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19日

瑞郎脫勾歐元引發全球外匯市場危機雜談(20150119)

最近瑞士法郎因為無預警地宣布與歐元脫勾,使得瑞士法郎瞬間暴漲,因而導致全球外匯交易市場上演破產倒閉潮。

為什麼瑞士無預警的政策宣告,會導致全球外匯市場出現如此大波動?原因就是由於它是「無預警」,是所有程式交易主或系統交易者所不可能設想得到、卻又一定得面對回應的。所以當然就一堆人慘賠,這個不在話下。

但交易這種事,向來是有人輸有人贏,所以何以有人慘賠最後卻變成全球一堆外匯經紀商莊家破產呢?這就得歸咎於金融市場的保證金交易制度。

所謂保證金交易,指的是交易者只需要存放一定金額的現金作為保證金,就可以得到比該金額更多的額度空間去進行交易。通常保證金交易制度都會設定交割的期限,所以只要交易者在到期前處理掉手頭上的交易部位,就可以不必拿出「超出保證金以外的現金」。

為了風散經紀商的風險,並為了維護整體的金融秩序,大部分的國家都會要求經紀商要有「追繳保證金」的制度:當客戶的交易額度超過一定門檻或槓桿達到一定比例後,又或者是市場波動顯然出現不合理的震盪時,經紀商就會要求客戶存入更高金額的現金,以避免萬一客戶交易失敗時,會因為付不出現金交割而連累經紀商。

問題是:期貨也好、選擇權也好、保證金商品也好,這些用以交易的,帳面上說是貨幣,實際上只是用以反映「信用」的「債」:所以參與這種交易的人,包括客戶交易者、經紀商,與後端的國際銀行,其實都共同構築了一個以「記帳」為核心動能的金融系統。

現代的各國貨幣,本質上也是同樣的這種系統。然而,在經濟體之內,流通貨幣通常被當成是計算經濟活動的中性籌碼;但在不同經濟體,乃至於全球金融市場中,貨幣不只是計算經濟活動的中性籌碼,它更是商品的一種。整個外匯交易市場,交易的就是各個經濟體用於充當籌碼用的貨幣。

一般的期貨交易,交易得標的不是「實體現貨」,就是“以實體現貨為標的”的「合約」。所以,萬一真遇上交易失利的狀況,最壞狀況下,交易者還可以去市場上買實體現貨來償付給交割標的合約中的它方當事人。

然而,選擇權或保證金商品這種純粹從金融活動衍生出的二級市場,卻不可能這樣作。這些雖然交易的都是「合約」,但實際上作為合約標的的對象,還是赤裸裸的「錢」;正由於這些是用錢來交易錢的市場,所以這種市場距離人類真實的經濟活動就更遠了一層。

這種「遠了一層」有好處也有壞處。

二級金融市場由於其「二級」與「虛擬」的本質,所以可以完全把整個市場建構在「記帳」的系統之上;這種「豁免交割實體現貨」的本質,節省了大量的交易成本,所以就形成有利於膨脹二級市場中的經濟活動的條件。

由於二級金融市場中的手續費、規費仍然是真金白銀,所以由這些交易成本所養活的從業人口,其所形成的各種乘數經濟活動,乃至於整個二級金融市場的經濟活動,都可以算入該經濟體或全球經濟市場的經濟產值之中。

也就是說:當製造業與服務業受限於創新因素而無法持續性地繼續發展時,金融業就成了「經濟發展」的唯一動能;任何把「經濟發展」設定為主要目標的經濟政策,最終都會形成有利於金融寬鬆流通的環境。

於是乎,人類的經濟活動,就從實體的世界,擴散到虛擬的世界。

但這種金融遊戲的結果,必然會導致金融泡沫越吹越大、距離經濟體實力範圍越來越遙遠。等到金融泡沫遠超過所有人能控制、預料或想像的時候,金融泡沫本身就形成了一個有獨立意志的怪獸,隨時都可能會基於人類無法明白的理由(又或者根本不需要任何理由)而反過來吞噬人類。

當這種金融遊戲涉及到貨幣時,這種「吞噬」的回火效應不僅會影響到參與交易的各方,更會影響到使用那個“被當作是交易標的”的貨幣的所有人。

然而,儘管這一切雖然看似光怪陸離,而且也很容易引發一些保守人士或衛道人士對於諸如「貪婪」心理或「投機」行為的亟力撻伐;但其實這些都不是偶然或憑空冒出來的。

當地球的人口就是越來越多,當工業化所帶來的高生產力無法找到相對應的消費力時,人類只能把經濟活動不斷複雜化,通過供給與需求各自的「差異」,去交錯出一個以「時間差」為核心的經濟活動泡沫。

與其說這種泡沫是什麼人工的、罪惡的東西,更毋寧承認這種泡沫就是人類經濟活動的本質;這是任何生產服務複雜度達到一定程度後的文明社會必然存在的現象。

任何企圖否定這種現象的努力,最終都只能得出「文明退化」(也就是所謂的不丹化)的結論。但問題是:絕大多數高唱這種論調的人,其實都是懷著盧梭那種「高貴野蠻人」的憧憬,而美化了原初經濟社會的一切。

但事實就是:衍生性金融活動,正如現代各種複雜的公衛工程、能源設施、醫療藥物、農業技術般,從來都是有利有弊、而且常常是利大於弊的。

個人層次上,我當然歡迎那種節制寡欲的隱士生活。但倘若人人都如此,則地球上至少會有一半的人口會因為「不存在複雜性的商品服務產業」而失去工作。同樣地,整天謳歌綠能、環保、鄉土、農業的文青,其實從來都不是真正要為「底層人民因為醫療、營養、公衛、交通、資訊、能源、教育等資源匱乏而被迫承擔的犧牲」所付出代價的那群人。

在我想來,當全球化催化「現代性」到極致的時候,人類社會真正需要的,不是「崇尚自然」或「放棄發展」那種保守反動的假左主張──尤其當這種主張的文字係由那些坐在昂貴連鎖咖啡廳內使用高檔手機平板筆電的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所寫成的時候。

我認為人類社會真正需要的,反而是道德能力,以及用以構築道德能力的道德知識。只有當社會中的多數人都被承認擁有起碼的道德知識與道德能力時,也只有當社會存在著約束並懲罰「不道德」的理性機制時,社會才能維繫著最根本的「信任」。

在我看來,最近十幾年內接連發生各種金融危機,正是因為人類社會明明不存在足以支撐的這種「信任」,卻硬要發展各種以「信任」為基本動能的體制與系統所致。

誠如前述:整個期貨、選擇權、保證金、乃至於博奕彩券等二級金融交易市場,甚至各經濟體的貨幣體系,全部都是建立在「記帳」這個基礎之上;而用以支撐「記帳」的,恰恰就只有「信任」。所以,當一個社會根本不存在「信任」,又或者根本無從判斷哪些人值得信任時,在這種社會中去發展出高度複雜的二級金融活動,就是危險的。

由於外匯保證金交易是一個針對「合約」而為交易標的的純粹的二級甚至三級市場,所以外匯交易的保證金要求通常不高(因為不必交割實體現貨,所以交易成本低),這就使得很多外匯交易者會習慣使用高槓桿的方式來進行交易。

又由於外匯保證金交易本質上是純粹的「記帳」系統,所以除了錢與信用之外,經紀商根本不需要什麼別的資本,而錢恰恰又是客戶參與交易時最直接的活動產物,所以對於外匯經紀商而言,除非自己或母集團本來就財力雄厚,不然,最直接的經營利基,就是先想辦法誘騙到一大群的客戶進門開戶交易;因為當客戶開始真正交易之後,經紀商就能賺取手續費的實際利潤,並且可以將自己手中的資金與客戶用於交易的資金,彼此交叉掩護,膨脹出帳面上漂亮的龐大規模,進而反過來證明自己的財力與可信度,然後吸引更多的客戶上門入金,或以這些帳面上的漂亮數字,來對銀行團給的龐大貸款作交待。

結果是:許多外匯經紀商為了吸引客戶上門入金,不僅推出了各種各樣的優惠方案,更不斷降低保證金門檻與放大槓桿倍率。拜全球化所賜,倘若母公司所在地的金融監管法規不允許如此寬鬆的保證金或槓桿條件,則這些外匯經紀商還會直接改到離岸免稅天堂登記註冊,以迴避那些綁手綁腳的監理法規。

但降低保證金與放大槓桿倍率的結果,就是提高了整個系統不穩定的風險;更者,這種用低額保證金所支撐起來的金融泡沫,反過來形成了經紀商在提供貸款的銀行眼中的「信用」的根據,於是造成了對「信任」的膨脹。於是乎,一個完全靠「信任」去支撐的產業,最後卻走入了一個“用膨脹的信任去支撐信任”的那種最沒有辦法維持「信任」的處境。

回到這次瑞士法郎的暴漲事件。當這次瑞士無預警地宣布將瑞士法郎與歐元脫勾的時候,所以曾經或一直認定「瑞士法郎必然與歐元連動」的交易者,都必然針對自己手上的瑞郎部位作回應;而這些回應反映了金融市場中人們的預期,進而會反過來將這種預期以自證預言的方式去變成真實(這就是索羅斯所謂的反身性理論)。

儘管在這種金融波動中,經紀商通常會因為「客戶手中多空單在總額上恰可彼此沖銷」而不一定會有太大的損失;但當客戶本身不一定信用可靠時,則就會發生像這次「客戶因瑞郎暴漲的損失,而選擇拒絕回補保證金而放棄信用潛逃」的事情。對於經紀商而言,經紀商不可能不依照合約付錢給“因為這次事件而賺錢”的客戶,但經紀商卻不能順利地從那些理論上應該要把錢賠給經紀商的“因為這是事件而賠錢”的客戶身上拿回錢。加上許多經紀商其實一向放任客戶開高倍率槓桿作交易,所以對於很多經紀商而言,這次帳面上的損失早就超過了自己的儲備現金,除非能從母集團或銀行團那邊得到金援,不然就只能宣告破產倒閉。

當然,相比於雷曼或次貸等規模的金融風暴而言,這次瑞郎暴漲的事件雖然讓許多外匯交易者與經紀商慘賠,但這次卻不一定必然會演變成全球性金融危機;畢竟不是所有的基金經理人都會選擇進入外匯保證金市場這種高風險的戰場。

但這次的金融小風暴,除了給歐元的未來蒙上了一層濃厚的陰影之外,其實也對「人類經濟活動發展出全球性二級、三級金融市場」的這種走勢敲下了警鐘。

誠如前述:我不認為以今天的全球人口數與全球化的頻繁互動來說,人類真的可以退化回去那種「不必二三級金融市場」的世界。所以出路還是在於:我們如何在今日各種高度全球化、複雜化、階層異化的經濟活動中,重新錨定用以支撐人類合作的根本元素──信任。

傳統金融業將「可信任度」等同於「信用」,更將「信用」等同於「償付能力」與「過往的交易紀錄」。但在一個高度階層異化的金融市場裡,由這些機制所定義出來的「信用」,其實並不足以反映「可信任度」。

在我想來:一個“足以穿透現行主權邊界”的關於人作為經濟活動交易者之「可信任度」的鑑別機制是必要的;而且,這種機制,在我想來,不可能也不應該脫離於對人的道德知識與道德能力的鑑別系統之外。

任何試圖跳過「道德能力」這個環節,而期待能從其它數字上、帳面上或別的鑑別來源而確認人之「可信任度」的努力,我相信最終都會是白費的。而且,人類會因為一再而再地對這類努力的期待落空,而逐漸失去對任何「體制」的信任,最後會因為盲目與無知而反而被各種各樣的詐騙或險惡風險性投資商品給吃得死死的──除非她徹底放棄任何對抗全球性通貨膨脹的努力。

但話說回來:當全球各國幾乎都競相狂印鈔票,或者靠炮製各種以年金保險為名目的龐式騙局以轉嫁境內的福利開支給後代子孫時,「木然地不作任何反應」當然也只有死路一條。

不反應是死,亂反應也是死。真正的活路,只有「通過真誠地互動,並逐漸累積自己的道德能力,好加入這個全球性的信任重建體制」一途。但問題是:要走進這條路的門檻很高,所以至今還盲目吹捧謊言與謠言的人(那包含了絕大多數文青、社運、反核、護樹、動保等假左與極右派人士),是沒有資格、沒有立場,也沒有可能走進去的。

所以,這條活路能否浮現在世人眼前的關鍵,最後就在於「反智、反理性、反道德的人,究竟比例有多高?」這點上。而在我看來,臺灣這個社會,是必然會死在這個門檻之前的;問題只在於「有多少人要同這樣的臺灣一起陪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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