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鄉民對這則新聞的第一反應就是「馬的！開始和諧了！」
鄉民有這種反應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鄉民只關心自己的情緒是否被滿足，而且終究只相信自己的主觀認知。
舉凡世界各國的軍事檢查體系，幾乎都存在由第一線部隊指揮官擔任（或召開）事件調查的工作。然而鄉民們不相信部隊指揮官，動輒主張「行政司法分家」，所以要求軍檢介入調查。當然，依照法律，軍檢本來就有調查的職權與義務，因此軍檢便開始接手。
後來開始有鄉民說軍檢辦案不可能中立、客觀。理性一點的，會從「軍檢缺少足夠的辦案經費與資源」談起；不理性的，就從「軍人總之就是會狼狽為奸」開始罵起；所以要求地檢介入。雖然地檢介入在法定程序上只屬於例外，而非常態，不過為了平息眾怒，軍檢還是把案子移交給地檢了。
現在地檢接手了，既偵訊了相關證人，也調查了人員進出資料，甚至還檢查過鄉民們念茲在茲的監視器畫面了。然而，由於這樣的調查結果並不如鄉民意，所以鄉民們馬上就改口說地檢也被和諧了。
陰謀論之所以不可取，在於提出陰謀論的人，永遠不需要真正地提出能證明「事件真是如此」的證據，甚至不需要提出「有超越合理懷疑」的證據。有證據，當然最好；沒證據，那就是一切都被黑手、老大哥以及高層給〝和諧〞掉了。反正空口說白話，願意信者就來上鉤，然後大家相互取暖、彼此強化彼此心中的偏見與刻板印象。
顯然，只要調查報告與審判結果不如鄉民意，誰都有可能被鄉民們貼上「不可信任」的標籤。
第一線指揮官不可信任，軍事檢察官不可信任，普通檢察官不可信任，那接下來的一審法官、二審法官、終審法官、非常上訴審法官、最高法院大法官，到底還有誰可以信任？
當老師不可信任、警察不可信任、官員不可信任、體制不可信任、媒體不可信任（話說媒體還真的不一定可信任就是了），整個社會根本沒有任何可信任的東西。
既然連整個社會都不可信任了，則人便沒有理由繼續去信任鄰居，甚至是親戚朋友。
對了，由於這個社會「弒親殺子」的新聞頻仍，所以只怕連直系血脈也不可信任了。
當一切都不可信任的時候，人到底該怎麼活下去呢？顯然，人就會變得自私，因為只有自己才能信任。
問題是：當人開始變得自私後，原本被認為「不可信任」的社會，就會變得「更‧不可信任」，因為人的自私自利與自我中心，只會更進一步地加強了人們對「社會不可信任」的印象與認知。於是乎，人們就會更加用這樣的印象與認知來合理化自己的自私自利與自我中心行徑。再於是乎，人們的所作所為，就會更加強社會的「不可信任性」。於是終於進入一個關於「不可信任」的迴圈。
很多人以為，在各種社會價值中，最重要的是「正義」。
關廠勞工臥軌案也好，文林苑案也好，華光案也好，大埔案也好，這次的洪下士案也好，社運人士或一般鄉民，幾乎無一不是滿懷著「正義感」而率眾抗議擋怪手，也幾乎無一不是高舉著「正義」與「民主」作為證成其行動正當性的口號標語。
我承認：如果「正義」真的是一種客觀的存在，而且能夠為人客觀地找到，則「正義」真的是很重要的社會價值。
但問題是：從有人類以來，「正義」只存在於哲學家的「論述」，與一般人的「想往」之中。
「正義」並不是從來都不存在，而是其存在幾乎都是主觀性的。也許這個世界上真的可能存在著「絕對的、客觀的正義」，但至少人類文明發展到今天，無論古今或中外，從來沒有人真正找到過。
如果連拿著一個幾乎不存在的東西來當理由的行動，也可以有這麼多人聲援盲從，也難怪中外社會總都是有那麼多盲目崇拜政治偶像、宗教權威的綿羊了。
沒辦法，這就是綿羊的本質：平庸、愚蠢，但還算善良。正因為「平庸愚蠢但還算善良」，所以永遠沒有人認為自己其實才是「社會不如己意」的元兇或共犯，自然沒有人認為「自己」才是應該要主動地被改變的那方。
錯，永遠都在別人。不是鄰居，就是媒體；不是老師警察，就是官員政府。
當懷抱著這種「被害者情結」的人越來越多，而且開始串連相互取暖後，終究就是會有某些永遠組織才能者，會開始擔任起領導人，發動一次又一次的權力爭奪。
當然，由於「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所以多麼激進、不理性、甚至不正義的「手段」都是可以被寬容的。「因為我們代表著正義」，人們總是會這樣自我安慰的。
平庸的邪惡，在於平庸者永遠沒有「惡人」的自覺。把「正義」、「民主」掛在嘴邊，卻完全無視於人類文明有史以來多少思想家、哲學家對於這些概念的一切鑽研與討論，更忽略了人類社會為了逼近或落實這些價值而在政制上、法制上所作的一切嘗試與努力，這樣的心態，正是平庸鄉民最初是鄉民而最終也只會是鄉民的原因。
那麼，接下來呢？鄉民們該主張由誰來接手調查真相的工作？還是說，鄉民們真的以為，真相可以不用經過調查，只需要聚眾呼喚一聲就會自己跑出來？
如果鄉民們要的是真相，則鄉民們就應該授權給某個機構或小組來進行調查作業。但問題是：如果連現存一切有權調查的體制內組織的調查結果，都會被鄉民視為「不可信任」，則誰又能保證未來或新設置的各種新體制的調查結果真的可信呢？
體制成員越不肯對體制投以合理的信任，則體制中的個人就越會用自己的行動來回應這種不信任。鄉民們以民主正義為名的公審心態，終究只會逼迫著體制中的一切軍人、警察、教師、官員們，用消極的「不作不錯」或積極的「迴避一切被指控是犯錯的空間」來自保。
有趣的是：這種劣幣驅逐良幣的苦果，當發生在自己或親友身上時，其理便變得豁然開朗，但當不發生在自己身上時，就連才剛親身體驗過的人也會變得愚昧無知。柯文哲（或同情柯文哲者）的「左手抗議國科會制度殺人，但右手抗議立法院用會計法為顏清標解套」，以及「左手抗議急診與外科的醫護人員被病患家屬無理提告甚至暴力相向，又被體制逼著只能不斷進行防衛性醫療，但右手卻抗議著國防部由高層開始或縱容或默許甚至直接下令一個志願役士官長虐殺一個義務役下士」就是一例。
幾千年前，莊子早就用「鄰人偷斧」的故事對世人提出告誡：我們終究只會相信那些我們原本就已經相信的東西，而且我們只會用我們願意接受的資訊來增強那些我們只希望它成立的認知與印象。
但幾千年過去了，人改變了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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