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義而言，哈伯馬斯的憲政愛國主義與慎思民主理論大約成形於1980年代。然而，一直到公民審議陪審團實驗之前，歐美一直都沒能真正大規模地試辦通過慎思審議進行政治決策的作法；充其量，不過是在一些公立學校學區事務或都會區公共治安議題的層級上，有過一些地方社區與政府部門合作的實驗案例。因此，如果不算公民審議陪審團實驗的話，其實慎思審議的民主模式一直停留在理論家的論述（甚至是神話）層次。然而，儘管政治學沒有針對慎思民主的大規模實驗，但社會心理學卻不乏有針對「組織內溝通」或「審議溝通」的實驗研究。
激化誤解與矛盾
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而言，人其實很難真正通過組織內的溝通對話而達成在理性與知識上能有高品質的意見共識，反而容易曲解彼此的真實想法（Pronin, Puccio, and Ross 2002, 636–637）；因此，倘若在進行組織內溝通時並不存在公正的仲裁者，則溝通對話的結果只會形成零和談判、並激起人我間的不理性對抗（Pronin, Puccio, and Ross 2002, 639–641）。亦即，審議溝通若非經過高度精密的管控，則不僅不可能形成理性共識，反而會形成沉默螺旋（spiral of silence）或多數暴力（tyranny of the majority）等負面結果（Price and Cappella 2002, 305）。
組織內溝通之所以容易造成誤解，主要是因為組織成員不一定擁有崇高的道德能力，也不太能客觀地理解彼此的不同意見，反而傾向直覺性地將自己的既存意見立場視為是“更合理”的或“更應該被眾人認同”的。這是一種關於虛假共識的心理效應（false consensus effect）（Pronin, Puccio, and Ross 2002, 642）。由於參與討論對話的人未必都擁有成熟的心智能力，因此溝通對話不僅無法改變其既存的意見立場，反而容易誘發自己在認知上或認識論上的幼稚現實主義（naive realism）：人傾向將自己所身處的狹小世界中的一切視為是唯一的合理觀點，並以此作為評判對手論點的標準（Pronin, Puccio, and Ross 2002, 646–647）。與此同時，組織內溝通之所以經常造成誤解與失焦的原因，是因為參與溝通的人經常慣性地以「我群」及「她者」的團體間的「對立」關係來決定自己的意見立場；因此，人會不斷為了維持自己所想像的「我群一致立場」而將那些最終可能達成共識或求同存異的交集選項給清掃出自己的視線之外。這就是所謂的假極化效應（false polarization effect）（Pronin, Puccio, and Ross 2002, 651）。
意見立場的極化效應
除了假極化效應之外，從慎思審議行動容易強化人在開始審議之前的既存意見立場（Sunstein 1999, 3–4），或是往小組內已經形成的「主流」立場上高度傾斜（Sunstein 2002, 177–178）；亦即，小組內審議不僅不容易達成共識，反而容易形成兩極化的意見立場，這就是所謂的真極化效應（polarization effect）（Sunstein 2007, 274–275）。「小組內的慎思審議行為容易形成意見立場的極化現象」這點，其實已經在許多次社會心理學的實驗中被發現；然而其成因仍然有許多種見解。
一種解釋是回到一個古老的社會比較理論（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人會不斷根據小組中旁人在意見立場上的移動方向，來調整自己的意見立場，於是人的意見立場就會不斷地往小組中的主流方向移動；當這種意見立場上的移動係“多人同時發動”，且“不斷反覆彼此相互增強與再增強”時，小組內的意見立場就會趨於極端化，而且通常高度集中在小組內優勢成員的既存立場附近（Sunstein 2007, 275–276）。
另一種解釋則是訴諸同樣古老的社會心理學實驗發現：就算一個極其明顯有錯的意見，只要支持它的人數夠多，或是組織內支持它的氣氛夠堅定，則它就能在組織內中形成足以撼動旁人政策立場的實質壓力（Asch 1955, 34）。這種效應因為極其普遍，所以早已形成人在常識層次的直覺反應：只要小組內的不同意見立場在音量上或支持人數上有了可辨別的強弱差異時，音量較大或支持人數較多的一方，就會容易被以為是「較有說服力」的一方；如此便容易帶動人在意見立場上位移現象（Sunstein 2002, 179）。
這兩種解釋背後共通的原理，都是所謂的瀑布層疊效應（cascade effect ）：當多個事件或訊號結群成串地出現時，存在共通元素或享有同質性的訊號容易不斷反覆強化彼此，並形成一種加速度的增幅效應（Sunstein 1999, 9）。這種效應有時也被稱為滾雪球效應：當人本身缺乏獨立思考與判斷的能力時，人便傾向參考小組內各種傳播流通的關於意見立場的「訊號」來決定自己的意見立場；因此，任何主流聲音一經形成後，人就加重它的可參考價值，而每次的「加重其可參考價值」行為又會反過來強化該主流聲音的可參考價值，於是人就容易根據小組內旁人對主流聲音的接受程度來決定自己是否也要接受它（Sunstein 2000, 81–83）。
儘管社會心理學界對於組織內溝通容易出現意見立場極化現象的解釋仍然分歧，但一個被反覆發現的特點是：當人自覺與組織內其它成員共享某種社會認同（例如：文化歷史或國族認同）時，這種社會認同會顯著地加速且增強其意見極化的傾向（Sunstein 2007, 276）。但在相反情形中卻又不會減輕組織內溝通的意見立場極化效應：當人置身於某種可匿名發言或可隱藏自己社會性身分的環境時，由於人會因為感受到強烈的孤立感而渴望與她者形成聯繫；因此人也會不自覺地去參考旁人的意見立場或組織內的主流聲音，並將自己的意見立場移動至此，從而也形成了極化現象（Sunstein 1999, 17）。
反過來說，當組織內的人彼此缺乏共享的社會認同，但又並非置身於高度匿名的環境時，人反而會因為無法在短時間內摸清旁人的意見立場、或是無法快速掌握組織內的主流聲音，而減少自己通過極化效應以建立人我聯繫的機會；亦即，極化現象會比較少發生（Grönlund, Herne, and Setälä 2015, 20–21）。同理，若是當組織內存在正反立場極端者、且雙方同時被迫要進行組織內對話時，此時由於同樣不存在太多於意見立場上位移的空間，所以人們便容易傾向通過公平的仲裁機制、來達成合意的折衷妥協（Sunstein 1999, 16）。由是可知，在進行組織內溝通時，倘若人具備真正的理性推理能力，則她便不會傾向通過極化效應來重新定位自己的意見立場；但若是人對於自己關於意見立場的判斷能力過度自信或過度自卑時，則組織內溝通便很難避免走上意見立場的極化現象（Mercier and Landemore 2010, 19, 22）。
弱勢族群飛地包圍
除了意見立場的極化現象外，亦有許多研究發現：其實慎思審議行動通常會在小組內形成某種以主流強勢聲音包圍孤立弱勢族群的飛地包圍效應（enclave effect）：小組中的多數公民，因為共享了某種同質性，而彼此相互強化既存的政策立場，從而集體形成一種“多數共識對少數雜音進行包圍與壓迫”的現象。即便是在審議溝通的小組中並不存在特別居於優勢地位的明星或權威人物，只要小組內的公民擁有一定程度的同質性，則階級、族裔、性別，或宗教文化上的少數她者仍然很容易就會落入飛地包圍的困境（Sunstein 2002, 177）。一種對於「何以弱勢族群容易在審議溝通行動中被飛地包圍」的解釋是：當組織內的同質性較高或社會認同較強時，人們容易傾向以團體的集體立場來取代個人的意見立場，從而容易將自己與另一個被自己視為是外團體成員者之間的關係、定義為是零和競爭關係（Azzi 1993, 213）；因此公民便沒有“放棄既存政策立場、而移動到那個被自己視為不合理的少數派政策立場”的動機。反之，公民不僅會繼續擁抱主流的政策立場，更會攻伐少數派政策立場。
另一種針對飛地包圍現象之解釋則訴諸審議溝通行動中的權力不對稱現象：首先，通常會熱衷參與慎思審議行動的，往往都是平常就對「於公共領域中進行溝通行動」這類活動高度有熱忱或興趣的公民（Karjalainen and Rapeli 2014, 420），而她們往往同時也是社會與經濟地位較高、教育程度較好、擁有優勢族裔或性別背景的人。相比之下，那些社會地位較低、教育程度較差、屬於弱勢族裔或性別背景的人，或因為欠缺能力或自信，或因為擔心遭受到直接的壓迫或報復，因而通常不願意在慎思審議的過程中多作發言；就算真的發言了，她們的發言在小組的影響力也顯著較弱（Sunstein 2007, 277）。至於那些已經擁有相對較多優勢的人，她們不僅較有能力，同時也較有意願從事慎思審議行動；更者，這些本身已經擁有較多社會資本的人，更會將其在公共領域中的社會互動轉化為新的社會資本（Price and Cappella 2002, 314–315, 319–320）。
無論是前述哪一種解釋，總而言之，當審議溝通的過程中出現飛地效應時，則整個審議溝通行動就不可能繼續維持公正與理性。恰恰相反，這種審議飛地（deliberative enclave）不僅加劇已經存在社會不公平，更容易滋養狂熱極端主義、並造成社會裂痕（Sunstein 2000, 75–76）。易言之，哈伯馬斯所謂「於公共領域中進行審議溝通行動」云云，到最後終究仍然是一種“由社會精英主導、且所有成果也會回歸於社會精英口袋”的社會資本再生產活動。正由於審議溝通行動本質上就有這種「偏袒精英」的傾向，因此當弱勢族群開始參與審議溝通時，她們就會迅速被“由主流優勢族群所生產、強化與再生產”的強勢政策立場所包圍，從而落入飛地包圍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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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0. 前言
1. 憲政愛國主義的使命：鞏固既有憲政正當性
2. 直接民主與盧梭式多數決的理論缺陷
3. 既反算計偏好、更反直接民主的慎思民主
4. 憲政愛國主義與慎思民主的理論缺陷
6. 公民審議陪審團實驗
7. 早已和解的當代民主理論爭鋒
8. 太陽花錯在哪裡？
9. 結論：民主無法通過多重曲解與雜碎剪貼而得救
10.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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