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文：「原來據羅柏森﹙D. H. Robertson﹚教授精心指出，凱因斯所引用的會計原理﹙即「國民所得總額一定等於消費加投資」﹚此一公式，只適用於同一時段中的統計數字〔……〕在考慮這種投資的融通行為時，凱因斯所用的國民所得會計公式中的儲蓄，就毫無意義了。」
我不是很懂經濟學，但孤陋寡聞如我，總也還聽過凱因斯的大名。我之前在讀張五常的東西的時候，就常看到他說自己如何想通了某個模型，而得出了某些其它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大老想破頭也想不通的邏輯。顯然，「一個變項乃至於一個常數項設想錯誤，整個經濟學模型就錯誤」的這種現象，在以模型為主要思維方式的經濟學裡，確實是存在的。
很多社運朋友以及自認是站在小老百姓那邊的改革人士，最近頻頻地轉貼台大經濟系鄭秀玲教授的論點，認為兩岸服貿協定將會導致臺灣經濟極大的損失。
我絕對相信這些朋友對於「小老百姓」的情感與關懷是真摯的。我也不敢批評鄭教授對其學術研究成果的信心。更何況，我對於經濟學確實所知甚少，所以我實在沒有什麼立場對這個議題講些什麼。
但我知道一件事：不同經濟學者之間，經常對於同一個經濟現象，給出了完全相悖的經濟學解釋，而且各自都還能援引大量經濟數據與經濟模型作為論點。
我還知道另一件事：正因為不同經濟學者間對經濟現象的分析不同，所以她們所提出的經濟政策與解方，不僅經常不同，甚至還常常彼此在邏輯上相互牴觸或衝突。
我更知道一件事：很多經濟學的理論，儘管模型看起來精簡漂亮，理論聽起來無懈可擊，但到底說的正確與否，最後只能靠經濟體的經濟發展績效表現來證明。
但問題是：國家或主政者在決策時所採用的經濟觀點，除了跟政治人物個人的經濟思想有關之外，也跟她們執政團隊所接觸到的經濟學者是哪些人有關。
也就是說：有些事後看起來好像才是正確解方的經濟分析與政策，只要提出的學者本身與執政高層不相熟，又或者學者的名氣頭銜不夠具有權威性，則其思想與分析就很可能湮沒在茫茫學術論文海中而被遺忘。
有些學者的東西，可以在被遺忘多年後，重新為人發現而重回主流地位；與此相對地，有些學者的東西，曾經盛極一時、稱霸學界主流地位多年，但過了那個時間點之後，就被後人當作不過是「一時風潮」而被輕視或遺忘。
所以說到底，經濟學分析這回事，不僅本身就是一個難以被證明的東西，而且「分析」自身又會因為其「落實於政策」的程度不同，而有了不同程度的證據力。最終沒有成能「政策」的「經濟學分析」非常多，有些被後來的歷史證明有價值，有些被後來的歷史證明無價值或只有有限的價值，更多的則是被後來的歷史給遺忘了（無論提出的學者當年是否紅過）。
於是這讓我回想起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 LTCM）的故事。
1994年，前所羅門兄弟債券部主管John Meriwether開創了LTCM，並找了Myron Scholes和Robert C. Merton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不過他們兩位獲獎是1997年的事了）擔任共同發起的董事。LTCM主要是運用複雜的經濟學與金融學的模型，去計算不同國家發行的債券間的價差（spread），然後利用價差發生乖離時進場交易，再等價差收斂時平倉。
從經濟學與金融學理上來說，這種價差交易的風險極低，而且預測準確率極高。雖然LTCM最初的交易者與研究者的人數並不多，但她們無一不是名門大學畢業的經濟學者或金融學者。在1994年LTCM正式開始運作時，它已經募集了十億美金以上的資金，並且連續好幾年都給出了非常漂亮的操作績效。
由一堆經濟學者或金融學者主導，憑藉著〝科學〞的金融模型與量化數學計算，甚至有諾貝爾獎光環的加持，一時之間，LTCM不僅成為全世界規模最大的避險基金，而且還是當時社會名流、大學基金還得找關係疏通才有辦法投錢進去投資的當紅炸子雞。正因為LTCM實在太賺錢了，實際主導經營的團隊，甚至還拿現金逼著買回一些原始股東的持股，好肥水不落外人田地自己賺給自己吃。
但經濟學者或金融學者所研究的東西畢竟不是什麼真理，她們只是一廂情願地這樣相信而已。在金融世界中，經濟或金融模型所計算不週延的、以為可忽略的、或從來沒能想像到的黑天鵝事件總是一再而再發生。
從結果來論，LTCM最後因為自己的基金規模過大、過度押寶同一交易方向、槓桿比例過高，而使得「自己的交易行為」造成了「自己的經濟模型預測失靈」這個結果。
換句話說：儘管LTCM自認可以用模型計算一切風險與經濟因素，但它始終沒辦法把「自己」納入計算中。而顯然，「自己」從來都不是什麼可忽略的誤差，反而其實才是真正的關鍵所在。
當年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興起時，當時大名鼎鼎、發明微積分（雖然也有人認為萊布尼茲其實才是微積分的最早發明者）的數學物理學天才牛頓爵士，也曾經下海投資，但最後卻慘賠。據說牛頓留下了這句名言：「我能計算星體的運動，卻沒辦法計算人的瘋狂程度」（I can calculate the movement of the stars, but not the madness of men.）。
無論是牛頓、凱因斯、LTCM的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其實這些例子都說明了一件事：經濟學不是什麼科學，它其實是個藝術。經濟學不是什麼學者可以靠簡約模型而得以預測未來的工具，而是一種人對於已知歷史所作的過程推論與對未來發展的預估。
正因為經濟學者不是神，所以模型失靈、預測失敗是常有的事情。更遑論不同經濟學者之間，總是會提出彼此相衝突的不同經濟模型與經濟分析。
鄭秀玲教授對兩岸服貿協定的經濟分析，到底是基於其學術研究的成果呢？還是基於其政治立場或個人偏好呢？這點，我沒有足夠的資訊與立場去作評斷。
但我知道一點：很多援引鄭教授說法的朋友，其實不一定真懂到底鄭教授的經濟學模型或經濟分析的原理為何。這些朋友之所以援引鄭教授的論點，理由真的很簡單，因為它支持了她們心中早就存在的定見。無獨有偶地，很多支持兩岸服貿協定政策的朋友（以及現在的主政者），也馬上就找到支持其立場的經濟學分析來為其背書，以作為對抗。
經濟學最麻煩的一點是：很多時候，它的論點到底正確與否，只能從事後的歷史軌跡來判斷；但人作為歷史的參與者與創造者，我們當下的想法與決定，其實反而又直接影響了未來的歷史走向。
換句話說：即便歷史最後證明某派的經濟學分析，這個「證明」本身很可能是該派經濟學者因為掌握政策制高點而形成的自證預言效果；而反之的情形當然也存在。
那麼，身為能力有限卻又非常擔憂未來風險的普通人類的我們，面對這種經濟分析自身的二律背反，到底該如何自處呢？
雖然我沒能有簡單的答案，但我想我們可以往一個方向努力：
經濟的本質在於人類的各種資源流通活動。當自己的經濟活動促成了別人的新的經濟活動，則社會資源就會在不斷的流通中創造出價值與機會。透過時間差與資源分享，參與經濟活動的人可以有所喘息與創造的空間。
當經濟體的多樣性程度越高，人的需求越複雜，而作為供給的經濟體內用以交易的商品與服務種類就越多。
無論經濟體的主要產業為何，任何產業都有它輝煌的時候與落幕的時候。所以，一個經濟體的長期發展好壞，其實不在於它是否能成功押對寶，而是在於它能否有足夠的多樣性來創造出多種潛在的候補產業，可因應未來產業結構的調整與經濟局勢的變化。
所以，完全基於「公平」、「正義」或「確保眼前少數人的生存空間」這些價值而作的經濟政策，通常不會造成太大的改變，而只是白白賠上以稅金及潛在經濟利益為代價的政策成本而已。因為，人通常是安於現狀的；當有國家或政府或任何她者幫我們遮風避雨了，我們就會忘記要「作好因應風雨的準備」。
自由市場的競爭，永遠都是存在的，無論有沒有政府或法規阻擋的國門。只要有利可圖，無論是違法查禁的毒品槍枝性服務人口，或是戒急用忍政策下的台商，甚至是非法移工高度倚賴的跨國地下匯款，這些東西始終都會存在；而且其產業型態、利基與經營模式，不僅經持持續地變動著，而且其多樣性之高還經常超出經濟學者、政策分析者所能想像的範圍。
換句話說，任何形式的政策阻擋，都不可能真正切斷真實經濟世界的需求－供給關係。政策最多只能減緩其資源流通的速度，但那必須負擔高額的代價與成本。
所以，當面對「鎖國」與「開放」的抉擇時，真正的判斷從來都不是二選一的「是非」零和判斷，而是「何時」與「如何」的判斷。
從今天這個時間點回去看，我想不會有太多人認同陳水扁當年砸大錢去培植面板與記憶體兩大產業的政策。當「產業」變成「慘業」時，整個經濟體為了培植它們而承擔的一切代價不僅統統付諸流水，還白白浪費了原本可用於轉型的機會成本。
但問題是：當年「兩兆雙星」政策是主政者徵詢過諸多財金學者後所作成的決定，而這種決定最後之所以是「錯誤」，有時候並非是當初的學者不用功所致，而是後來的因緣際會所致。既然如此，何以我們今天會覺得，如果今天的主政者，在徵詢過今天的財金學者的意見後，所作成的「阻擋開放」政策，在未來一定是有用的呢？
事實是：我們不知道。沒人知道。牛頓不知道，凱因斯不知道，LTCM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也不知道。
但我們可以知道一點：如果「自由競爭」是經濟活動的本質，則「阻擋競爭」作為一種人造物，它就必然得付出成本。
所以決策的關鍵從來都不應該是「鎖國」與「開放」的二擇一，而是「為了何種目的與利益而鎖國」與「為了何種目的與利益而開放」的問題。
如果真要用政策去阻擋開放，那首先要先搞清楚這樣作的目的與效益為何，以及實施阻擋開放的代價與成本為何。如果阻擋開放可以幫助我們買到一些喘息與轉型的時間，則也許投注大量資源與機會成本來阻擋開放，就是比較有利的選擇。
反之，如果我們的經濟體從來就沒有認真思考轉型的問題，則就算我們真能成功地阻擋開放而買到了一些時間，但若是我們的經濟體到頭來仍然沒有任何改變，則花代價去買這些時間就變得沒有任何意義。甚至，阻擋開放反而成為讓經濟體中人無法趁早發現危機、意識危機、面對危機的兇手。在這種情景下，其實反而趁早開放，加速陳舊的思維與觀念的新陳代謝，促成新人、新觀念、新產業的出頭，才是對我們而言比較有利的。
我沒細讀過鄭秀玲教授的經濟分析，所以在此我不評論她的主張。
但我知道一點：雖然我們大家永遠都在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隨機性與不可預測性，但我們終究得在某些時間點上作成某些決定。如果我們堅持不肯作決定，則大環境自然會幫我們作決定，而這樣的最終結果不一定就會比較好。
因此，當我們把爭論的焦點，一直擺在「開放會害慘人民」或「談判不透明」上頭時，其實我們只是在找各種能滿足我們心中定見的權威意見與替罪羔羊罷了。
關鍵從來都在於「我們如何面對未來的挑戰」這點之上。如果「鎖國」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面對未來的挑戰，則鎖國就是可考慮的選項；反之亦然。
但無論我們如何選擇，我們都不應該妄想以為：單一政府的單一政策，真能改變整個世界的趨勢。趨勢，是由無數個人的意念、想法與行動所構成的東西，不是少數人、少數政府、少數國家就能抗衡的。
如果趨勢註定要使某些產業死掉，則不斷投入資源延續其「活著」的假象，不過就像柯文哲批評「幫死人裝葉克膜」一樣是種「無效治療」罷了。
因為產業死掉而失業變窮，這真的很慘，但那絕對不是最慘的。最慘的事情是：把一切可用的資源都投入了之後，還是看著產業死掉，然後大家照樣失業變窮，而且還失去了原本可以用來救急或緩衝的資源。
當社會運動者與自詡改革者把批評的砲火瞄準在黨國體制或金權體制身上時，進而不斷呼籲政府應該強硬阻擋全球化、自由化的潮流同時，其實她們忘記了一點：她們所企圖訴諸的解方，幾乎無一例外地得依賴一個「強大的國家」來實踐。
於是乎，當社會主義革命發生後，取代資產階級統治的所謂人民民主專政政權，無一不是比原本政府更大的國家；而東歐、北韓、中國大陸、越南、拉丁美洲等社會主義經驗都告訴了我們一點：除非我們能確認統治集團中人真正都是道德高尚、毫無私欲的君子，則國家與政府越是大，「貪腐」與「錯誤施政」的後果越可怕。
蜜蜂與螞蟻可以為了追求物種集體的最大利益，而自願犧牲少數個體的利益。有時候，「犧牲」不見得是件壞事。
必須要說明的是：我並沒有拿這樣的例子來合理化「所以黨國可以盡情犧牲少數人來追求她們口中的最大化的國家利益」這種主張的意圖。
我想說的是：政治，有很多時候，就是得在很多兩難的狀態下作決定。真正負責的社會，應該在認真思考正反各種利得與損失後，作成一個當代人覺得最合理的決定；然後集體為了這個決定負責。
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需要民主。因為只有當大家都有充足機會參與決策過程的時候，大家才會甘願地為了集體的決策結果負責任。
現在很多政客與社運團體，嘴巴動輒都高喊著民主價值，但實際上腦袋想的其實只是「權力鬥爭」與「奪權」罷了。用這種邏輯思考而行動的人，即便最後真能成功佔據大位，永遠也不可能真正落實其嘴巴上曾經說過的理想，因為她們從來都沒有真正尊重過「體制」自身，而只在乎「體制是否為我所主導」；而在這種思維下，與之對立的其它異議者，自然也不會對於「新‧體制」給予尊重與信任。這也是何以幾乎所有的革命政權，上台後都會大規模地鎮壓各種「反革命」力量的原因。
要想真正幫助整個社會達成最大的集體利益，拿若干零星個體的小善私利來說嘴，是沒有意義的；尤其不應該為了突顯個人所信奉的正義觀，而動輒詆毀或故意踐踏大家對「體制」的信任。
一旦「體制」不存在，則經濟活動上的資源流通就會有困難，因為交易成本不僅會變得很大，而且還會變得極端難以估計（在戰亂期間的法幣貶值狀況，就是一例）。
當交易成本過高或無從估算時，人們亦或就此減少交易行為，亦或得另外重新建立一套新的交易平台。無論是哪一種情景，整個經濟體都得在過程中付出偌大代價。
不肯面對死亡，不理性地恐慌死亡，是不可能真正獲得新生的。死，是世間循環本來就存在的一部分。能夠真正認知這點，才有可能擺脫死亡所帶給我們的陰影。
如果個別產業或企業的死是不可避免的，則「動用偌大社會資源充當葉克膜來幫助它繼續呼吸」就是件不正義的事情。與其如此，社會或經濟體還不如把這部份的資源拿來幫助這些個體「死後重生」。
把「正義」的名頭喊得乍響，不過是把我們個人的主觀偏好強加投射到別人身上罷了。本質上，這是一種權力實踐；它作為一種暴力宰制，與那些被改革派痛罵的大財團、黨國、跨國資本主義的所作所為，其實別無二致。
「正義」終究只是我們主觀的一種想往，而真實的人其實無法活在那種虛妄的論述之中。這也是何以這些職業社運團體每次介入零星個案後，終究難免因為「社運團體的利益」與「個案當事人的利益」不一致而離開該案，另謀其它的新的個案來發聲。
既然這一切本質上不過就是利益的衝突，則與其死抓著虛假的「正義」二字不放，不如討論如何最大化集體利益與共同利益。這是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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