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民進黨籍的基隆市議員，對馬英九的車隊丟鞋抗議，抗議馬英九在國民黨中常會上暗示「政府可能不必蓋汐止捷運」。這則新聞突顯了一個很多人經常抱怨的問題：我們的總統到底在幹些什麼？
蓋捷運這種最多只關交通部長職權的事情，今天已經被很多人（包括民進黨籍的地方市議員）認為是應該由總統負責的行政政策。問題是：這是我們的憲法（無論是本文還是增修條文）賦予總統的職權嗎？這是憲法對總統的期待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憲法在規定總統的各種權力與責任時，除了「可提名行政院長」之外，沒有任何一丁點與行政院業務相關的職權。
但，儘管憲法完全沒有這方面的規定，顯然在我國的憲政運作上，我們的公民、政客與政黨，全部都期待民選總統就是應該背負一切國政的「責任」，甚至還常常誤以為總統其實擁有足以應付這些被期待的責任的「權力」。
我國總統有沒有足以應付這些責任的「權力」？答案是「有」也「沒有」。
當總統同時擁有政黨黨中央的政治權力（國民黨），又或者總統同時擁有為黨籍公職選舉籌款與輔選能力（民進黨）時，這樣的總統就擁有許多可以用以影響行政院甚至國會、以主導政策擬定及執行的權力。
但這些權力不是體制內的，尤其不是憲政框架明文規定的，所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如果總統本身缺乏影響政黨的威望與能量，則總統就沒有任何足以主導行政的權力。
無論喜歡不喜歡，這是我們從開放總統直選以來每一任總統的憲政實踐。從李登輝、陳水扁到馬英九，我們的公民、政客與政黨，都是這樣理解我們的總統在國政上的責任與權力的關係。換句話說，也許我們的憲法沒有要求總統這些責任，所以沒有給予總統這些權力，但我們的公民與社會，自己在我們多年來的憲政實務上找到了出路。
雖然我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個已經持續二十多年的憲政現實，但我從來都不認為這樣的權責不相稱是一件好事。比較理想的狀況是：我們期待總統有多大責任，我們就賦予她多大權力，然後我們才設計如何制衡這些權力，並將這一切設計寫入憲法與增修條文各章加以法典化。
然而，儘管我們經歷了七次修憲，但我們從來沒有真正把我們對總統的期待，落實到憲政上的相關權力以及後續成套的憲政制衡機制之上。當然，我們每次的修憲，都反映了我們的政黨、政客與公民的短視與輕率，所以每次修憲前都缺少充分的討論與審議，幾乎都只想用修憲這種〝本來應該被視為是終極手段〞的祕密武器，來解決各種眼前短期的政治問題。因此，也就難怪有人笑話我們的憲法「修改程序比修改法律還要容易」了。
但除了責難我們的政黨、政客與公民之外，更應該被責難的，其實是我們的法律學者與政治學者。理論上，學者是以「求知」為職志的專業工作者，本身應該可以超然於現實政治的利益與權力糾葛之外。換句話說，倘若我們的法律學者與政治學者都能秉持著學術專業與良知而作發言，則我們的社會就能在各種不同的學術專業見解中，思考最適合我們社會與民情的憲政解決方案。這就是所謂的「言論自由市場」。
然而，由於我們的學者一向沒有辦法回應這種期待，所以我們的社會在討論作成修憲這種重大政治決定前，根本沒有充足的學理資訊可以參考。更有甚者，我們的從來都不缺少「基於政治目的而泯滅學術良知」的學者，所以我們的學者不僅未必能就學術專業作發言，甚至還會刻意扭曲資訊以誤導社會公眾。會這麼作的學者，無論其目的是因為相信那些非出自於學術專業的「個人政治偏好」，或者是因為想要藉此討好政黨政客以換取政治資源，其行徑與心態都直接造成了對社會的傷害。
甚至我們可以這麼說，當一個學者罔顧她的方法論與學科學門專業訓練時，她不僅不再有資格被視為是「社會的良知」，她更反而應該被視為是「社會的毒瘤」；因為我們的學者始終被社會認為具有某種發言的權威地位與道德光環，倘若學者發言不是基於學術訓練而是政治野心時，則她就是在利用這種權威地位與道德光環。
這種對學術專業的踐踏，會形成兩種惡果：
第一、我們的社會會因為相信這些別有居心的學者的偽專業意見，而在重要的政治議題上作了不妥的判斷。又或者，這些判斷本身也許是合理的，但它的民主正當性會被削弱，因為它終究是以欺瞞與誤導為手段的結果。當我們的民主政治長期以謊言與理盲口號作為作成判斷的依據時，這便會直接削弱公民對民主政治本身的信任。
第二、這種自甘踐踏學術專業而發言的僭學者，終究會摧毀我們對所謂「專家」的信任。由於現代公共事務越來越複雜，而社會上對價值的擁護也越來越多元，因此單一一個公民很難完全憑藉著自己的力量就累積到足以作成好的政治決定的資訊與知識。倘若我們在各個領域上的學者專家都能善盡公共責任地，基於自己的專業知識提供社會在作成政治決定時所必要的各種資訊，則我們就比較有可能應付現代複雜公共事務；然而，倘若我們的學者專家自己宣稱的專業意見其實都不可信，則我們的公民就很容易落入資訊或知識上的無能狀態。這種無能狀態不僅容易使我們作成錯誤或不妥的政治決定，它更容易使我們的公民選擇退出對政治過程的參與（因為作成政治判斷的資訊成本越來越高，而民主參與的效能感卻越來越低），使我們的公民變得更加冷漠。這種政治冷漠雖然不一定必然為惡，但它始終都會斲傷整個政治過程的民主正當性。
很多熱血沸騰的公民運動者，把當代各種民主政治的問題，歸咎為「公民參與不足」，因此使用各種口號與媒介去鼓吹公民重新回到政治過程中。然而，儘管她們充滿了對於社會與民主的善意，她們實在欠缺足夠的知識與判斷能力。所以她們在公共議題上，只能跟隨著某些她們以為是〝清流〞（但其實反而是濁流）的僭學者而起舞。
在實踐上，這些公民運動者終究只能炮製各種嘩眾取寵但瑣碎無意義的口號標語，或者上演行動劇，或者聚眾衝撞警方拉扯政府招牌；用盡一切手段動員支持者，但就是不懂得補充公民對各種公共議題的知識與能力。恰恰相反，她們比起任何其它公民更加依賴這些僭學者的別有用心的發言。而眼見有市場，這些僭學者也就更賣力地繼續炮製出各種足以迎合這類團體口味的偽學術專業意見，來換取眾人對她們的倚賴與崇拜。
因為少數不肖學者為了賺取政治利益或權力的〝自甘墮落〞，而使得我們整體社會被謊言綁架政策，對專業不再信任，最終逐漸對政治感到冷漠，於是摧毀了我們的民主政治本身；這個成本與效益，顯然完全不成比例。但由於這些學者不必為了踐踏自身專業而負擔短期成本，而昧著學術良知發言所能賺取到的政治利益又是那麼的直接與明顯，所以願意走上這條不歸路的理性學者越來越多。當這類僭學者的人數逐漸相當甚至超過剩下那些還懷學術良知的學者的人數時，劣幣就會逐漸驅逐良幣，進而加速整個學術良知崩壞的過程。
顧炎武在〈廉恥〉中說道：「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吾觀三代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誠如顧炎武所言，我們今天的學術良知崩壞，也非一朝一夕之故。
雖然顧炎武終究強調：「然而松柏後凋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彼眾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但我們今天還能堅持學術良知的學者，到底剩下多少人呢？整個學術環境與社會整體，又還能容得下這種學者多久呢？
我相信顧炎武所謂的松柏晨雞或胡適所謂的烏鴉，終究還是存在於這個社會之中的。也許她們的人數正在減少，又也許她們正逐漸經歷著世代凋零。但她們總．是．存在著，而且她們必．須．存在著。我也只能這樣說服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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