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轉幾段我與朋友的私下談話，權充我對穆勒交出正式調查報告一事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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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美國司法部長正式將他個人對穆勒小組調查報告的摘要、以四頁書信的形式、送交給國會。
臺灣媒體當然也跟著起舞地說：川普被洗刷罪名了。但其實問題比那複雜得多。
看到臺灣絕大多數人對此議題只有膚淺的認識，就覺得好像有責任解釋一下；但我又不覺得我花時間力氣解釋了之後、大家就會真的懂，反而更可能以為我是逢川普必反的酸葡萄，所以就算了。
我並沒有在臺灣教授任何跟美國政治有關的課程，所以嚴格來說，我並不欠臺灣社會什麼。也罷。就讓臺灣人自己繼續在無知的漩渦中瞎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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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說：特別檢察官沒有起訴權，只有提出報告與「建議起訴 / 不建議起訴」的結論。
為了避免侵害檢察總長的起訴權（行政特權的一部分），特別檢察官只能將這個報告與結論、以機密的方式、呈給檢察總長。
檢察總長有義務（原本是法律等級的義務，後來變成是司法部自己內規的行政規則等級的義務）對國會說明、自己對於該報告的摘要。但到底這個摘要有多精準？有沒有曲解報告的原意？這只能等看過報告全文之後才能判斷。
不然，我們就只能相信檢察總長的法學素養、以及她個人對於司法專業的自律精神。
可惜川普已經把這個職位上的人換了三次（我印象中是三次；不過一次是代理部長，一心想被扶正，但川普改任命別人）；第一次換人的理由，是因為她是歐巴馬留給川普作交接過渡用的，結果在對川普提出違法違憲之虞的警告後，被川普無預警換人。
第二第三次換人的理由，都跟「公開說會秉公讓穆勒小組完成整個調查」有關。
所以，很難說現在這個檢察總長絕對不會故意曲解報告內容。
另外，司法部目前的內部備忘錄說得很清楚：司法部目前的原則是，無論犯行有多嚴重、也無論罪證有多清楚，司法部都不會主動起訴現任總統；而是會等國會先發動彈劾且成功將總統解職後，才會開始對被解職的總統（話說，我一下子還不知道這樣的人要如何被稱呼？）發動刑事追訴。
所以穆勒在前陣子報告快完成前，就已經跟檢察總長知會過、說他不會提出任何建議起訴的結論（以免牴觸司法部的內部行政規則）。
目前比較有爭議的地方是：檢查總長的摘要說，穆勒說自己沒有證據起訴、但也不認為洗刷川普嫌疑；而檢察總長將這段話，理解成為「並非基於『司法部原則上不起訴現任總統』，而是基於『罪證不足』」。
這部份，很明確是他個人的詮釋。至於準確度如何？還是只能等看過報告全文才會知道。
穆勒這次被授權調查的罪名，主要有二：
1. 川普候選人是否確實有與俄國勾結干擾大選？
2. 川普總統是否有利用總統職權妨礙司法公正？
前者目前很難查到有證據。因為根據川普前律師的證詞，川普在叫律師或手下去作實際上違法的事情時，都不會明確地或親自地給命令。（有沒有想起教父二在國會聽證會的畫面？）
所以，要想抓到川普親自參與跟俄國勾結的證據，本身很難。
但可以確認的是：競選總部的總幹事，不僅曾經與俄國的代表開過會，還多次將總部內的選情民調回報給俄國代表（動機應該是要對方根據川普目前不利的地方來幫忙催票）
這部份，不僅穆勒小組已經確認了，其實就連檢察總長也不敢否認。
至於妨礙司法公正的部份，由於美國總統擁有各種各樣關於調查局長與司法部長的任免權力、而且一向被學者與最高法院認為是三權分立下的行政特權，所以，即便川普真的百分之百就是根據「處罰不願意配合干預司法調查的司法官員」此一動機而撤換官員，全美國也沒有任何人或法庭有辦法主張這是妨礙司法，除非川普親口承認。
因為總統行使行政特權時，外人是不能追問主觀理由的。
雖然川普有可能在作證或取供詞時、被逼出「自己就是說謊或妨礙司法公正」的面目，但除了川普自己以外，白宮律師團無論換過多少律師、所有律師都拼命阻止川普作證，而只肯用繳交書面聲明的方式來“配合”調查。
所以，我們基本上可以認為，沒有人有辦法真的抓到川普妨礙司法公正的罪證。
這並不是說穆勒小組的努力全部都是白費。
因為，倘若穆勒小組在報告中、確實清楚地指出了川普有高度嫌疑的環節，則國會確實可以發動傳票找人來作證釐清這些部份。
水門案，最後不是特別檢察官搞倒總統的，而是後來的各種國會調查與發動彈劾的可能，而逼著人家用特赦約定來自己下台的。
當然，很可能穆勒已經盡力查過一切可能、但仍然無法找到逾越合理懷疑的證據，甚至線索，則這種情形下，我們就可以完全相信川普真的沒有太多妨礙司法公正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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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提到：民主黨的眾議院情報委員會議員認為，穆勒關於川普方的取證，幾乎以川普的書面陳述為基礎。
書面的證詞陳述，通常都有律師看過。所以通常會小心避開各種會自證己罪的陷阱；加上調查人員不能提出疑問或質詢，所以其實對於“鐵了心要作偽證”的人來說，檢調人員也沒有辦法，只能試著從其它的證據或證詞來看看有沒有辦法反駁。
這部份，我想是穆勒小組一直沒辦法抓到川普罪證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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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沒有提到能否傳或拘現任總統出庭。理論上應該可以；實際上因為川普也確實交了書面證詞（宣誓書），所以應該也算是默許了司法人員有這種權限。歐巴馬之前也去法庭參加了陪審團的預選。所以這部份來說，美國的法院並沒有特別寬容總統。
不過一定程度的禮遇（courtesy）是有的。歐巴馬當時一下子就被法官請回了。
川普本人應該確實是想出庭的，而且他也反覆多次公開這樣講過。
理由大概是：他真心相信自己可以在法庭上公然說謊、也不會被揭穿或抓包。
或，至少，他可能相信自己的口才好到可以駁倒檢調人員的各種質問。
但，無論有罪無罪，一個合格的訴訟律師、原則上都不會建議當事人出庭作證；因為法庭上會發生什麼事情？對方會丟出什麼問題？這些都是高度不確定性的；而好的辯護策略，必然是要盡可能壓制各種不確定性因素，就算罪證確鑿、也要想辦法鬆動控方的基礎，好爭取好一點的認罪協商條件。
穆勒小組理論上可以傳、甚至拘川普來作審訊或證詞，甚至也可以把川普抓到大陪審團前作證。
在大陪審團作證時，證人的律師是不能在場的。是不能在場，所以是完全不能在法庭室內；而不只是不能待在證人身邊。在這點上，大陪審團比國會的聽證會恐怖很多。
所以真正懂法律的人，其實都很害怕接到傳票，尤其是大陪審團的傳票；因為不確定自己到底要面對什麼壓力。
美國一般司法取證的場合有五種：
1. 由證人單方面提出的書面誓詞。
2. 雙方取證（由法庭派書記人員，到雙方都同意的場所作紀錄，同時允許對方律師當場質問證詞；但通常法官不會出席，當然更沒有陪審團在場）。
3. 由警方、調查人員與檢方偵訊然後作成的筆錄。
4. 由法院（或國會）開聽證會然後聽取證詞。
5. 在陪審團（或承審法官）面前作證。
（這是依照對證人的壓力大小排序的）
雖然說，這五種證詞都有證據力，而且都可以追究證人的虛偽證詞的刑事責任，但在沒有詰問的情形下（後四者），其實證人就算作偽證，也只能用別的衝突證據（或逾越合理懷疑程度的推理分析）來反駁而已。
美國檢方，尤其是聯邦案，不必然會直接干預警方與調查人員的偵訊。但對於非現行犯或社會關注度高的案子，檢方通常會用大陪審團來試水。
一方面先施加一點壓力，看看這個案子有可能在證據上挖到什麼程度；另一方面看看一般民眾的意向，來判斷這個案子能有多少資源辦下去。
如果證據難挖，或是資源看來不會太多，則通常很快就會開認罪協商條件給對方（其實不一定跟嫌疑深淺有關，而多半跟檢方想結案的心情強烈程度有關）
穆勒其實有權限對川普施很大的壓力，而且十有八九可以逼川普說謊被抓包。問題是，即便這是可能的，川普大概也只會在一些比較小的東西上說謊被抓包。
我們很難想像川普真的會蠢到直接承認犯罪，而那些川普真正犯的罪，其實都很難有旁證可以直接證明，所以就算川普在這些東西上說謊、大概也不容易馬上抓包。
所以穆勒最多大概只能抓到川普一些小的刑事問題。
但問題是：穆勒甚至司法部都沒有起訴權，所以只能等國會提彈劾；而光靠這些小的刑事問題（即便確實證據確鑿），大概很難策反多少共和黨議員不顧政治壓力而支持彈劾。
而且，這會讓整個國家的顏面很難堪。
最重要的是：穆勒雖然有很大可能瞧不起川普，但他始終都是一個長期的共和黨支持者。他個人在感情上，未必希望用這種方式來撕裂共和黨。
如果說川普確實罪證確鑿就算了，但目前都只是高度合理懷疑而已，所以還是將這個扳機交給國會去處理比較好。這是我猜想他沒有用硬手段的理由。
（這也反過來說明：從來都不存在獵巫這種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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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於我之前沒有細追穆勒小組對川普用書面證詞回答的提問內容，所以沒有多想。但根據一些媒體的報導，穆勒當時的提問，幾乎都以「川普當選前」為中心。
由於我們迄今看不到穆勒的調查報告全文，所以無從判斷川普書面證詞到底說了些什麼。不過，料想起來，書面證詞既然有律師團把關，所以應該不至於會談太多“穆勒沒有提問”的東西。
所以，有很大的可能，穆勒小組當初根本沒有辦法從川普本人、得到關於「川普總統是否曾經動用職權干預司法調查」的證據。
倘若這種分析有一定的準確性，則，有一種可能是：穆勒在調查報告中、說明了「自己因為川普本人的配合程度僅只於此，所以沒能取得任何進一步的證據；但也不能因此說川普真的清白」之類結論。
當然，誠如眾知，上段引號內的文字，與這次檢察總長呈給國會的「摘要」，雖然大致上差了幾個字，但意義上卻差很多。
所以，問題仍然在於：到底檢察總長的“摘要”有沒有淪為揀櫻桃式的斷章取義或故意（或不自覺而造成的）誤導？
這個問題，無論如何，都只能等看到穆勒調查報告全文才有辦法判斷。
但目前檢察總長已經將穆勒的報告列為司法部的機密（這合乎法定規矩），而且一直沒有暗示過會公開的意思。
所以，目前看來，我們唯一有可能看到穆勒調查報告全文的途徑，就是等國會的司法委員會開聽證會傳喚檢察總長、甚至穆勒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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