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批廣設大學錯誤〉雜談(20130211)

我對於這個新聞的回應，主要在於兩個點：

一、學者對於社會議題是否有發言的義務與正當性？

二、完全接受科學主義方法論的現代學者，如何合理化自己昨是今非的學術立場的發言？

顯然，學者自己也好，社會各界也好，國內幾乎所有人都莫不認為「學者有回應社會議題的義務與正當性」。這點與儒家文化重視「士人階級」的傳統有直接關係。

然而，即便我們承認學術研究工作者有針對社會議題發言的「義務」，我們如何確認學者的發言具有正當性呢？

所謂正當性，首先指涉的就是具有發言的權威地位，其次指涉的是支撐這個權威地位的專業知識與技能。當我們認為「學者有針對社會議題發言的正當性」時，其實我們便是認為：

a.學者具有針對社會議題發言的權威地位；以及
b.學者具有針對社會議題發言的專業知識技能。

照邏輯而言，a.應該只能建立在b.之上。我們生病會去請教醫師，不只是因為醫師具有專業證照的頭銜，更是因為醫師通常擁有醫學專業知識與技能。同理，我們遇到涉訟事件時會去請教律師，遇到財務問題時會去請教會計師，都是因為我們認為這些人具有某些專業知識技能，所以我們賦予她們針對相關問題的發言權威地位。

但中研院的學者，必然擁有針對社會議題發言的專業知識與技能嗎？顯非如此。既然這樣，何以我們還是動輒把中研院、國立大學這些身居廟堂高位的學術工作者奉為針對社會議題發言的權威呢？這是我的第一個回應。

其次談學術工作者的方法論問題。

專業的學術研究工作，不可能不依循某種研究方法論。嚴格一點地說，「能否根據專業的方法論而作研究」就是專業的學術研究者與業餘愛好讀書者的最主要區別。（另一個主要的區別在於是否擁有職業學術研究工作的職位或頭銜）

既然如此，一旦我們認同「學者確實具有針對社會議題發言的義務與正當性」後，我們必然期待學者的發言乃是基於其學養與思考高度而發，並非只是毫無根據的胡亂發言而已。

既然學者平日就是根據學科的專業方法論從事學術研究工作，很合理地，她們的思維與關注應該也是建立在這些方法論之上。

倘若一個學者平常的專業學術研究工作乃是根據某一套方法論Ａ而為之，但私底下卻不依循該方法論A來思考問題，甚至完全不相信該方法論A，這樣的學者豈不是很矛盾或甚至是虛偽？

因此，我們絕對有充分理由期待，一個正在評論社會議題的學者，其意見必然是立基於某種根源於某套方法論而形成的專業知識之上。

也因為這樣，當年學者們「支持教改」的主張，必然是根據某種學術研究的方法論而得出的專業判斷。同理，今天學者們「批判當年教改」的主張，也必然是根據某種學術研究的方法論而得出的專業判斷。

但問題在於：如果同一個學者針對同樣的社會議題，居然有著昨是今非的立場，倘若其人當年與今天的兩次發言都是依循著學術專業知識與多年學養經驗而為，則這豈不是暗示著「這位學者用以得到專業知識的學術研究方法論要不就是a.有著明顯斷裂的大轉向，不然就是b.具有毀滅性的內在不一致性瑕疵」？

當然，這個現象還有第三種解釋，就是這些學者當年與今天的發言，至少有一次是隨便亂說的。不過這樣的批評實在太超過了，因為我們的學者人都是nice的，這一定是有什麼誤會，所以我們還是別把學者想得太虛偽做作市儈無恥的好。

就我個人所知，過去二十年來，國內學術研究的主流方法論，一直都還是奉科學主義為圭臬。雖然偶而也有若干青壯年學者試圖提出許多挑戰學科典範的異例與異議，但這種學者大多都會被整個學科的主流給沖洗到權威的邊疆去，從未撼動過學科主流方法論的地位。

也就是說，當年的支持教改的主張，與今日否定教改的主張，照理來說都是根源於同一套學術研究方法論所生產出來的學術專業知識。

然而，這樣一來，則似乎我們就不得不重拾那個「第三種解釋」了。

也許這樣的第三種解釋才是真正的真相，但倘若真相如此，社會與學者自己不斷把學者放在崇高的廟堂權威地位之上，這到底又有什麼意義呢？

如果現代的學術研究說穿了只是一套由學界集體相互抬轎拱成的專業圈圈，其本質上只不過是靠生產論文與艱澀術語混飯吃的一種用以消耗或分配社會資源的產業，我們何以要把這種產業的從業者奉為權威？我們又何必每年繳納大筆稅金通過國家來換養這偌大的知識米蟲？

什麼？你說我的回應實在太犬儒、憤世嫉俗了些？

嗯，我也許無法否認這點。但你能說這不是事實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