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外省人與SSCI/TSSCI的問題(20031030)

《台灣時報》及徐守凡的看法，
乍看之下似乎頗有新意，
但實際上，還是很沒營養的。
（徐雖有反諷之意，但在行文中卻也承認了台灣時報的這種邏輯）

關於「外省人」與「SSCI/TSSCI」兩個概念的掛勾，
主要是奠基於一個可能的歷史見解：

「臺灣早期的外省家庭多出身軍公教背景，
生活較穩定，經濟能力較強，因此子女受教育的程度也約莫成正相關；
由此，現在中生代的學者們，其中多為外省家庭出身。」

但這種歷史見解本身卻未必就是正確的；

就算這種歷史見解不能算沒有道理，
也不能就因此斷定「外省人」與「學術評鑑標準」之間就存在有因果關係。

首先，前述該歷史見解，
並非經過嚴謹的調查所得出的結論，
而是來自撰文者自己或一般社會認知上的偏見。

「究竟現在從事學術研究工作者，是否多出身於外省家庭背景？」
這點，還賴進一步的調查與統計才有可能確定。

其次，姑且容我們假設：前述該歷史見解果然正確無誤，
同時，也讓我們假設：「外省人」與「SSCI/TSSCI」之間確然有因果關係。

但這裡出現的所謂的「問題」，
也不一定就是所謂族群問題，
很有可能其實是階級問題！

也就是說：
「外省人」與「SSCI/TSSCI」之間的因果關係，
並不是因為「外省人」的國家認同或統獨立場所致，
而是因為今天這些外省人當年多是軍公教家庭出身所致；

倘若當年軍公教多是本省人充任，
則今天就會出現：
「本省人」與「SSCI/TSSCI」確有因果關係
這類的歷史見解。

而《台灣時報》與徐守凡將「外省人」特別挑出來講，
卻不對這裡所謂「外省人」所意味的「當年的軍公教家庭」作細究，
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

或許，這種不負責任，
恰恰正反應出她們有意醜化、污名化外省人的心態。

第三，
讓我們假設：前述該歷史見解無誤，
也假設：「外省人」與「SSCI/TSSCI」之間確然有因果關係，
但也讓我們假設：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並無智力上的太大差異。

因此，即便以結果論是外省人比較會念書，
但那全是因為家庭社經地位等背景所致。

可是，由於臺灣自日據以來便有重醫的情結，
因此本省人優秀的子弟，多有學醫者。

「醫學」作為一種學術科別，它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其研究所需的各種設備及材料，都是相當昂貴的，
幾乎都是個人與一般家庭所負擔不起的，
唯有國家或大學等專屬研究機構才有可能維持這種研究室或實驗室。

或句話說，若單就「醫學」這個學科來看，
外省軍公教家庭就算家境再好，
也支撐不起多少子弟去研究；

所以，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小結：
「醫學」是一個比較無關乎家庭背景的學科。

易言之：
對於「醫學」的研究者而言，
外省／軍公教等背景，並不致影響多少學者個人的學術成就。

與此正好相反：
要想作人文社會學科的研究，
研究者往往得買各種書籍，甚至是善本經典，
買書得花自己的錢，或至少，得花自己的錢找放書的空間。

因此，或許對於人文社會學科的研究者而言，
「家境是否穩定？」可能就是一個會影響其學術成就的重要變項。

結合以上兩點，也許我們也可以得出某種歷史見解：
外省人家境安穩，因此從事人文社會學科者多；
本省人家境清寒，因此從事理工醫學研究者多。

接著，讓我們回頭看看SSCI/TSSCI的發展過程。
今天所謂SSCI/TSSCI等標準，
這些都不是社會科學界自己因應研究需要而創的，
而是受到SCI的壓力與影響而不得不然。

這裡可見一個事實：
在學術研究的世界裡，
理工醫科的勢力，是大過人文社會學科的。

如果我們再把前述關於學科與省籍之間的歷史見解，
與SSCI/TSSCI的發展過程相互參照的話，
我們簡直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

理工醫學研究的勢力大過於人文社會學科的勢力；
外省人家境安穩，因此從事人文社會學科者多；
本省人家境清寒，因此從事理工醫學研究者多；

因此，整個TSSCI的發展史，根本就是本省人對外省人的壓迫史。

（當然，台大與榮總兩大系統壁壘分明，這又是另一個問題了）

我承認前面第三點，全部都是我個人瞎掰的。
我再一次聲明：我無意把「省籍」與「學科」掛上勾。

把這兩者掛勾的，是《台灣時報》。

我之所以寫這些，純粹是想反諷：
同樣的掛勾邏輯，恰恰可以推出另一個完全相反的結論。

足可見《台灣時報》的文章是多麼沒有營養！

SSCI/TSSCI的問題，
最主要的核心還是在於學科分際與學科之間的權力問題。

要把這個問題與「階級」或「貧富差距」掛上勾，
或許還有點研究空間；

但把這個問題與「省籍」拿來掛勾，
只不過是滿足了她們想罵罵外省人的欲望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