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正在執高教教鞭的朋友，或默許或主動停課鼓吹學生上街抗議，以為這是所謂的「公民教育」。但我對此頗有不同看法。
雖然我承認，在我們與西方的歷史傳統中，讀書人、知識份子、學者，這些身份似乎都期待著某種「為了公眾發聲」的行動與責任；但這些東西，是加諸於「知識份子」個人的身上，而不是加冕了某種神聖的光環。
既然公共知識份子是種責任，是種使命。所以學者自己當然應該勇敢地發聲。
但問題是：學者固然發聲，但學者的看法不一定都是正確。
姑且不論政治見解罷了。即便是學術專業領域裡頭的一些論辯，不同學者間，其實也常常因為方法論的不同、途徑的不同觀點的不同，而有著天差地別的迥異立場。
如果連學術專業都能因為學者之別而有如此差異，則學者又如何確信自己在所有議題上的看法，都是正確的呢？
如果不能確信自己的看法是正確的，那又憑什麼硬要灌輸給學生呢？
當然，有很多學者會說：她們並沒有對學生作任何的洗腦，她們只是鼓勵學生多去看看、多去學習而已。
但問題是：學生進大學的目的，不在於蹺課上街頭，而是學習。要學習，又何必非上街頭不可？難道去街頭打卡開音樂祭，對於知識的增長就增加了許多嗎？
為什麼不是把學生留在課堂上，看看學生到底理解了多少？然後平日大家課本所學到的知識，又如何回應這些疑問與想法呢？
這，不就是高等教育的本質嗎？
再者，作為一個公民教育者，老師的職責不就在教導學生關於「公民」的本質嗎？
所有的人都得在自己的人身性命財產升遷人情倫理觀感風評等考量下，去選擇要投票給哪個候選人、要支持哪一個議題立場、甚至要不要表態。
身為一個公民，總是在面臨凡此種種成本的前提下，去決定是否選擇參與公共事務的。
不管是聆聽政見發表會、參加集會遊行、參加公聽會、參與政黨活動或是參選民意代表，這些行動，都必然得承擔若干成本。
天底下，除了職業學生因為有政黨豢養所以可以不用擔心之外，沒有任何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公民，是不必考慮這些因素與成本的。
既然如此，趁著這個機會，老師讓學生們好好思考「到底有沒有必要為了參與集會遊行，而犧牲自己的學業？」這個問題，豈不是最好的公民課嗎？
絕大多數的大學生都成人了。本來就是不應該再被當成是無能幼稚的嬰兒一般。
最好的公民教育，就是教導無知、無能、無心學習參與的學生，提昇自我，然後成為能夠樂於學習、勇於自律的公民；難道不是如此嗎？
倘若打著「公民教育」的名義，把學生拱上自己與好友輪番造勢的場子，這怎麼看都只是在打著「師尊」名義剝削利用學子而已。請問這些師者，你們真的擔得起「公共知識份子」這個頭銜嗎？
切莫忘了：作為大學學者，你們首先是知識的「研究者」與「教育者」，然後才是一個願意以自身所學來捍衛這個所謂「政治」場閾的「公共知識份子」。這才是真正的順序。
如果你們否定這個順序，那麼我請問：何以你們之中的絕大多數，在過去某些政治風向不利於己的時候，都曾經選擇沉默閉嘴，但卻仍然維持著學者頭銜與在大學裡頭任教的資格呢？
你們自己的人生經驗，難道不就是用這樣的順序來理解這「學者」與「公共知識份子」的這兩重角色嗎？既然如此，何以你們要苛責學生，要求她們先當個「公共知識份子」，然後才來當「學生」？
倘若按照這種順序，那一個什麼知識都沒學好的學生，請問到底又該怎樣扮演好「公共『知識』份子」的角色呢？
學生今天之所以會變成嬰兒暴民，就是因為她們沒學好該學的知識，又欠缺公民教養的長期鍛鍊；所以她們就像一群嬰兒般，一不滿意就哭鬧勒索，自覺有需要就會去使用各種由自己來當裁判而定義出的“正當”手段。
無知的嬰兒暴民學生們，是被你們這些老師們寵出來的。這點，你們責無旁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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