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20日

關於「民主能否當飯吃」及相關學界研究雜談(20190420)

大概因為郭台銘宣佈參選總統、而他之前又說過「民主不能當飯吃」這種話,所以臺灣最近好多人開始吹捧「誰說民主不能當飯吃?民主確實有助『經濟發展』」之類的論調。

我多年前曾經為了寫一篇東西而讀過大概五六十篇這方面的論文,所以稍微簡單談一下。

學界很早就開始對「民主發展」與「經濟發展」兩者的關係作研究。

大部分目前的學界研究認為,「民主發展」與「經濟發展」可能呈現一種「倒U」型(或類似反轉)的關係;但這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並不是直接形成的,而更可能是通過「收入不平等」這個中介變項而形成的。

最早提出倒U曲線說的應該是60年代的Kuznets;不過他主要談的是「收入不平等」與「經濟發展」的關係;這個倒U曲線的概念後來被很多學者拿去研究「收入不平等」與「民主發展」的關係;再之後則被一些學者把兩者聯立然後逆向分析「民主發展」與「經濟發展」的關係。

基本上,有不少學者觀察到「民主發展」與「經濟發展」也呈現倒U曲線;而且這兩個變項也可以顛倒順序來解釋。

一方面,「民主發展」超過一定程度後,「經濟發展」的動能就有可能出現反轉;

另一方面,「經濟發展」超過一定程度後,因為「收入不平等」開始擴大,所以「民主發展」的趨勢也有可能出現反轉。

無論如何,這兩階段各自的研究,可以分別參考下面這些論文。

2004, "Inequality, Democracy, and Persistence: Is There a Political Kuznets Curve?"

2003, "Economic Openness, Democracy, and Income Inequal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2000, "Why Did the West Extend the Franchise? Growth, Inequality and Democrac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997, "Comparative Democracy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Shape and Direction of the Causal Arrow"

1996, "Democracy and Growth"

1995,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Democracy"

不過,誠如前述,由於「民主發展」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並非純粹的直接因果關係,而更可能是通過「收入不平等」這個中介變項所作用的,所以也有研究發現,「民主發展」與「經濟發展」所經常呈現的倒U型關係,只會在某些條件下才比較能被顯著地觀察到。

200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Kuznets Curve"

2002, "Democracy,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

與此同時,有些研究的發現則認為「民主發展」與「經濟發展」真的很難說有關係。

2008, "Democracy and Economic Growth: A Meta‐Analysis"

2001, "Democracy and Economic Growth: A Causal Analysis"


黃國昌引用的是 "Democracy Does Cause Growth" 這篇論文。這篇雖然是新論文,但它使用的測量工具是「人均GDP」(而不是人均收入);而用這個當指標有一些問題。

比方說,美國、英國、加拿大、瑞士的人均GDP,每一個都比新加坡低,而且低不少;但我們不太可能認為前面那些國家的民主化程度、都比新加坡差。

另外,對於一些“人口少、但天然資源豐富”的獨裁國家而言,它的人均GDP不一定低,但民主化程度卻絕對不高。比方說,2010年(阿拉伯之春還沒開始前)的利比亞,其人均GDP跟同年的泰國差不多;但泰國雖然不算高度民主化國家,但至少不是英美眼中的「民主之敵」。

由此可知,由於GDP強調的是「生產」面向、而未必是「收入」面向,所以在高GDP的社會,一般公民未必一定能親身體驗到高水平的經濟生活。

這點何以關鍵?因為在「民主發展」與「經濟發展」之間關係的理論中,前半段是基於「公民形成中產階級,然後開始爭取民主化」此假設,後半段則是基於「保障私有財產、重視民生政策」此假設。而不管根據的是哪一種假設,整個理論中的「經濟發展」永遠都被理解成是與「生活品質」高度正相關的東西;所以,任何會暗示「社會集體看起來貌似經濟發展得不錯、但個別公民的生活品質卻不高」此一可能性的測量工具,都不必然適合用於分析這個「民主發展」與「經濟發展」之間關係的研究上。

有一個關於小兒科醫學的公共衛生領域的研究呼應了這種批判("Relation of per Capita Income and Gross Domestic Product to the Supply and Distribution of Pediatric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基本上,「小兒科醫師」可以被理解成為是一種現代文明生活中的“奢侈品”;因為一個小兒科醫師的養成成本高,但它所提供的服務卻只針對一定年齡以下的消費人口(雖然付錢者是家長,而非病童)。

所以,「小兒科醫師」的人數,邏輯上應該與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程度有關,因為貧窮的社會沒有錢負擔「小兒科醫師」的養成成本;它甚至不一定能消費得起「小兒科醫師」的服務。

確實,正如這篇研究發現:如果我們以全美國作為一個單一的社會來觀察時,則「小兒科醫師」的人數,確實與美國的人均GDP呈現高度的線性相關性(R2 = .98);事實上,「醫師」的總人數,也與人均GDP呈現高度的線性相關性(R2 = .97)。

然而,當我們進一步以「州」或「地區」去作細部分析時,我們就會發現:「小兒科醫師」高度集中於那些經濟狀況好的州(或地區)。亦即:「小兒科醫師人數」其實呈現一種高度不平等的分配模式。

另外,假設我們更進一步地拿各州「人均『小兒科醫師』人數」,與各州的「人均GDP」作比較【按:這種比較是這篇公衛論文本身沒談到的;這是我另外拿數據來對比的】,則我們會發現:同樣是「top 25%」與「last 25%」的比值,「GDP」上的比值是1.336,但「小兒科醫師人數」上的比值卻是1.498。

換句話說,「小兒科醫師人數」上的各州分配不平等程度,遠比「GDP」上的各州分配不平等程度、還要大上不少。

誠如前述:「小兒科醫師人數」在邏輯上可以被我們想像成為是一種”測量社會真實經濟生活品質”的潛在度量衡(latent measurement),因為它反映的不只是「收入狀況」,更是一種關於「高單價生活必需品」的「支出狀況」。

雖然說,這種「用『小兒科醫師人數』來充當『經濟發展程度』之度量衡」的作法,有可能在那些“廣泛存在醫療方面社會保險”的社會中被低估,但即便如此,「小兒科醫師人數」這種度量衡,其所間接反映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可能比「GDP」所能反映者還要大上不少。

這就說明了一點:使用「人均GDP」當作測量工具的研究,其對於「收入不平等」的相關討論,是有可能失真的。

而,誠如前述,整個「民主發展」與「經濟發展」因果關係的理論、其實幾乎都是通過「收入不平等」這個中介變項而起作用的;這就使得黃國昌所引用的 "Democracy Does Cause Growth" 這篇論文的結論、有很大的商榷空間。

無論如何,「民主能不能當飯吃」這個問題的相關研究,其實在經濟學與政治學等領域中,已經存在幾十年了。相關研究的論文很多,而且研究者使用了各種各樣的經驗數據與分析工具。饒是如此,這幾十年下來,學界仍然不能很有底氣地給出「民主一定可以當飯吃」(即否證「『民主發展』絕對不可能促進『經濟發展』」此一假設)這點。

另外,在社會科學的世界中,不同學者或不同研究計畫之間,即便使用了類似或甚至完全相同的經驗資料,仍然有可能得出完全相反、或至少彼此未必能吻合的結論。所以,光是拿一篇論文的發現來說嘴,是沒有太大意義的──尤其是到處都存在著持異議立場的相關研究的時候。

不過,黃國昌何許人也?臺灣法律人嘛。所以,跟他計較研究方法,甚至計較起學術二字,就沒意思了。大部分的臺灣法律人,是不好談「學術研究」四個字的。

又或者,把「臺灣法律人」五個字去掉後面三個字,也會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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