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多年前曾經為了寫一篇東西而讀過大概五六十篇這方面的論文，所以稍微簡單談一下。
學界很早就開始對「民主發展」與「經濟發展」兩者的關係作研究。
大部分目前的學界研究認為，「民主發展」與「經濟發展」可能呈現一種「倒U」型（或類似反轉）的關係；但這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並不是直接形成的，而更可能是通過「收入不平等」這個中介變項而形成的。
最早提出倒U曲線說的應該是60年代的Kuznets；不過他主要談的是「收入不平等」與「經濟發展」的關係；這個倒U曲線的概念後來被很多學者拿去研究「收入不平等」與「民主發展」的關係；再之後則被一些學者把兩者聯立然後逆向分析「民主發展」與「經濟發展」的關係。
基本上，有不少學者觀察到「民主發展」與「經濟發展」也呈現倒U曲線；而且這兩個變項也可以顛倒順序來解釋。
一方面，「民主發展」超過一定程度後，「經濟發展」的動能就有可能出現反轉；
另一方面，「經濟發展」超過一定程度後，因為「收入不平等」開始擴大，所以「民主發展」的趨勢也有可能出現反轉。
無論如何，這兩階段各自的研究，可以分別參考下面這些論文。
2004, "Inequality, Democracy, and Persistence: Is There a Political Kuznets Curve?"
2003, "Economic Openness, Democracy, and Income Inequal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2000, "Why Did the West Extend the Franchise? Growth, Inequality and Democrac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997, "Comparative Democracy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Shape and Direction of the Causal Arrow"
1996, "Democracy and Growth"
1995,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Democracy"
不過，誠如前述，由於「民主發展」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並非純粹的直接因果關係，而更可能是通過「收入不平等」這個中介變項所作用的，所以也有研究發現，「民主發展」與「經濟發展」所經常呈現的倒U型關係，只會在某些條件下才比較能被顯著地觀察到。
200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Kuznets Curve"
2002, "Democracy,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
與此同時，有些研究的發現則認為「民主發展」與「經濟發展」真的很難說有關係。
2008, "Democracy and Economic Growth: A Meta‐Analysis"
2001, "Democracy and Economic Growth: A Causal Analysis"
黃國昌引用的是 "Democracy Does Cause Growth" 這篇論文。這篇雖然是新論文，但它使用的測量工具是「人均GDP」（而不是人均收入）；而用這個當指標有一些問題。
比方說，美國、英國、加拿大、瑞士的人均GDP，每一個都比新加坡低，而且低不少；但我們不太可能認為前面那些國家的民主化程度、都比新加坡差。
另外，對於一些“人口少、但天然資源豐富”的獨裁國家而言，它的人均GDP不一定低，但民主化程度卻絕對不高。比方說，2010年（阿拉伯之春還沒開始前）的利比亞，其人均GDP跟同年的泰國差不多；但泰國雖然不算高度民主化國家，但至少不是英美眼中的「民主之敵」。
由此可知，由於GDP強調的是「生產」面向、而未必是「收入」面向，所以在高GDP的社會，一般公民未必一定能親身體驗到高水平的經濟生活。
這點何以關鍵？因為在「民主發展」與「經濟發展」之間關係的理論中，前半段是基於「公民形成中產階級，然後開始爭取民主化」此假設，後半段則是基於「保障私有財產、重視民生政策」此假設。而不管根據的是哪一種假設，整個理論中的「經濟發展」永遠都被理解成是與「生活品質」高度正相關的東西；所以，任何會暗示「社會集體看起來貌似經濟發展得不錯、但個別公民的生活品質卻不高」此一可能性的測量工具，都不必然適合用於分析這個「民主發展」與「經濟發展」之間關係的研究上。
基本上，「小兒科醫師」可以被理解成為是一種現代文明生活中的“奢侈品”；因為一個小兒科醫師的養成成本高，但它所提供的服務卻只針對一定年齡以下的消費人口（雖然付錢者是家長，而非病童）。
所以，「小兒科醫師」的人數，邏輯上應該與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程度有關，因為貧窮的社會沒有錢負擔「小兒科醫師」的養成成本；它甚至不一定能消費得起「小兒科醫師」的服務。
確實，正如這篇研究發現：如果我們以全美國作為一個單一的社會來觀察時，則「小兒科醫師」的人數，確實與美國的人均GDP呈現高度的線性相關性（R2 = .98）；事實上，「醫師」的總人數，也與人均GDP呈現高度的線性相關性（R2 = .97）。
然而，當我們進一步以「州」或「地區」去作細部分析時，我們就會發現：「小兒科醫師」高度集中於那些經濟狀況好的州（或地區）。亦即：「小兒科醫師人數」其實呈現一種高度不平等的分配模式。
另外，假設我們更進一步地拿各州「人均『小兒科醫師』人數」，與各州的「人均GDP」作比較【按：這種比較是這篇公衛論文本身沒談到的；這是我另外拿數據來對比的】，則我們會發現：同樣是「top 25%」與「last 25%」的比值，「GDP」上的比值是1.336，但「小兒科醫師人數」上的比值卻是1.498。
換句話說，「小兒科醫師人數」上的各州分配不平等程度，遠比「GDP」上的各州分配不平等程度、還要大上不少。
誠如前述：「小兒科醫師人數」在邏輯上可以被我們想像成為是一種”測量社會真實經濟生活品質”的潛在度量衡（latent measurement），因為它反映的不只是「收入狀況」，更是一種關於「高單價生活必需品」的「支出狀況」。
雖然說，這種「用『小兒科醫師人數』來充當『經濟發展程度』之度量衡」的作法，有可能在那些“廣泛存在醫療方面社會保險”的社會中被低估，但即便如此，「小兒科醫師人數」這種度量衡，其所間接反映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可能比「GDP」所能反映者還要大上不少。
這就說明了一點：使用「人均GDP」當作測量工具的研究，其對於「收入不平等」的相關討論，是有可能失真的。
而，誠如前述，整個「民主發展」與「經濟發展」因果關係的理論、其實幾乎都是通過「收入不平等」這個中介變項而起作用的；這就使得黃國昌所引用的 "Democracy Does Cause Growth" 這篇論文的結論、有很大的商榷空間。
無論如何，「民主能不能當飯吃」這個問題的相關研究，其實在經濟學與政治學等領域中，已經存在幾十年了。相關研究的論文很多，而且研究者使用了各種各樣的經驗數據與分析工具。饒是如此，這幾十年下來，學界仍然不能很有底氣地給出「民主一定可以當飯吃」（即否證「『民主發展』絕對不可能促進『經濟發展』」此一假設）這點。
另外，在社會科學的世界中，不同學者或不同研究計畫之間，即便使用了類似或甚至完全相同的經驗資料，仍然有可能得出完全相反、或至少彼此未必能吻合的結論。所以，光是拿一篇論文的發現來說嘴，是沒有太大意義的──尤其是到處都存在著持異議立場的相關研究的時候。
不過，黃國昌何許人也？臺灣法律人嘛。所以，跟他計較研究方法，甚至計較起學術二字，就沒意思了。大部分的臺灣法律人，是不好談「學術研究」四個字的。
又或者，把「臺灣法律人」五個字去掉後面三個字，也會成立？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