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定賴素如恐串證，高等法院撤銷交保裁定〉雜談(20130329)

我對賴素如其人沒有任何意見，只是覺得很感慨。我感慨的不是賴素如被起訴、被交保、被撤銷交保裁定，而是感慨社會各界在看待這類新聞的時候，根本沒有理性思考的能力，純粹只會跟隨著各種陰謀論與自身政治偏好起舞。

比方說，南投縣長李朝卿被起訴後獲得法官裁定交保的處分，馬上就有人跳出來高喊「有車輪黨黨證果然不一樣」。賴素如昨天被裁定交保後，同樣也有人跳出來喊類似的 "不平" 之鳴。

今天法官接受了檢方的抗告，撤銷了原裁定的交保處分。怎麼？車輪黨黨證現在不管用了嗎？還是法官自始就沒有把黨證納入決定裁定交保與否的考量之中？

當然，對於好事之徒而言， "不平" 之鳴絕對不會停息。當「車輪黨證萬能論」被戳破了之後，這些人馬上會轉往陰謀論的角度：

比方說，有些人就認為：雙子星案背後的利益實在太過龐大，以至於馬英九為了向財團輸誠，只好連自己人馬都動刀給砍了。

這種陰謀論聽起來繪聲繪影，彷彿講的人當時就在一旁親耳見證一般；但事實上陰謀論幾乎都沒有任何可信的證據作為支持，有的只有聽者原本就存在預設立場與特定偏見而已。

然而，陰謀論就跟八卦小報的耳語流言一樣，消費的人覺得爽，製造的人不僅滿足了自身的權力感，甚至還可因此得到實質上操弄資訊消費者的利益。因此，八卦流言陰謀論，永遠不會在人類社會中絕跡。越是反智的社會，人們越依賴消費這類資訊來獲得愉悅感、滿足感、以及「果然不出我所料」的自我肯定感。

喜歡追逐流言耳語，這是人性。但當一個社會把這種低俗的獵奇心理，建構在詆毀體制、傷害法治機關的基礎之上時，問題就不只是一句「這是人性」可以輕輕揭過了。

人類的文明發展至今，無論是左派社會主義國家、右派資本主義國家，甚至是酋長土王仍有實權的君主國家，幾乎所有人類現代社會都已經意識到「法治」的重要性。即便是最不願意把權力下放的獨裁政權或共黨國家，也懂得要設置一個法院的門面。

無論法系為何，「法律」是現代人類文明所能構想到的最後一道用以解決社會價值與利益衝突的防線。一旦人類社會無法守住這道防線，人類社會就只可能淪入赤裸裸的暴力廝殺的霍布斯自然狀態。

當然，我們都承認，臺灣的司法人員從養成過程開始，就欠缺了豐厚的人文素養；而在司法實務的經驗中，司法人員又總是無法完全展現其中立客觀的專業性，以完全讓一般百姓足以信服。這些都是事實。

然而，若干司法人員的不理想表現，難道就可以作為一般人故意不信任司法，甚至靠詆毀司法來娛樂、牟利的藉口嗎？我不以為如此。

臥軌案也好，文林苑案也好，華光案也好，核四案也好，當社運人士為了追求自己心中以為的正義，而動輒訴諸超越司法體系的政治力量或群眾力量時，她們已然把自己的個人價值偏好，置於整個國家社會的整體利益之上，置於整個人類文明之上了。

當然，司法系統是人設計的，司法人員是人擔當的，所以總是有可能會犯錯、會疏忽、會作成不周延或不理想的決定。所以我從來都不反對，通過運動的方式來倡議某些問題，甚至進而鼓吹某些政策或解決特定問題的作法。

然而，我確實反對運動界為了彰顯自身主張的正義，而刻意去衝撞司法或國家體制──尤其是當法制本身就已經存在補救措施與修理調整機制的時候。

誠然，在共黨專政國家，或者是在專制君主統治的國家，法律系統有時候只是統治者用來淡化反彈壓力、增加統治正當性的妝點門面工具。但通常在這種社會裡頭，統治者為了避免「應和統治者意志的橡皮圖章」搖身一變成了「回頭規範約束統治者的象牙圖章」，幾乎無不例外地都會封殺人民修改法律或參與法律制定的空間。

是的，臺灣的民主至今仍未成熟，但臺灣早就已經走出戒嚴時代了。如果運動者認為，臺灣幾乎所有法律都是為了統治者服務，都是為了身為少數的財團與有錢人服務，那整個臺灣最直接迫切需要的，絕對不是去聲援文林苑王家，也絕對不是去拉著無辜勞工臥軌，更不會是去華光擋怪手，而是去修改那個阻擋多數人民意見進入法律體系的遊戲規則。

反之，如果臺灣現有的法律，確實已經是展現多數人意志與利益時，那社運者除了試圖去論述某種“超越民主程序自身”的「超程序價值」之外，其實並沒有別的真正合理的出路。

但問題是，這種「超程序價值」真的好論述嗎？顯非如此。上個世紀對此作得最成功的羅爾斯，也是得依賴兩百年來整套自由主義哲學作為基礎，才能夠談出一點　"甚麼" ，而且仍然沒有辦法說服得了整個泛社群主義的鬆散聯盟。

由此可見，這個解決路子，從來都不容易。因此，無怪乎運動界的領導人物，縱然確實經常以知識菁英自居，但卻幾乎沒有能力與意願往這條路上走。畢竟，痛罵政府不正義，然後拉布條演行動劇、找人串連遊行靜坐，這些作法簡單得多，而且才能直接有助於增加組織與領導份子的能見度與知名度。「談複雜的理論」？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情，還是留給學界象牙塔下那些愛在森林小徑中漫步的哲學家去作就好了。

同樣的心態也存在於那些自以為是民主菁英的泛綠政治領袖身上：如果國民黨政客沒被起訴，那她一定是貪汙還沒被抓到；如果國民黨政客被起訴了，那她一定是吃相太難看才會惹禍上身，但她一定可以交保的；如果國民黨政客被收押禁見了，那她一定是得罪了整個 "高層" ，但她最終一定只會被略施薄懲而已；如果國民黨政客被定罪了，那她一定可以裝病保外就醫，或在獄中仍然吃香喝辣等假釋。

反之，只要是泛綠政客被起訴，那一定是國民黨的黑手政治干預；泛綠政客被收押，那一定是法官未審先判的主觀心證；泛綠政客被定罪，那一定是司法迫害；泛綠政客申請保外就醫被拒絕，那一定是政治追殺。

在這整個正反兩種思維的背後，其實關注的都不是事件個案的真實情形，而是自己基於既定立場而出發的想像。

我並不是說，臺灣今天絕對不會有法官仍然自甘為政治人物當打手。我想，法官也是人，總還是會有法官無法抵抗酒色財氣利益名位權力的引誘，而自甘墮落地淪入歧途。但那畢竟只是少數害群之馬而已。

其實重點並不是在於司法體制與整個國家的行政體制到底值不值得人民信任，而是在於我們到底有沒有意願要去信任這個「我們確實可以通過民主程序而進行修補的體制」。

如果我們確實擁有足以修補國家體制的民主程序，但我們卻仍然不肯相信體制，則問題一定出在我們根本不相信這套民主程序，甚至完全不相信民主價值自身。

凡事只想便宜地言必稱「國家不正義」或「車輪黨證萬能」，而非詳實地檢查個案的前因後果，這其實是一種心理疾病，一種自我中心與自我意識過剩的病。

荒謬的是，由於罹患這種心理疾病的人太多，而且幾乎不分藍綠、性別、學歷、職業，以至於整個社會幾乎沒人把它理解成「病」，甚至反而視之為「善」地相互擁戴吹捧。

反智的時代，反智的社會，會有這種魯迅狂人情景的重現，其實一點也不應該意外；雖然，這始終讓我很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