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自由主義雜談(20111208)

秩序自由主義（Ordoliberalism）是德國弗賴堡學派（Freiburg School）的觀點，認為國家應該尊重市場機制，運用法律或政策等手段，來阻止市場寡佔或壟斷等情形，打造良性的自由競爭環境；除了防止寡佔壟斷外，它亦強調以高稅收高福利等手段，重新分配所得，限制資本過度積累。

這個觀點流行於1930-1950年代，並創造了戰後德國的經濟復甦奇蹟，以及「社會市場經濟」（social market economy）體制。

戰後西德的社會市場經濟，與所謂北歐模式（Nordic model）的混合市場經濟（mixed market economy）頗有許多雷同之處：原則上都強調自由競爭，但都不希望過度放任競爭而導致資本大量集中並出現寡佔壟斷現象。

這種秩序自由主義陳義甚高，而且也有西德與北歐的實績可驗證，看起來應該是相當完美了；然而天底下還真的沒有這麼完美的事情。

對於秩序自由主義最直接的挑戰，來自於「國際經濟」，尤其是全球化時代的「多國、跨國經濟」。

1962年，傳播學者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首度提出「地球村」（Global Village）一詞，算是全球化研究的濫觴。自那之後，全球化這三個字，不斷挑戰著戰後許多學術領域固有的觀念與邏輯；秩序自由主義自然也無法豁免。

根據秩序自由主義：國家必須通過法律與政策手段，來排除境內的寡佔與壟斷現象。然而在全球化時代，問題已經沒有那麼簡單了。

假設有一外國A商品，其品質與價格等競爭力，均遠大於本國B商品。根據市場經濟的原理，只要打開國際貿易的壁壘，外國A商品必然會比本國B商品來得暢銷熱賣。因此，一個篤信秩序自由主義的國家，就有可能陷入兩難的局面：

若開放外國A商品進口，則本國B公司就會因為競爭不利而導致倒閉，進而增加國家的失業率。與此同時，國家會因為大量進口A商品而導致外匯流出增加，不利於國家整體的資本積累與國際經濟的競爭力；更者，若是外國A商品不斷經過改良，衍生出A+甚至A++商品後，本國企業不僅無法與之競爭，甚至更會對外國A公司的技術形成依賴關係。

倘若國家可以預見未來有這些害處，很可能就不會開放外國A商品進口；更有甚者，國家可能還會刻意利用稅負優惠、產學合作培訓科研人才等手段，有意識地培植本國B公司，以便日後能與外國A商品競爭。

然而，若是國家在事前就故意不開放外國A商品進口，甚至刻意培植本國B商品與之對抗，則國家如何判斷這是在「干預市場競爭」？還是在「預防潛在的寡佔壟斷」？

當然，國家可以等到國外A商品進口且形成寡佔壟斷後，才動用法律政策手段來〝糾正〞市場經濟的錯誤。但問題是：倘若國外A商品與本國B商品不是同一個技術水平時，國家的〝糾正〞就不一定能有多大成效了；更何況，倘若屆時並不存在任何能與之競爭的本國B商品時，則國家就算不希望外國A商品寡佔壟斷，但又能奈何？

持此之外，在國際市場競爭時，很多時候比拼的不是商品本身的競爭力，而是資本國的國力。強國經常動用各種合法不合法的外交手段，來增加自己的貿易順差，或減少弱國的競爭潛力。對於弱國而言，為了換得強國的政治軍事支持，有時候不得不犧牲自己本國人民與企業的經貿利益。

簡單來說：秩序自由主義所期望的「秩序」，只可能存在於主權國家的勢力範圍內；一旦涉及跨國經濟乃至於全球化經濟等領域，秩序自由主義所期望的「秩序」就不一定存在。

既然非得靠國家干預才能有「秩序」，那就表示它不會自發地、自然地出現；但國際社會並不存在超主權的世界政府，則國際經濟豈非註定只能是「無序」狀態？倘若國際層次的經濟真是無序的，那國內經濟就算有國家干預好維持秩序，又能維持多久？

另一個問題是：秩序自由主義期望由國家來維持良性自由競爭的市場秩序，所以不僅弱國國內有其市場秩序，強國國內也會有其市場秩序。倘若弱國與強國之間的市場秩序，出現了衝突現象，到底弱國應該服從強國的市場秩序呢？還是應該誓死奮戰到底？

事實是：任何一個主權國家，都會希望維持國內企業與本國人民對外國企業人民的競爭優勢；同時，也會希望減少對外國資源或外國單一企業的商品、技術或產業依賴。

如何處理「自由開放」與「利己偏私」？這個問題不僅適合問於國內領域，也適合問於國際領域。秩序自由主義的理想很美好，但馬列的共產天堂理想同樣也很美好；美則美矣，關鍵可能還是得看有沒有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