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有認為，今天的重點不在於「吸菸權」，
而在於無孔不入的「警察國家」專權妄為。
然而這種擔憂，我想是多慮了。
所謂的警察國家，有兩個主要特色：
一是管制無孔不入，幾乎毫無私人領域可言；
二是一切管制多以行政命令為之，
即便是通過法律進行管制，
其法律也多半是由不民主的樣板立法機關所制定。
若由二點來看，我國的《菸防法》距離警察國家還差得很遠：
首先，
《菸防法》是法律，不是行政命令。
不是行政機關片面的意志就算數。
理想狀態下，一部法律必須經過民主憲政程序許可的立法機關所制定；
而其制定過程，無論在程序上或實質上，都經過社會各界討論。
固然《菸防法》最初的草案，確實是由行政院所提出，
但其內容與條文的審查，卻都是由立法院為之。
作為民主憲政體制下的立法機關，
立法院代表了各種不同人民團體的利益與意見。
雖然不一定很精準，
但立法院的席次分佈，往往可以反映民意的傾向。
在理想狀態下，通過立法院的三讀討論所制定而成的法律，
應該要能反映當下我國社會對於某議題的共識。
當然，現實往往不如理想。
所以立法院所制定的法律，不全然都是最好的解決之道；
但這些法律之所以不如理想，
究竟是立法部門的立法技術落後，又或是臺灣的現實政治環境使然，
這些缺陷，都不足以證成「臺灣還是警察國家」這點。
現行《菸防法》自民國81年由行政院制定草案送入立法院，
一直到民國86年才完成三讀程序，中間經過了四五年的討論；
其後《菸防法》又在民國89、96與98年各修訂了若干條文。
在這十七年間，立法委員平均換過五個屆次，行政權輪替了兩次
（陳水扁也從立委、市長、總統，淪為今天的階下囚）。
經過十數年、五屆民代、若干次修法公聽會，
難道這中間完全不存在不同意見的衝突嗎？
顯非如此。
這十幾年的臺灣民主實踐，固然距離理想狀態還差得遠，
但距離警察國家也還有很大段距離。
既然《菸防法》的立法過程，經過了多次討論，
而且也通過了民主的立法程序，
我們就不能說《菸防法》，是警察國家為了侵犯人民權利的工具。
其次，
《菸防法》之所以限制人民的自由，
實乃有其意欲保障的法益；
而非單純只是為了箝制人民，
或是單純為了彰顯行政者的意志或價值標準。
《菸防法》所欲保障的法益，
是不特定多數人的「呼吸新鮮空氣權」，
這是憲法所明定的「生存權」
（因為人若沒有空氣，就不能生存；
若沒有新鮮空氣，就不能健康地生存）。
今天《菸防法》所限制的範圍，
除了販售予未成年人，
以及免費提供菸品作為促銷手段外，
主要還是針對1.「室內公共場所」與
2.「三人以上的室內工作場所」的吸菸行為。
人為了生存，經常不得已得去工作賺錢。
要工作，就得出入工作場所。
倘若室內工作場所的空氣，因為少數人的吸菸行為而被污染了，
則那些被迫吸入骯髒空氣的人的健康就會受損；
既然這些人是為了生存而去工作，
則此對健康的傷害，就直接侵害了人的生存權。
同理，人為了社交、購物、交通或任何理由，
經常都得出入車站、百貨、政府機關等室內公共場所。
倘若這些室內公共場所存在著污染的空氣，
就會直接侵害了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存權。
「生存權」是我國憲法明文保障的基本權利，
更是歐美政治思想中，最根本的天賦人權。
（根據洛克的思想，今天西方社會的財產權觀念，
完全是奠基於生存權這種不證自明的天賦人權而來。）
《菸防法》是為了保障人民更根本的基本權利，
而立法限制了某些人吸菸行為的自由。
這與獨裁極權的警察國家行徑，完全不能相提並論。
再其次，
一個社會針對某些行為或價值作出約束或限制，
並不能片面地視為就是「強凌弱」、「眾暴寡」的多數暴力。
在以「權利」論為基本核心的現代歐美法學中，
「權利的位階」與「民主程序」向為兩大基本支柱。
原則上，通過合法民主立法機關所制定的法律，就是合法且正當的；
但為了保障高階權利，所以法學上有所謂的違憲審查。
憲法，乃至於憲政精神，所明確保障的權利，是法學上最高階的權利。
為了處理不同位階權利的衝突問題，法學上有所謂的比例原則：
任何對法益的限制，
都必須奠基於為了保護更高位階的其它法益。
而其手段必須合乎民主憲政的法律程序，
同時必須要合乎兩個次原則：
A.其手段合乎目的（保障高階權利）；
B.其限制（侵害低階權利）必須侵害最小且平衡。
倘若一個法律措施，能夠通過比例原則的違憲審查，
則我們就不認為那是一種多數暴力。
至此，關於「禁菸是否為警察國家行徑或多數暴力」的爭論，
便成了關於「禁菸法律是否合乎1.民主法定原則與2.比例原則」的爭論。
而在我國《菸防法》的例子上，
我不覺得《菸防法》是多數暴力或是警察國家的行徑。
若有持類似恐懼者，其實可以不必如此多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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