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三四天把《隱形民主》(Stealth Democracy: Americans' Beliefs About How Government Should Work)讀完,感想真的很多。
坦白說,我完全沒有預期兩位來自內布拉斯加這種〝鄉下〞大學的實證派學者,居然可以熟稔使用量化(計量統計)與質化(焦點團體)這兩種實證研究方法,直接單挑一干主推社群主義、審議民主或對話式民主的理論大家,而且從分析、舉證到論點,大體上都很能為我所接受。(臺灣有多少這種實證派學者?)對我來說,這本書雖然不一定能稱得上是曠世鉅著,但也已經是很優秀的傑作了;但出版至今十來年,我卻直到最近才聽說並翻閱了這本書。料想應該與「這兩位作者來自中西部的邊陲大學」這點大概脫不了關係。
這本書談「隱形民主」。討論的雖然是美國,但基本上我相信內容完全可以適用於其它所有現代的民主國家。
這兩位作者援引大量實證研究成果,論證了一個乍聽之下很驚人,但細想一下卻很難反駁的論點:其實絕大多數選民並不在乎公共政策的議題與立場,關於民主政治她們其實只在乎兩點:
(a)人民極其厭惡並擔憂政客與利益團體會利用政治過程圖謀私利;以及
(b)如果可以,人民誰也不希望浪費自己的私人時間投入參與或討論公共政治。
換句話說,如果能夠確保政客們不會屈服於利益團體的遊說而出賣選民的話,其實國政到底該怎麼搞,選民其實並不是真的很在意。
這兩位作者把這種心態稱之為「隱形民主」,意指選民們期待民主政治能夠在完全不用自己出力維護的情形下就能自動自發地運轉良好。
由於作者們在大量實證研究中發現,選民從來都不是在「毫無選擇空間」或「完全被迫」的情形下,才逐漸走上這條擁抱隱形民主的道路,所以作者們相信:隱形民主其實是選民自願選擇的結果(儘管這個結果一點也不理想)。
相比之下,幾乎被所有當代民主理論家視為至關緊要的「參與式民主」、「審議式民主」或「對話式民主」,其實都被這兩位作者視為不過是理論家或哲學家們但憑個人知識精英主義式的傲慢心態的產物。
誠如兩位作者所言:「如果這不算是精英主義的態度,我們不知道怎樣才算」(If this is not an elitist attitude, we do not know what is, p. 233)。我也確實認為不管是Sandel、Habermas還是Putnam,這些理論家其實對於民主的想法,雖然看起來動輒把「人民自主」四個字掛在嘴邊,但實際上只是知識精英們想當然耳的知識產物;所以這些看似民粹主義式的民主改革方案,確實說穿了終究只是精英主義的產物。
但想來諷刺,因為最容易被一般人以為是主張精英主義的,反而是類似這兩位作者所談的「隱形民主」。
說實話,我對於這兩位作者貫穿全書一直不斷對此作抱怨的心理,其實非常瞭解;因為我的思想也經常被一些人過度簡化或直接曲解成是「精英主義」的思想。
何以故?因為我始終不相信:面對價值善觀多元的現代社會,而且分工高度專業複雜的公共議題,一個完全沒有起碼知識能力的政治素人,可以但憑一腔熱情熱血,以及同儕友伴間的自我催眠口號,就可以作出優質的或至少是合理的政治判斷。
正如這兩位作者一樣,我不相信一般俗民有足夠的知識與能力作成公共議題的政治判斷,所以我與這兩位作者都主張應該針對公民進行教育,而非貿然地鼓吹「公民參與」,然後把政策的決策權柄隨便交給根本還沒有作好準備的廣大公民。
然而,就因為我與這兩位作者一般,我們都沒有對「人民」抱持著不切實際的美好想像,所以我與這兩位作者都難免會被扣上「精英主義」的帽子(儘管那些言必稱公民改革的民主理論家反而對我與這兩位作者而言才是不折不扣的精英主義者)。
事實是:當人民本身欠缺各種專業知識與能力,又欠缺長期補修相關資訊的意願時,絕大多數的選民,其實都是高度被政客通過操控議題語言而利用的芻狗角色罷了。當政客或不懷好意的知識精英們動輒丟出「賣台」、「反商」、「毀憲」這類詞彙,並用各種假議題洗滿公共傳播的頻道時,原本已經無能至極的選民,除了完全依賴政治精英們的指導而自甘走卒芻狗之外,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別的所謂公民參與的可能性。
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同意兩位作者:打著民粹語言但實際上是精英思想掛帥的那些民主理論家所提出的各種民主改革解方,完全不可能真正改變當代「隱形民主」的問題;因為今天的隱形民主終究是選民基於自身的愚癡無知而甘願選擇的結果,妄想通過任何外力去強迫選民改變,不僅無法奏效,甚至只會有反效果而已。
那麼,問題到底該怎麼解決呢?
這兩位作者認為,「稍微有點不民主」其實並不是一件那麼可怕的事情。「隱形民主」雖然嚴格定義起來並不能算是民主,但它終究保留了一定的民主空間;只要哪天選民興致來了,願意驅走懈怠懶惰的心態,放下因為無知而纏繞的偏見,並真心承認「政治終究需要通過有知識能力與服務熱忱的政治家相互進行政策角力」這點,則「隱形民主」隨時都可以往「標準代議民主」靠攏。
反之,這兩位作者批評:一般民主改革理論所提出的方案,雖然幾乎都高度鼓吹邀請人民參與政治,但一來沒有解決「選民其實欠缺參與民主政治的誘因」的這個問題,二來沒有辦法確保「選民一旦參與政治後,整個民主政治必然就能因果相續地自發上軌道」,所以這種高調不僅無助於解決問題,更反而有害:因為一群理盲激情卻又高度參與社會組織的群眾,其實很容易就變成打著正義幌子而撻伐異己的多數暴君。
對於這兩位作者的分析與批評,大體上我完全認同。真要論我的思想跟她們兩位有什麼不同,我想大概只有在「解方」這點上頭有所差異而已。
她們主張通過對青年人進行教育,使一般選民趁早認清「政治終究就是一種異中求同的藝術」這點,進而不再一看到「官員民代間為了政策堅持而爭論」就反感地選擇退出政治領域,也不該天真地以為政治過程真能維持某種利益團體的真空狀態。對她們來說,選民越早認清「民主政治的無效率與無能,其實是選民自己缺乏知識能力與意願的結果」這個事實,就能越早醒悟,終而逐漸戒除自己對「隱形民主」的依賴。
她們的這個「解方」,其實恰巧就是我這幾年在參與公共討論時所努力的部份。只不過,這個部份,其實嚴格來說,只是我整個想法中最皮毛的一小塊(雖然那其實是一般社會各界關於我的想法最可能接受的部份〔饒是如此,我仍然一天到晚被曲解或被無視〕)。對我來說,她們所提的解方固然有點道理,但我始終相信當代民主政治的問題直接出在自由主義的人觀與權利本位哲學思維上頭。倘若我們沒辦法從這個地方修改起,民主政治終究只會是個人民自我選擇的「結果」,而非是自始形塑人民關於「群我」關係的公共哲學與道德哲學的「源頭」;因此,雖然我在「解方」的細節上同意這兩位作者的若干觀點,但我仍然著眼於從最初的哲學與理論面上的核心概念開始處理起。
當然,這個目標是個很浩大的工程;真要搞起來,這絕對非得正面挑戰許多歐美知識界的歷代與當代大家不可。對於不屬於歐美知識傳統的繼承者的我而言,這著實是一場前有強敵、後無奧援的硬仗;除了知識理論層次上的戰場之外,我終究得一邊面對知識後殖民處境的兩難困境,一邊試圖爭取與歐美知識精英的對話空間。於此同時,我還得不斷應付來自文化母國大後方的騷擾與澆熄熱情。
說實話,看著英語母語人士在自家知識戰場上,尚且難免因為未能身居知識精英圈而只能稍起漣漪一圈,看著自己連起碼的立足安身之所都沒個著落,難免只能潸然淚下而黯然神傷到不能自已了。只不過,該盡的力還是得努力。但求鞠躬盡瘁、無愧於心罷。
2013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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