然）上，安插民意不支持但黨政關係良好者。在國會選舉改採單一選區兩票制之後，這兩種現象只會更明顯、更嚴峻。有鑑於此，臺灣需要改革選舉制度。

　　「與能投票制」的構想，結合了「選項制」與「以上皆非」兩個選制概念，期達成「優質者勝出」與「尊重少數意見」兩個目標。

　　「與能投票制」的具體作法只有三點：1.「一張選票，多個圈項」；2.「增列『其餘皆非』圈項」；3.「圈項總數不多不少」。以下分別略說之。

　　「一張選票，多個圈項」：一個選民，一張選票；一張選票，多個圈項。選民在選票上可以圈選多名候選人，一個候選人只能被圈一次，而「圈項總次數」為「候選人總數」之一半。

　　舉例而言：假設該次選舉共有五名候選人登記參選，則每位選票可以圈5/2=2.5=三項：同理，兩名選選人圈一項；七名候選人圈四項；十名候選人圈五項。

　　之所以將「圈項總次數」設定為「候選人總數」之一半，是因為在民主選舉的正常情形（也就是排除同額競選）下，選民至少必須在兩名候選人中選擇一人；由此觀之，在傳統選制下，選民的選擇空間，最多只有二分之一。因此，「與能投票制」不求躁進，僅以傳統選制的最大空間為標準，讓選民在每次選舉時都能確保有二分之一的選擇空間。

　　「增列『其餘皆非』圈項」：正如　先生多次提到的「以上皆非」設計，「其餘皆非」為其變形。選票上除了合格登記參選的候選人外，還會多一個名為「其餘皆非」的圈項，供選民圈選（可以圈選多次）；任何得票數輸給「其餘皆非」的候選人，無論得票總數、名次為何，均數落選，且該屆期（含補選）不得再登記參選。

　　「圈項總數不多不少」：選票上的圈項必須全部圈選完畢，不多不少，方屬有效票。假設一張選票可以圈五項，則圈超過五項算廢票，圈不足五項也算廢票，唯有剛好五個選項全部都圈選完畢，才算有效票。

　　若選民只想投票給某單一候選人，便必須將剩餘圈項數全部圈在「其餘皆非」項上，則這張選票才算是有效票；同理，若選民只想投票給某三名候選人，便必須將剩餘圈項數，全部圈在「其餘皆非」項上，這張選票才算是有效票。

　　這種設計是為了避免有心人士作票。同時，值此設計，選民必須小心投票（圈項總數不多不少），才能讓選票有效發揮影響。如果說圈項制擴大了選民的投票權利空間，「圈項總數不多不少」的設計亦同時要求選民盡到審慎投票的義務。其最終目的，在於培養出認真思考、審慎投票的選民。

　　「與能投票制」的具體作法，僅此三點。嚴格說起來，這套選制的變動幅度並不算大，雖然可能會延長投開票的作業時間，但比起重劃選區、減少國會席次等措施而言，此制度的效益與成本之比值相當高。整體而論，此制度略說有以下八個特點：

1.優質候選人容易出線。
2.可淘汰劣質候選人。
3.可提高投票率，以增加當選人的正當性與代表性。
4.增加作票難度，並便利計票的驗算作業。
5.降低買票效益，並增加買票成本。
6.增加配票難度，並可降低政治人物對選民的操控。
7.改革成本小，可直接適用於任何選區與任何選舉。
8.公平提高優質選民的選票權值，並可降低劣質選民的投票影響效果。

　　以上瑣言甚煩，感謝　先生耐心讀完。若　先生對此改革芻議仍有疑問，歡迎前往敝人之部落格閱讀相關文章，也歡迎　先生回信或留言指教是幸。

綠豆議題與泥沼政客(20070523)

蔣介石是否應該被“紀念”，固然是個可以被討論的議題；
但這個事件的關鍵並不在蔣介石，也不在中正廟，
而在於陳水扁已接近詞窮的跛鴨效應，
更在於汎綠選民對於陳水扁綠豆議題設定的超高接受度。

民進黨支持者的腦袋，
今天已經完全被這種綠豆議題洗刷得沒剩下多少細胞存在。

但這不是最嚴重的。

更慘的是：
當臺灣的政治討論，只剩下各種綠豆議題，
則絕大多數的選民便心生倦怠，不再關注公共事務，
於是選民每年繳納大筆大筆的稅金養政客，
但卻常常連自己投票給誰都搞不清楚。

大家低估陳水扁了！

通過這類綠豆議題，
陳水扁成功地降低公共討論的水平，
並且把所有參與回應者的水平也一併拉低；
最終的目的，就在於讓整體選民更加心灰、冷漠。

政治疏離的結果，就是泥沼政客的勝利：

只要靠著少數高忠誠、易動員的無腦敢死隊，
就能勝過廣大怕髒、怕死、自私、鄉愿的中間選民。

現在，透過「單一選區兩票制」，
兩大黨接近完全地獨占了一切代議政治的空間。

如果兩黨自身無法排除這類泥沼政客的存在，
則臺灣的未來，只會更加泥沼化。

要想扭轉這個螺旋，只有先行修改投票制度，
讓小黨與獨立參選人能夠突破兩黨獨占的封鎖，
進而提昇公共議題的水準。

寫給默默耕耘的小黨(20070519)

連政治性高、專門訴諸外省人認同的新黨，
在台北都會區耕耘多年，最後都淪為泡沫化。

真的很難想像：
在「單一選區兩票制」與「國會減半」之後的今天，
綠黨要怎麼存活。

綠黨當然有綠黨的理念與想法。

但在那之前，請先看看民進黨的黨內初選。

你們真的相信，臺灣以後還會有小黨與獨立參選人的空間嗎？

也許，當有非常優質的候選人，
同時遇到高度相關的議題，
並配合兩大政黨的候選人都很爛的情形下，
是的，偶而會有那麼幾席能殺出重圍。

但不同政黨的幾席，能發揮什麼影響力？

難道又要搞「無黨聯盟」，
利用關鍵少數的地位，來勒索大黨嗎？

事實是：即便今天無黨聯盟再度出現，
也很難撼動兩大黨的共犯結構。

在兩大黨夾殺之下，縱然有幾尾漏網之魚，
但很可能分屬不同黨派，更可能理念落差而無法結盟，
最終只是徒勞無功，白白成就個別候選人的資歷，如此而已。

所以，不支持改革投票制度，
臺灣的小黨與獨立參選人就沒有明天。

突破共犯政客的封鎖線(20070518)

看到民進黨的黨內初選結果，心非常涼。

但國民黨也好不到哪裡去。
失去政權幾年了？還在玩派系摸頭的遊戲。

小選區化後的臺灣政局，
幾乎底定完全會被這兩個政黨給左右；

而這兩個政黨的黨內文化，
又已經證明了黨內根本不容許民主。

這就註定臺灣的政局只有繼續沉淪的可能。

除非，我們能作些什麼改變。

改變，依靠政客是沒有用的。
唯有人民自覺與堅持自治的徹底改變，
才有可能改變問題。


然而，今天臺灣一個很嚴峻的處境是：
即便我們的人民都擁有改變的意志，
但選舉制度本身就讓想改變的人先當砲灰。

所以，不改變選舉制度，
人民就不可能突破「共犯政客」封鎖線。

讓人民有改變的機會(20070518)

問題是可以改變的──若是人民有機會的話。

過去，人民迷失在對於政治明星的期待之中，
因此完全忘記了民主的關鍵，在於人民自己。

當人民放棄了用自己的手來作出改變時，
民主政治的結果，就會讓國家放棄了人民。

肯改變，就不算遲。

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尤努斯（Muhammad Yunus），
他期許葛拉敏銀行（Grameen Bank）能帶動社會做出改變，
進而創造出「社會良知驅動的私部門」。

我認同他的理念。

但我要問：
為什麼我們不能創造出「社會良知驅動的公部門」？

如果我們不改變投票制度，
人民永遠都只會被當成是棋子：
不是政客動員的棋子，就是被制度綁死的棋子。

為甚麼不是「以上皆非」？(20070518)

國內想在選票上增列「以上皆非」選項的聲音，
至少已經出現超過三五年了。
雖然一直無法引起廣泛支持，
但卻已漸漸較為國人所認識。

最近簡錫(土皆)老大就在〈改革選票，喚回中間選民〉中再次提到這個主張。

這種改革意見主張：
應該在現行投票時的每張選票上，
增加一個名為「以上皆非」的候選人，
讓「以上皆非」跟所有候選人一起角逐。

如果選舉結果，得票數比「以上皆非」還低的候選人，
無論名次多少，一律落選。

這種主張的基本概念，來自於人民擁有「否決權」的假設：

這裡所謂的「否決權」，
是指人民有「拒絕爛蘋果」的權利。
簡言之：人民有拒絕某些特定候選人的權利。

然而，這種「否決權」的假設，
本身只是一種積非成是的誤用。

首先讓我們先來看「權利」。

任何的「權利」，必然會涉及到『來源』的問題。

如果真有這種所謂的「否決權」，
那它的來源是什麼呢？

確實，人民有權利罷免總統、縣市長、立法委員，
但這是基於投票行為而存在的契約(論)關係，

（我們甚至可以激進一點地說：
那些沒有去投票的人，本身就不具備有這樣的權利。）

然而，罷免權源自於《憲法》。
在我國，這種憲政上的權利，是直接由成文憲法所賦予保障。

但《憲法》卻未賦予人民這裡所謂的「否決權」。

在沒有來源的前提下，
「以上皆非」的主張，即便試圖以「否決權」作為理論的正當性，
但最終卻只會失敗而已。

畢竟，任何參選人，在還沒有當選之前，
她的身份跟其它人一樣，都是選民。

何以其它的選民，可以用手中的選票，
否決掉這些參選人的參選權呢？

我確實認同：
民主政治應該要更精準地貼近人民心中的真意。

因此，我也希望能設計出一個好的機制，
能夠淘汰掉絕大多數人民所反對、討厭的候選人。

但，想要用「否決權」的概念來作為理論，
本身就站不住腳了；

想拿一個站不住腳的主張來打王世堅這種流氓，
根本就不可能會成功。

「與能投票制」改革芻議_04特色(20070515-18)

1.優質候選人容易出線。

2.可淘汰劣質候選人。

3.可提高投票率，以增加當選人的正當性與代表性。

4.增加作票難度，並便利計票的驗算作業。

5.降低買票效益，並增加買票成本。

6.增加配票難度，並可降低政治人物對選民的操控。

7.改革成本小，可直接適用於任何選區與任何選舉。

8.公平提高優質選民的選票權值，並可降低劣質選民的投票影響效果。

「與能投票制」改良芻議_03作法(20070515-18)

整個「與能投票制」，具體作法只有三點：

A.一個選民，一張選票；一張選票，多個選項。
「圈項總次數」為「候選人總數」之一半

假設候選人有五個，則選民可以圈 5 / 2 = 2.5 = 三項。
同理，兩個選選人圈一項；七個候選人圈四項；十個候選人圈五項。


註：一個候選人只能圈一次。



B.增列「其餘皆非」選項。

除了合格登記參選的候選人外，
選票上還多一個「其餘皆非」的選項；

任何得票數輸給「其餘皆非」者，
無論名次多高，均數落選，
且該屆期（含補選）不得再登記參選。

註：「其餘皆非」可以圈多次。



C.選項必須全部圈選，方屬有效票。

假設一張選票可以圈五項，
選票上圈超過五項，算是廢票；
選票上圈不足五項，也算是廢票；
唯有剛好五個選項全部都圈選完畢，才算有效票；

若選民只想投票給某一候選人，
便必須將剩餘圈項數（在此例中為四項），
全部圈在「其餘皆非」項上，
則這張選票才算是有效票。

同理，若選民只想投票給某三候選人，
便必須將剩餘兩個圈項數，全部圈在「其餘皆非」項上，
這張選票才算是有效票。

「與能投票制」改革芻議_02構想(20070515-18)

現有投票制度，候選人彼此之間的得票是相互排擠的，
然而，優秀的候選人可能很多，
為什麼選民非得只能選擇其中一個呢？

舉凡配票、棄保，這類投票行為，統統都只會建立在單數選票之上。
在施行可讓渡投票制或偏好投票制的國家裡，很少聽說有配票或棄保的現象。

「以上皆非」選項，不是我獨創，
而且俄羅斯國會選舉已經施行過此一制度。
其實是很值得參考的作法。

至於何以小選區在國內不僅強化兩黨，更會形成藍綠對立，
國內選舉研究者發了Ｎ篇論文，也從來沒說出個道理。

這又是國內選舉研究者整天盲目跟隨美國理論，
而完全漠視真實面貌的一例。

再說，小選區既會強化大黨的力量，
這便使得想出線的候選人，唯有得到黨提名才有生存空間。

這在設計有排藍民調的政黨裡，
是一個絕絕對對反民主的邏輯。

更何況，國民黨動不動就搞勸退、摸頭的手段，好避免過份參選。
這裡勸退、摸頭的代價，難道不是利益輸送(承諾)？

這也是絕絕對對反民主的邏輯。

迷信小選區制，結果只會抹煞小黨，
讓政治參與被大黨牢牢把持住，
進而鞏固國內藍綠對立的局面。

「與能投票制」改革芻議_01前言(20070515-18)

幾年前，我設想了一套關於選舉制度的改良方案，
我稱之為「雙票制」，
主要希望能解決中選區吊車尾當選人代表性不足的問題，
而且這個構想，能夠一體適用於各種投票情形。

當然，我的野人獻曝，沒有太多人看到，自然也無法形成改革。



幾年後的最近，我又想到一個更加改良的方案，
目標同樣也是中選區，但同時也可以適用於小選區或全國選區。

可惜的是，現在臺灣已經不存在中選區了，
在幾乎一面倒歡迎單一選區兩票制的學界聲浪下，
以後藍綠對決只會更加激進與嚴重。

我想，我這次的野人獻曝，應該也是浪尾的泡沫而已。

不過，既然想都想了，就提出來讓大家看看，批評批評也好。

創造一個「無法預測結果」的選舉制度_3(20030808)

> 民調中使用了統計的技術來解讀所蒐集來的資料,兩者之間的差別不是
> 在於長期和短線,穩定與波動上,這樣講你了解嗎?
> 明顯地你對統計有誤解

我想是我沒有解釋得很清楚，
我前文所使用的「統計」，其實是指「市調」，
所以才會出現長期與短期的觀點。

把「統計」這個字沒有用得很精準，是我的錯。
（因為昨天沒吃早餐的緣故嗎？）

我知道「統計」是一套方法，
而「民調」是應用「統計」的一種研究行為。

搞統計的未必要作「調查」，
但搞「市調」或「民調」的卻非得「調查」不可。

不管「統計」在學理上多麼完美，
只要「調查」所得的資料有誤，
「統計」的結果就沒那麼準確。

然而，一般的市調可以針對長期的研究客體進行觀察，
但民調卻不容許這麼作。

另外....
搞統計的除非專攻方法學，
不然幾乎沒有幾個不碰「調查」的。

> 我沒認為投票結果就是民意!我認為的是民調可以蒐集到許多資料,用以佐證民意
> 而誰說民調只關心投票結果了?

我的問題就是：
民調所得到的資料，
就真的能足以代表民意嗎？

想要真正了解一個人的意見與立場，
可能非得問上一百個問題不可。

但，如果現在搞民調的人，
真的每個受訪者都問上一百題，
可想而知，她根本得不到足夠的顯著樣本數。
（這是研究成本的問題）

因此，選舉民調終究會限縮為對「行為」的研究。

「民意」與「投票行為」不能直接畫上等號，
而專門研究「投票行為」的「民調」，
也不可能就此得出對「民意」的真正了解。

學理上認為可以，這是一個方法論上的謬誤；
因為「意見」除非被深入挖掘，不然不可能完整得之；
所以，「意見」不可能完整地被研究，
能夠客觀研究的，只有「行為」。

> 事實上,在民調的過程中,不論是問卷或電訪,所設計的題目都不可能只有
> 一題:你要投誰?所以,在不同題目的交叉檢查之下,我們可以知道更多選民的
> 態度,而選民的態度是民意的一項指標,這點你也不能否認吧?

一般能問上四十題就很偷笑了....
其中，還有受訪者的基本資料，
因此，實際上的相關題目，
最多只有三十題不到。

三十個題目，想要交叉在幾個研究變項下？
說穿了，到最後都只是落在研究者自定的變項之中。

這樣的研究有沒有意義，或許有。
但基於這樣的研究所作的預測，有沒有意義，
我想沒有太大的意義。

> 民調的價值不在於不夠精確;而在於相較於其他現有的工具中,它是比較能
> 提供更多資訊的工具,於是人們才會用它!

不是因為它能提供更多資訊，
而是因為它很“科學”。

實際上，質性研究所能得到的資訊絕對都比量化研究來得多。

量化之所以吃香，
絕對不是因為它能得到「較多的資訊量」！

或許一方面是因為「方法論上的科學主義」的緣故，
另一方面，或許是因為「成本」與「效益」的緣故。

我不敢說「民調研究」一點意義都沒有，
（雖然我可能情感上這麼認為....）
但我絕對反對「民調研究」將自己推到絕對的崇高地位。

> > 這是「科學」的自大。
> 又來了,請就事論事,別動不動就用一個帽子來扣,行嗎?我蠻感冒你這種用語的!

「科學的『自大』」是個情感上的用字，
但這與「扣帽子」有何關係？

再說，這是我對於「科學主義」的反感，
並不是對特定人士的非議。

> 如何得知?就是看過去的民調結果得知的啊!如果沒有過去的結果,我們如何知
> 道要針對中間選民開拓票源呢?

以上兩行不就正是參選人的心聲嗎？

請問：政治研究者為什麼要在乎「如何開拓票源」？

又不是她參選，
如何開拓票源與她何干？

這樣，豈不是犯了
「不能獨立於研究客體之外」
的科學方法論的錯誤嗎？

> 不會一樣,但是誤差也不會太多,如果你硬要說不同得票率顯示民調無用,

我不是說：「民調」無用。
我是說：「單看得票率」是無用的。

> 1.民調不是只有在選前才有價值,事實上,歷次的"選前"民調結果都會被納入
> 對當前選舉的預估與參考!一次的選前民調,不只可以用來預估該次選舉,
> 也能提供給日後選舉參考,所以就算是選後,那一次的民調也仍有價值!

問：
「價值」所指者為何？

問：
到底對「誰」來說，
那是“有價值”的？

問：
為什麼政治學者要在意這種「價值」？

問：
到底什麼是「政治」？

如果沒能回答前述問題，
就直接認為「那是有價值的」，
這不是很奇怪嗎？

> 2.禁止選前民調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今天就算政府機構,研究單位約好不在選前
> 做民調,難道候選人不會自己做嗎?做了之後得出的結果就算不公布,也一樣可
> 以被用來擬定選戰策略,一樣可以針對所測出來的"可能"民意,來決定選戰訴求!
> 民調絕對會為各候選人所愛的!想要禁止它幾乎是緣木求魚,除非約定好,
> 不公布選前所測得到的民調結果,這樣做是為了不讓選民有機會操弄棄保效應!

要用法律來禁止任何人在選前作民調，
這是不可能成功的；
因為這是個經濟問題，
只要利益夠大，成本夠小，
「作民調」能幫助我當選，
誰都會想這麼幹。
正所謂：
殺頭的生意有人作，
賠錢的生意沒人幹。

因此，我從來都不主張禁止選前作民調。

我所主張者，
是設計出一套選舉制度，
讓投票的行為多樣化，
使得「對於『投票行為』的『預測』」變得不可能。

在我目前的藍圖裡，
這個制度對於每個參選人都相同對待，
因此它在設計上是公平的。

如果一套“公平”的制度，
同時又能讓所有人無法準確預測其結果，
那有什麼不好？

參選人並不會因為無法順利預測就放棄參選。
如果她仍要繼續參選，那她該作些什麼？

這個時候，參選人就得回頭思考：
「自己」與「選民」之間的關係。

換句話說，口水、抹黑之類的技倆會變得不受歡迎，
不是因為它們不道德，
而是因為沒有人知道用了會不會有反效果。

換句話說：
就是用制度來創造出一種參選的恐怖平衡。

> 這樣做等於在處罰做民調的人(或公司),
> 民調無罪!!!民調無罪!!!

很多人靠印選舉旗幟討生活，
這些「旗幟」也是無罪的！
問題是，當選舉結束，這些旗幟通通都只成為垃圾，
整個社會為了定期的選舉而負擔龐大的環保成本，
這整個行為就未必是無罪的了。

同理，
檳榔好端端地長在林間，也沒有什麼罪過。
但是，因為賣檳榔的利潤高，
因此有很多人為了種檳榔而砍掉原有的森林，
使得植被流失，
這整個行為也未必就是無罪的了。

就算「民調」無罪，
同時，搞「民調研究」的人也沒有惡意，
但，如果這一連串的「沒有惡意」
最後卻對我國的政治形成傷害，
這難道就應該嗎？

> 政黨們沒了民調利器一樣可以操弄選舉的,不是嗎?

正是因為有民調，
政客們就可以不用去管什麼是「應該」的，
她們只要討好選民即可。

而這，是我認為本世紀民主政治正不斷沉淪的原因。

事實上，只要有所謂「支持度」的數據可供參考，
政客永遠都會為了討好選民而行事。

也許有人會質疑：這與民調無關！

或許。但試想：
如果你今天剛就任公職，
下次的改選在四年後，
假設：你在往後的四年裡，
完全沒有任何民調或支持度可參考，
但你又不能坐在位子上每天等下班，
請問：你該作些什麼？

仔細想一想，就會發現這個情境是個很可怕的狀態。
因為資訊不足，所以政客永遠都不知道人民想要什麼，
也就永遠活在「作決定」的恐懼中。

在此恐懼的情境下，
我想，最後只會出現三種可能的結局：

其一，
政客會不顧一切地想要找民調工具來用。

其二，
政客會怕得什麼都不敢作。

其三，
政客會因為沒辦法，
只好回頭根據自己的信念與理念行事。

這裡，我不對第一種結局作討論。

第二種結局，會讓政客失去連任的機會。

第三種結局，
政客不是因為其理念受歡迎而連任，
就是因為其理念不受歡迎而落選。

> 了解選民就已是一個再堂皇不過的理由來做民調了!

我們花上一輩子的時間，
都未必能真正了解一個人了；
何況是想了解一百萬個人？

到頭來，我們所了解的，
終究只是很片面的表象。

如果我們對於「選民」的了解只及於表象，
那我們的政治實務也就永遠只能很浮面地幹些討好選民的事。

> 一件對選民有利的事嗎?討好選民本就是政治人物的本份與天職,
> 重要的不是他們去討好,而是他們討好了之後開出的支票要兌現,

這兩行不就是陳水扁的所作所為嗎？

反正外省人也不會投給他，
怎麼討好也沒用，
所以乾脆就透過合法程序來剝削外省人，
或者是拿全民的錢來貼補他的支持者。

這個現象在過去三年內不很眼熟嗎？

這正是你前面兩句的論點。

如果民主政治只是憑著相對多數來分括資源，
那猶太人被屠殺，也是活該；
有色人走在路上就被當成是恐怖份子看待，也是活該；
原住民在西部不受重視，，也是活該。

如果照前面兩行的論點，
反正我只要照顧那些有投票與可能會投票給我的人就好了，
其他人的死活與我何干？

顯然，這樣的政治不是我們所需要的。

> 所以重要是在選民的監督上!如果這次討好了選民後就未能兌現自己的承諾,
> 那麼下次選民就不選他啊!這就是給予政客的處罰啊!

陳水扁只要繼續發放老農津貼，
繼續給予計程車司機優惠補助，
他還是可以繼續當選。

你的觀點，代表了當代政治科學界的觀點，
但這是實然，而且是一個很糟糕的實然。

我談的是應然，而且是可能可以實現的應然。

> > 在理論上能充分表達人民意見，
> > 但實際上卻難以讓人在事前預測的制度，
> > 豈不是民主政治之幸？
> 很可惜我不認為這兩個命題能同時成立!

目前我所計畫的藍圖是朝這個方向在走，
裡頭還有一些瑕疵，
因為我希望能用同一套制度來兼顧單複數席次兩種公職體制。

國內目前對於選舉制度的改良，
說來說去只有兩輪投票制與單一選區兩票制，
後者需要動到選區，這是改革最困難的地方；
前者看起來好像不錯，實際上法國最近的總統大選殷鑒不遠！

我所設想的制度希望能同時容納前述兩種選制的優點，
而能避免前述兩者缺點。

目前還差一點點。
等到我構思成熟，再丟出給大家指教看看有何問題。

創造一個「無法預測結果」的選舉制度_2(20030807)

> 事實上,基於單純社會科學研究的角度,民調就是一種工具,幫助研究者了解
> 這群人的態度,這其實是可以不被候選人使用的;

學界當然會這麼認為。
（不然自己就失去立足之地了！）

但是，選舉民調除非在事後才公開，
不然，哪個候選人不會想利用民調來操縱競選策略呢？

在學界的學者就算很守分際，
那些撈過界的未必就懂得分寸，
更何況，還有很多學了民調的政研所碩士畢業生，
畢業找不到工作，進候選人身邊搞民調謀頭路，
這也都是常態。

因此，民調永遠都會為人所用。
這是不可能避免的原罪。

> 我認為是過於偏頗了,更甚者,正是因為它好用且有效,你才會撰寫這篇
> 以期杜絕它被用來操弄選舉,不是嗎?

事實上，民調不可能真正準確。
我所強調的，也不是在於「民調很準確」這點。

事實上，游盈隆自己是民調界的高手，
選前也有很多民調研究者預估他至少會有將近四成的得票，
結果呢？

「統計」與「民調」不能等同視之！

前者可以針對長期的穩定母群進行調查，
但民意隨時都會有波動，
而且，民調把問題只侷限於「投票行為」上，
人的意見與其行為之間的關係，常常有很多其他的變數，
事實上，民調對於民意很難真的準確的預測，
它所能預測的，充其量是投票結果。

誰說「投票結果」就等於「民意」？

事實上，每次選舉後，
多的是研究生拿論文來檢討民調何以沒能準確預測的原因。

> 2.民調之準確性正是因為它能了解選民的態度意向,而非它被用做操弄選情
> 之工具,以致於能估計準確!

這裡，你完全把「投票行為」與「民意」混淆了。
事實上，這兩者應該是不同的概念。

民調本身無法調查賄選買票（包括政策買票）的程度，
但賄選買票卻常常是影響投票行為的重要關鍵。

從「結果」就想推論「原因」，
這是「科學」的自大。

> 的主觀想法主導了),但其實,社會科學的精神不是在單次調查上,相反地,反而是
> 在長期觀察上,多次且不同時點的抽樣,可以使研究者更清楚選民的態度走向,
> 所以就算是選後,民調也一樣有其功效在!

是啊....這是理論上。

市場調查或許會有人作長期研究。
但選舉？少來。
每次選舉的參選人不同，環境也不同，
長期調查只能針對選民的基本盤作了解，
但選舉並不完全都受基本盤影響，
政策、事件、醜聞、....
有太多因素會突如其來地干預民意。

因此，選舉民調的主流還是只在選前作。

郭正亮、游盈隆、陳水扁，
這三人都是民進黨員；
但這三個人分別出來選總統，
難道他們的得票率都會完全如民進黨的基本盤一樣嗎？

用常識也知道不會一樣。

> 每一次地方選舉之後,一定會公佈得票數,歷年的當選得票數自然也就不是秘密,
> 今天就算政府下禁令不准用民調,候選人根據歷年得票數,一樣可以推估自己需要
> 買多少票以使自己當選,所以,重點不在於民調身上!而在於人們對選舉這件事,
> 心中所持之態度!

是嗎？

如果你能單憑得票數就有辦法知道該在哪裡買多少票，
那你真神人也！

光看得票率，你怎麼知道選民對於改變投票行為的意願高低？

你要在你原本得票率高的地方買多一點票呢？
還是要去原本得票率低的地方買？

左營的眷村，與三重的勞工區，
這些地方的得票率很懸殊，
但這些地方難道會因為買票而改投給陳水扁或宋楚瑜嗎？

事實上，臺灣政治今天的問題還是在於選舉。

選舉，只是政治的一部分，
但這卻是臺灣政治的全部。
選舉結束後，臺灣人便不重視政治參與了。

這點，是個文化的問題。

我也很希望能改變這個現象。

問題是：
整天喊著「市民社會」就能提升選民素質嗎？

不說別的，拿賄選來說吧。

在民主國家，
賄選被視為相當嚴重的罪惡；

但在臺灣，
賄選被視為是一種照顧，
是一種地方派系相生的關係。

很多人的票是只認樁腳與派系領袖的，
誰管候選人是誰啊！

請問：有什麼政治理論可以解決這種問題嗎？

沒有。

自由主義從一開始就把這種現象視為是為一種罪惡，
因此並不會正視形成這種現象的真正原因。

我並沒有天真到，
以為改變選舉制度，
就可以徹底解決臺灣的派系政治。

問題是，選舉制度的改變，
或許可以改變選舉文化，
進而，或許有可能改變派系政治。

賄選（包括政策買票）永遠是個經濟問題，
只要成本與利益不成比例，
或者中間的資訊嚴重不充足，
賄選的行為就會減少，
因為這個行為不能確保會得到利益。

同理，政治口水、族群動員、抹紅抹黑，
這些政治技倆也都是個經濟問題；
只要成本與利益不成比例，
或者交易的資訊嚴重不足，
這些行為就不能確保得到選票。

我想，我對選舉制度的改良，目的在此。

另外，一個無法作民調預測的選舉制度，
並不會阻礙學界對於民意的研究；
它所妨礙的，是民間的選舉民調公司。
（一般市調公司未必就會受到影響）

請問：
民間的選舉民調公司最重要的客戶是誰？
還不是政黨或參選人？

學界如果無意以其研究干預選舉，
大可自作自的研究，
預測準確或不準確，
都可以作為日後精進其研究的根據。

真正的科學研究，
從來沒有只求成功的！
事實上，只要操作合乎學界規範，
一個失敗的研究，對於整體科學的進展，
其幫助未必就小啊！

因此，該改變的是政治學者的心態！

一天到晚想要準確預測選舉結果，是何居心？
想要證明自己所學的這套很有意義？

如果只是想證明自己學科存在的價值，
那只要能遵守學術規範，
選前的研究，選後才發表，
不是更可以拿選舉結果來作檢證？
同時還可以探究自己哪裡不嚴謹或有瑕疵，豈不更好？

何必非得事前公佈不可？

想要事前公佈，或許就是想要操作選舉。
既然政治學者也可能是選民，
那她想利用自己的研究來干預選舉，
這也是很合理的。

甚至，想要拿自己的研究，
在學界外頭找個出路，混口飯吃，
這也是很常見的。

因此，只要「民意調查」這東西繼續存在的一天，
就很難避免與政治實務及選舉扯上關係。

如果能夠設計出一套：
在理論上能充分表達人民意見，
但實際上卻難以讓人在事前預測的制度，
豈不是民主政治之幸？

創造一個「無法預測結果」的選舉制度_1(20030801)

廖達琪老師〈投、開票分離制〉所點到的，
其實也是我這一兩年來思考的一個問題。

我的想法很簡單，
就是希望能創造一個「無法預測結果」的選舉制度。

首先，現有的「選舉研究」（或者說「民調研究」），
無論其方法論是否符合科學的“標準”，
但不能否認的，
「民調研究」只有在選前才有意義，
一旦選舉結束，「民意調查」這玩意就沒人理會了。

但是，不管選罷法如何規定，
不管是十天前還是一個月前，
只要有「選前民調」的存在，
候選人就一定會想要從中獲知某些足以讓他們操縱策略的資訊。

這個現象不是「民調」本身的問題，
而是「選舉」的問題，
但兩者相生相成。

換句話說，
「民調研究」越“科學”，
其對於選舉結果的預測越“準確”，
則「民調研究」就越容易與「競選策略」結合。

這一點，只要存在有「競選」與「民調研究」，
就永遠不可能消失。

無論選罷法如何規定十天前不能公佈民調，
「想要操縱選舉」的心理永遠都不會消失。

不公佈民調，充其量只不過少了媒體對群眾的渲染力，
但候選人還是可以根據民調來決定自己的競選策略。

如果只要有競選行為，
就一定會有候選人根據民調來決定競選策略，
那麼，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所有的候選人都在討好選民」的現象。

問題是：這樣的政治生態是我們要的嗎？

這個問題，我問過一些搞民調的人。
她們的回答是：就是這樣啊！

好吧....
如果搞民調的人認為「實然」就是「應然」，
那我也無話可說。

不過，切莫忘記：
在臺灣，賄選、派系、樁腳，
這些也都是選舉的「實然」！

因此，是不是國內的政治學也應該將這些「現象」視為「應然」呢？

政治科學最荒謬的一個方法論的假設是：
它以為「政治」是個自在自為的存有。

因此，「人」只要作「觀察」就夠了。

問題是：
「研究者」本身難道不是「參與者」嗎？
「研究」本身難道不會影響「結果」嗎？

如果羅福助、蔡豪與柯賜海三人競選總統，
「民調研究」一定也可以知道誰最可能當選；
問題是，「知道是誰當選」對於我們的「政治」有沒有幫助？

顯然，光是「知」，是不足以改善「政治」的。

「民調研究」能不能幫助我們思考：
為什麼會是這三個人最後出線？
為什麼其他的人都不出來參選？

顯然，「民調研究」回答不出這些問題，
因為這些問題不是它的研究範圍。

「民調」對於參選人最重要，
對於一般選民來說，
除非要操作棄保，
不然「民調」就算很低，
基本盤差又能如何？

在六○年代以後的政治學裡，
我們看到的只有「民調」不斷介入選舉，
而終究以為自己很中立、客觀、科學。

如果這個世界的運作如同一部機器，
那陳水扁還是連戰當選，顯然都沒有太大差異。

也因此，事前就知道誰會當選，也根本沒有意義。

也因此，民調一點都沒有存在的價值。

弔詭的是：
正是因為世界不是機器，
所以民調才有意義。

而這，卻與民調的方法論恰恰違背。

因此，「民調」終究只不過是「工具理性」，
是「手段」，而非「目的」。

正因為「民調」只是「手段」，
所以每個參選人都想努力利用它讓自己當選。

但是，「民調」真的很有用嗎？

顯然，「民調」只能以「既存制度」為存在前提。

試著作一個民調，問問民眾：
「假設明天就要投票，
而我國突然改成愛爾蘭的投票制度，
請問你會投票給哪個候選人？」

問題是，我國今天就不是採用那種選舉制度，
這種假設性的問題，民眾怎麼回答？
「民調」又怎麼理解民眾的回答？

對....假設性的制度根本不存在，
因此「民調」根本不用去問這種問題。

問題是：
「現存的制度」不等於「最適合的制度」，
在「現存的制度」下能當選的候選人，
不等於是「最多數人民最希望當選的候選人」。

說穿了，「民調」根本不關心「人民真正的想法」，
它只關心“看起來好像很科學”的假性預測。

總之，「民調」對於「政治」沒有任何正面的意義！
除了「操控」，還是「操控」！
不是「政客」想要操控「人民」，
或者是「參選者」想要操控「競選策略」，
就是「研究者」想要操控「預測結果」。

當一切都是「操控」，
其結果，就是今天「民主政治」的危機。

「民主政治」的精神在於「制衡」，
定期改選、權能區分、連任限制，這些都在於「制衡」。

問題是，「選舉」的本質就在於「操控」！
參選者希望能勝選，
選民希望能讓討厭的候選人落選，
這一切的意志，全部落在「『操控』的行為」這個結果上。

歐美許多政治哲學家認為：
要想化解民主政治的危機，
其解決之道在於
「公民社會」、「公共討論」、「公共哲學」、....等。

說穿了，就是希望能提升選民的素質。

問題是，當一切都只是為了「操控」時，
人民的高素質真的可以解決民主的危機嗎？

又或者，人民真的能全面全部地提升素質嗎？

如果前面兩個問句的答案是否定的，
那顯然民主政治的危機還是無法解決。

我的想法是：
如果能徹底讓選舉的「操控」瓦解，
選舉就會回到「民主」的基本面。

事實上，當沒有人能夠在事前預測誰會當選時，
賄選會變得相當不“經濟”！
因為沒有人知道該買多少票，
也不知道該花多少錢買一票。

理論上，賄選只可能存在於
「候選人的支持度相差不多」的前提之上：
若是相差太大（百分之十、二十），根本沒有買票的必要，
因為沒有人有錢買得起百分之十的票，
也不可能有百分之十的票好賣（若有，還真悲哀！）。

正是「民調」讓參選人決定買票的價碼與數量。

如果沒有「民調」，
或者「民調」根本不準，
買票就變得很冒險、很不“經濟”。

總之：我想設計一套能夠瓦解所有「民調」的選舉制度。

關於這點，我已經有初步的構想，
只是還需要就一些細節再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