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學者認為：耶穌在歷史上毫無記載的那十餘年間，曾經到過東印的喀什米爾參學，其後返回中東開始宣揚他的宗教思想。
（這種說法見於所謂《水徒行傳》與《多馬福音》。在此先不討論其真偽為何。）
對此說法，史學界目前沒有直接證據證明，但同樣也沒有直接證據足以反對，所以目前仍然莫衷一是。
當然，對於天主教與基督新教的教徒而言，這種說法絕對是一種冒犯與褻瀆；因此偶爾可以看到有教徒試圖引經據典（主要是天主教廷編修過的聖經）想反駁這種見解。
然而，引用「天主教的聖經」來論證「耶穌果然是天主教所認識的耶穌」，這終究難脫套套邏輯的迷思。因此，若想真正釐清真相，我們不得不參考一些較為可信的歷史資料。
根據已知的史料發現：早在西元前十至六世紀的猶大王國時代，已經有一些猶太人移居印度大陸了：他們在西印、南印與東印，分別建立了移民聚落，從事農牧與貿易維生。
另一個確知的事實是：亞歷山大大帝在西元前326年的時候入侵過印度。儘管不久後便撤兵西歸，但卻在離開前於西北印建立了殖民地，並發展成統稱為印度－希臘王國（Indo-Greek Kingdom）王國的許多小王國。
大約在西元前二世紀的時候，擁有希臘血統的彌蘭陀王統一了該區的諸小王國，成為當時一霸；除此之外，彌蘭陀王不僅改信佛教、資助佛教，還曾經與邀請僧人於百官面前當朝討論佛法。
北傳佛教《彌蘭陀王問經》記載：「王言：『我本生大秦國，國名阿荔散。』」大秦是古中國對羅馬帝國的稱呼，但同時也指涉了地中海東岸特別是敘利亞一帶；阿荔散則是亞力山卓。
從前述兩個史實可知：當時的西亞敘利亞，其與西北方的希臘、南方的埃及、東方的波斯、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以及更東方的印度，都有很密切的交通往來。
而當時的猶太人，除了散居在地中海東岸外，也有居住在埃及、波斯與印度者。
誠如前述，當亞歷山大大帝於巴比倫駕崩後，整個馬其頓帝國分裂成四塊（後來形成三大政治勢力）；其中，領土面積最大的是塞琉古帝國，其勢力範圍大約自小亞細亞、敘利亞、地中海西岸、波斯，一直到西印度為止。
塞琉古帝國，《史記》稱之為條支國。其與印度孔雀王朝的月護王曾有過戰爭，最後雙方議和聯姻，塞琉古退出阿富汗地區。
其後，塞琉古經過內鬥與分裂，與境內及週邊的各種民族分合成包括大夏（吐火羅，或稱小月支）與波斯安息王朝在內的諸多勢力，阻斷了後來的羅馬帝國與印度的陸路連結（塞琉古帝國境內仍然存在與印度的交流）。
但這並沒有徹底阻止羅馬帝國與印度之間的交流，羅馬帝國與印度之間，仍然存在著固定的貿易路線；考古學者便曾在印度挖掘出羅馬帝國鑄造的銅幣。
受限於中隔的波斯勢力，羅印之間的商路多半以海陸並進：先從羅馬乘船跨過地中海到埃及，向下通過西奈半島後，走海路出紅海，在阿拉伯半島南岸補給後，或往西印前進，或前往南印的斯里蘭卡。
其中，南印線走海路，除了到斯里蘭卡外，更可沿著印度次大陸的東岸，到達東印；
西印線到達西印後，可轉走陸路，經中亞穿敦煌，最後到達中國。
從前述的歷史背景可知，其實西亞地區（甚至是希臘及埃及）與印度地區，彼此之間一直都有貿易與文化的交流。
合理推想：雙方的風俗、文化、宗教信仰等價值，多少也應該會有所溝通才是。
果然，西元前西北印犍陀羅文明的雕塑與繪畫風格中，帶有濃厚的希臘美學風格，應該就是這段時期雙方交流頻繁的結果。
而在今天的阿富汗境內，考古學家曾經發現有佛教寺院的遺跡，以及2001年被伊斯蘭塔利班神學士政權以「崇拜偶像」為名而炸毀的巴米揚石窟大佛像（這些佛像建造於西元五六世紀）。
根據史料：印度曾於屋大維（BC27-14）時代，向羅馬帝國派遣過使節團；由於當時使節團中有一個出家沙門，途中在雅典殉道自焚，因此在羅馬官方的文書對此事並有紀錄。
在此之前，篤信佛法的阿育王（約於西元前270年即位）亦曾派遣過正式的傳教使節團，前往敘利亞、埃及與希臘宣揚佛教思想。
德國的東方學者F. Max Müller認為：阿育王並非是最早派遣僧人西行者。在更之前，至少在西元前四世紀的時候，印度就已經有僧人前往歐洲傳法的事蹟，而且還曾經到過到過希臘化時代最重要的文化重鎮：亞力山卓。
亞歷山大大帝佔領埃及後，將當地猶太人從埃及人手中解放出來，並於西元前330年左右開始建城。
由於位處貿易交通要衝，以及文化交流薈萃之地，亞力山卓建有當時歐洲－西亞區最大的圖書館，以及當時代最具規模的大學。
同時，它也是當時全世界最大的猶太人城市：當時的亞力山卓居民，除了統治階級的希臘人外，幾乎都是猶太人；因此它便成了猶太神學與後來基督教神學的發展重鎮。
現存最古老的聖經，除了《死海古卷聖經》與《西奈抄本聖經》外，應屬天主教官方版的《梵蒂岡希臘文抄本聖經》（Codex Vaticanus，大約成書於西元四世紀）。傳說它就是在亞力山卓完成的。
儘管《梵蒂岡抄本》的確切成書地點仍有爭議，但其所根據的底本──《七十士希臘文本》（Septuagint，大約成書於西元前三世紀至二世紀），倒確實是在亞力山卓完成的。
除了對完成聖經有貢獻外，亞力山卓也是孕育許多重要的基督教早期教父（Early Church Fathers）的溫床。
西元二世紀的革利免（Titus Flavius Clements, Clement of Alexandria, 150-215），出生於雅典，本非基督教徒。他在移居亞力山卓後正式接觸基督教思想，其後更在此地創建了基督教教父神學思想中赫赫有名的亞歷山太學派。
革利免一生所學極廣，但主要的思想來源是希臘哲學與基督教信仰，因此被時人稱為「穿著哲學家外衣的基督教的傳教士」。
革利免的亞歷山太學派，將希臘哲學（主要是柏拉圖思想與斯多噶思想）、希臘化時代的東方思想（包含東地中海沿岸、西亞、埃及、波斯等地）以及古猶太神學，統整融合進入基督教信仰之中，成為基督教教父神學思想中最具影響力的一支。
除了抄寫出聖經之外，這些基督教早期教父，參考了希臘哲學、東方思想，與羅馬神學，確立了今日包含「有神論」、「三位一體論」、「創世論」、「原罪論」、「救贖論」和「天國論」在內的基督教基本教義。
儘管我們現在雖然無法確知當年佛教信徒在西亞、埃及、希臘等地的活動詳情，但可以確定的是：當時前述地區對於佛教文化與印度文化絕無一無所知。
在一座西元一世紀時代的羅馬墓碑上，便刻有「來自印度婆盧羯車的出家沙門高僧長眠於此」（The sramana master from Barygaza in India）等文字；可見耶穌時代已有佛教僧人在西亞地區傳教。
前述西元二世紀的基督教早期教父革利免，亦曾於著作中提及佛陀：「在印度哲學家中，有一些人遵從著佛陀的教誨；他們因為佛陀的偉大與聖潔，而將他尊奉為神」（Among the Indians are those philosophers also who follow the precepts of Boutta, whom they honour as a god on account of his extraordinary sanctity）。
被譽為是二十世紀史記的《世界文明史》作者杜蘭（William J. Durant）便認為：早期基督教的思想乃是受到佛教文化而啟發。
例如：聖經中關於耶穌的出生傳說，就與佛陀出生的傳說有許多類似之處；學者如Jerry H. Bentley或Samuel Beal，作家如Arthur Lillie等，便認為佛陀的出生故事是聖經有關耶穌出生傳說的取材來源。
而佛母摩耶夫人受孕前夢見白象入胎的傳說，更有可能是聖母瑪利亞處女懷胎的原型。
有些人（例如劍橋大學宗教系畢業的BBC製作人Martin Palmer）更認為：天主教對聖母瑪利亞的信仰，其實受到大乘佛教觀音信仰的影響。
在思想上，佛陀在創立佛教時，儘管大量採用婆羅門教的語言及詞彙，甚至是神話觀點，但卻重新以自己的思想加以詮釋，提出了足以解放原本飽受婆羅門祭司壟斷宗教話語權的各種受壓迫者的新論述。
與此類似：耶穌雖為猶太教祭司出身，卻將猶太教信仰的耶神，由一個西亞部落專屬的民族神，改造成一個慈愛偉大的普世神，將小亞細亞、敘利亞地區備受猶太祭司壟斷宗教話語權的一般俗民百姓解放出來。
耶穌拒絕採用猶太教設置祭司的方式，也拒絕成立固定的宗教根據地，而是採取親自帶領門徒走訪各地傳教。這在當時的小亞細亞、敘利亞的各個宗教領袖中，是非常罕見的；
然而，類似的景象，早在西元前六世紀的佛教僧團中出現過：佛陀親自帶領弟子前往各地傳教說法，直到最後年邁圓寂為止。
耶穌所提倡的博愛、反暴力等美德，在游牧民族的猶太教與講究現實主義的羅馬帝國看來，無異是奇思怪想；但這些信條卻一直都是佛教倫理學的主張。
東方學者William Crooke認為：天主教所使用的玫瑰念珠，是十字軍東征時代由印度傳入西歐的產品。
父親是公理宗牧師的巴利文學者T.W. Rhys Davids觀察發現：佛教僧人會為信眾在飲水或食品上持咒祝願，以及佛教焚香的習慣，都與天主教焚香與聖水等儀式，有相當高的雷同性。
比較宗教與哲學學者Paul Carus在著作《佛陀福音》（The Gospel of Buddha），將新約中的許多事件，一一與佛教經典中的寓言對比參照，來討論基督教與佛教在教義上的雷同性。
身兼外交官與植物學家的英國爵士Charles Eliot認為：僧侶守貞制度、懺悔告解制度、崇拜聖徒遺物的習慣、使用念珠與撞鐘，這些事實都很難讓人相信，天主教與佛教毫無任何相互影響之處，而是各自獨立發展出來的兩套文化。
倘若佛教與基督教真的曾經影響過對方，那究竟是佛教（創立於西元前六世紀，並於西元前三世紀阿育王時流行全印，且開始大規模向外傳播）比較可能影響基督教（約創立於西元三十年，主要教義則形成於西元二至四世紀）？還是反之？
當然，史學界至今並無直接證據，可以證明耶穌本人確實曾經到過東印的喀什米爾學習佛教哲學。
基督教聖經對於耶穌的記載，如果不論被教廷排除在外的偽經，則僅見於四福音書。
然而，四福音書除了「天使加百列託夢給瑪利亞」，以及「東方三賢人來訪」等傳說外，有關耶穌最早的記載是大約三十歲時接受施洗約翰的施浸，並於曠野接受四十天的試探。
也就是說：即便是基督教聖經自己，也沒辦法說明耶穌自「行割禮後」，一直到「三十歲前」，這將近十餘年的成長與求學歷程。
就這樣：傳說中的彌賽亞耶穌，背負著神話般的傳說而出生，然後在銷聲匿跡十餘年後，突然出現並活躍在小亞細亞的宗教舞台上。
怎麼想，都覺得耶穌必然是在那十餘年間發展出了自己獨到的宗教思想。
但到底耶穌學習或參考了哪些東西，我們後人幾乎一無所知。
其實，後人並不是真的沒有記載。只不過，天主教廷比較偏愛四福音書，因此將與四福音書矛盾的其它福音書，都打為偽經或次經。
而事實上，即便是四福音書，其有關耶穌的記載，彼此仍然還有不少矛盾之處。這就使得有許多考據學者經常懷疑歷史上是否真有耶穌其人。
四福音書對耶穌的記載，最可信者大概是成書最早的馬可福音（成於西元70年代之後）。
然而，由於馬可福音是以拉丁文寫成，而且作者很可能是個對巴勒斯坦的地理位置與風土民情沒有太多認識的羅馬人，因此考據學者實在無法單憑馬可福音彼此矛盾的記載，去證明耶穌真有其人。
所以到最後，有關「耶穌真有其人」的爭論，仍然是各說各話：
歷史學者沒辦法單憑聖經片面之詞就被說服，而大部分基督徒則是對天主教教廷的說法深信不疑──正如至今還有很多基督徒相信「耶誕節是耶穌生日」一般。
（其實陽曆12月25日原為波斯太陽－輪迴女神的生日。其後猶太人與羅馬人都各自在自身神話體系中接受了它一部分神格，特別是羅馬人還將該日定為國定假日，於是後來天主教廷便宣稱這個假日是耶穌誕辰，以吸引信徒於羅馬的國定假日中舉行慶祝活動。這是岔題的閒話，表過不提。）
目前致力於考據耶穌生平的學者，以倫敦大學的G. A. Wells與波士頓大學的Michael Martin兩位最具代表性。
另外，在1985年有兩位聖經學學者（Robert Funk及John Dominic Crossan）號召了許多學者組成「耶穌研究會」（Jesus Seminar，目前成員超過二百人），發起對耶穌的考據研究。
這些學者不斷從各種可信史料，以及四福音書有關地理資訊、猶太風土民情、羅馬政治事件等記載，彼此交互對照，企圖還原耶穌的真相。
可惜至今只有各種質疑，而沒能有真確的定論。（假設我們不願意片面且全盤接受天主教廷的官方說詞）
最近幾年，有一個德國的宗教及印度學學者Christian Lindtner，通過比較希臘文版本的四福音書與巴利文與梵文佛典，提出了一個新穎的見解。
Lindtner認為：四福音書其實就是佛典的變形（例如利用希伯來字母代碼〔gematria〕數值作易位構詞〔anagram〕，或是玩弄雙關語或同音字的文字遊戲等）。
這種觀點新則新穎，但可想而知一定存在很大的爭議空間。但倘若這種觀點為真，則大概整個歐美文明的思想史，全部都得改寫了。
先姑且撇開前述諸多爭論不談。
一個事實是：耶穌時代的西亞地區，其實與印度有著密切的貿易與文化交流關係。
另一個事實是：耶穌時代之前，印度便曾派遣過傳教使節團前往西亞地區宣揚佛法。
第三：語言學上有所謂的「原始印歐語假說」，認為拉丁語、希臘語等古代歐洲語言，與印度的梵語，可能有著相同的來源──亦即：羅馬人、希臘人與印度人（種姓制度上層的婆羅門〔宗教〕與剎帝利〔政治、軍事〕兩階級）很可能有著相同祖先。
考慮到這兩個事實與一個假說，且讓我們回頭想想：倘若耶穌之前的西亞地區，確實存在著佛教思想（且不論其信徒人數多寡、勢力龐大與否），則耶穌參考佛教思想而創立出基督教，真有那麼不可能嗎？
無論耶穌是否真的曾經前往東印求學，作為一個有心改革猶太教的宗教領袖，在他發展思想的過程中，曾經就近參考其它有別於猶太教的東方宗教思想，這並非很難想像，更非不可接受的事情。
也許到最後，問題不在於：耶穌是否真有其人？也不在於耶穌是否真能死而復活、肉身升天？更不在於耶穌是否真的曾經接觸過佛教思想？
問題在於：基督徒到底寧願相信那個充滿可疑爭議與人工編造痕跡的「天主教廷官方說法」？還是寧願真的去研究歷史上關於耶穌的真相為何？
倘若耶穌並無其人，又或者耶穌本人並非如聖經所記載（或該說是如天主教廷所宣稱）那般，則基督徒是否應該就此放棄整套基督教信仰？還是應該選擇存在於耶穌思想、基督教思想中，那些確實有道理，而且確實值得接納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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