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1日

拜登「不當身體接觸」指控與MeToo雜談

歐巴馬的副總統拜登,自從宣佈要參選2020總統大選後,最近開始出現一連串的攻擊。這個攻擊主要來自民主黨黨內的年輕世代,而且扣緊著MeToo主旋律。

這波的攻擊,是以女性政客公開抱怨拜登曾經對她做過的「不當身體接觸」開始的;其後則是以拜登對支持者、對家族友人的子女、對官員的妻子等的「不當身體接觸」作為支援火力。

然而,在這些被瘋狂轉傳且痛罵的陳述與影像中,至少有兩起所謂「不當身體接觸」事件的當事人(或直接在場目擊者),已經公開表明「這類指控純粹只是斷章取義、去脈絡的曲解」這點。

這篇的作者,是歐巴馬時代國防部長的夫人。拜登曾經在她丈夫的就職典禮上、以雙手放在她的肩膀上,並低頭疑似親吻她的頭髮。

該張照片是現場媒體拍攝的。當年沒有人覺得有什麼問題,但這幾天卻變成了拜登諸多「不當身體接觸」的證據之一。

然而,曾如這篇作者現在親自澄清地那般:這是一個誤解(甚至是惡意曲解)。

根據這篇作者自己所言:她在她丈夫就職典禮當天,曾經在白宮內走路跌倒,因此一直到典禮開始前都還覺得狼狽不堪;尤其是在典禮現場大批媒體包圍下,她更是感覺到相當緊張不安。

拜登當時察覺了她的不安,因此以雙手拍了她的肩膀,並輕聲對她說「感謝她同意讓丈夫出任國防部長」;她於是覺得沒那麼不安了。

顯然,「雙手拍肩膀」也好,「耳邊低語」也好,這些都是在當時情境下、雙方當事人都不覺得有問題的行為。

今天被人們詮釋為「當事人因為這些身體接觸而覺得不舒服」的表情,其實反映的是當事人在當時早已存在的「窘迫」與「不安」的情緒(基於事前的跌倒、就職典禮大日子、現場媒體包圍等因素,而非基於拜登的身體接觸)。

然而,當外人、事後、罔顧一切情境與脈絡地、對著孤立的影像而望文生義地胡亂詮釋時,這個畫面就成為MeToo指控的鐵證。甚至有些年輕女性還指控說:這足以展現其固定的行為模式。

正如這篇作者自己強調的:她不反對MeToo,只不過她並不是那張照片中的「Me」。

那麼,這場圍繞著拜登的MeToo風波怎麼出現的?

或許,它起源於年輕女性對於舊世代老人行為舉止的誤解。當然,它也可能起於民主黨內部的政治鬥爭需求。它甚至有可能是來自共和黨或茶黨的煽動。它更可能是某些野心家試圖摧毀 MeToo運動正當性的反間陰謀。

無論如何,這些影像確實因為MeToo運動而得到病毒式的廣泛流傳;而這些影像也必然因此會斲傷MeToo運動的正當性。

不,我不認為MeToo本身有任何問題。有問題的,從來都是「去脈絡地曲解」、「造謠」與「虛假指控」。

正如太陽花時代被瘋狂轉傳的「警察踩學生」的相片一般,我們看到了“沒有理性思考能力、也沒有道德行動能力”(其實這兩者是一體兩面)的當代青年的“模式”:她們習慣快速的資訊流,甚至只習慣閱聽拼貼的畫面與影像;但她們幾乎都習慣以去脈絡、去情境、去歷史的方式、而以自己的主觀好惡、來胡亂詮釋各種東西。

在傳播學上,我們將這種現象稱為「媒介真實」(即,通過大眾媒體所表現出來的、被閱聽人認知以為是真實的東西)。媒介真實當然不必然真的就是事實;但當大量閱聽人普遍認為它是真實時,事實究竟是什麼,其實似乎已經不重要了。

事實與真相當然重要。但它只對於在乎的人而言重要而已。

當人們不在乎事實與真相,只在乎如何用眼前的片段文字與影像碎片來合理化自己的主觀想像時,事實與真相當然不重要。

在過去,我們期許大眾傳播媒介的背後、存在著「守門人」,負責幫我們縮小媒介真實與事實真相的差距。甚至,我們通常期待大眾媒體機構能有多道守門人機制。

但到了社交媒體的時代,人們為了追求“自由”與“平等”,所以拒斥一切“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扮演守門人。

最後的結果是:人們退化回到了一個“關於事實、真相與知識”的自然狀態中。事實與真相不再重要,知識也不再有價值。

太陽花時代那張「警察踩人」的相片,即便是當時不久後都已經有“完整影片”足以澄清、卻仍然得以繼續廣為流傳。無論傳播者的動機是為了惡意造謠,又或者只是因為單純的無知或被愚弄,但它都已經形成了嚴重的傷害。

正如那些“為了政治正確理由而對雕像潑漆或要求改名”的人們一樣,基於聲援MeToo理由而傳播各種片段資訊甚至造謠的人,本質上都是不尊重或不在乎事實與真相的人。

簡單來說,這些人沒有太多的理性思考能力;連帶地,這也使得她們沒有太多的道德行為能力。

這或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流”,而對於事實、真相、知識、禮儀、文明性、道德性等有價值事物的追求與堅持,則幾乎快要連這個社會的潛流都已經算不上了。

但這不是最可怕的事情。

真正可怕的事情是:絕大多數批評攻訐前述各種政治正確、各種「女權自助餐」的人,其實本身也沒有太多的理性思考能力與道德行為能力。這些批評者之所以批評,只不過碰巧她們站在與那些被批評者不同的立場而已。其實她們彼此、在「不在乎事實真相知識」的標準上、根本是同一種人。

太陽花與反核的人幾乎都很蠢;但很多反太陽花與反反核的人也都幾乎一樣蠢。

這些人之所以蠢,不是因為她們的性別、族裔、宗教信仰或性傾向、職業別、年齡有任何獨特之處。她們之所以蠢,是因為她們習慣地、根據自己的主觀好惡、以及自己碰巧被傳播到的各種零碎的片段資訊、來拼貼出一個去歷史、去脈絡、去文化的陳述、然後相信自己的陳述幾乎等同於真實。

這是社交媒體時代的媒介真實;只不過,守門人只有一個,就是閱聽人自己;然後閱聽人還同時兼任各種片段資訊(與謠言)的生產者。(這就是所謂的生產性消費者prosumer)

過去,野心家還必須自己架設一個官方掌控的大眾媒體機構,好通過「守門人」這個機制來生產各種片段資訊與謠言。

現在,野心家只需要僱用一些殭屍機器人散播謠言耳語,然後反覆地、 高分貝地指控別人都是假新聞,如此足矣。

畢竟,當「強硬地重複說一千遍謊言」就能有效果時,誰還需要費心花力氣地炮製各種含沙射影的假證據來栽贓污衊對手呢?
當「加強守門人機制」與「努力作研究以澄清誤解或無知」等努力最終仍然不敵時,或遲或早,總會有人決心開始“向對手學習”地也用類似手段來貫徹“自己”的正義。

於是再也沒有人能夠回到過去。

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危機;同時也是自由主義民主政治的空前危機。

雖然我個人目前還沒有能力徹底提出對治這個危機的可行解方(不是沒有,而是目前幾個方案的可行性都有限),但我可以確定一點:無論這個解方會是什麼,它都不可能是某些太陽花導師所謳歌的種種教條與囈語。

理由很簡單:對治“缺乏道德能力”的社會的解方,不可能由一群“缺乏道德能力”的人所提出;因為這會是一種paradoxical oxymoron。

2 則留言:

知識天的圖書館員 提到...

「騷擾」這東西最麻煩的地方是,它具有很強烈的主觀任意性。許多當下社會(或過去社會)認為合理正常的行為,對當事人而言確實有可能造成不舒服的感覺,而且也可能在下個世代的人的眼中看來確實很不合理。

有些騷擾的行為確實存在著強烈的惡意,所以幾乎不存在任何可辯解的空間。

但有些所謂的騷擾,其究竟是否構成騷擾?其實非常因人而異。

正因為這些界線經常很模糊,所以越來越多人會試著用一些預防性的態度來避免踩到這條線。一個很常見的作法是:當沒有親密關係或親屬關係的異性兩人獨處時,很多辦公室或單位的備忘錄都會要求在這種情境下把門打開,或至少是不能將窗簾拉上。

它很匠氣;很多時候甚至有點做作。但其實仔細想想、有時候這種所謂的矯枉過正、很可能也是不得不然。

歧視也好,騷擾也好,它其實都是對文明社會的善意與良性互動等各種機制的濫用與踐踏。正因為有很多歧視與騷擾長期被許多人所認為的「社會常態」給合理化或隱藏,所以後代的我們才常常必須不得已地用矯枉過正的匠氣手段來回應之。

很大程度上,所謂的「政治正確」,其實也是這種矯枉過正的產物。

政治正確與矯枉過正,確實經常都讓人覺得很討厭,或至少覺得無謂。然而,無腦地批評政治正確,其實是很危險的;因為這種批評,常常一不小心、就會變成是對真實惡意的無限寬容。

所以,要批評政治正確?可以。麻煩請批評在點上,而不是看到政治正確就開始胡亂譏諷嘲笑。

很多被我們覺得討厭的政治正確,它其實是我們在追求「正確」過程中的、難以避免的副產品。

倘若人類的品質高一點,則或許我們可以一邊追求「正確」、一邊避免「政治正確」這種副產品產生。可惜人類的品質沒有那麼好。

也正因為人類的品質沒有那麼好,所以「批評政治正確」很容易就會無差別地一起把「正確」給順便打死。

不知道這種風險,或甚至是無視這種風險,才是真正的危機。相比之下,寬容一些愚蠢的「政治正確」行徑,其實不見得真得讓人難以忍受。

知識天的圖書館員 提到...

我個人猜想:這次的指控仍然是基於民主黨黨內選舉而來。

爆料的前州議員,據稱是桑德斯的支持者,所以確實有可能是想以此當投名狀、來增加自己重回政治舞台的籌碼。

她在爆料的過程中,其實也有提到一些她以為可以當作證人的男性政治人物的名字;但那些人中至少有一個、現在已經公開表示,她「提及他的名字」的作法,很讓他感到不舒服,因為他覺得她對他的言論的引述、讓他覺得其實是她的扭曲與誤解。

另外,這個前州議員個人能夠用的爆料材料不太多,所以她在爆料時也拿了一些她聽說到的事件來當佐證;但問題是,那些被當作佐證的hearsay中、至少有兩個事件的當事人、已經公開澄清過「所謂的事件,根本不是騷擾」了(一個是這篇的作者,即部長夫人;另一個好像是某個支持者,他十三歲的女兒被傳說曾被拜登不恰當地接觸肩膀還是摟抱,而這位父親已經在電視訪談中澄清「當時與現在都不覺得有不洽當」)。

但,我仍然沒辦法排除「這個前州議員確實只是單純的投訴自己的被騷擾經驗而已、並非懷有私怨或政治動機」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當然還是有的;而我個人沒辦法知道哪一種可能性比較大,因為那種判斷要求我具備對這個前州議員的個人生平與相關個案資訊作更進一步地、細節性地分析。

反過來說也是一樣的:即便我們確實可以找到一些足以推翻該前議員說詞的證據,那也未必可以得出「拜登必然只是一個被誤會的老派紳士」這種結論。

畢竟這個世界上,確實存在著一種“要作壞事嘛不敢,但卻又不肯老老實實,總想找機會搞點不一定真的會造成傷害的小花樣來自我滿足一下”的人。這個世界很大。什麼樣的人都有。

反正這種事情很麻煩:既不可忽視當事人的感受,但又不應該偏信一方的說詞;所以很多看似教條、政治正確的預防性政策,其實是這個時代的不得不然。

更麻煩的地方是:我們原則上應該鼓勵或至少MeToo運動(因為理論上與經驗上來看,真實的被害人確實都容易被噤聲封口;所以鼓勵受害人發聲是必要的),但我們仍然應該警覺「有些人就是會利用MeToo當藉口來報復或求出名」的可能(所以在幫助被害人的過程中,也要小心不要搞了冤錯假案出來);但我們仍然要留意「不能因為少數害群之馬、就徹底否定MeToo運動的正當性與必要性」這點(尤其是要注意那些“言必譏「女權自助餐」一詞”的人士)。

面對這種麻煩的問題,我不認為人們能夠有簡單輕鬆的標準答案;但我相信人類文明社會可以通過求真求知的態度、嚴謹的理性分析,以及對於人類合作的善意,來盡量避免踏入過猶不及的兩種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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