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與自律雜談(20140403)

如果臺灣的政治文化不改，就算讓這些學運領袖後來進了立院、當了縣市首長，甚至當選總統，這個國家的政治運作真的會改變嗎？

我當然不相信會改變，因為我從來都不認為我們的政治問題真正出在「統獨」或「憲政制度」上。

也許大部分政治學者可能會不同意我的想法，但我認為我們的政治問題出在「信任」與「自律」兩點，而這兩點又其實互為表裡、一體兩面。

沒有自律，就沒辦法讓別人信任；當我們不信任別人，就更不會率先拿規範限制綁住自己手腳。

當人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而不在乎說謊、造假、扭曲資料、故意誤解理論時，短時間內也許真能騙到一些白痴上車跟風（好吧，也許可以騙到五十萬個白痴【按：其實我不認為330真有那麼多人，不過姑且取這個數字不論】），但長期下來，再白痴的人也會發現受騙上當。當人一再受騙之後，自然就不再願意信任別人，尤其不會信任政敵，甚至不再信任遊戲規則自身。

反過來說，當人不願意信任前人們共同制定的遊戲規則時，自己就可以用個人心中膚淺但直觀的正義合理化一切手段（無論手段是否非法或背德）。當人把自己想成是「烈士」，而把所有異議與雜音都理解成是「外魔」時，則就不存在任何阻止人去進行暴力行動、恐怖行動甚至是毀滅性行動的煞車機制了。

「信任」與「自律」是互為因果的。所以我們永遠不可能精準地找到一個完美的「切入點」，好讓我們對症下藥、一勞永逸地徹底靠革命來解決問題。這是註定不可能的。

我們唯一能作的，只有先從每天日常生活中的「自律」開始，也就是從合理範圍內的「先以善意去信任她者」開始做起：當我們選擇「自律」，我們也就是以善意期待著她者也會「自律」。固然我們容或也會見識到若干企圖佔人便宜的順風便車客行徑，但只要我們能夠盡力維持一個程序上公平的機制，我們就能有效抑制「搭便車效應」的猖獗，就能繼續信任體制、信任她者也會「自律」，於是我們就能繼續要求自己「自律」。

然而，當社會選擇性地原諒了各種違背政治信任的「貪污」行為，當社會縱容默許了惡意扭曲規則的「關說」行為，甚至當社會謳歌讚嘆著毫無理論根據也無正當性的「公民不服從」行為時，這個社會自然不可能再有任何「信任」；也因此自然不再存在任何得以呼籲人們「自律」的心理機制可言。

所以今天臺灣的政治問題，與其說是世代不正義，又或者說是統獨心魔作祟，我更毋寧認為其實歸根究底都出自於凡夫俗子人們在「公共道德能力」上的低落：人們心中只有「私我情利」，沒有「公共社群」；只有小清新與鄉土味交雜的和善溫情，卻沒有明辨是非、仗義執言的求真愛智堅持。

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在《戰地鐘聲》（For Whom the Bell Tolls）曾說過：「如果我們能在此堅持下去，我們就能永遠地一直獲勝。這個世界是個好地方，它值得我們為之犧牲浴血；而我寧死也不願背離它！」（If we win here we will win everywhere. The world is a fine place and worth the fighting for and I hate very much to leave it.）【按：這個引句的後半段因為曾經出現於電影《火線追緝令》（Seven）的最後一句口白而聞名。】

當面對“一切便宜行事，但求直觀正義”的「自我中心道德圖騰」的「高牆」，以及“寬容異己，包容多元”的「程序正義」的「雞蛋」時，我永遠選擇站在後者那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