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搖滾經濟學談知識測不準與人生修行(20130809)

自稱是臥底經濟學家的Tim Harford在＜搖滾樂經濟學＞的專欄文章中提到：「到了2007年，本土藝人的銷售額權重達到了約三分之二。本土制作音樂迎來了複興——這表明全球化的影響遠比我們設想的複雜。」

十幾年前，在研究全球化這個議題的時候，學界大多傾向兩種聲音：一種認為全球化是人類文明的勝利，帶來的只有更高效的生產、更便宜的商品與服務以及更緊密的合作與互動；另一種則認為全球化是全球資本主義的洪水，帶來的只有跨國資本的無情流通、在地產業的萎縮與工農階級的再無產化。

但最近十幾年來，其實學者對於全球化的認識越來越分歧多元了。傳統那種非黑即白的二元邏輯，慢慢只剩下「大企業」與「社運者」兩個陣營各自基於自己的立場需求而繼續堅持著了。

事實是：全球化有它的好處，但它當然也會有代價。到底該如何取捨，有時候雖然不完全是我們所能說了算，但我們在整個過程中倒也不是完全沒有置喙的餘地。

Harford同時提到：「音樂界就和現實生活一樣，有錢人越來越富，其他人則被遠遠拋在後邊。克魯格指出，導致這一局面的部分原因在於，技術變革使得贏家通吃型分配模式成為可能。他還頗有說服力地指出，是成為越來越富的贏家，還是成為落敗者，通常只是運氣說了算。」

誠如正如此段引文所提及地，今日的社會科學，越來越不可能指望單一因果鏈式的分析途徑。在多因果、多變項、高度複雜且不一定可重複的諸種社會現象中，人力所能分析、探究、瞭解、進而掌控或操弄的因素，其實越來越少，而這些〝人力所能及〞的因素影響力也越來越弱。「運氣」或「隨機性」作為因素的影響力，越來越被學界重視。

那麼，作為社會科學的研究者，或作為想在這個世界上追求成功的一般人，到底該何去何從呢？

其實佛教的邏輯，給了我們一條很具建設性的思路。

單一學科或學門所努力的因果知識，最多只給了我們一些可能的參考空間而已。任何基於「因果分析」所累積的知識，都是研究者有意的忽略或無心的誤解。

因此，任何形式的「因素操弄」，都是沒有意義的，因為總有更多我們事前無法預知與預料的變項，會在過程中突然浮現並幹擾最後的結果。

既然我們永遠無法控制完所有其它變項，而且我們永遠都無從判斷那些「尚未被控制的變項」到底幹擾影響力有多大，所以我們永遠不可能即時地用我們現有的知識去操弄我們或她人的行為，以追求預期的結果。

「知識的有效性或準確性」，以及「掌握該知識的時機」，我們終究只能在兩者中作出取捨。這種兩難困境，反映了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的「測不準性」。

正因為有太多因素是複雜混沌而不可知的，而諸種因素間又彼此或串連或並聯地因果相涉，所以到頭來，人終究只能回歸個人的行為與心念。

換句話說，我們應該放棄用「操弄變項」的心態來面對人生與社會，而是用「觀照自身」的心態而在人生與社會中修行。

在西方古典共和的思維中，其實經常都存在著「天酬有德者」的邏輯。即便是最常被當作西方法家代表的Machiavelli，其實也是抱持著「幸運女神只會垂青於那些自身擁有美德者」的信念而寫成《君王論》的。（馬氏雖然說君王應該不顧世間一般歌頌的美德，而應該以權勢謀法來鞏固地位，但君王之所以應該這樣作，終究是為了在亂世之中，為了自己的臣民而捍衛國土與主權。所以君王之道並非是不追求美德，而是為了追求大美德而犧牲小美德。）

無獨有偶地，東方上古亦長期有「個人若能在心念與行為上，力求與天地萬物追求和諧，則可增進成功的機會」的思想。比方說，《周易》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說「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尚書》說「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又說「天閟毖我成功所`……天亦惟用勤毖我民」。

這兩種思維背後的一致邏輯是：看似隨機或無序的「運氣」，其實是可以透過人改變自身心念與行為而改變的。

無論是個人、家族或社會，人生的一切，終究都是在回應我們如何處理自己與她者的關係。國家發展也好，社會改革也好，無論是哪一種主張，終究必須回頭觀照我們如何選擇與她者互動，則該主張才有可能具有參考的價值。

國家也好，企業也好，個人也好，其成功與失敗都是各種各樣的因素，搭配著特定的時空歷史條件而產生的結果產生的結果。我們凡夫可以稱之為隨機性，但它其實是業力。

業力，不是完全由我們的意念或政策所選擇的；但它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改變的。當我們的心念改變，當我們的行為改變，我們所招致的業就會逐漸改變。

改變自己的心念與行為，是改變自己未來的唯一可能出路。

清代臺灣舉人卓肇昌在左營鳳邑城隍廟曾寫下一副對聯：「為善必昌，為善不昌，祖宗必有餘殃，殃盡必昌；作惡必亡，作惡不亡，祖宗必有餘德，德盡必亡。」有時候，真的只是時候還沒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