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核運動道德化雜談(20130223)

最近反核的議題夯得很，所以也來湊熱鬧插兩句話。

我對於人類是否應該使用核子能源的立場，之前已經談過了，在此就不再贅言。總之，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一切端看我們是用何種心態來面對核能。

但我相當反對把「反核」上綱到了一種「道德化」的程度。

所謂道德化，就是把一個「公共議題」論述成是「道德議題」。一旦公共議題被道德化了，則該議題就變成「支持 v.s. 反對」的零和二分邏輯。

這種現象過去的反核運動者有之，現在的反核運動者也沒少，甚至可以說幾乎是任何社會運動者都很常有的心理現象。

這種二分邏輯，也許可以增強或支持運動者自己心中的價值正義觀，但這只會讓原本可以靠協商解決的問題，變成非得靠動刀動槍烙人海等暴力手段來爭勝負的問題。

對於運動者而言，重要的是自己是否堅持了立場，而非真正解決問題：問題若能照己意解決，那當然最好；問題若不能照己意解決，那自己堅持到底而失敗，倒也壯烈。

這種悲情的美學，看在無關的第三人眼中，也許還能欣賞其藝術價值；但是對於生活在相關公共議題之中的絕大多數百姓而言，悲情的零和恰恰是最糟糕的博奕策略。

回來談最近很夯的反核議題。

首先，「反核」是不是必然一定等於「反核四」，這是有爭議的。

誠如眾知，核一二三廠早就老舊到實在不該再延役下去。若就核安問題而言，核一二三廠絕對只會比「理論上的核四廠」更危險。

當然，如果我們站在一個絕對反核的立場，則核一二三與核四都是應該反對的；但這樣一來，我們馬上就會面臨能源缺口的問題。反核界引領期盼的風力太陽能等替代能源，目前在技術上與實務經驗上都還不足以成為支撐我們既有能源消費型態的主體；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維持既有能源消費的型態不變，現在馬上廢核，則意味著我們對火力發電與天然氣發電的需求會直接迅速地增加。傳統火力發電會有溫室氣體排放的問題，而且大量的燃煤也得外購。天然氣發電雖然燃燒效率高，但也還是會有溫室氣體排放的問題，而且同樣也得外購。

溫室氣體對於環境的傷害有多大？可不可逆？這些學界當然都還有爭議；但「核安」與「全球暖化」兩者，哪一個發生的風險高？哪一個的總體傷害大？這其實是很複雜的問題。面對這麼複雜的問題，倘若我們不能仔細地評估討論現時及可預期未來的諸種選項的效益與成本，我們就不可能負責地作出我們在今天所能作到的最好決定。

我不是說我們永遠不可能「提高替代能源的比例到足以成為能源主體的程度」，但我不認為我們能在「不負擔高額金錢成本」的前提下，在「短時間」內達成這個目標。

所以換句話說，我們若想馬上廢核改用替代能源，我們馬上就會增加許多直接的金錢成本，包括要替代能源廠的建設費甚至是相關技術的研發費，以及建設核四最後卻報廢掉的前期投入成本，以及核四若商轉的機會成本。

這些成本，有些可以算得出來，也有些不一定能算得出來。但問題始終不在於精算的數字高低，而在於反核運動者一旦把反核道德化後，這些就是必然不可妥協的原則問題。反核立場是如此地神聖，乃至於硬派的運動者絕對不會為了省幾個錢就放棄立場地軟化妥協。

但可惜的是：社會上絕大多數人並非都真的是這麼意志堅定的人。絕大多數人都是軟弱的、現實的、偽善的。

當失業問題持續惡化、天價房貸壓得人喘不過氣、通貨膨脹不斷啃蝕日常開支的比重的時候，到底還有多少人真的還能願意馬上為了反核理想而堅持承擔這些金錢成本呢？

倘若今天縱使真的反核成功（所有核電廠馬上停建除役，也馬上開始動手興建替代能源廠），但過了五到十年後，未來的政府在未來的選民壓力下，又再度重新開啟核能政策，那麼，今天的反核豈不是變成了一樁笑話嗎？

也許對於硬派的理想主義者而言，「堅持理想而失敗」是一種美學，「堅持理想而在事後變成一樁笑話」也是一種不得不承擔的風險，但在這中間過程中，有無數的社會成本與金錢成本卻就此揮發耗盡。

在個人層次上，理想主義者或許可以拿自己甚至家人的便利、財產、幸福、或生命去追求某些值得為其犧牲的崇高價值；但這樣的理想主義，由於從頭就不可能真正進入絕大多數俗民百姓的信仰之中，因此在社會的集體層次上，理想主義往往只會造成最糟糕的反效果。

到底應該堅持理想而什麼都沒有？還是應該接受妥協的拿到一半好處？這兩者之間，並沒有絕對的標準答案，只能每個人靠自己的信仰程度來作決定。

但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才需要一個開放、理性的公共決策平台，而非單憑主政者的一己好惡作成許多會影響後代子孫的決定；而「把公共議題道德化」恰恰是會摧毀這種公共決策平台的力量之一。

在反核議題上，其實我們不一定只有「停建核四」這個選擇。「用核四取代核一二三，然後逐步增加替代能源的比重」，這從來都一直是選項。

當然，這個選項也有很多問題，正如今天的反核運動者所提出的各種核四在興建過程中的各種舞弊與缺陷等質疑，就是其中之一。

但這些問題是「核子能源政策」本身必然存在的問題嗎？顯非如此。

這些問題是官僚決策的問題，是行政效能的問題，甚至是民主政治運作良窳的問題。把這些問題全部扣在「核能」上，這是犯了打擊稻草人的邏輯謬誤。

再者，如果我們不善忘的話，當時某人主政時，片面停建核四，直接造成不少的國際商業合約的賠償成本（當時某主政者原本估算可以靠清算興建中的反應爐等硬體給別國來減少損失，但當該主政者下台後，新的主政者改變立場，於是這筆賠償成本就只能全部由國人吸收）。更有甚者，核四停建所造成的間接損失其實更高（總體損失，當初主政者估計約800億，現在事後計算約1000億以上）。

由此可見，今天反核運動者所質疑的興建核四的各種問題，其實就跟當初停建核四的問題一樣：是因為政策反覆與政治不清明而造成的。

這種政治文化，不僅在核能政策上如此，在其它諸如交通建設、經濟建設等議題上也是如此；更者，這種政治文化也必然會影響到未來「廢核成功後所必須的替代能源政策」之上。

把「貪腐」、「施政反覆」、「決策不透明」、「政商關係勾結」等問題，全部算在「核四」的頭上，然後頂著崇高的道德光圈來反核，這樣真的就能解決問題嗎？我不以為。

有些反核運動者用「核安風險」來論述我們應該「停損」地停建核四。然而這裡有著很奇怪、扭曲的邏輯瑕疵：

停損，是個投資學上的術語，意思是停止進行中的損失。然而在投資學上，停損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投資人永遠可以保全手中的剩餘資金，好應用於下一筆投資中。換句話說，停損的目的，是為了用於下一次的獲利。

在投資場上，損失與獲利都是用同樣的度量單位（金錢），所以得失之間可以靠計算風險發生的機率，去得出期望值，作為最後決定「是否繼續承擔風險」的參考依據。

然而，「核安風險」是個幾乎無法準確計算其機率與後果的東西。沒有人真正知道核安出問題的風險與頻率有多高，因為這個東西在人類歷史上也就發生過那麼幾次，根本無法套用常態分佈的模型去推論機率。

再者，「核安出問題後，後果究竟有多嚴重？」這個問題同樣也無法準確被估算，因為它涉及到非常複雜的歷時性多變項的交錯互動關係。

倘若核四廠完工運轉多年後，真的遇上始料未及的大地震與海嘯而被摧毀，然而在那之前人類就已經爆發了第三次世界大戰並使用核武，則屆時的核四安全問題，對於未來的人而言，有今天的我們所想像地那麼嚴重嗎？我想不然。

由此可知，其實沒有誰能夠真正知道核安問題的風險有多高，以及發生問題的後果有多嚴重。換句話說，核安問題可怕就可怕在其「未知性」。

但話說回來，人生最可怕的不就是這個「未知性」嗎？

倘若某甲確知明天她預定航班的飛機會墜毀，她還會上那架飛機嗎？我想不會。倘若某甲確知眼前的壽司她一吃就會食物中毒而死，她還會吃下去嗎？我想也不會。

顯然，問題的關鍵根本不在於機率，而在於後果。如果我們不能承受那個後果，則一個事件無論發生機率有多低，對我們來說風險仍然接近百分之百。

然而，正所謂「行船走馬三分險」，這個世界上有「坐在家中慘遭橫禍」者，也有「歷經多次墜機卻都僥倖不死」者。生活中充滿各種各樣的風險，飲食可能會遇上黑心產品，開車可能會遇上交通事故，搭捷運可能會遇上沙林毒氣等恐怖攻擊，在家中可能會遇上可能會遇上黑心建商偏逢史上超級大地震。因此，我們不可能把我們對「後果」的恐懼當成是唯一的考量，不然我們就真的寸步難行了。

當然，核安若出問題，其代價確實是我們所負擔不起的，這確實是個道理。

只不過，教改政策、產業轉型政策、食品添加劑的標準、美國牛肉的把關，凡此種種的公共政策，哪一個政策不是「一旦政策出問題，我們就得蒙受極大損失」的呢？

如果把「政策失敗的嚴重後果」視為一種我們必須盡力去消滅的「邪惡」，那冷戰時期的核武威脅風險也很高，何以我們卻覺得「臺灣傾美天經地義」呢？

事實是：我們幾乎所有人都在日常生活中承擔著各種風險，但我們卻經常只會選擇性地計算其中那些我們有意識的部份。

今天反核運動者喚醒了社會上多數人對「核安風險」的意識；明天可能持續性的經濟大恐慌就喚醒了社會多數人對「替代能源的高額成本」的意識。後天呢？後天哪個公共議題會成為當時的主流認知？這真的只有天曉得了。

對公共議題有意識，這是好事；但凡事只看一面（尤其是只看自己熟悉或聽起來舒服的那一面）卻不一定是好事。

對我而言，核四也好，核能存廢也好，替代能源比重也好，這些公共議題無一不涉及政府的職能以及政府行政效能的部份。

當然，沒有人能保證我們永遠都能作出最正確的公共決策。人總是有可能會選擇錯誤，這很難避免。

但，倘若我們動輒把公共議題圖騰道德化、長期漠視政治參與、放任大黨輪流壟斷行政資源、盲從於政客濫情空洞愚蠢的政治操弄口號、縱容官員貪瀆腐化、默許官僚主義的無效率（諷刺的是，對整體公務員的仇視恰恰反而會造成更嚴重的官僚主義的自保性性行政行為），則我們幾乎已經註定了不可能作出好的、正確的公共決策。
因此，公共議題其實到頭來還是政治議題；若政治制度乃至於政治文化不能改革，則任何涉及政治過程的資源分配問題都註定會有「最壞後果」的高風險。

然而，要想改革政治制度與政治文化，不可能不先改變人的觀念與想法。人心不易，文化怎麼可能改？制度又怎麼可能變？

只是人心這種集體意識與無意識的交織互動，要想改變，又談何容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