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法律人以為：執法人員如果要求「合意搜索」，就一定得把被搜索人各種權利義務關係給說明清楚，甚至主張「執法人員必須要向被搜索人說明：她們有拒絕同意的選項」。
對此，我只能說：這些法律人的智商似乎真的不太高；因為她們顯然以為，律師應該有「提醒當事擁有『不簽契約』之權利」的職責與使命。
所謂「合意」，就是以「明確的意思表示」為構成要件。如果不存在這種意思表示，則自始就不存在「合意」。
我不知道那些法律人的智商到底多高。但我以為臺灣現在「不識字」的人應該不太多了；所以「自願受搜索同意書」上的「自願」兩個字，應該不至於看不懂。
誠如我在別篇已經談過的那般，「合意搜索」只要求三個前提：一是「真實的自願」，二是「確實基於偵查犯罪的理由」，三是「前二者的因果聯立」。
只要執法人員確實表明自己的身份，只要執法人員確實基於偵查犯罪的理由而提出這類要求，只要執法人員沒有用暴力威脅生命與安全，則「合意搜索」不需要任何類似米蘭達警告的提醒；而且「合意搜索」也不反對執法人員用軟語央求；「合意搜索」更不阻止執法人員用「威勢」來使被搜索人因為「不想惹麻煩」而乾脆同意自願被搜索。
這沒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因為即便是「發律師信提告或聲請各種法律動作」也是一種訴諸對方「不想惹麻煩」心理的「威勢」手段。
換作是在日本，人們只需要說聲「你這樣作，我會很迷惑的」，就已經足以對日本人形成「威勢」了，不是？
這裡有任何「侵害權利」的事情發生嗎？沒有。
會把這種「威勢」視為是「侵害權利」的人，我想大概每天都得提醒自己的父母或親友「不要忘記呼吸」或「不要忘記眨眼睛」。
西方的「法治」，基本上是與公民的「行為能力」成套一起談的。所以，如果要談「權利」，我們就不能把「擁有權利者」想像成某種“一照射到陽光就會全身皮膚潰爛而死”的脆弱生物。
會把「公民」想像得如此孱弱無能的人，若非本身患有精神分裂症或被害妄想症，就是太過習慣把「公民」看成“蠢笨如牛馬”的草芥存有。
何以故？因為犯罪偵查的「公權力」，本來就是“應該被人民覺得畏懼”的東西；因為除非人人都是天使，不然社會秩序只可能以國家通過「法律」、「警察」與「監獄」這些東西來達成。
說得直接點：「律師」這種行業，本來就是與「法律上的麻煩」是直接聯繫的；不然律師哪裡來的「用威脅要興訟、來逼她方當事人達成和解」的執業空間呢？事實上，很多被稱為「名律師」的人物，不僅會「威脅興訟」，甚至還會無中生有地故意跑到遠方管轄法院去提告呢。
「法」這種東西，因為它是中性的，所以它無情得很。也因此，人們永遠應該對「法」懷有畏懼的心理，因為任何掌握「法」的人，就能掌握「權力」。
「擁有合法權力」這件事情，本身就是值得人們畏懼的；因為如果連人們都不畏懼「別人擁有合法權力」這件事了，人們就更不可能去畏懼「自己擁有合法權力」這件事情。不然，何以法官審理案件為什麼要穿法袍？何以日本的律師為什麼要配戴向日葵徽章？何以醫師為什麼要授袍？因為要區隔其「身份」、「權力」與「責任」的不同。
所以人們當然應該畏懼「法」。一則人們應該畏懼「法」被應用於自己身上；一則人們應該畏懼自己哪天真的手操執法號令的權柄。
都說「人必自重、然後人重之」；但反過來說，不能重人者，必然也不可能自重，不是？
一個不懂此理的人，永遠不可能尊重權威與專業。一個不懂得畏懼「法」的社會，永遠不可能擁有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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