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學的研究者，通常會接受實證主義的知識論與方法論訓練，利用實驗、觀察或測量，配合統計方法，去釐清變項間的因果線性關係：進者則是發展出模型與理論，針對未來的現象進行預測：最後則是在幾經經驗資料支持後，逐漸發展成定律或法則。
但人文社會學科的東西，沒有那麼截然二分的界線。即便是最相信量化研究方法的經濟學，其實對於過去與現在認識經常仍然有所限制；而其對於未來的預言能力，也常常不過就比相命先生略強一點而已。
但也正是因為人文社會學科的這種「無法精準測量性」與「無法完美預測性」，給予了我們作為讀者，作為研究者各種各樣的對可能性的探索空間。
儘管人文社會學科的研究者，未必真能找到真正穩固可靠的有效知識，更未必能夠用模型或理論來準確預言；但通過薰陶與教化，我們可以促成一代又一代的對「可能性」的探索興趣。
若想真正滿足這種對「可能性」的好奇心，「求真」與「愛智」的態度是必要的。在這點上，人文社會學科與自然科學並無二致。
但正由於人文社會學科比自然科學多了很多詮釋空間，所以也給了不肖研究者偌大機會來惡意踐踏「知識」，把「研究」拿來當作打擊對手或促成政治目的的「手段」。
學術工作，除非作的是極為罕見的冷門領域，不然其實多半都是中人智商就足以勝任。任何人，只要勤奮努力，經過一定程度的學科方法論訓練後，就能在學術這行幹起「研究者」這種工作。
但「研究者」或「知識工作者」必然能成「方家」嗎？我想不然。而顯然逯耀東也認為不然。
「知識工作者」與「方家」的區別，不在於後者是否能夠發展出獨到的知識論或世界觀，更不在於後者是否能解答出學界同行糾結已久的困難子題。
一個讀書人之所以能成「方家」，關鍵就在於她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放到「知識」的裡頭。換句話說，「探索知識」不再只是一個工作，而是一個讓她生活在其中的場所，是一種呼吸，一種維持她作為一個人繼續存有的前提。
正因為這是自己的呼吸，所以根本沒有什麼造假說謊等自欺欺人的理由。想靠搞「知識」來牟利，怎麼可能不會污染了自己吸進的空氣呢？
所以真正的「方家」，無論研究能力或高或低，她終究不會對自己說謊的，終究不會靠耍弄一些自欺欺人的手段來交換名聲、地位、崇拜、或職位。
杜正勝到底算是個「方家」？亦或只是個「知識工作者」？這點，就讓歷史去判斷吧。
甚至，就連逯耀東其人到底當不當得起「方家」二字，這點也讓歷史去判斷吧。
前人也好，師長也好，同窗好友也好，後進學生也好，到底要自甘當個「知識工作者」？或是想追求成為「方家」？這些都是旁人的事情。
真正重要的，是我們自己到底如何面對自己：就算我們當不成「方家」，難道我們居然還要當那種“為了服務友己政團、為了打擊政敵，寧願造假說謊、扭曲資料、誤用理論、顛倒黑白”的最沒有品格與專業尊嚴的低等「知識工作者」嗎？難道我們真能接受自己“為了達成政治目的，不惜炮製邪說歪理，好誤導煽動學生”的低等「教育者」嗎？
當不成「方家」，其實沒那麼嚴重。但自甘墮落成為那種劣質的「知識工作者」，甚至是惡質的「教育者」，則就完完全全是我們自己出賣靈魂與尊嚴的結果了。
到頭來，是人的眼界，以及對自己的期許，決定了我們的高度：而不是我們曾經佔據過的職位與頭銜。冷眼看過這場太陽花運動，我對這個道理的感觸，又深刻了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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