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討論策略雜談(20130421)

有朋友討論到「公共討論到底應該追求快與即時性？還是應該追求深度與廣度？」的問題。

對我來說，討論分成兩種：一種是為了作成政策或集體行動的決定而作的討論，一種是為了提昇自我思考廣度與高度而為之的討論。

前者可能涉及時效性與急迫性，因此也許非得趁早、盡快地聽取利害關係者，乃至於有識之士的想法。

後者反正是為了提昇自我的目的，與其聽得早，不如聽得巧；與其聽一堆夸夸其詞的回應，不如讀一篇一針見血的針砭論著。

我知道有些人希望通過公共討論的形式，來形成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力與壓力。這種心態我可以理解，但我不會特別支持，因為一旦回應的時間太過倉促，有時候難免就見樹不見林（或反之）了。用這種心態作公共政策，我想實在太過危險。

關於公共政策，其實我通常不是很關注個案，而比較關注個案背後的通則、通例，以及形成政策決定的過程及公共討論的風氣、文化等面向。若從這個面向來看問題，其實沒有什麼公共討論是真的那麼急的。

核四也好，廢死也好，在個案層次上，也許一個核電廠蓋下去就開始讓人民承擔核災風險了，也許死刑執行了，事後就沒有翻案空間了；這些都是事實。但這些都是同時代人集體要共同面對的事。

公共決策一旦作成，社會集體都是利害關係者。為了個案而阻擋某些不合理的公共決策固然聽起來很不賴，但首先該問的還是：我們怎麼知道這些公共決策不合理或不正義，而非只是單純地不合我個人的美學品味？

如果眼光只看到個案，思路上就難免會為了幫個案解套而量身定作，於是那就容易窄化了我們的思路。當人只看到自己想看的或習慣看的，自然就容易走上自我中心的道路。

這種道路一來只會妨礙自己往更深、更廣、更高的路去看問題並找解答，二來只會在社會上形成一種最下等的民主遊戲：不問內容，只數人頭。因為既然我只在乎並堅持我自己的偏見，則她者當然也會堅持她的偏見，於是我與她者之間關於公共政策的討論，就只剩下最赤裸裸的權力爭奪。這種權力爭奪，在過去是以砍人頭的形式來進行，現在則是以數人頭的形式來進行；但本質上，它都是赤裸裸的權力爭奪，而且是用暴力來壓倒對手的思維。

不用說，無論我的主張勝出，或她者的意志凌駕，這種思維都不能保證作出的決定是好的；最糟糕的是，無論最後的決定為何，我與她者之間，都不會因為我們都參與了討論的過程，而形成對這個公共決策的責任感。

正因為我不會對那些結果上我不喜歡的公共政策有「我也是作成此決定的決策者之一」的自我認知，這個政策對我來說就不會有正當性。換句話說，我在內心中就很容易形成一種傾向：用一切可接受範圍內的手段去推翻此一政策結果。

我會這種心理傾向，她者自然也會有。於是我與她者之間的權力鬥爭，就變成不僅一次的權力爭奪，而是無止盡的爭奪；因為我與她者只要在這一次的爭奪中輸了，過去我所作成的一切決策，都有可能被徹底翻案。

這種情況不斷惡化下去，必然是：無論是我與她者何者勝出，誰都不可能在掌握權力的時候去作成長期才能看到效果的政策。因為誰都不敢保證自己下次還會贏，而長期政策一旦被對手惡意、不合理地打斷或翻案後，有時候不僅效果完全歸零，甚至反而還會有反效果。

於是這就形成了一種公共論述的惡性循環：我與她者越是在意個案上的勝負，我們就會越容易走上「只重視短期效果的政策道路」，而且也很可能走上「不惜說謊、扭曲資料也要壓倒對手」的邪道。

所以，除非是基於不久後就要作成決策（比方說投票）而作的討論，不然我始終傾向不必急，也不用擔心短期內沒有看到回應。

看到問題不難，通常難的是找到好的解決之道。真正重要的問題，其它同樣也在動腦思考的人，遲早一定也會看到的。我是這樣相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