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經濟學原理萬能論」是說：有許多人在聽說（說得好聽點是叫做「學習」）到了某些所謂的「經濟學原理」之後，就開始有種錯覺、以為“掌握到了這種知識”的自己、開始擁有了某種神奇的、在面對「經濟行為」或「市場」時的預知能力。
當然，這種所謂的「經濟學原理萬能論」其實是很嚴重的迷思；而最容易擁有這種迷思的人，恰恰是那些“最近才剛聽說(或學習)過該「經濟學原理」”的外行人。
對於那些一輩子都在「經濟學」這個學科裡頭打滾討飯吃的專業人士而言，所謂的「經濟學原理」多如牛毛，而且經常都會彼此衝突；所以她們因為見識得多了、所以反而不會迷信這種「經濟學原理」的萬能論。
我不是說「專業經濟學家不承認『經濟行為』或『經濟現象』終究存在某些規則或規律」。我說的是：她們終究會認識到「經濟學知識，其實並沒有那麼神奇；它不能預知各種經濟行為或經濟現象；它充其量只能用事後之明去給出最合理的分析與解釋」。
換句話說，所謂的「市場機制」，它其實是只能從事後之明去確認的。何以故？因為市場機制運行的方式很複雜，而且也經常沒有固定的軌跡，甚至時間週期也不一定都在類似維度上。
舉個例子來說：
最近某“經濟學系”公知（【按】這邊不是指該公知畢業於經濟學系或受過專業的經濟學訓練；而是指該公知言必稱「經濟學」三個字。在此，「系」字取「派系」的意思解，與「佛系」二字的用法類似）宣稱：當人掌握經濟學知識到了一定程度後，就可以光看到某一「政府干預價格」的行為、就能夠預知在市場上的人們、會採取哪些行為來因應。
確實，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政府對市場價格的干預，極有可能會引發市場中的行動者的某些行為、來回應該「干預市場」行為。
然而，即便是知道了此一「經濟學原理」的人，其實仍然沒有預知「市場會在『何時』、出現『哪些行為』作為回應」。
姑且解釋一下。
比方說，政客片面調漲法定最低薪資的標準，這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干預價格的行為。
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這種行為會引發某些雇主的行動、來沖銷或抵銷這種干預價格行為的效果。
所以，在調漲最低薪資門檻的法案通過後幾年，我們可以觀察到A.「雇主開始減少僱用非熟練勞工」（尤其是青少年打工族或大學新鮮人）；也可以觀察到B.「雇主開始克扣一些過去長期都有給員工的福利」（比方說停止原本就長期提供的包餐福利或免費停車福利）。
這些現象，當然都可以統稱為「基於市場機制的回應」。
但問題是：即便是那些長期投入觀察工作的實證經濟學者，具體上仍然不可能在事前預知「一個特定的雇主、究竟會採用哪些行動（A？B？A+B？）、來沖銷前述『政府以調漲最低薪資門檻手段來達成干預價格結果』的變項」。
何以故？因為每個雇主的財務狀況與企業現金流都不完全一樣；而不同產業的自身產業的景氣預期也不完全一樣。
在整體經濟景氣上升的階段，這種「調漲最低薪資門檻」的行為、其實不必然真的會構成「干預價格」的結果（雖然在定義上、它當然是政府以非經濟行為、去干預了市場價格）。
何以故？因為市場上的勞雇雙方，都有可能因為預期「在短期的未來中、市場上的薪資水平、本來就會約略上升」這點。
所以，倘若政府的干預行為、本來就搭著景氣的長期趨勢走，則這個「干預」行為就不一定真的會構成「干預」，而只是提早一點反映了「市場假格」。
另一方面，當「當前景氣」已經處於谷底階段，而政府除了「調漲最低薪資門檻」之後、還有別的、而且是更大力道的「振興景氣對策」等行動時，則未來的薪資水平、也可能因為「政府除了『調漲最低薪資門檻』以的別的干預行為」而上升。如此一來，「調漲最低薪資門檻」這個單一的「干預」行為，就未必會構成對勞動市場中薪資水平之「價格」的「干預」。
再者，「雇主」作為生活在政治社會中的人，她因應別人政治行動（比方說，立法者通過的「調漲最低薪資門檻」法案）的方式，也有可能是“政治性”的，而不必然是“經濟性”的。
比方說，最容易受到「調漲最低薪資門檻」此一「政府干預」影響的快餐業者（因為大量勞工來自於低技術的打工族），有可能會結合酪農業者與肉品業者、一起形成壓力團體的聯盟，在別的法案上（比方說對於肉品與奶製品的進口管制，或食品加工品質規範標準）進行遊說，從而彌補她們（快餐業者）在「人力開支上漲」上的損失。
當然，這種遊說手段或許是臺灣人比較難以想像的，但它卻是美國政治的日常。事實上，由於美國國會採取兩院制，因此壓力團體通常只要掌握幾個關鍵委員會的主席，就可以讓對她們不利的法案在進到「院會地板」階段前、就被封殺。
另外一種「雇主」可能會有的“政治性”回應方式，不是直接遊說政策或立法，而是通過「硬吞“對己不利”的政策苦果」、來展現出自己對特定政黨（或政客）的忠誠，以期待該政黨（或政客）能在未來用別的利多政策作為補償。
這種「隱忍」，也可能直接基於「雇主」自己在政策意識形態上的偏好，而非單純地基於「期待日後補償」這種效益性質的算計。
比方說，美國農業州有許多農民因為川普開打貿易戰而損失慘重；儘管這些農民團體已經多次通過遊說的方式、向川普表達她們的憤怒與不滿，但川普在這些地區的支持度仍然只下滑一些些。主要的理由在於：儘管許多“作為川普支持者”的農民親自蒙受了許多“因為川普之政策而造成”的經濟利益損失，但她們的意識形態立場、仍然要求她們相信「川普知道他在做甚麼！所以再多忍耐一會！」這點。
像這種考慮「期待日後補償」，或考慮「政策意識形態立場」的「雇主」，不必然就會直接通過前述A或B之類的手段、來沖銷那些“由她們一貫支持之政黨（或政客）所提出”的「調漲最低薪資門檻」的「政府干預價格」行動。
事實上，美國最早的「最低薪資」政策，並非如許多人所以為地、出自於那些進步主義立法者之手。恰恰相反：美國最早的「最低薪資」政策，來自於當時還是農業州的東岸與南方的國會議員。
她們之所以要建立全國性的「最低薪資」標準，也不是為了保障自家選區子弟的就業福祉；恰恰相反，她們此舉是為了墊高她們選區的競爭對手（主要是加州與許多地廣人稀的中西部農業州）的經營成本，因為她們自己的人事成本本來就比對手要來得高。
由此可知，一個貌似最“政治性”的「政府干預價格」行動，其實背後可能也是基於立法者背後的金主與壓力團體的經濟算計。
所以，廣義來說，這種利用政客或立法手段的行徑，其實只是另一種層次的商業競爭手法；正如今天很多科技大廠、其實都會故意明知無理地故意起訴競爭對手侵害自己的專利：這種行為的目的當然不是真的因為認為自己的專利或法律權利受損，而是企圖把對手拖進耗時耗力且吃大量資源的法律戰場上，好逼對手在商業競爭的決策上、對自己妥協。
由此可知，一個「政策」的背後，到底哪裡算是“政治性”的考量？哪裡算是“商業性”或“經濟性”的考量？其實這個界線並不是截然二分地清晰明白。
既然如此，硬要充內行地宣稱：「市場機制必然會糾正『政府干預價格行動』」這點，就沒有太大意義。因為在此「宣稱」的背後，必須要先定義清楚哪些算是糾正？又哪些糾正是基於市場機制而發動的？
姑且不論「我們無法事前預知個別特定雇主究竟會在何時、採用哪些沖銷手段」罷了。事實上，就連「一個社會在集體上、『雇主』這種人、究竟會優先考慮採用哪一種（或哪幾種）特定的沖銷手段」這點（也就是討論「到底在前述A與B等政策中，哪一者會優先被雇主所採用」這類的議題），其實也是我們事前無法預知的。
儘管我們從我們對經濟學原理的知識中、可以合理推論出「雇主的沖銷手段遲早會出現」此一猜想，但我們不僅無法預知「會是哪些手段」，我們更無法預知所謂的「遲早」到底多遲多早。
何以故？因為經濟學上的「預知未來」幾乎是個不可能達成的任務；事實上，真正長期受經濟學訓練的專業人士，恰恰都會在生涯的早期階段、放棄這種中二般的幻想。
為什麼它只是個幻想？因為會影響經濟現象的變項相當多，但分析者能夠看到的，以及能夠想到要拿來觀察並分析比較的，終究有限。
正因為在實證分析經濟現象時、所必須考量進去的變項相當多，所以真正長期投身於此的專業經濟學者，都只能作到「用事後之明、針對一個大家都已經看到的現象、去給出最合理的分析與解釋」。這才是絕大多數真正的經濟學者幹的事情。
而那些“經濟學系”公知，其實幹的恰恰就不是專業經濟學者幹的事情。因為她們必須靠販售自己的「先知」形象來圈粉討賞。
另外，不妨讓我們談得遠一點。
誠如前述，真正專業的實證經濟學者，大部分都致力於進行「用後見之明、去尋找“可合理解釋已觀察到之現象”的經驗證據」這種工作，而非關注於「事前預測」。
然而，即便我們試圖縮短我們的觀察時間、看看能否爭取「在第一時間就觀察發現到、前述各種沖銷手段的出現」這點（假設我們終於承認我們不可能事前預知），但這仍然很困難。
何以故？因為有時候，雇主不會採用前述A或B之類的方式來做為沖銷手段，而是用反方向的方式來因應。
回到前述「政府調漲最低薪資門檻」的例子。
當面對「人事成本會直接增加」時，有些雇主不僅不會減少雇用或砍福利，她們反而可能會幫勞工加薪或直接擴大雇用。
這聽起來很不可思議，但事實上，有些實證經濟學者確實也曾觀察到「調漲最低薪資門檻」與「促進經濟發展」（以「增加GDP」作為proxy）的顯著相關。
但進一步去分析後，我們可以發現：在這些「加薪」或「擴大雇用」的背後，仍然有著某種合乎經濟學原理的邏輯。
比方說，很多「雇主」會針對“高技術”勞工而給予加薪或擴大雇用，但卻完全不會針對“低技術”勞工；而且這類行動確實顯著地是回應「政府調漲最低薪資門檻」政策而為，並非不相關的獨立行動。
這就讓我們開始困擾了：因為「幫高技術勞工加薪」這點，通常很難被認為是沖銷「政府通過調高最低薪資門檻而進行干預價格」的手段。何以故？因為高技術勞工的薪資水平，通常遠遠高於最低薪資門檻。
但實證經濟學確實發現有「雇主用幫高技術勞工加薪方式作為沖銷政府干預價格手段」的現象。（當然是事後才觀察到）
那這個現象如何解釋？
它其實仍然合邏輯：一些財務狀況好、產業前景仍然樂觀的雇主，有能力不減少“低技術”勞工的僱用（或不減少給“低技術”勞工的長期福利），但她們因為預料到「“高技術”勞工，會因為整體市場中、許多雇主開始減少僱用“低技術”勞工、而開始在勞動市場上的議價能力增強」這點，所以提前用加薪的方式來保住自己手上的“高技術”勞工人力，或甚至搶佔性地preemptively先行加碼，好在「高技術勞動力市場」中卡位。
對於這些雇主而言，她們整體的人事開支有沒有增加？有，而且確實是因為「調漲最低薪資門檻」這種政府干預價格的行動而增加。所以，技術上來說，這些雇主並沒有沖銷前述政府行為。
但實際上她們的行動仍然沖銷政府行動；因為她們沖銷的不是「政府行動的直接結果」本身，而是「『政府行動的直接結果』的結果」；也就是各種因為「政府干預價格」行為所擾動並誘發的「市場」波動。
所以，在這些例子中，「市場機制」反身性地reflectively成為了一個中介變項。
這就是何以「市場機制」四個字看來簡單，但其實它幾乎都只能事後確認存在；因為「市場機制」有時候會自己反身性地干預自己，而這種「反身性自我干擾」幾乎是我們事前無法預料的。
（比方說，在前例中，某些雇主不僅沒有減少低技術勞工的僱用或減少給福利，她們反而給高技術勞工加薪，使得自己總體的人事開支成本、因為調整最低薪資之後、還要增加得更多）
我並不是說：因為市場機制有時候會有反身性自我干擾、所以經濟學原理就沒有學習的必要了。
我說的是：經濟學這門學科，本質上是將一個複雜的、多變項又多層次的有機體、通過簡化與模型化、來得以讓我們可以方便描述的學問。所以經濟學知識，對於「從事後去解釋一個已被觀察到存在的現象」這種工作來說，很有用；但它對於「事前預測」卻沒有太大幫助。
理由很簡單，終究還是巴柏那著名例子給我們的啟示：「觀察」從來都不是客觀存在的，而是由人主動去發起的一個行動；所以，既然任何的「預測」都不可能不通過「觀察-歸納-理論-預測」這種軌跡前進，則除非我們事前就知道“哪些才是與這次預測真正相關”的變項，不然所有我們以為可用以支撐「預設」的輸入性資訊，都可能是無用的。
這也是塔雷柏Taleb一天到晚掛在嘴邊談的「黑天鵝」。
一個最直接的證據就是：過去幾百年來，專門靠作交易吃飯的人之中，大部分最後能生存下來的，都不是靠預測「市場機制這次會如何作用」而存活的。
那些自認自己找到價格波動週期的人，幾乎都會遇到黑天鵝，然後爆倉而死。
何以會爆倉？因為她們以為自己抓到預測的能力。
如果你可以準確地預測未來，而且你有相當強的信心，你何必在投資時保守一點？又何必多花錢買保險？
所以，那些最後能在投資戰場上長期存活的人，都得謙虛地面對市場的不確定風險。
如何謙虛？不外乎「壓低槓桿比率」與「增加投資組合的多樣性」。
任何會這樣做的投資人或交易者，都是基於「承認市場中總有無法預測之風險」此一信念。
事實上，在所謂的「趨勢交易」理論中，「預測走勢」恰恰是交易者最不需要做的事情；她們不需要「比別人更早一點知道走勢會如何」，她們只需要「比別人稍微快一點做出反應」就夠了。
這些人都沒讀過經濟學嗎？當然不是。當年長期資本管理公司有兩個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作為創辦人與核心決策者，並僱用了一大堆經濟學與數學博士；她們作的還是靠數學模型去計算的套利交易，而非預測市場波動中更高度不確定性的人性。
但何以她們最後會破產？因為爆倉跟高槓桿。
爆倉跟高槓桿為什麼危險？因為市場終究有不確定性。
所以，任何忘記「經濟學原理最好是用來當後見之明的分析工具」這點的人，最後的下場都不會太好。
但，當然，“經濟學系”的公知與那些所謂的財經網紅，她們滿腦子想的都只有賣弄那些“自己其實也不一定搞得懂”的專業術語，然後顯擺自己的貌似高上大與權威地位。
而這恰恰是那些經濟學領域中的外行人才會犯的低級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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