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反智或非理性視為是一種理性策略，這是一種oxymoron；而且都把「知」看得太過膚淺。
正如「不是擁有名校學歷就必然擁有知識」一般，希羅古典也好，啟蒙也好，中國傳統也好，其實對於「知」的期待都有著很高的標準（雖然對「知」的內涵與理解或有不同）。
而且，恰恰與許多實證主義者所想像的相反：理性及知識，其實是道德能力與價值判斷能力的基礎；所以應然實然之間不存在二分法。而就算是維根斯坦那輩搞形式邏輯的人，也不認為這中間有這種二分。（形式邏輯的問題是，它把真實世界中的道德判斷問題，先簡化、然後再概化，於是弱化了人的“可用以回應複雜道德問題”的判斷能力。）
所以，到最後，會誤以為科學就是要把這兩者拆開的人，不僅本身是對知識論的認識不足，更是在道德能力（以及在知識與理性運用能力）上的不足。
這就是何以很多整天把科學方法或科學價值掛在嘴邊、而且還因此當上大牌實驗室或大型研究計畫總主持者的人、常常會一不小心、就在很多常識層次的議題上、顯露出「自己完全對嚴謹的科學方法毫無信仰的忠誠」這點。
沒有這種忠誠的人，不代表「不能靠著模仿科學方法依樣畫葫蘆而寫出高IF點數的論文」；甚至不代表「不能作出結論上正確的研究成果」。
但我們不能從這些「結果」上的正確、去回推「方法」上的正確。這個推理方向恰恰就是科學主義所拒絕、所堅持勢不兩立的。
所以，會循這個方向而評價前述人等的「在科學研究界之地位」的人，本身就是對科學方法與科學主義沒有清楚認識與忠誠信仰者。
某種程度來說，假的科學主義者，其實與命理師或占星師等偽科學家很類似。
巴伯對偽科學的直接定義是「欠缺可證偽性」。善哉此言。然而，由於「判斷一套知識是否真的『欠缺可證偽性』」的根據所在、本身是一種先於經驗的知識論學說，所以它考驗的終究不是「通過科學方法而得出的結論是否具備有效性」，而是「我們是否願意在『無法確認結論是否具備有效性』的前提下、仍然願意完全依循著『科學方法』而操作整個流程」。
這意味著：真正的科學家，即便依照科學方法而作研究、但卻失敗了一百萬次，她仍然不會因為「總是失敗」而質疑「科學方法」本身；相反，她會質疑流程中的操作細節或許沒能滿足科學方法。
命理師與占星師的存在與科學家有點類似：大家都是「依循著某套方法而進行操作、然後得出了某種結論、並在經驗事實足以證明結論為真之前、就先慣性假定結論為真」。
然而，科學家雖然對於科學方法抱持著先驗的信仰，但這不代表「科學家從來不懷疑科學方法的構成與來源」；恰恰相反，科學家會用「科學方法」來質疑或檢驗「科學方法本身」。
由此可見，真正的科學家必須具備「對科學方法的絕對忠誠與信仰」。正是這種「因為信仰『科學方法』、所以甘願用『科學方法』來質疑『科學方法本身』」的熱情，才會在最後的奇異點前止步、而挽救了人落入懷疑論與虛無主義的黑洞中。這就是笛卡爾的貢獻。
反觀命理與占星術。這些東西之所以被稱為偽科學，並不僅僅在於其欠缺「可證偽性」而已，而在於其欠缺「可用『檢查是否欠缺可證偽性』的工具或方法、來檢驗自身欠缺『可證偽性』」的可能。
我少年的時候，研究過幾年的命理，還曾經一度踏進職業命理師的行業。但最終阻止我走進那行發光發熱的原因，就在於我無法信任那些“源於祖傳密笈”或“出自師門不傳絕學”的所謂「方法」。我問遍了師傅與同門師兄姐弟，甚至是別的門派人士，更翻過了許多命理學教科書，但卻始終沒能理解：何以我按圖索驥地照著這些師傳的“公式”去代入生辰八字、就應該相信「結果必然有可參考性」呢？
少年時候的這種質疑，使我寫了〈「預言系統」雜談〉這篇文章，也開啟了我後來對知識論與科學哲學的研究興趣。但這是後話，表過不提。
無論如何，假的科學家與命理師或占星師一樣：她們都從某些來源、學會了某套「方法」、然後沒來由地相信「根據這套方法所產生的結論必然具有可參考性」這點；最後更學會了「照著『方法』依樣畫葫蘆一番、就能得出某些『結論』」的這套謀生方式。
當代的最大問題，除了「庸俗文化」與「反智風潮」之外，最重要的還是「一堆無知或對科學方法完全沒有信仰的人、壟斷了『知識份子』或『科學研究者』的身份與定義權」這點。
欠缺對「追求知識」的熱情與對「真‧科學方法」的忠誠信仰，人就沒有「道德能力」可言。這當然不代表「人必然就會道德表現低落」；正如「假的科學家也可能作出結論為真的研究成果」一般；只不過，這種人的「道德能力低落」終究是個事實，而且我們永遠沒有辦法正確期待她們必然能在常識層次與日常生活層次上作正確的事情。
因此，這是當代主流所謂知識份子與所謂科學家的無恥；而士大夫之無恥，就是國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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